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桐

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CNNIC 在2020 年4 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3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较2019 年相比提高约5%。显然，从“人找信息”的时代已经过渡到是“信息找人”的时代。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网络已成为了公众自我诉求和自我观点表达的最佳渠道。但是网络除了表达民意外，还会充斥着网络谣言、暴力、煽动言论等，导致网络舆情事件频发。

目前我国网络舆情事件相关问题，暴露出我国网络立法不完善、政府网络舆情调控能力不足、媒网民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要求，结合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针对我国目前网络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深刻研究全媒体时代网络特点、审视目前舆情调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是十分重要的。

1 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

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具有与之前不同的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舆情载体形式多样化

许多社会事件爆发，其舆情都会在微博、微信、社区论坛、报纸等各类舆情载体上爆炸式的扩大增长；同时，各种舆情载体的结合，比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使得爆发的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遍布到全球，事件的快速膨胀与逐步积累使当前的舆情空间扩大化，一些起初可能是不起眼的小事在事态逐步发酵中可能会演变为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也有可能在当地事件发酵过程中跨地域的将其他地区相关人物、事件等牵扯进来，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

1.2 舆情主客体角色转换边界不清

舆情主客体会爆发性增长，且二者角色转换不清。舆情主体是指舆情活相关动的发起者，具体上包括了网民个人还有网络参与群体。而舆情主体相对应的受众都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现象，而其中的涉及到的群体可能会因转发评论而随之转变为舆情主体。随着舆情有关事件的种类数量逐渐增多，且其议题深入程度逐渐加深，民众自然会从不同角度挖掘各种话题，从而也会使得各类专业性强的专家或是意见领袖的加入。舆情主体和客体会范围大幅扩大、其数量会大幅增加。

如2019 年5 月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首先是目击者在网上发文，在网上引起小范围民众共鸣后迅速扩散到各大平台，即使该话题被某些平台屏蔽，但舆情主体仍处于增多状态，从事件发布后一天内由周围目击者扩展为年轻女性、专家、父母等各个不同角色的群体。而当有不符社会道德规范的评论或偏激分析时，本该作为该事件的舆情主体会迅速转为舆情客体被公众讨论。

1.3 舆情传播更具突发性与变异性

舆情传播具有突发性。信息自身是有其传播周期的，但在媒体融合的环境下，信息借助网络平台，可能通过一篇微博、帖子在短短数几个小时内经过网友们的转发爆发出来，便成为当日舆论头条。2018 年出现的张家口爆炸事件、2019 年4 月奔驰女司机维权事件，这种通过一个小视频或是目击者的描述帖发出，并经各个新闻媒体平台的报道，短短一两个小时爆发传播便引起轩然大波，从信息流出到舆论兴起、再到事件处理仅用两三天的时间，其中女司机维权事件中的奔驰公司就因舆论压力调查出真相而遭到了惩罚。

舆情传播具有变异性。网络谣言在当前全媒体环境下，几乎不可能被完全阻止传播；它是特定的社会行为，若不及时的对其制止、调控，本源上许多大量的真实有效信息就可能以讹传讹畸变为虚假恶意信息，造成后期信息的完全失真。2020 年在疫情的爆发期间，全国各地的虚假疑似、确诊病例的消息，以及对病毒如何产生的各种猜测通过各种网络渠道传播，成为当时人们对疫情产生恐慌情绪原因之一。许多媒体和公众只顾营造舆情热点，舆情爆发后将信息碎片化，并重新拼凑进行复制传播，以讹传讹，此行为对当事人不断积累新的伤害，难以挽救。

1.4 舆情主体与载体缺乏主见

无论是作为舆情载体还是舆情主体，都存在着缺乏主见、跟风性强的问题。在事件爆发时，随着事态的逐步扩大，许多媒体如许多微博自媒体、各大视频App 或是一些公众号营销号在强调时效的同时，并没有展开深入调查，或是在调查陷入困境时将事件跟踪放置一边，等待其他媒体的结果，并根据他们的文章写出类似报道，只为完成整个报道流程。许多媒体纷纷启用反问或疑问句式的标题夺人眼球，用千篇一律的观点炒作事态，同时使得舆论阵地扩大且分散，从而导致部分危机舆情事件受众人群站在风间浪头，动摇社会的稳定性。

虽然各种舆情能有效的传达社情民意，但从公众自身角度出发，往往更注重自身主观感受，即使真相在事件之后出现，在整个过程中，非理性现象显而易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三观更为多元化，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一直都易激发公众争论，一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如民生利益、社会公平、贪污腐败等；各种观点、不同意识的碰撞容易使矛盾在冲突中发酵进而激化，引起公众共鸣后，大多数公众未予求证就立即转发，造成了有效信息衰减，错误信息掺杂，一些负面事件更容易造成广范围的影响。

2 全媒体时代舆情调控存在的问题

2.1 舆情调控难度加大，舆论走向易失控

在当前的全媒体时代，技术限制被打破，信息能在瞬间传播并高度共享，虽使得公众参与舆论讨论更为平等自由，降低了公众的准入门槛，且提升了公众监督权和话语权，但同时社会身份核实难度加大，舆情引导一旦失控，媒介素养不高的受众群体就容易遭受道德沦丧的漩涡，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买水军、爆贴吧等网络群众运动层出不断，公众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以某个共同目标为中心发起运动，如在2016 年的“李毅吧”以及近两年“帝吧出征”等事件都曾轰动一时，许多无辜之人会被卷入其中，造成负面影响。

2.2 信息繁杂，公众对主流媒体存疑度升高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是舆情制造者，又是舆情调控者，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大多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其观点往往是由媒体对舆情导向而形成，并由媒介呈现、传播乃至放大。公众也是舆情事件起源的发现者、传播者，经由媒体多平台，表达自己的监督诉求，舆情监督领域也更广泛、舆情监督效率也逐步提升，但负面影响也开始频繁显现。公众处在媒体所创造出的舆情环境中，面对复杂的信息源和海量大数据，越加难以辨别消息报道的真伪，导致逐渐失去判断信息真假的能力，一旦事件经调查证实辟谣，舆情有所反转，主流媒介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

2.3 舆论把关环节作用弱化，传统媒体舆情调控能力失效

传统媒体一直以来是单向的信息传播，只要在把关环节做好信息控制，政府和有关部门就可以很好的监控舆情。然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将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变为双向，公众可以通过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下获取资讯，发表言论，由此会让某些极端的舆论聚集爆发。与此同时，传统的舆情把关环节作用被弱化。当信息进行无限制发布，简单的复制粘贴、转发等行为加速谣言传播，各平台在把关环节上无法做出及时监控，负面舆情的影响就会被放大，且网络暴力行为严重，带来各种不良影响，如干预正常的网络社区及社会秩序的运转。比如目前许多明星或是普通人都会因为无中生有的谣言而遭遇到复制粘贴转发的络绎不绝的网络暴力。

一些传统媒体对全媒体时代没有深入透彻的理解，没有从深层次上实现应对大环境下的舆情传播具体变革；有的传统媒体面对媒体新势力的蓬勃发展，依旧固步自封、我行我素，既逃避正视新媒体的价值优势，也不能客观评价自身的劣势不足，用传统方式应对舆论危机，比如，面对争议采取强势压制的方法。部分传统媒体机构不能面对挑战，有的甚至随波逐流、自甘“沦落”为配角。

2.4 信息公开机制和观念未能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把握不准确，缺乏自主判断的能力，往往需要依靠政府部门判断。当媒体与政府部门沟通信息滞后，或是媒介平台在处理突发敏感事件时，担心造成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便封锁部分消息，此时许多主流媒体会出现不知所措、反应迟钝，引导舆情应如何走向的意识模糊等现象。重大网络舆情发生时时，若事件的处理涉及政府多个部门，由于政府缺乏统一指挥、且各部门之间产生信息孤岛效应，无法及时沟通传达，这种情况下发布的消息会引起民众的误会，甚至导致次生舆情的产生。我国各级政府都会通过官网来公布权威信息、官方信息，但是信息公开和传递不够及时，且公众极少通过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以至于某些关键信息被公众所忽略，不利于不满与疑问的消除，产生连带效应。

3 基于网络强国思想的舆情调控对策

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网络强国建设，强调网络舆情调控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调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网络强国思想为指导，适应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调控的要求，提高全媒体背景下网络舆情调控的能力。

3.1 弘扬主旋律，适应全媒体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求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这样不仅是为了做好网络舆情工作，在批判错误思想观点的同时，进行网络内容全新建设，加强正面指导，做好正面舆情工作；同时也是重视网络传播手段和舆情调控建设和创新，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为传播健康网络文化提供新的平台和阵地。要使信息公开机制和公众的观念能与时俱进。重视道德教化引导作用去修复网络生态。

3.2 构建健康舆论生态，促进新旧媒体融合发展

首先，媒介差异日益模糊，舆论平台开放性较大，可以迅速引起公众关注，但其公信力较差，且舆论过滤难以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比媒体时效慢且形式固定不灵活但严谨，可以让两者合理分配工作重点、合理配合运作。其次，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加大力度打造传统媒体移动终端，突出其媒体移动端的服务个性化、及时性、差异化，促进不同的平台相互合作。同时，要推动媒体商洽，打造健康网络舆论生态。

最后，打造多主体协同合作舆情调控环境，构建以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着政策，媒体主导信息，公众又具有创新思维优势，可协同多主体构建和谐稳定、合作共赢的治理环境。因此政府应努力加强对网络舆情的调控、协调能力，积极总结网络舆情调控的各种具体经验，制定科学的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提升对网络舆情调控能力。

3.3 加强全媒体舆情调控体系的制度化建设

加强舆情监督的制度化建设，完善舆论制度，舆情调控才能更加全面系统。要对网络安全、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犯罪立法，又要对各媒介平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有关机构的网络监管行为立法，从而构建起与网络发展相适应法律法规体系。在全媒体时代，将公众的碎片化评论通过整合引导，充分利用好“公众先行”的舆论传播方式，系统化落实舆情监督政策，使舆情调控在管控操作上流程标准化，引导管理上标准化，引导行为更有依据。

3.4 打造融合型舆情调控平台

习近平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网络强国战略的基石，强调从基础和通用技术、非对称和“杀手锏”技术、前沿和颠覆性技术3 个方面把握核心技术。有了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提高核心技术，才能促进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要在全媒体时代下进行舆情调控的创新，打造融合型舆情调控平台是重要前提，需要从技术和监测两个方面来落实并加以完善。首先，要进行平台建设，就要完善设备和相应的技术，这是基本保障。对传统媒体来说，需要对自己固有的媒介传播工具加以巩固和利用，让其功能效果得到最大化发挥。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对必要的互联网先进技术进行引进和“数字化建设”，强化传统媒体移动端的开发研发，使其能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应用，并做到与各消息源的实时同步更新。加强对完成传统媒体从单一职能到融合性媒介的过渡。其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扩大了其传统媒体固有“舆论场”的影响范围，传统媒体必须打破原有单一的工作模式——稳固舆论场并调控舆论。同时，要不断进行政府、企业、公众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组建起一个有助于增强彼此互动能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