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玲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抗战时期，中共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教育。既有的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注重从宏观视角探讨学校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强调国家、社会、学校教育及成人对儿童的影响，(1)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共根据地教育史方面的著作，因著述较多，兹不赘述。20世纪90年代至今，相关研究渐增，如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尚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经费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申国昌：《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张志伟、栾雪飞：《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教育政策述论》，《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申国昌：《抗战时期区域教育研究——以山西为个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龙飞：《战争与革命时空下的小学教员与学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星慧：《抗日根据地之贫童教育探析(1937—1945)》，《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赵守月、栾雪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政策探析》，《学术交流》2015年第1期；陈桂生：《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常宝：《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研究》，《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等。上述研究较多关注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而对受教育的主体——学生(特别是儿童)关注较少，未能将儿童教育作为研究的主线。(2)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徐兰君以儿童为中心，考察了战时及战后儿童战争经验如何通过国难读本、教科书、国防游戏，以及旅行等文化机制被构建出来，进而从文化史、文学视角探讨儿童与战争的关系。参见徐兰君《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近年来，儿童教育已成为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一趋势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重视挖掘儿童教育史料，突出儿童的存在和教育状态，强调儿童对学校教育、成人以及社会的影响，力图让“当事人自己发声”。(3)参见郭法奇《儿童教育史研究：价值、特点及设想》，《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周愚文《中国教育史中被忽略之儿童与妇女探究的检讨》，《教育学报》2009年第6期。事实上，研究视野下移、注重教育参与者日常的教育生活史，已成为当前教育史研究的新动向。(4)周洪宇、申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本文拟调整已有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的视角，以晋绥边区为例，从微观视角探讨边区教育生活中的儿童，强调边区儿童对成人、学校以及社会的影响，从中认识儿童的地位，力求完整构建边区儿童的形象，并以此管窥边区的整体教育状况，从而丰富抗战教育史及中共党史研究。

一、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环境

探讨边区儿童教育，首先需要了解边区儿童的日常生活状况。晋绥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受生活条件及战争的影响，边区儿童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学习、劳动、抗战、娱乐等方面，这是边区儿童教育的整体环境。

在学习方面，全面抗战时期，边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学习环境较为恶劣。据统计，1940年晋西北16县县级以上教育行政干部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仅占56%，即使是小学教师，小学毕业者也仅占79.2%。(5)杜心源：《民国二十九年度教育工作总结》，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一)，1987年，第185页。县级以上教育行政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民众和儿童了，农民基本是文盲。全面抗战初期，晋西北屡遭日伪摧残，许多小学陷于停顿，国民教育几乎瘫痪，儿童入学率极低。1940年晋绥边区政府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以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引导儿童读书学习。据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7月，临南、五寨等6县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的72.54%。(6)《一年来边区小学发展的六种形式——晋绥边区1945年的小学教育概况》，《抗战日报》1945年7月6日，第4版。

边区儿童教育主要是小学教育，小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所有儿童都可以入学，教学有夜校、午校、半日班等多种形式。大部分小学采取游击式教学法，田野就是教室，随时随地可以上课。1941年，边区政府要求儿童“应该多方面的学习，增长自己的社会知识，健全自己的思想认识”。(7)《目前晋西北儿童工作的方向》，《抗战日报》1941年4月2日，第1版。这一时期，儿童的学习与边区教育状况有了较大改善。

在劳动方面，边区儿童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密不可分。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劳动力缺乏，大部分儿童都参加劳动，且劳动强度较大，即使富农家的孩子也不例外。男孩子一般春天要打“土疙瘩”、拾粪、送粪、拾柴、送饭、放羊、担水，夏天要割麦子、锄地，秋天要割谷子、背炭，冬天要拾柴、担炭等；女孩子则要纺花、烧火、做饭、照顾小孩、挖野菜等。如离石县艾掌村有50名儿童，其中30人参加劳动；兴县东坡上村14名儿童全部参加劳动，最小的仅6岁；保德县下流碛村的姜四子，6岁就参加劳动，一年到头没空闲。边区童养媳现象较为普遍，而童养媳的劳动强度一般都较大，如保德县崔家塔一名9岁童养媳，不仅做家务，还要干农活。(8)《一年来晋西青联工作总结报告》，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档案馆编：《山西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第38—39页。可见，劳动是边区儿童日常生活的常态。

在抗战方面，边区多数儿童都参与了抗战，其方式包括站岗放哨、抓汉奸、送信等。农忙时，边区各村的放哨、送信等均由儿童承担。战斗中，儿童还帮助民兵挖坑埋地雷等。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报社记者、编辑高鲁在1940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柳林儿童团团长刘双印十三四岁，工作很积极、胆子很大。他被捕后，敌人让他擦去街上的抗日标语，他却擦掉敌人写的反面宣传标语。”(9)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抗战日报》多次报道各地儿童参与抗战的事迹。如1941年，静乐县儿童共抓获14个汉奸和嫌疑犯等。(10)《一年来晋西北的儿童工作》，《抗战日报》1941年4月2日，第4版。再如，1943年，临县某村儿童扣留一个汉奸，并协助村主任将其抓获；(11)《儿童扣获汉奸》，《抗战日报》1943年2月9日，第2版。某村儿童团长李乐带领儿童扣押私运粮食的三个奸商等。(12)《儿童团长李乐则组织儿童缉私》，《抗战日报》1943年4月10日，第1版。边区儿童在劳动之余还学习埋雷、投弹等军事技能，有的儿童还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如柳林县儿童舍生扰敌，留下“半夜鬼子丢军靴”“鬼子捉鸡丢了枪”“鬼子擦枪丢零件”“木刀木枪捉汉奸”等英勇的故事。(13)杜映：《这是柳林的儿童干的》，《妇女生活》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39年9月。可见，儿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抗战时期，边区儿童日常生活的特点是生活战斗化、军事化，显然，抗战已经渗透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娱乐方面，抗战时期，尽管儿童劳动任务繁重、生活条件艰苦，但仍有不少娱乐活动。军事游戏是儿童模仿和认识战斗的重要活动。如前所述，参与抗战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培养儿童的抗战热情，边区政府利用儿童的天性，组织儿童开展演游击战、参军，以及格斗、摔跤、溜冰等各种军事游戏，并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适合儿童的活动，如按部队编制组织“儿拜团”、秧歌队，进行演讲、歌咏比赛，举办运动会、野营活动等。(14)郭兰青：《山西敌后儿童教育近状》，《战时教育》第5卷第3期，1939年12月。儿童参加各种活动还有物质奖励，以进一步激发儿童的兴趣，如1938年吕梁儿童演讲比赛的奖品是三面小旗。(15)苏展：《吕梁山上的孩子们》，《中国青年》第1卷第6期，1939年8月。这些活动既激发了儿童的抗战意识，又兼顾了儿童的天性。至于体育活动，边区农村体育运动虽然较少，但1940年边区政府成立的当年就建立了45个运动场，开展球类、田径、跳绳、踢毽子、荡秋千、翻杠子等运动。(16)《一年来晋西青联工作总结报告》，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档案馆编：《山西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二辑，第31页。运动场成为边区儿童玩耍的主要场所。

此外，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医疗资源奇缺，加之贫穷落后、日伪扫荡、疫病流行，边区儿童的健康状况较差。资料显示，边区儿童死亡率高达50%，在农村，两三岁的儿童并不多见。(17)《一年来晋西青联工作总结报告》，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档案馆编：《山西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二辑，第38页。1940—1944年，贺家川村共出生64个孩子，死亡37人，死亡率为58%。(18)《武新宇主任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2月30日)，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一)，第117页。很多儿童患病后得不到医治。虽然从1941年起边区先后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及8所分院，但只有总医院设有儿科与妇产科，分院均无儿科，就连1944年兴县人民政府和晋绥军区卫生部共建的兴县民众医院也没有儿科和妇产科。(19)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9—240页。值得一提的是，边区创办的医药合作社培训了一批妇女干部，对降低儿童死亡率发挥了一定作用。如1945年，一区妇女干部尚兰子，一个半月走遍了16个村庄，为115名儿童种牛痘。(20)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第243页。虽然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来看，边区医疗卫生条件还很落后。

在上述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成人的束缚，具有相对独立于家庭的日常活动，在劳动、抗战和游戏娱乐中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生活空间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内部，而是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事实上，独立性已是大多数边区儿童具有的共性，部分儿童的独立性甚至超乎想象。在边区儿童的生活中，父母、家庭的地位呈淡化趋势，而儿童的主体地位日趋凸显，这也是边区儿童教育的背景与社会环境。

二、教育课程与内容

在晋绥边区，儿童教育的课程简单而实用，主要包括文化课、课外活动、抗战及其他社会宣传教育三大部分。

文化课是边区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课程包括公民、国语、算术、自然、社会、卫生、历史、地理、体育、美术、音乐、劳作等，各地各校略有不同。其教材一般由边区政府编印。据不完全统计，1940—1945年，边区发行课本达50余万册。(21)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此外，报刊及宣传品等也常作为儿童学习的教材，如《抗战日报》《边区群众报》《晋西大众报》等。

为使教育不脱离生活实际，边区政府坚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儿童教育，把儿童教育和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联系起来。国语课，儿童要学习开便条和路条，写信，写契约、通知、证明、报告、呈文、对联等，还要学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课文，如与春耕、锄草、灭蚊蝇等内容；算术课，主要学习笔算和珠算，以及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田亩计算、产量统计、记账等；自然课，主要学习人体生理与病理，以及宇宙、风云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与破除迷信联系起来；美术课，主要描绘生产、战争、学习等现实生活图景；公民课，主要接受民族意识、道德品格等方面的教育，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劳作课，主要学习纺织、种棉、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其他生产知识；历史和地理课，主要学习乡土历史和地理常识等。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还能使儿童了解身边的事物，做到融会贯通，懂得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

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相对稳定不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基本处于游击状态，因而儿童教育的内容不如晋西北全面和丰富，学生课程有文化课和政治课两类。文化课主要是国语和算术，少数学校如乌兰花与王府两校还开设了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儿童还学习土地丈量、珠算、写便条等实用知识。政治课主要由根据地干部讲授，其目的是向儿童宣传抗日与革命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英雄人物故事、延安的优良传统、党的民族政策、蒙汉团结的故事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蒙族、汉族混居地区，儿童除学习上述课程外，有些地方还要学习蒙文。1944年10月成立的乌审旗抗敌联合会蒙汉小学，在文化课中设置了蒙文课程，课文也都是蒙汉对照。(22)《记乌审旗抗敌联合会蒙汉小学》，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二)，1987年，第460、461页。

课外活动也是边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环境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边区儿童每天早晨到校，先跑步后出操，还要学习刺杀、投掷手榴弹、防空等军事技能。边区儿童除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还由儿童团(或学生会)自行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河曲县第一完全小学儿童团组织儿童唱《保卫苏联》《拳头之歌》等歌曲；第二完全小学儿童团组织儿童开展卫生知识竞赛和娱乐晚会，演出“村选话报”“上冬学”“刘保成”等话剧，受到群众的欢迎。(23)莫川：《巡视河曲完小教育工作报告》，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二)，第413页。通过课外活动，儿童的学习兴趣、知识面及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儿童逐步认识抗战、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同时，课外活动不仅娱乐了儿童、丰富了群众生活，对配合边区政府工作及抗战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战及社会宣传教育也是边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边区注重儿童的思想教育，儿童在学校不仅要接受抗战宣传教育，还要接受站岗放哨等方面的训练，同时要接受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社会教育。儿童在学校中接受的抗战宣传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向敌人)报告干部和八路军；不报告地洞和粮食；不要敌人的东西，不上敌人的当；不上敌人的学校，不参加敌人的少年团”(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等。这些宣传教育内容通俗易懂，易为儿童理解和接受。在课堂上，边区干部还经常到学校给学生讲授抗战及社会教育的课程。如绥察行署教育处长武达平多次给儿童讲授抗战课程；绥中地委组织部长马亚夫讲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内容；边区行署妇联主任王俊明给学生讲授男女平等方面的内容；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情报组联络员王铭亮则教儿童如何唱歌和演讲，并讲授如何散发、张贴传单等。(25)《大青山抗日教育若干资料》，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二)，第445-446页。

战争期间，边区小学经常因战事而停课。每当停课时，学校通常都要举行停课仪式，在校儿童都要严肃进行宣誓，如“誓死打鬼子、帮助军队、不漏消息、战后即来上课”等。(26)《关于战时各级学校工作的指示信》，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一)，第101页。这种仪式实际上也是与抗战紧密结合的教育形式。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儿童教育内容的核心，是强调教育与战时生活相结合，重视儿童的参与，注重培养儿童的主动性，肯定儿童的创造性。在这种寓教于生活、寓教于抗战的学习环境中，边区儿童在思想、知识、创造性、技能、运动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三、在学习中成长

晋绥边区战时的儿童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接受过教育的儿童，不仅对抗战和边区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而且对边区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可以说边区儿童在成长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首先，边区儿童的成长体现在抗战方面。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儿童承担了宣传抗战的重要任务，并积极参与抗战。儿童在学校学习抗战知识后，积极对群众进行抗战宣传，不仅组织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宣传防空、防毒、防空降等知识，同时揭露日伪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还开展抗日捐献活动，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如在大湾子抗日宣传学校学习后，儿童们宣传和参与抗日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抢着放哨、写标语等，还用“土喇叭”宣读八路军的抗日传单。有些儿童加入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服务的皮革毛纺组，为抗日部队缝制服装；有些儿童直接参军入伍，奔赴抗日战场；(27)《大湾子村的抗日宣传学校》，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二)，第458页。还有些儿童积极开展捐献活动，宣传抗战。如兴县水磨滩儿童踊跃捐献救国公粮，率先发起“一升粮运动”，共有50多名儿童响应，自愿献粮8斗多。这些儿童还组织宣传队，到各村宣传捐献救国公粮的意义。(28)《模范儿童自动献粮》，《抗战日报》1940年10月26日，第1版。再如，为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献金运动，边区儿童两个月募集了2000余元。(29)金默生：《晋西儿童营》，《中国青年》第2卷第7期，1940年5月。1941年，离石县儿童发动了“一碗米运动”，募集了32石8斗粮食，并捐献红枣2斗半。临南县142个村的儿童干部献粮10石8斗。(30)于今：《一年来晋西北儿童的工作》，《抗战日报》1941年4月2日，第4版。在参与抗战和宣传抗战的过程中，儿童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边区劳动英雄樊洪才表示：“以前我还说这些娃娃不行，谁知道他们的本领比有些大人还强”。(31)常功：《记樊家沟的少先队》，《抗战日报》1945年7月17日，第4版。

其次，儿童在接受教育后，为边区社会做出了贡献。儿童积极参与边区建设或为边区建设服务。全面抗战时期，劳动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边区儿童大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为学校节约开支，减轻学校负担。乌审旗蒙汉小学校舍破损，老师带领儿童自己动手维修校舍；一些学校没有取暖设备，儿童们用泥土和柳条自制火炉；许多儿童利用课余时间种菜、拾柴以补贴学校。(32)《记乌审旗抗敌联合会蒙汉小学》，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二)，第461页。边区很多学校还创办儿童生产合作社，一些儿童在生产合作社中辛勤劳动，基本解决了自身的学习用品问题，减轻了学校和家庭的负担。岢岚县西豹峪、西沟村的儿童生产合作社，基本可以解决儿童上学和吃饭的问题。(33)《岢岚县各村放牛娃实行变工》，《抗战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2版。偏关县儿童在老师指导下纺线，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单衣和学习用品问题，还补助了部分贫困学生的纸笔费用。(34)《偏关完小发展纺织 半年内要纺布一百八十匹》，《抗战日报》1945年4月4日，第2版。这些活动不仅减轻了学校的经济负担，而且儿童在劳动中也得到了锻炼。

除参加劳动为社会服务外，边区儿童在社会教育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为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很多小学兼办识字班或“冬学”，由儿童担任教师，开展社会教育。陶行知曾指出：“成人进入儿童生活，会发现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35)陶行知：《创造的儿童教育》，《现代妇女》第4卷第5、6期，1944年12月。边区儿童不仅教成人识字、为成人代笔，还给成人讲道理、开脑筋，帮助成人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离石县儿童刘宝华用“拉闲话和逗笑”的方式对成人进行教育，受教育者兴奋地说：“咱们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以后，猴孩儿也能顶先生。”(36)李济远、王占山：《刘家山的小先生运动与刘宝华》，《抗战日报》1945年5月28日，第4版。五寨县儿童于焕光在木板上书写“毛主席”“晋绥边区”“枪杆”等文字，教成人识字，被人们称赞道：“看小孩们真比咱们强。”(37)王充、候宪：《学校与社会结合的一个范例——介绍五寨田家坡民办小学》，《抗战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显然，在对成人进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儿童的创新力和活力得以展现，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儿童在社会教育中不仅教成人认字，还在诸多方面影响和指导着成人，如开展卫生运动、破除封建迷信、改造“二流子”、净化社会风气、调解成人纠纷等等。高鲁在1940年3月2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柳林儿童刘双印经常在街上抓流氓、小偷、坏女人等。”(38)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第85页。兴县儿童乔保保也在作文中写道：“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乔苟善的母亲又打儿媳妇(儿媳妇是童养媳)，几年来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我想起老师讲过买卖婚姻、童养媳是不合法的，于是趁下午村里开大会，就把自己学的婚姻条例给大家讲了一遍。哎，封建残余真使我着急！”(39)乔保保：《我最近的一篇日记》，张友编：《儿童作文选》，晋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1页。不难看出，边区的教育给予儿童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活动，儿童自身的判断力和思辨能力普遍得到提高，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得到发挥。

在进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边区儿童还将身边的事与时事政治编排成戏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社会教育。1944年，临县第二完全小学儿童剧团演出了“乔国华减租”“改造二流子”“破除迷信”等剧目，(40)《临县二完小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抗战日报》1945年4月4日，第2版。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也影响和改变着成年人的观念。一些孩子因家长阻挠而不能上学，儿童就通过演出戏剧对成人进行说服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剧的演出也是儿童接受教育和洗礼的过程。从儿童自身来看，在开展社会教育实践中，其自主性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临县第三完全小学高级班学生刘美莲在作文中写道：好学生的条件不仅是自己努力学习、会写会用，还要动员村里不识字的青年、妇女以及不上学的儿童来学校学习，教他们爱护学校公物、讲卫生、不讲迷信。(41)刘美莲：《怎样当个好学生》，张友编：《儿童作文选》，第25页。在社会教育过程中，儿童参与的教育活动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鼓励，同时，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也得到了全面发展。

再次，儿童在参与抗战、劳动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家庭责任感逐渐增强。这一方面表现在儿童利用所学知识为家庭服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儿童直接参加家庭劳动。由于儿童所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大多数儿童很快就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服务家庭的实践中。1944年，河曲县“儿童海罗子家一亩棉花被害虫吃光，棉种也没泡好。他学了怎样种棉后教给他父亲，结果第二年棉花全部成活”。保德县柳树沟儿童徐良永学习了珠算后，回家帮父亲计算应分得的粮食，他父亲高兴地说：“我娃以前念书，就是瞎混哩；这会念书，学会打算盘回来帮我算账，可是能干啦。”(42)参见《晋绥边区小学教育材料汇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五集，1984年，第285—286页。接受教育的儿童不仅在家庭中充分展现了知识的力量，还增强了自身的家庭责任感，甚至改变了成年人对儿童的看法和对教育的错误认识。成人看到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好处，开始逐渐尊重儿童、理解儿童。五寨县民众说，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勤劳了，回家叫作甚就作甚”。(43)《晋绥边区的国民教育》，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二集，1983年，第213页。由于儿童的价值被家庭认可，许多家庭改变了读书无用的看法。朔县儿童王彦邦在作文中写道：“新社会的儿童要为家庭服务、帮助家庭劳动。回到家里要多帮助爹妈做事，如春耕打粪等零碎事情。过去家长认为念书不顶事，耽误生产，现在他们打破这种想法了。”(44)王彦邦：《怎样做一个新社会的儿童》，张友编：《儿童作文选》，第26—27页。

在晋绥边区，儿童是抗战和边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接受了教育的边区儿童，其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而儿童的社会地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接受过教育的儿童对抗战、社会和家庭的重要贡献，在晋绥边区，民众、学校乃至边区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儿童的重要性，并给予儿童特殊的关注，可以说边区儿童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

从儿童的政治地位看，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儿童不仅接受政治教育，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突出表现在边区政府对儿童参与政治的重视方面。边区政府意识到儿童参与政治的重要性，树立了“谁拥有儿童谁就拥有未来”的新观念。为提高儿童的政治地位，1941年4月，边区召开盛况空前的儿童代表会议，来自临县、临南、兴县、离石等地约100名儿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儿童们相互学习“集体化生活、民主工作作风”，表示“回去后要好好开展儿童工作”。会后，与会儿童代表还给边区军政首长写慰问信，并与延安、晋察冀、晋东南等地儿童联系，以互相勉励、团结抗日。(45)《儿童观摩会全体代表慰问林枫同志》，《抗战日报》1941年5月23日，第4版。

随着儿童地位的提升，儿童与边区政府已经产生了政治互动。儿童在学习中逐渐接受了中共的政治理念，并向民众进行宣传。随着儿童政治觉悟的提高，边区政府经常召开各种大会，评选儿童模范，以激发儿童参与政治的热情。同时，边区政府还经常表彰优秀儿童，以提高儿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1942年12月，晋西北生产展览会暨劳动英雄检阅大会评选出105名劳动英雄，其中儿童英雄10名。同时，边区政府共拨本币5万元奖励获奖者，其中儿童奖金占奖励总额的4.22%。(46)《生产展览会定期召开》，《抗战日报》1942年12月5日，第2版。受到表彰的儿童英雄很快成为边区儿童的偶像。儿童们感叹道：“看大人多爱咱们，以后要好好努力，赶上边区儿童英雄！”(47)王充、候宪：《学校与社会结合的一个范例——介绍五寨田家坡民办小学》，《抗战日报》1945年8月5日，第4版。

儿童节纪念活动也是边区政府提升儿童政治地位的具体表现，体现了边区政府与儿童的政治互动和政府对儿童的政治教育。1941年，边区政府指示各区县精心筹办儿童节庆祝活动，要求“各县于儿童节当日分区举行纪念会，小学及各机关团体之小勤务员一律休假一天，号召当地工厂商店于是日放假一天”。儿童节还举行儿童歌咏、演讲比赛等活动，并对优胜者给予奖励。1941年儿童节的演讲主题为“儿童怎样参加抗日根据地建设”，边区政府还“下拨给每区三十元购置奖品”。(48)《决定纪念儿童节办法》，《抗战日报》1941年3月26日，第1版。显然，边区儿童政治地位的提高，既是儿童接受教育和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边区政府重视和推动儿童工作的成果。边区儿童活跃在乡村及家庭中，他们既是教育对象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又是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

从儿童的社会地位来看，儿童接受教育后，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不重视儿童的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儿童们自发组织起来，与买卖儿童、打骂儿童、阻碍儿童上学放哨、继母虐待儿童等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其社会地位在斗争中也普遍提高。河曲县“夏营村儿童团连长率领儿童动员一个儿童上学，那家家长不准儿子入学，他们就开了一个会，大家批评他，村长、小学教员也讲了话，家长就叫儿子入学了”；静乐县“杨树底一个儿童，无父母，过继给叔叔，冬天不给穿棉衣，天天还要拾粪两筐，不给吃饱，也不让上学。儿童连开斗争会，到会45人，结果胜利了。给穿上衣服，还让上学”。(49)晋西青联组织部：《一年来晋西儿童工作总结与(后)半年工作布置》，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档案馆编：《山西青年运动历史史料》第二辑，第331、332页。与以往相比，边区儿童有了很大改变，成为坚持抗战和边区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儿童，成年人对儿童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惊呼“今天的娃娃比大人还厉害”。(50)苏展：《吕梁山上的孩子们》，《中国青年》第1卷第6期，1939年8月。

边区儿童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家庭中。如前文所述，边区儿童接受教育后，不仅向成年人传授文化知识，还利用所学知识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家庭的认可，其家庭地位也得到提高，对家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边区许多报刊经常刊登有关儿童对成人及家庭影响的报道，并给予充分肯定。

四、结语

尽管战争环境异常残酷，晋绥边区仍然坚持推进儿童教育工作，儿童教育的内容也较为丰富，不仅包括文化课、课外活动、抗战宣传，还包括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大力推进儿童教育，其目的是为抗战和边区建设培养后备力量。通过儿童教育，晋绥边区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思想政治品格合格的儿童，并将其视为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边区的儿童教育与抗战紧密相连，抗战已成为儿童教育与儿童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寓教于战的教育形式使儿童们真正理解抗战、参与抗战。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与儿童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使其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51)[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2001年版，第59—60页。边区政府通过教育与抗战、生活相结合的方式，逐渐动员和组织起儿童，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让儿童尽可能参与抗战、参与边区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抗战等基本理念也在儿童中广泛传播。接受过教育的儿童，除了积极参与抗战，还主动参与多种社会活动和家庭劳动，对社会和家庭亦做出了贡献。从儿童自身来看，由于在学习中逐渐成长，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大提高。随着儿童教育在晋绥边区的逐步推进，儿童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以发挥，其形象也由传统和幼稚的孩童，逐步转变为独立自信、努力学习、活泼勇敢、团结友爱、英勇抗战的新型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