近代广府文人海外竹枝词的文化体认

2020-12-01张奕琳

岭南文史 2020年2期

张奕琳

晚清以降，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文人士大夫或因公或因私走出国门，旅居海外。广府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近代不少广府籍人士亦纷纷出游异邦，如康有为所言的，“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1]他们在游历中撰写了大量旅行文学，中以游记为最，是研究近代对外交往的重要文献。同时，作为惯于“以诗言志”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旅居海外亦不忘诗赋创作，竹枝词是其常用的诗歌体裁。

竹枝词本源自巴蜀地区民歌，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录唐顾况《竹枝》，注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2]竹枝词有别于一般抒情言志的诗歌，多叙风土人情，王士祯在言《竹枝》与绝句区别时即云：“《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3]又因本自“词多鄙陋”[4]的民歌，竹枝词多以口语、俗语、方言入诗，即使是文人的创作，诗论家亦认为“其词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5]竹枝词的文体特征，适合叙事纪游，亦方便近代才频繁使用的各类新词入诗。近代广府文人[6]游历海外时，创作了不少竹枝词，记叙了当地的风景习俗、社会民情、历史政治，较为著名的有番禺陈道华[7]《日京竹枝词》、番禺潘飞声[8]《柏林竹枝词》、东莞邓尔雅[9]《委奴竹枝词》[10]、番禺金保权[11]《东游诗记》[12]等。这些竹枝词不仅描摹了他们在海外游历时的见闻，也体现了在思想文化新旧交替、东西碰撞的近代，文人士大夫是如何认知、接纳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

一、海外竹枝词中的新世界

清代尤侗（1618-1704）在编修《明史》之余，“既纂《外国传》十卷，以其余暇，复谱为竹枝词百首，附土谣十首。”[13]最早期的海外竹枝词，不少是像尤侗这样，在千里之遥借助文献“想象”而成的。而近代文人得交通之便，竹枝词均取材于亲历亲闻。金保权游历日本而作《东游诗记》，其二便云：“前贤无此纪行诗，听我和歌唱竹枝。莫信西堂丰太阁，今人不被古人欺。”自注曰：“尤西堂有《日本竹枝词》，述丰太阁事失实甚矣。”[14]颇为自得地表示诗作的“纪行”属性，绝无尤侗竹枝词的失实。这种异于古人的亲见，是叙述者站在游历者角度上的“凝视”。英国学者约翰·尤瑞的“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理论认为，“旅游的过程实际上是完成了旅游凝视物或吸引物与游客想象之间的关联”。[15]而凝视的构建是通过各类标志来完成的：“这种凝视是通过标志（signs）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含着这种标志的收集（collection of signs）”，[16]如游客看到巴黎人在亲吻，便捕捉到了“永恒浪漫的巴黎”。[17]近代文人海外竹枝词，便体现了诗家以旅行者的身份，捕捉了何种标志并进行何种想象的。

旅行者往往有着对奇异性、差异性的追求。广府文人在游历海外时，最受震撼的当然是异于中华文化的风土人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凝视异于往日经验的各种新事物，所撰写的海外竹枝词，便展现了一个带有异域风情和现代色彩的全新世界。既有所在地代表性的景物风光，如陈道华、邓尔雅的竹枝词中便有不少写日本樱花、枫叶、荞麦的；又有社会习俗，如潘飞声写西方携带《圣经》礼拜祈祷的宗教活动：“经堂晨诣各携书，祷告低鬟向紫毺。博得玉人齐礼拜，欧洲艳福是耶稣。”[18]既有对时风的概述式叙述，如邓尔雅写日人取名习俗：“复姓胡为五字长，三郎称谓太郎当”；[19]又有细节式的描摹，如陈道华写日人入室脱靴习俗：“商女殷勤留远客，缓教金札换乌靴”，[20]捕捉到了食客脱靴后领取靴券，出店时以券领靴这一细节。

同时，对于近代文人士大夫而言，欧美及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是“文明地”，[21]代表的是新知识、新制度，在游历中也多会观察当地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收集各类新学、新知的标志。金保权《东游诗记》有不少以电车、电话、瓦斯等新科技事物为吟咏对象的诗句，如写电车：“电车风迅六街驰，电力施从两线奇。知止有场行有节，长房缩地转嫌欺。”此外，他们也十分关注相关的政治、教育等制度。金保权便称赞日本盲哑学校教育“盲能识字哑能言，洗尽人间不白冤。”陈道华写日本法律改革先仿效法国，后又以德国为师之事：“佛界于今说法差，海航人采柏林花。少年博士东归日，昂首高坛讲国家。”

这些新制度、新事物，往往难以在短短二十八字内详作解释，于是不少竹枝词都附有作者冗长的自注。如潘飞声状柏林女子读书风貌：“蕊榜簪花女塾师，广栽桃李绛纱帷。怪他娇小垂髫女，也解看书也唱诗。”自注云：“德国幼女至七岁，无论贫富，必入塾读书，兼习歌调，故举国无不知书能歌者。塾中女师，亦须考授。”读者要从注释中才可感受到德国义务教育制度无分性别、贫富的先进色彩。金保权有描写电话的竹枝词：“一轮机轴一声筒，顷刻传情两地通。烟火万家都咫尺，俨如清话月明中。”自注云：“电话所通之处约万五千家，设有电话交换局五所。凡所通之处，编为号数，各执一薄，如欲通话，即摇电机。局分总号线若干，接之于案上，一机轴动，以耳筒听之。告以某号，即以某号支线接之于某号孔，其孔如笔管，以木为架，布列其中，高约四尺，阔四五丈，望之如蜂巢。然无论远近，不异面语，交换以高等小学校女学生司其事，每人管百号间数人后另有女子一人督听。”诗句抓住了电话千里顷刻可传音这一最传神的特征进行艺术化处理，颇有“千里共婵娟”之意境。而注释则不仅详细介绍了电话的工作设备、工作程序，还介绍了日本电话普及程度以及从事电话交换工作的女学生等，既展现了日本对新技术应用，又赞扬了日本女性独立工作的开放思潮。诗句加上自注，使得艺术抽象与新知普及合而为一，让读者对“新世界”“新文明”有更充分的了解。有些自注甚至起到了补充作者观点的作用。如上文提及的陈道华写日本维新法律改革一事，诗句褒贬色彩不明显，但此诗的注释云：“日人维新法律初效法兰西，今则改称德意志，一时风靡。留学辈新得博士而归者，每开坛演说趾高气扬。”从自注中，可见作者对日人以追慕西欧、留学等风潮为尚，并因此而趾高气扬者，颇有点不以为然。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黄遵宪认为，现今社会已异于旧时，作诗亦应异于古人。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言诗之述事，“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22]竹枝词要展现新世界种种国人前所未见之事物，便难免用到各类新语。这些新语，一类是“电车”“新闻”“维新”“天主”“国民教育”“五大洲”等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宗教类的新词汇，如“瓦斯映出字高悬”（《东游诗记》）、“四路铃声号外新”（《日京竹枝词》）等；或是新时代的惯用语，如“欧风美雨势飞扬”（《东游诗记》）等。另一类则是舶来词。竹枝词惯有以当地方言入诗者，如清李调元《南海竹枝词》有“樱桃黄颊鲥尤美，刮镬鸣时雪片轻”[23]句，“镬”便是粤语常用字。在海外，“方言”便变成了音译舶来词。日本竹枝词中，因日语多习用汉字，往往直接将汉字入诗。如写日本饮食的“东洋料理更西洋，交错觥筹次第尝”（《东游诗记》），“料理”一词为日语汉字词，即烹饪，与汉语词本身含义不同。又写夫妻感情的“唱随自是东方俗，奥样难为唤旦那”（《委奴竹枝词》），“奥样”“旦那”均是日语汉字词，是“夫人、太太”和“丈夫、老爷”的意思。而欧美竹枝则需将英文词汇进行音译，如“异种莲称墨利加，钵丹亭子最清华”（《柏林竹枝词》）中，“墨利加”应是“Merica”之类英文名词的翻译。潘飞声写柏林茶肆：“省识群花待客期，架非庖与架非基。泥人更爱游斯地，密订缠头未可辞。”自注曰：“架非庖、架非基、游斯地皆茶肆之最盛者，入夜诸妓云集以待客。”“架非庖、架非基”估计是与咖啡相关店铺的音译。西语入诗并非易事。李伯元便云：“作诗用西语，最难妥适。缘西语侧重译音，率粗犷艰涩，无一堪供诗料也。”批评某西洋竹枝词“满纸蛮语，无复文理，直一英文读本耳”。[24]唯称道宋石子《香港永安阁中和月渔先生》二绝是“差强人意”：“仅记后一绝，云：‘潮打黄昏海色凄，一楼风雨澳门西。愁听架上红鹦鹉，语学西洋的令低。’自注云：‘的令，饮也；低，茶也。’英吉利语极无谓，而以蕴藉出之，斯为绝技。”[25]这里的“的令低”应即英文“drinking tea”之意。诚如李伯元所言，从艺术创作角度而言，音译词文学价值不高，也难以渲染诗境。但作为知识而言，有着“英文读本”的学习价值。杨少坪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在《申报》上刊载《别琴竹枝词》，便记录了大量这样的“洋泾滨英语”，如“算盘别号康丁傍，薄克鸡排是账房”[26]等。诗家在运用新词的过程中，其实是将他者的知识、文化纳入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中，竹枝词中的舶来词，不仅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更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凝视着新事物、新思潮的旅行者们，在不断地吸收这些来自外部文化体系的知识、思想，慢慢形成新的自我认知。同时也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将知识介绍给国人，以图开启民智。

二、海外竹枝词的汉文化色彩

游客凝视本身便是建立在自我经验与认知基础上的。旅行者在凝视中，收集到了各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新”“异”标志，但在对这些标志进行解读时，往往使用的是自身文化，表现在诗歌中，便是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的使用。如写新婚礼服习俗：“洒衣香露似花云，云影衣裳月色裙。恰是小乔初嫁服，莫将新寡误文君。”自注云：“西俗尚白，妇人新婚衣履皆白色。”（《柏林竹枝词》）在如何体现中西嫁娶文化对颜色取尚之不同时，运用了小乔初嫁、文君新寡这两个中国传统意象。潘飞声另一首竹枝词写妇人到画院临摹人体油画，云：“画里云烟任对摹，通灵妙腕属名姝。写真别具丹青笔，羞仿华清共浴图。”杨贵妃沐浴华清池的典故，让读者一下子就领会到其所临摹的人体出浴图之风貌。用中国意象写西洋事还能形成一种艺术反差，使诗句读起来更有趣味。潘飞声某首柏林竹枝前三句云：“几日兰闺刺绣成，吴绫蛋盒载糖橙。却劳纤手亲相赠”，兰闺、吴绫、糖橙、纤手，颇得清真词“纤手破新橙”之韵味，但读到末句“佳节耶稣庆更生”才知原是描绘复活节互赠复活蛋的风俗，为诗歌注入了西洋新意境。而在描写爱情、别离、冶游等人类共通的情感时，表述更是与中土并无二致。如写日本官娼制度云：“吉原门路接横塘，花里秋灯隐妓堂。奴抱琵琶年十五，新承官许作鸳鸯。”（《日京竹枝词》）写男女消夏会游园云：“油壁青骢踏软尘，郊原消夏胜嬉春。海山自是无遮会，飞过鸳鸯不避人。”（《柏林竹枝词》）用中国典故写异域事，用自身经验去展现他者文化，一方面既让读者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游子思乡之情的表现。郭少棠在论行游文化时认为，当人跨出自己熟悉的文化领域时，会产生一种文化失落感，“行游者的文化失落常常不是导致对异文化的迅速适应，而是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27]诗家虽然对异域文化多是带着接受与学习的心态，但客居异乡，也难免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熟悉的事物，从而消解在异域的文化陌生感。

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概念去寻找并阐释凝视到的标志，这种现状在旅居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时，更为明显。若说对于欧美文化，多强调其与中华文化的异质，而文人们在观察日本时，则往往留意到文化的同质性，邓尔雅的《委奴竹枝词》尤为明显。他不像当时其他日本竹枝词那样，称“日本”“日京”“东洋”，而是命名为《委奴竹枝词》，题下自注云：“日本志贺岛出土汉金印，文曰‘委奴国王’”。讲的是1784年在日本福冈出土的赤金方印，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参见《后汉书》的记载，此乃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赐来朝的倭国使者印授。诗题强调了日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并隐隐将还日本视为中国曾经的朝奉者。邓尔雅的日本竹枝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有不少“眼中疑似汉衣冠”“犹见汉家花甲子”诗句，强调日本汉文化特质。又如其中一首“东道蓬莱别是春，禁考秘本目陈陈。姚江学派朝闻道，徐福儿孙可姓秦。”诗末注云：“日本人狂搜中国古考秘籍，自宋元旧版至清初焚毁禁书，咸重视之。日本尚阳明学，自云强盛全在此，仿效泰西者仅其表耳。徐福之裔姓秦，老儒斋藤木说。又云织布传自朝鲜，蚕桑传自徐福，故丝织物名吴服，以童男女中多吴人也。斋藤木，字文哉，号铎卿，彼都之汉文家也。长于《周易》卜筮。案：姓秦之说不足信。”从其注释中，似乎日本处处重视汉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邓尔雅赴日，[28]其时日本社会虽有倡导汉学复兴之论，但整体而言，还是以西学、日本学为尚，“仿效泰西者仅其表耳”并非共识。他在写作竹枝词时，是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的。

强调日本文化中的汉文化特质，一方面因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于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文化，更感亲切和熟悉，自然愿意多费笔墨。其时中国文人撰写与日本相关诗作，也常引用汉文化典故。如晚清广府著名诗人李长荣与铃木鲁等日人交往，[29]其唱和作中便经常提及中日汉文脉。如“谁起联吟沧海东，晁王诗梦早相通”（《日本铃木鲁先生远寄瑶篇次韵奉酬兼简顺叔诸君》）、“往日曾编才子传，此邦原禀圣人风”[30]（《叠韵九首》）等，用了唐王维与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唱和、日本刊刻《唐才子传》等典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虽然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值得中国学习，但还隐隐带有面对往日文化被输入者的文化骄傲感，尤其在诗词这类源自中土的文化领域。陈道华《日京竹枝词》有写日本汉诗坛：“文人嗜咏小篇章，感慨高歌学晚唐。帝国图书花外馆，旧藏诗话五山堂。”自注云：“东京文学士辈喜为诗，尤喜为绝句，图无对仗之苦，自云学晚唐。首二句每多俚而不谐，三四时有佳句。感慨沉雄如菊池五山辈，世称七绝能手，著有《五山堂诗话》，今藏于帝国图书馆。”从注释中看，颇有一种文化上位者的优越感，认为日人汉诗水平不高，喜欢写绝句是不需要对仗，而绝句能写得好的也不多。这并非孤例，广府人关赓麟[31]曾出访日本，在日记中就写道“东人赋诗，体格绝卑，与相酬和亦不得不敛才就范。”[32]面对“三唐两宋步阶梯，万事于今变泰西”（《东游诗记》）的日本，既承认其学习西方变革而使得国力强盛，值得中国仿效，同时也不能忘怀其追步中土的历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自身文化经验去与域外文化碰撞时，仍是有一种对民族过去的骄傲。《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到学生在甲午战争后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对日本人尚武、爱国精神的敬佩，对清朝无能的愤怒心态，认为这是“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糅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33]

从近代广府文人海外竹枝词的题材选择、典故、语言的运用，可见近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异域的凝视，从而获得对自我文化和异域文化体认的。在这一体认中，一方面是对新文化的关注、意图将陌生文化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在将陌生文化熟悉化的过程中，隐含的对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异域新文化的冲击，不断在既承认他者、又保留自我中调整、平衡，力图去适应世界大势，为中国寻找一条发展之道。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治至昭和前期日本所刊中国文人诗文集叙录与研究”（18BZW073）、《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项目“晚清广府文人与日本文学交流相关文献整理及研究”（2017GZY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4页，2007。

[2]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第4册，第1140页，1979。

[3] [清]王士祯著，张宗柟纂集，夏闳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49页，1963。

[4] [唐]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载[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第2册，第359页，1990。

[5] [清]王士祯著，张宗柟纂集，夏闳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29页，1963。

[6] 本文所指广府文人，主要指籍贯为广府的人士。广府以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范围为准，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7] 生卒年不详，字堇堂，号三十六荷花院主人，广东番禺人。

[8] 潘飞声（1857-1934），字兰史，号老兰、剑士，别署老剑、说剑词人，广东番禺人。

[9] 邓尔雅（1883-1954），原名溥，字季雨，号尔雅，广东东莞人。

[10] 邓进滔在《邓尔雅诗稿和〈绿绮园诗集〉》一文提到，邓尔雅另有发表在当时杂志上的《倭都竹枝词》。详见杨宝霖编：《东莞诗词俗曲研究》上册，乐水园，第176页，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