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珂，1988年生于北京。小说散见于《收获》、《十月》、《天涯》、《西湖》、《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本和排行榜。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佳作奖。

1

晚上，如果没有工作或应酬，他会给自己做顿简单的晚餐，吃完洗个澡，挑部老电影，调暗灯光，在停滞的气氛中昏昏欲睡。时间逐渐具化，变成神秘的烟状物，漂浮在灰暗的空气中，他就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环境中随着时间一起衰老——事情很难改变，电影会在晚上11点结束，他清醒过来，换上T恤和睡裤，关上灯，倒头大睡。也许他会有一两次的起夜，或者几个小时的失眠，这种行为虽然破坏了夜晚的完整性，却不能说明一切变得不同寻常了。相反，如果这样的话，他尤其体会到命运的力不从心。在黑暗中，他不管是因为尿急还是失眠大睁着双眼，都会捕捉到一丝不详的气息：那是一种阴险的预感——它也许存在很久了，只是他未曾发现。

今晚，他吃饱喝足，看了部忧伤的电影，倒在床上蒙头睡去。然后，深夜对他发出了召唤，他突然惊醒，按亮手机，时间显示2：00。他迷迷糊糊打开微信，越过一些无用的广告和群组消息，手指停在一条信息上。他努力了好久，才迫使思维聚拢在这条微信上。那是朋友张旸给他发的：郑先生去世了。

他再也睡不着了，黑夜化为士兵围在他床边，举着长枪，竞相撑起睡眠的帷帐。每当他试图把僵硬的眼皮覆盖在眼珠上时，干涩和酸痛一齐向他袭来，让他叫苦不迭，不得不放弃。最重要的是，他口渴得要命，并且深知这种干渴不是水能治好的，仿佛是有个杂技演员正在他喉咙深处玩火球，他必须好言相劝把其赶走才能获得安宁。他一会儿燥热难耐，不得不打开空调，一会儿又跃跃欲试想拨通张旸的电话问个究竟。郑先生到底长什么样来着——可现在不是想这种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出于尊重，还是为了阻击失眠，他都不应该把关注点放在郑先生的脸上。实际上，一切想象和质疑都是徒劳无功，在黑夜的压迫下，他的神经变得万分脆弱。

直到早上六点，他才隐约有了睡意。可是当他想到上午要到报社开例会时，就又吓得睡不着了。最终，他在一种烦躁的反复中，陷入了睡眠与清醒的临界状态。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他疲惫的身体没有得到任何缓解。他只能硬撑着起床，用冷水洗了脸，无精打采换上衣服，甚至都没心思吃早饭，便出门了。

他来到大街上，看到了这副万分熟悉的画面：人们眉头紧皱，神情严肃地走向地铁站，并不在意是否碰到旁人的胳膊或者刮到女士的头发;快递公司门前堆满大大小小的包裹，快递车挤满了人行道，快递员在其中来回穿梭，行人不得不绕路而行;早餐车飘着烟雾和香气，鸡蛋灌饼、煎饼、包子纷纷出炉，被塞进不讲卫生的上班族手里;好像为了声明这是一周的开始似的，各种车辆不耐烦地发出吼叫，用以凸显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更糟糕的是地铁站。他因为失眠而四肢酸痛，头晕脑胀，却不得不冲进密闭而拥挤的地下车站，站在队伍的末端，眼看着一辆辆车驶过，却始终挤不到前面去。当然，最终结果是他费劲力气上了车，被夹在众人之中，动弹不得。他的目光不得不放在某个人身上（他总不能闭着眼睛吧），被迫跟着那人阅读手机上的内容（有时候是小说，有时候是电影，有时候是一整段聊天记录呢），鼻子闻着浑浊的气味，喉咙咽着一口口不甘的唾液……突然，一个急刹车，列车晃晃悠悠停下来，人们因着惯性，整体呈现出一种向前趋的姿势，就在这时，一个阴暗的想法飘进了他的脑海。

就在他灰头土脸地为生计奔波的时候，有个人就这么悄没声息地停止呼吸，告别世界了。如果细想的话，这事有点邪性，甚至还有点梦幻般的不真实感。这座表面看起来生机勃勃的城市，天空中弥漫着多少死亡呢？当一些人热烈奔向人生新阶段时，另一些人却稀里糊涂地撒手人寰了，这事儿挺不公平的。而且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或多或少带有些不负责任的流浪色彩。想到这，他的心头弥漫了一层愤恨的情緒。可是归根结底，他不知道郑先生缘何死去，所以无法估量其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状态。也许是意外死亡，他结束了一个庞大的饭局，醉驾回家，却在路上丧了命。或许他是突发疾病，像他那样爱喝酒且熬夜的人，各种类型的猝死是容易找上门的。或许他得了不治之症，在亲人的怀抱和死神的凝望中死去，不过张旸之前没有提过郑先生得病这件事。

也许他应该拿出手机，看看朋友圈，现在肯定有郑先生去世的新闻了。可是他的双手被人群桎梏住，掏出手机非常困难，只得作罢。可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死亡这种事如果能在平和的气氛下毫无障碍地发生的话，完全可以不在乎那吓人的黑暗气氛，而把它看作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他与郑先生仅有一面之缘，不过如果必须下结论的话，郑先生是对他有恩的，只是这恩情来得非常诡异。名人就是这样，嘴唇一张一闭就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此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郑先生模糊的脸，可是他不管如何绞尽脑汁，都想不出郑先生具体的模样。那是一个边缘模糊的似脸非脸的圆盘，上面配以花白的头发，暂且盘踞在他脑海中冒充郑先生。

一个小时后，他走进报社大楼。这是座常年不见光的古老大厦，一层大堂被轻薄的黄色烟尘笼罩，一副褪色的水粉画悬在正面大门的墙壁上，下面是两个破损的红棕色沙发，无事可做的保安站在沙发旁边，向他投来无奈的目光。他低下头，在挂钟过于响亮的滴答声中穿过大堂，走进电梯，上到四层。他到办公室时是八点半，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这让他有些懊恼，困倦与饥饿再次袭来。要怎么熬过这半小时呢？他把小臂放在桌上，抵不住睡眠的诱惑，打起盹来。突然电话铃响，他惊醒，接起电话，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没有比这更糟的了，睡眠不足，饥肠辘辘，晦暗的环境，毫无希望的前路，现在还不得不坐在主编办公室里等待训诫。这位骨瘦如柴、眼如铜铃的主编到底找他有何贵干呢？在这家报社，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没有过人的精力和勇气，没有特殊的才能，是棵被人忽略的小水草，现在，主编却灵光一现想起他来了。如果在平常，这不一定是坏事，他可以借机好好阐述一下那些被拒绝的选题。可是今天，他体力尽失，脑筋不转，这可不一定是个为自己争取前途的好时机，没准还会丢脸。果不其然，他缩手缩脚地坐在沙发上，而主编却紧盯电脑屏幕，在阅读着什么内容。他就这么被遗忘在这里了，如一张没人在意的口香糖纸。突然，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早有预谋，主编瞥了他一眼，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

“郑先生去世了，你知道吗？”

他虽然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不是一个热衷撒谎的人，只好点点头。

“哦？”主编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拿出一架金丝眼镜，放在那有些搞笑的鹰勾鼻上，以一种看好戏的姿态看着他。这时，迫于无奈，他不得不抬起头，迎接主编狡猾而迷离的目光。他的身板挺得过于直了，这个姿势挺难拿，而在主编目不转睛的凝视中，他又不好意思换姿势，乃至于额上出了一层细汗。主编坐在转椅上，身子面向他，双脚在地面上倒着碎步，以便离他更近一点。“所以说，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于这个问题，他无话可说。从昨晚到今早的情况来看，他不仅没有想法，还在努力抑制自己不要有想法。

主编把双手放在头两侧，做出一个无可救药的手势，不耐烦地抱怨道：“真难想象，你还是一个记者！你来报社多久了？没有八年也有七年了吧，却一事无成，一个精彩的报道都没贡献过，总是拿一些无聊透顶的选题来搪塞我！很显然，你看选题的眼光有问题，不过有人天生就没有新闻敏感度，这不赖你，可现在，这么一个现成的好新闻摆在你面前，你却视而不见，真让我难以理解……”

主编声调平缓、词语密集、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对他的不满，而他在主编面前，咬着牙，别着腿，像一只难堪的小老鼠。这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一般来讲，主编是不会找他的，甚至如果必须到他的办公室拿东西，也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仿佛多跟他接触一秒都会让主编难受。他明摆着是主编放弃的员工了，对于这种地位，他并不争辩，秉承随遇而安的态度。可是这次，他的血液因失眠万分活跃，头脑因饥饿灵光闪现，竟结结巴巴地同主编辩驳起来：

“不是这样的，我从不敷衍了事，是您不给我机会啊……郑先生去世的事情……我觉得缓缓再说比较好，我有我的考量，显见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您看看手机，肯定会有很多报道，我们没必要现在行动……当然，我们要找别人不会想到的点……在昨晚，张旸给我发信息的时候……”

啪！主编猛拍了下手，打断了他的胡言乱语，如针的寂静暂时阻隔住两人，让那些难言的愤怒和不屑无法畅行。过了好一会儿，主编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说：“对了，就这个人，你去找他，把一切问清楚。”

然后，主编开始慢吞吞地思索，尽力挑选合适的字词，艰难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就这个人，他不是郑先生最亲近的人吗？去找他，以朋友的身份向他提供帮助，他们总要办追悼会什么的吧？你要潜伏在他身边，等待机会，寻找漏洞，让我们看看郑先生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到底有什么阴谋？当然，你也许会看到，这些故事是平淡无奇的，不过是起意外，或者是种绝症罢了。不过这只是因为角度不同。人用不同的思维和眼光把现实划分为无数个隔间，这其中各有各的精妙和规则。如果你摆脱固有角度，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去思考，又怎会发现不了平常生活中的阴谋呢？这全看你的运气了。去吧，你是个记者，去挖掘吧！”

听完主编这段掷地有声的发言，看着主编那张隐藏在诙谐阴影中骄傲的脸，他彻底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这个尖酸刻薄、自以为是的男人竟有此等无私野心。不知是休息不佳且全力争辩导致的筋疲力尽，还是受到主编莫名其妙的感化，他浑身瘫软，如沐浴在一道奇怪的光中。无知的黑暗逼近了，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仿佛那是一捆压在黑夜之瘤上的稻草。

下午，他处理完工作，垂头丧气地坐电梯下楼。依然是那个晦暗的大堂，令人沮丧。与他一同下电梯的几位女同事神气活现地迈着步子，兴奋地谈论着时髦的话题。他故意放慢脚步，让她们先行。不一会儿，那几个靓丽的身影便消失在门口拐弯处了，只剩下他在这个破旧的地方慢悠悠挪步。他抬起头，恰巧与保安的目光相接，他觉得保安的眼神中有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仿佛在向他施以怜悯。真像死神。他想。

回到家，他已筋疲力尽，强忍着困倦和烦躁，打开厨房的窗子，听着放学回来的孩子们的吵闹奔跑声，煮了一碗面，快速吃完，瘫在沙发上。应该好好想一想主编说的话，或查看一下新闻，要不就给张旸打个电话，要求采访相关人员。他这样想着，眼皮不自觉地黏连在一起，一股温暖的如金沙般的水流注入大脑，软化了神经，让他如浸泡在一种莫名的芬芳中。突然，一阵孩童稚嫩的尖叫声从外面传来，切断了他通往睡眠的路，使他碰触到一面冰冷的铁墙。他看见沙发的另一端，郑先生坐在那里，把脸埋在双手中，仿佛在哀悼什么。他不敢动，眼睁睁看着郑先生缓慢挪过来，仿佛乘梦前行。郑先生的脸部模糊，身体像少年那样青涩健壮，站在他面前，温柔地对他说：“小许，你刚刚毕业，没想好出路的话，不然去××报社工作吧。”往事的光环极其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使他像看电影似的好奇又难堪地窥视这些画面。他边看便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难道人生就是这么被改变的吗？突然，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击垮了他，他大叫一声，闭上了眼睛。他就这样沉沉睡去了。

2

郑先生是位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他是个贫穷又自命不凡的小人物，按理说，他们是绝不会扯上关系的，哪怕有过一面之缘。而郑先生去世了，他与郑先生的关系理应更加淡薄，一个活人怎么可能和死人有实质性的关系呢？他这么想绝无冒犯之意，只是实事求是。首先，他根本不知道鄭先生的死因，也不知道郑先生的临终状态，也就是说，郑先生的死亡他绝无参与。况且，当一个人停止呼吸，身体僵硬，被塞进冷冻柜，等待火化，那么死者即便真有什么残存的意识也难以表述了，生者会认为死者单方面切断了与世界的来往，那么做为世界中的一个个活人，理应逆来顺受，解除与死者的关系。所以，哪怕是郑先生的挚爱亲朋，也难逃与其断绝来往的命运，更别说他这个跟郑先生都算不上认识的人了。

“你是不是觉得，郑老师的死是一个阴谋？哈哈哈……”

简直尴尬透了！面对这位宋总闪烁着盗贼光芒的鼠眼，他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

宋总是个通情达理、对音乐产业颇有见解、心思和四肢都很灵活的胖子，对于郑先生的死，他没有表现出悲伤，而是秉承公事公办的原则，极尽所能为郑先生操办葬礼。可是这个人（如果掌握的信息没错的话），却是郑先生的发小以及合作伙伴。宋总不但对发小的死亡没表现出哀悼的样子，反而让公司里充斥着张灯结彩的节日气氛：那些员工欢快地跑来跳去，打印文件，签字，泡咖啡，互相打趣，或者几人凑在一起看演唱会视频。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仿佛可亲可爱的郑先生就是在同事们的欢呼声中一命呜呼的。

“追悼会要办得大，办得好，灯光摄影音乐都要到位，钱不是问题，麻烦我们也不怕，总之，不能逊于之前任何一场音乐会。”宋总坐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翘着腿，把手放在滚圆的肚子上。

“可是……宋总，据我所知，郑先生生前没开过音乐会……”他小心翼翼提出质疑，同时看向坐在角落里的张旸，这位老朋友一直沉默。

几分钟前，宋总果断地提出“阴谋论”的时候，他的脊背一阵发凉。伴随着宋总毛骨悚然的笑声，他绝望地想到，这是为什么呢？他根本没说过“阴谋”二字，也绝不会涉及此类含义。作为一名记者，也许没什么才华，但是专业素养和基本能力他是有的，他懂得谈话技巧，知道怎样若有似无地挑起人们的说话欲并且让对方看不懂他的目的。况且他根本不赞同主编的“阴谋论”，更不会把这种阴险的种子埋藏在话语中。而宋总却像绕开了他的思想，探入他的意识，追溯到他昨天的经历一样。

宋总并没有接音乐会的话茬儿，而是把笑模样突然凝固住，眼中寒光一闪，表情严肃地望向他，说道：

“年轻人啊，有理想是好的，不过奉劝一句，真相不是那么好玩儿的东西。当真相可以伤害人，或者真相毫无用处的时候，还是不提为妙。”

他无言以对，再一次下意识地看向张旸，只见此人坐在黯淡忧伤的阴影中，一个劲地咽口水，喉头像是弹球一样上下活动。

“总之一句话，新闻稿提前给我看吧。”宋总说。

“好，没问题……”他不得不答应宋总的要求，因为这并不是无理的要求，然而，“可是……”有些事情他必须弄清楚，“总得给我一些信息吧，比如死因，我是指具体的。”他才发现，对郑先生可谓一无所知，要想写新闻稿万分困难，“还有，身边亲近的人接受采访吗？”如果下定决心干这活儿，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更多信息，“如果有独家的资料，也放心给我，我会体谅您的心情，酌情报道。”真的是一团乱。

宋总站起来，脸上有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颤颤巍巍的肚子像是一团白色的空气，四处窜动。他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顺手开了旁边的音响，迷人的爵士乐倾泻而出。他身后的白墙上挂满了照片，是他与很多音乐人、名歌手、名演员的合影，却唯独没有和郑先生的合影。

“死因是心脏病，郑先生一直有心脏瓣膜供血不足的问题，做过两次手术。我只能告诉你他是猝死，突然死亡的，没有任何痛苦，地点恕我不能透露，你可以模糊处理。原因嘛……也许是他为××歌手的新专辑熬了夜，或者前一天的慈善酒会喝多了酒，你尽可以虚构细节，我不在乎。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你也知道，郑先生比较注重保护隐私，所以我这里没有现成的资料，不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总之尽快出新闻稿吧，追悼会在后天。”

说完这话，宋总脸上严肃的神色消失了，转换为不悦。当宋总彻底在电脑前坐下，对着屏幕冥思苦想的时候，他便知道，这位宋总是个没耐心的人，此刻正在下逐客令呢。他对宋总的敷衍并不介意，事情总是真真假假，新闻更是如此。唯一让他介意的是，他的老朋友张旸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

很快他就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人们认为理想状态是一辆不受外力影响匀速前进的列车，而真实情况往往是一只沉默诡谲、陰险多变的魔盒。其实，他在见宋总之前就发现了这个苗头。他站在地铁车厢里（因为不是早高峰，车厢不是很挤），左手握扶杆，右手拿手机，在一种别扭的好奇感的趋动下察看朋友圈和微博。像是下过一场春雨，灿烂的太阳爬上天边，种子跃跃欲试，白云豪情万丈，天地间呈现出一种情难自抑的缤纷色彩——这样描述社交网络上的状态最为合适。只需一个突破口，但凡一家自媒体，或者纸媒的客户端爆出郑先生去世的消息，人们便像受了春风恩惠的小草一般，纷纷苏醒，点赞，转发。当然，此时，这只是一条简讯，不到一百字，说明了事发的时间，没说地点，更没说死因。到此为止，人们的普遍情绪是以惊讶为主的，也许还有一点悲伤，一点莫名其妙，个别人还会有凑热闹般的亢奋感，但这只是调味剂。现在，基础的色彩就是震惊，这是事件初始的基调。

事情到了下午就不同了。他从宋总公司出来，走在大街上，春日午后明媚的阳光让他萌生社交的欲望。他想了很久，都没想到可去的地方——没有能找的朋友，也没有心仪的姑娘，他又不想独自去咖啡馆浪费时间。下午在××书店有一本新书的发布会，可是他认为此刻最重要的工作是关于郑先生的报道，况且主编不喜欢新书发布会的选题……他决定回家。一个半小时后，他到了家，窝在沙发里玩手机。这时，他发现，朋友圈有一半的人都在关注郑先生去世的话题，其中大部分在转发简讯并配以评论，一小部分人声称正重温郑先生的成名曲，一些女孩子自制了哀悼的图片，还有几个人写了很长的文字，用以彰显自己对郑先生音乐的痴迷。而在微博上，“郑先生去世”已排在热搜榜第五位，并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当孩子们的吵闹声从楼下响起时，他来到厨房，打开窗子，开始做晚饭。随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雪白的挂面变得柔软透明、各种调料与葱花点缀其中，郑先生去世这个话题也逐渐升温、慢慢进入高潮阶段。就在他做饭的这段时间里，郑先生，携带着自己的死亡，坐上了一架性能极好的跑车，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疾驰猛跑开了——他把碗端到茶几上，弓着身吃面，手指不停滑动着手机屏幕——现在，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开始转发消息了。除了简讯外，竟还出现了几篇软文，一篇长报道，和一个疑似郑先生猝死的视频。

他吃完面，把碗放在水槽里，半躺在沙发上，准备理一下思路。首先，郑先生虽是名人，但并不是曝光率很高的明星。他是个幕后工作者，虽然才华出众，创作的歌曲传唱度很高，但大众对他的了解却只停留在表面。况且，郑先生是这么个人，不上节目，极其注重隐私。这等于单方面阻隔了许多了解他的途径，而大众呢？似乎有随遇而安的秉性，谁会对一个深居简出音乐人的生活产生兴趣呢？所以，这个话题之所以蔓延极快，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为全民性话题，只能说明两点：网络本身带有扩大与夸张的属性，这是一个不太可控的没有性质的属性;惊讶使人盲目，盲目引来盲从，集体意识会突然出现，不过这不能代表什么。

郑先生生前，只有两件事广为人知：郑先生爱喝酒;郑先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人们不知道这两件事是真是假，只不过郑先生虚幻的形象需要细节来填补，哪怕这些细节也是虚幻的。他认真研读了软文和长报道，发现没什么新奇的，那些文章看似饱满，其实空洞，不过是围绕着已知的（有可能）虚幻的细节大做文章，连具体的死因都没有，连地点都没有，更没有提及后天的追悼会。

天色渐晚，他伸了个懒腰，一屁股坐在转椅上，仰起头，把后背尽可能与椅背贴合，点燃一支烟，打开电脑。他边浏览新闻，边琢磨上午与宋总的见面。这条路算是堵死了，从宋总那儿获得不了任何信息，也没有采访死者家人的机会，可是宋总为什么让他在网上寻找信息呢？他自认已竭尽所能，像个被丈夫抛弃的怨妇一样，在网上疯狂人肉郑先生，得到的却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只言片语：郑先生的百度百科简洁得像是一份家电使用说明书;郑先生的豆瓣和贴吧小组是个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郑先生没有微博、博客、个人网站，没有接受过采访，没有上过综艺节目;总之，郑先生其人，在这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中就像一副骷髅……他不禁打了个冷战，这么个人，谁能拿出其存在的证据呢？一般来讲，人像蜗牛，总会有意无意留下痕迹，而郑先生，就像一只自带橡皮擦的蜗牛，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蜗牛，而是一只狡猾的蚂蚱——他无法自证曾经存在过，亲朋好友又不愿露面，所以，他死亡了，可谓毫不拖泥带水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了，而他在世上完成的最后一个行为，这个被称之为死亡的行为，显见也不可能为他的不存在提供反面证据。也就是说，他从生走向死这个过程，根本没有见证者，或者说即便有见证者，也因某种目的不愿提供证据。这位郑先生，会不会只是众人齐心合力臆想出来的呢……别傻了——他摇摇头，及时悬崖勒马——这位“虚幻”的人可是刚刚去世啊，如果不存在的话，还有什么去世的意义呢？况且他确实见过郑先生，现在这份工作就是他们相遇的证据！从某种意义来讲，他不就是所谓的见证者吗？

他撵灭烟，漫不经心地打开手机，想看看朋友圈调节一下心情。随着他手指上滑的动作越来越急促，他的眼睛和嘴同时张大，身板也嗖地一下挺直了。朋友圈中的景象令他难以置信，尽管他十分了解个体在信息时代充当的角色有多么重要，可当他亲眼所见这种井喷式的信息爆发，还是不免惊讶。此刻，晚上八点，朋友圈已经彻底被郑先生去世的消息刷屏了。好像是一场愚蠢的作文大赛，人们或悲叹，或惊呼，或愤怒，或唏嘘，仿佛郑先生的死亡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似的。真奇怪，郑先生好像活过来了，他的意思是，郑先生的形象鲜活起来了，已经从一个苍白模糊的死人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偶像了——当他想到这个隐喻时，激动地举起双臂，缩起小腿，像一只处于战斗状态的蚂蚱——果然没让他失望，媒体们乘胜追击，大张旗鼓地摆开架势，各种长报道，起着或煽情或有趣的名字，在人们指尖的微微抖动下，铺天盖地地袭来。什么“今晚，我们都是热爱音乐的人”，“他的名字叫天才”，“郑先生，一位鲜为人了解的中国音乐大师”，“他的死令全球震惊，席琳迪翁表示惋惜”……瞧瞧！这一个个漏洞百出的名字，好像为了让他难堪似的。他坚决不允许自己上这些庸俗名字的怪当！

一个小时后，他读完了网上所有文章，氣得直想掀桌子。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报道啊！先不说语言何其粗糙（他认为与他的语言没法比），构架何其拙劣，单论真实性这一点，基本都不达标。关于郑先生的生平，他看到了六种不同的说辞：一说郑先生是音乐神童，在加拿大长大;一说郑先生家境贫寒，得了前辈的提携才大展宏图;一说郑先生出生知识分子家庭，不顾家人反对迷恋音乐;余下三种说法不提也罢……他深知，这完全是为了应付主编，或是为了应付读者，或是为了应付主编想要应付读者的愿望而攥出来的故事。他深谙此道，却不屑于此。这就是我不受重视的原因啊！他感叹。而大众呢？竟然时而欢笑，时而啜泣，尽情被这些故事牵着鼻子走。也许世道变了，真相已经不重要了，他悲哀地想，同时愤恨地关掉一个个网页。

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奇怪。网上广为流传郑先生嗜酒，唯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坚决反对此事。据他自己说，他是一名娱乐公司的宣传人员，也是郑先生的粉丝（他甚至亮出自己的收藏，所有郑先生参与过制作的专辑密密麻麻摆满了书架）。网友们纷纷对他进行驳斥，争先劝告他不要乱说，不要破坏郑先生活神仙般潇洒的人设。他也不甘示弱，声称马上就拿出证据。然后，一个只有不到一分钟的视频面世了，是该网友拍摄的。视频中是一个小型圈内人聚会现场（该网友可能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去的），郑先生和一位著名演员以及一个娱乐公司老板交谈，演员问郑先生和老板喝什么酒，她可以去拿，老板点了威士忌，而郑先生明确表示自己酒精过敏，谢绝了。

他确实有一种郑先生爱喝酒的印象，那次他们偶然的相遇就是在一个酒局上。不过就算郑先生出现在酒局上，也不一定会喝酒，况且他没有荣幸和郑先生坐一桌，没看到郑先生到底喝没喝酒。就算这个证据不成立的话，那么宋总的话怎么说呢？宋总说：“……或者他在前一天的慈善酒会喝多了酒……”这可是直接承认郑先生爱在聚会上喝酒啊。

最奇怪的倒不在酒，而在郑先生的样貌上。视频中，郑先生是一位身材瘦削，长脸，花白头发的富有艺术气息的中年男人。而在广为流传的郑先生唯一的形象照中，却是一个脸庞圆大，身材短粗，留寸头，颇有些江湖气的大汉。视频中的郑先生和形象照中的郑先生不是一个人。而他反复仔细辨认，确定这种变化也不可能是减肥得来的。那么到底谁是郑先生呢？视频中，演员明明白白地称呼了郑先生的名字，老板也在奉承郑先生最近制作的专辑有多么动听，而那唯一的形象照是宋总的公司放出来的……两方看起来都不像在撒谎。

突然，他发现了一个漏洞，一个阴险的误差，或者说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小皱褶。他觉得毛骨悚然，耳边嗡嗡直响，手脚麻木，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他确实发现了，主编说得没错，这里有一个阴谋，是隐藏在内里的，一道历史久远的疤痕。它不知趴伏在那里多久了，人们假装不去在意，却又无法真正忽略它的存在。如今，幕布被撕开，它暴露了。

他确信这里有一个阴谋，就在他附近，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分身，是飘浮在他的思维中的，而不是存在于房间中。刚摸索到阴谋的雏形时，他没生出深入探究的欲望，反而产生了一种难缠的感觉——寂寞。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小区里人们的谈笑声冲进房间，可这没能让他好受一点。他低下头，看见几位妇女在健身园中聊天，一位大爷在摆弄健身机械，还有喂野猫的年轻人，跳跳糖一样蹦来蹦去的孩子们……可是这也没能让他好受一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想找人说说话。主编的脸浮现在他眼前。他有种给主编打电话的冲动，好好汇报一下这些怪事。可是他知道，主编是不屑听他闲谈的。那么给谁打呢？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他没什么朋友。同事能说得上话的就两三个，其他人全部形同陌路，而那两三位也没有亲密到晚上可以打电话的地步。他与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关系不错，不过那是个游戏人生的男孩子，不会静下心来听他闲扯什么阴谋。至于女人，他完全搞不定。

他拿起手机，犹豫片刻，拨通了张旸的电话，点了免提，按了Home键，看着屏保上的时间发呆。21：50。他确信张旸没睡，搞不好还在开会。嘟——嘟——嘟——嘟——冰冷的声音让他烦躁。一、二、三、四……他数了七下，有点没耐心了，同时觉得这是个错误。没人愿意听你胡言乱语，谁会在乎一个阴谋呢，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阴谋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他刚要挂掉，偏偏在这时，电话被接通了。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他愣住了，喧哗声与黑色的空气瞬间凝固。

“找张旸吗？他在开会。”女人轻松地说道。

该怎么办呢？要让这位女人传个话，说明天再打来？或者让她去叫张旸，这就把事情说清楚（不过他并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要不干脆告诉她这是个误会，他按错了，或者他只是担心张旸要应付的事情太多，特此慰问一下。对，这个理由不错，也许就应该这么说。

突然，女人以一种十分轻佻纤细的声音说道：

“你是许恒吧，张旸现在忙，不方便说话，有什么事就问我吧。”

3

张旸，他唯一的朋友，是个内敛、单纯、满腹心事的害羞男人。他们从同一所大學的新闻系毕业，留在这座城市发展。多年以来，他们很少谈恋爱，几乎不去娱乐场所（除了工作应酬），因为事业毫无进展，甚至放弃了买房的奢望。他们是一类人。而他们这类人，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就像被遗失的米粒一样，虽然基数庞大，却对彼此视而不见。所以，他们这类人，是很难与同类人做朋友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们无法与同类做朋友，又不敢妄想与郑先生这类社会名流做朋友，或者忍尊屈膝去与一名清洁工做朋友，导致他们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

幸运的是，他与张旸的友情始于大学，那时候一切都很模糊，没人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哪类人，所以稀里糊涂交上了朋友。而当他们逐渐定型时，又因惯性难舍难分了。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野心不大，所以短时间不会出现其中一人飞黄腾达这类挑战他们友谊的事，所以他们的友谊可谓相对牢固。

昨晚，他对那位掌握张旸电话的女人说：“麻烦你把电话给张旸，或者转告他，让他给我回电话，我会一直等，等到死！”

女人扑哧一下笑出来，而他也为那句冲动的“等到死”汗颜。

“你是张旸的女朋友吗？”他小心翼翼地问，明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他是用一种发泄的心态问这个问题的。

女人再次被他小孩子似的撒娇语气逗笑了，可这次她及时止住笑，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假装严肃以便进行下一个小游戏，她突然字正腔圆地说：

“不是。”

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是隐约的争吵声、沙沙的电流声、搬放东西时发出的沉闷的砰砰声组合在一起的让人胸闷的声音，他不得不张开嘴，大口呼吸夜晚的空气。此时他有一种十分具体的想象：有一个装修队，扛着他叫不上名字的各式器材，整齐划一地进驻电话线，在逼仄的管道里，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忙活着。他们每个人都在忘我地工作，根本不去想这份在电话线里的诡异工作是否真有其意义——这种想法让他拐进死胡同，让他再次想起那些奇怪的事情来了。张旸为什么要躲他呢？郑先生去世这件事有那么不可告人吗？可问题是——他再次想起上午的会议——他们在把这件事广告天下人，却唯独对他讳莫如深。仿佛是这件事有个核心，他是唯一能挖掘核心的人，而这个核心是万万不能让他挖掘出来的，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这种想法实属搞笑，一个名人去世了而已，又不是什么历史性的灾难事件。难道因为此人是名人，就不能去死，因为死亡是普通人干的龌龊勾当？恰恰相反，死亡是一个警钟，告诫大家不要对平常事太过在意。如果你介意死亡，那么死亡就会变本加厉地席卷而来，所以最好的做法便是无视它。不要介意一个人的死亡，而去介意一只小猫的失踪，一位丈夫的出轨，或者一个工人永远要不到的工资——这些事是完全可以介意的。

“喂？你还在吗？”女人有些不耐烦了。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拥有完美嗓音的女人。

“当然，我在。”他说。

“哦，有什么想问的吗？没事的话我去忙了。”女人说。

有多动听呢？就像是一根嫩油油的黄瓜被掰开了发出的咔嚓声那样，是一种带着水音儿的声音，从年轻的、丰满的喉咙里发出。

他马上意识到，这也许是个很美丽的女人。尽管他此刻满心扑在郑先生上，但他毕竟是个男人，一点小的挑逗和刺激都会让他忘乎所以。就像现在，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个声音之美妙，并且正在预测此人美貌之程度，郑先生、主编、宋总、张旸这个邪恶组合暂且被他抛到一边去了。从昨天到现在，他头一次感到轻松。女人总是在不经意间给男人施以致命的魔力，而这也确实是男人该干的事，放弃那种呼天抢地式的挣扎与自证吧，放下无用的武器，不要碰黑暗的泉水，专心沉浸在女人的芬芳中——他做到了，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爷们儿一样。

“那么……你认识郑先生吗？”他打起精神，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活力。

“当然。”对方似乎打了个哈欠。

“那么。”机会来了，不管是为了虚幻的爱情（或性欲），还是为了事业。可是，他竟然局促起来，“那么”之后再无下文。

“我叫兔子，明天来××大厦五层会议室吧，我们在那儿开郑先生追悼会的策划会。”兔子用极其迷人的音调说。

他加了兔子的微信，挂掉电话，关掉窗子和电脑，换上睡衣，钻进被窝。他没有马上入睡，而是拧亮床头灯，在一片昏沉的光线中，像木乃伊一样直挺挺地躺着，冥思苦想。兔子，这真是个神奇的女子，不仅因为她音色动听，还因为她的语调中有种不给人留余地的笃定。柔软的棉花中穿插了一根铁丝——就是这种感觉。他觉得兔子没准是那种女人，梳一个马尾，不化妆，穿一条热裤，想理你的时候，就对你呵护备至，不想理你的时候，干脆消失不见。就像是春季树木上偶尔长出来的小果子一样，是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年轻女子。他拿起手机，换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打开兔子的朋友圈，准备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让他颇有好感的女子。首先是头像，没什么特别的，一副卡通兔子的水彩画。她也许属兔，或者养了一只兔子，要不就是经常喂养小区里的流浪兔，当然，她也有可能就是特别喜欢兔子，还有一种更赏心悦目的猜测——她有一对可爱的小兔牙。可惜，朋友圈没能让他获取更多信息。这位神秘女子的朋友圈设为“仅展示最近一个月”，而这一个月，她只发了四条：一条关于郑先生死讯的转发;一张黑白照片，配以“晚安”两字（他认出，这是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处女作《伊万的童年》中的经典镜头，上校抱起女护士在壕沟上接吻）;一条关于国内某诗人的诗歌转发，可见她很喜欢该诗人的诗;还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

也不一定是她的照片，因为没有配任何文字说明。照片中是一个女人的侧脸特写，背景是一排深棕色的方格木窗子，窗子旁是土黄色的壁纸。他判断这是在一个古香古色的餐厅里，或者是茶馆，兔子应该是被人偷拍的，不过摆拍也说不定。再看那张侧脸，确实符合他对兔子的幻想，那是一个年纪尚轻、样貌可爱的女孩，梳着棕栗色的马尾辫子。更让他神往的是一种神态，一种与任何形容词都不匹配的神态，只与她的声音有关。那是一种与她美妙声音极其相配的神态。

他把手机扔在一旁，感到心慌。（有可能是）兔子的脸像金色的版画浮在他头顶，让他如临大敌。也许是想太多了，可能性到处都是，也可以说处处都无可能性。只不过所有美好的可能性从没降临到他头上过。凭什么呢？他痛苦地闭上眼睛。这不公平，仿佛一架金色的纺锤。他像鱼那样张着嘴，吐出泡沫。太不公平了，纺锤的尖要扎到我了，它离我的心脏只有一毫米。在入睡前几秒，他还大张着双臂，像被抛在岸上的虾一样挣扎着。

他梦到了兔子。那是一个古怪的梦，兔子站在一间餐厅里，有着深棕色浮雕木窗子和土黄色壁纸的餐厅，是照片里餐厅的延伸。兔子站着，侧着脸，和照片里的形象一样。当然，这也许不是兔子，照片可能是一种掩护，不过不要紧，他心里认为这是兔子。于是，有可能是兔子的兔子慢慢转过身，打开放在地上的一个老式电视机，里面播放着一部黑白电影：两个人在比身高，可是其中一人比另一个高出太多了，使这场比较没有意义。这一切就像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一样，沉默，阴郁。再看兔子，已经转过脸正面对着他了，可即便如此，他依旧看不清兔子的脸，仿佛有一片讨厌的迷雾在跟他作对。这时候，他发现兔子什么都没穿，那对边缘清晰的乳房随着一种诡异的节奏跳来跳去，像两颗粉色的心脏。然后，一个边角出现在他的余光中。他转过头来，瞬间大汗淋漓。那是一口棺材，深棕色的、材质极好的棺材。他急得直跺脚，可又挪不开步子。从棺材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似乎还有音乐声。他浑身湿透了，像一个被剥了皮的洋葱。他想回头看兔子，可是怎么也回不过头来。然后，那棺材越变越大，音乐声越来越响，他突然冷静下来了，心想不过是具死尸，没什么可怕的。就在这时，一个阴险的念头蹿到他脑海，让他再一次沉浸在恐惧中。也许不是郑先生死了，而是我死了。然后他醒了过来。

他筋疲力尽，浑身湿透，不知是梦境有惯性，还是现实给的冲击，他不再觉得恐惧，只觉得愤怒。他没好气地想，为什么总轮到我呢？这下子，界限模糊了，活人与死人跨到对岸，把这里搅得乌烟瘴气。他翻了个身，继续睡去。

早上八点，他起床，觉得神清气爽。他认真洗了把脸，刮了胡子，边吃早餐边回味昨晚的梦。薄如蝉翼的阳光晒在他身上，冲淡了梦境的惊悚与绝望，所以，当他慢悠悠嚼着面包的时候，心里只想着兔子粉色的乳房，有关电视机、棺材、古怪餐廳的事全被他抛之脑后了。他喝掉最后一些牛奶，把盒子压扁，扔进垃圾桶，走进卧室，挑了一件他颇为心仪的深蓝色衬衫，美滋滋地穿上，感觉良好。他想去卫生间照镜子，却被横在客厅中桌子的边角狠狠磕了一下。“他妈的！”一瞬间，毫无根据的欣喜感觉消失了，压抑的、黏糊糊的空气再度包围他，把他打回原型。然后，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脸，眼泡浮肿，皮肤粗糙，牙齿焦黄，完全不是能配得上兔子的男人形象。他歪过头，朝客厅看去，各种有用没用的东西摆得歪七扭八，所有玩意儿都是旧的，脏的，让人觉得这里很臭，一刻都不想待下去。这个房子不尽如人意，可这是他能找到性价比最高的一居室了……他把背包收拾好，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穿鞋。也许主编说得对，他应该多去写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报道，而不要老想着自己可怜的文化抱负。这样的话，他也许会升职，也许能挣点外快，也许能租一个稍微舒服点的房子。显见，兔子那样的女孩是不会愿意来这种房子做客的。

乘地铁时，他不自觉地幻想起来：也许该想想出路了，总在这家报社耗着，拿着几千块的工资，不受重视，难道一辈子租这种房子，一辈子找不着女朋友吗？这种想法是他未曾有过的，或是很少有过。他的思维突然跳跃起来，脸庞焕发出活力——也许可以换家报社，碰碰运气，找一个赏识自己的主编，或者换个行业干干，比如新媒体、门户网站、视频网站……不过要他选择的话，他其实不想在以上任何一个行业再就业，因为势必会遇到一个跟他不对付的上司，不是主编，就是副主编，那些人喜欢把他这种其貌不扬又不爱说话的男人当作眼中钉。要他说的话，或许根本就该自己创业，根据自己的风格和眼光经营一家新媒体，或者问问身边的朋友，愿不愿意一起做一个独立出版工作室。

他下了地铁，跟着导航找到××大厦，从正门走进去。他还在盘算这些事，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晶莹明亮的落地窗。他找到电梯间，随着“叮——”一声响，走进一个玻璃盒子，才发现，这座大厦很像一个水晶棺材，到处都是玻璃，折射出匪夷所思的光。他上到五层，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路过很多上面没有任何标志的玻璃门，这让他怀疑这些办公室到底有没有人办公，或者这是些租不出去的空房子。终于，他听到隐隐的喧哗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直至走到会议室门口，看到里面坐满了人。

没有兔子，或者说他没认出兔子，或者兔子根本就不长照片里那样。这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人，有十来个，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穿着时髦地让他紧张的衣服。如果不是兔子提前告知会议内容，他还以为这是一些追星族在开联谊会呢。这个会议室像是一个种植花草的玻璃房子，中间是一个U型会议桌，不大，刚好够坐下他们，而媒体则坐在紧贴里侧玻璃墙的座位上。他扫了眼那排椅子，看见几个熟面孔：一个兄弟报社的资深女记者;一个新闻网站的姑娘;一个自己从不写稿的男记者;还有一位新锐报社的副主编（他居然带了个三人团队过来）。他挨个问好，坐在不写稿的男记者身边。“今儿真热啊。”男记者眯缝着眼睛，懒洋洋地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热得满头大汗了，只得跟网站姑娘要了纸巾，擦了汗，脱掉外套。然后他看见孩子们也因为炎热纷纷脱去外套，露出奶酪似的胳膊。这时，一个穿紫色T恤、梳着两个辫子的倔强小姑娘走到角落里，刷刷两声拉下一扇落地窗的窗帘，会议室里霎时阴暗了许多。

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个男孩儿走到U型会议桌的底部，突然间，会场静谧下来，十几双眼睛一齐望向男孩儿。那是一个头发乌黑，身体轻飘飘的男孩儿，他拿着一张纸，看起来不像是要做什么工作汇报，而是在欣赏一份节目单。总之，他不像是公司里能担任会议开场发言的重要职员，倒像是学生会里负责调节气氛的混小子。这时，有一个矮胖的姑娘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记者席旁，把一沓纸交给离她最近的记者。这些纸在记者席上分发开来。他拿到手时，发现这是一个彩色的小册子，封面是郑先生的形象照，里面是满满两页诗体化的文字。男孩儿开始说话了，或者不如说他开始朗诵了，而他读的正是册子上的文字。男孩儿的语气十分平淡，甚至可以说是冷淡，仿佛宣告郑先生的死亡、朗读郑先生的生平、缅怀郑先生的成就这些事与他没丝毫关系，他的工作只是把它们读出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传递者，一个中介，一个过渡空间。男孩以一种平缓得仿佛柏油大马路似的语气读完了郑先生的生平，像一个幽灵一样飘下去，隐退到同事中间。这时，不知谁带的头，竟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然后，那个发小册子的胖女孩开始耐心地讲述关于这个册子的一切，用多少开的纸，怎样印刷，有多少份，文字的运用有着怎样的考量，照片清晰度给她带来的困扰，追悼会时这些册子将如何分发……显见，她与高个儿男孩是一伙儿的，他们属于“送别郑先生”小分队的“纪念小册子”部门成员，那些文字很有可能是男孩儿写的，而这个女孩儿负责其他一切事宜。他突然对男孩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然是因为男孩儿写出了“郑先生生平”。然而，在男孩儿朗读时，他跟着读了一遍册子上的文字，女孩儿讲述的时候，他又读了一遍，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那些文字基本上在讲述这些事情：郑先生，70后，生于工人家庭，某音乐学院毕业，某唱片公司实习，因某首歌曲被某歌手看重，成立××公司，然后就是冗长的荣誉和成就，最后是缅怀，一些煽情的文字，老套的应付活人的把戏。郑先生，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有趣，工人家庭出生，这倒是个新鲜说法，与网上的所有版本都不同。可生平介绍写得极为简练，躲躲闪闪，仿佛生怕别人窥探到郑先生的私生活似的。一位已故去的人还能有什么私生活呢？他郁闷地把手掌压在册子上，失魂落魄地看着那个隐匿在人群中的男孩儿。他真想此刻就走到男孩儿身边，把他揪出会议室，好好盘问他一下。起码要说明这些生平信息的来源吧，要把掌握的信息分享给记者，好让记者有内容可报道。因为毋庸置疑，记者也是人，无法凭空瞎编出佛经一般的真理，而死人根本没有尊严可谈，没必要再玄乎其玄地为其遮掩，我们这些活人，现在正因某些人要保护死者的隐私而饱受煎熬呢——他感到愤怒，不知是天气太热的原因，还是胖女孩在那里支支吾吾个没完，或者是他不太喜欢身边这个吊儿郎当的男记者，要不就是他总觉得，兔子在耍他。

胖女孩终于讲完了，坐到眼镜男孩儿旁边，两人立刻开始窃窃私语。他们一定有一腿，他没好气地想，强迫自己不去看那对小鸳鸯。会场沉默了五秒，这时，男记者向他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其中含着深切的讽刺。这正合他意，说实话，他也觉得眼前的一切十分滑稽可笑。然后，那个拉窗帘的倔强小姑娘站起来了。她显见是个小領导，有几个梳短发的女孩子挺怕她，因为她刚站起来时，那几个女孩儿就像埋土豆一样把自己深深埋在地底下了。倔强姑娘站在刚才两位发言人站的位置，他才发觉她长得挺好看，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坚毅之美。她开始说话了，用一种尖锐、干脆、不给人留余地的语气。

他觉得恍惚，仿佛置身一片浑沌模糊的光圈中，声音是从云层传来的，而不是从那个有血有肉、心脏跳动、皮肤润泽的人体中传来。其实那女孩儿说话很有条理性，她在说追悼会的前期准备工作，追悼会当天的布置和人员安排，追悼会之后的善后工作。她把这些内容拆开，明确到每一项工作，再把这些工作拆开，明确到每一个细节。她提到现场的音乐，灯光，物料，饮品，这给他造成了错觉，仿佛他在开一个文化活动的企划会，而不是一个送别死人的策划会。“他们真要把追悼会开成演唱会？”男记者戏谑地在他耳边说。“殡仪馆能答应吗？”他不解。“嗨，这世道，有钱什么不行，操。”男记者回。两人陷入沉默，继续听倔强姑娘安排工作。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公关公司，承包了郑先生的葬礼业务。这是一个极其年轻有活力的团队，操着满口他听不懂的专业术语，说着一些在他看来根本是天方夜谭的公关手段。他不知道这个团队准备插手这件事到什么地步，或许他们还会出新闻通稿，以一种新鲜、灵活、绝不会出错的方式撰写郑先生的死亡。这些年轻人，总是不把死亡当回事的。这时，男记者再次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你看，那妞儿还不赖。”他当然知道那妞儿指的是哪妞儿，可是在这片云里雾里的气氛中，他却想到另一件事：那不赖的妞儿会是兔子吗？现在，她轻轻晃动身子，右手在桌面上打着节奏，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可是她的声音仍然是冷静的，克制的，没有任何急于结束会议的意思。不对，那不是兔子，声音不像。这时，一个看起来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姑娘突然说道：

“想什么呢？500个花圈，那个厅才多大，哪儿放得下这么多啊？”

另一个戴着眼睛，皮肤苍白的女孩儿马上接道：“可不可以把几个名字合在一个花圈上啊？不过需要去跟每个送花圈的人核对。”

“现在来不及了，去和殡仪馆沟通吧，最好把花圈都放下。”长得不赖的紫衣服妞儿说。

然后，话题又被扯向别处，花圈的问题悬而未决，但大家都不怎么在意，仿佛这些问题都不算问题。于是，有些人开始议论起签到台来。

“签到台旁边的桌子上要不要放酒？”有人问。

年龄最大的姑娘马上来了兴致，他注意到这姑娘声音沙哑，煞是动听，应该是常年吸烟所致：“要！要！郑先生最爱喝酒，他的朋友们也都爱喝酒。”

“可是朋友们爱喝酒，也不一定想在死去的郑先生身边喝酒啊。”负责小册子的胖女孩扭扭捏捏地发表意见。

“你不懂，爱喝酒的人在哪儿都要喝酒的。”声音沙哑的姑娘说道。

很快，酒精的问题过去了，接下来是音乐的问题，这个问题没谈几分钟，又切换到现场直播的问题。紫衣服姑娘问新锐报社的副主编需要几个机位，副主编咕哝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楚，然后这个问题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是七嘴八舌的讨论环节，年轻人们以一种罕见的热情，提出话题，却并不期待被解答。重要的是说出来，而不是被关注。他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郑先生不喝酒啊！”他觉得乱套了，比其他任何他听说过的、课本上看到的、老人口里讲的混乱场面都要乱。更奇怪的是，他们这些傻头傻脑的记者，被邀请过来，像几根大葱似的坐在这里，听这一场关于酒、死亡、艺术、金钱的争论，有什么意义呢？

有几个记者离席了。男记者对他使了个眼神，大摇大摆走到不赖的紫衣服姑娘身边，说了两句话，姑娘拿出手机，两人加了微信，然后男记者径直朝门口走去。这期间讨论没有停，稀奇古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网站姑娘把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对他笑了一下，也离开了。他才发现这个姑娘皮肤真是白皙，像奶油一样。他感到一阵晕眩，也想离开，却站不起身。那是一种极其糟糕的感觉，仿佛在听一场与他无关的审判。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两点，记者席上只剩下他和新锐报社团队。年轻人们慌慌张张整理包，有说有笑，蝗虫一样飞离了会议室。紫衣服姑娘在新锐报社副主编身边说着什么，两人一副长谈不走的架势。可他决定等，必须要跟那姑娘说上几句。他用目光搜索，却没看见写生平的高个男孩。算了，我已经不需要知道那些了，他无奈地想。然后，昨晚那种可恶的孤独感觉又来了，黑色的泉水再次弥漫在他身边。这时，姑娘与主编说完话，面无表情地朝门口走去，他连忙站起身，拦住姑娘。

“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许恒。”

姑娘站住了，以一种轻蔑的眼光打量他。

“兔子今天来了吗？”他还是决定先问这个问题。

“她今天有事没来。”姑娘说完这话，摆出继续往前走的架势。他再一次拦住姑娘。可惜，他有点着急了，用手攥住了姑娘的胳膊，柔滑的触感在他手心蔓延，使他心神荡漾。没想到，这姑娘像只炸了毛的猫一样，一下子跳起来，挣脱他的手，皱着眉头瞪着他。

他觉得必须要再问些什么，可是实在没什么可问的。到底什么才是事情的源头呢？一股绵延不绝的水向他袭来，洇湿了他的鞋。他用余光看到新锐报社的团队在整理会议记录。他们可真认真，他想。然后，他再也找不出話题可聊了，姑娘的形象在他瞳孔中越来越小，而他仍旧站立在这模糊不堪的光圈中。

“郑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自己都吓了一跳。

长得不赖的紫衣服小妞儿站住了，回身看他，脸上冷漠的神韵消失了大半。这挺神奇，也许是光的缘故，她的五官在阴暗处能发挥热情的魅力，而在光明中却像一片单薄的冰。

“癌症。”姑娘说。然后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已经一年了，本来都好转了，可是突然就死了。”

这是一个阴谋。

他回到家，打开电脑，在空白文档上恶狠狠地敲下这句话。然后，他两手交叉枕在头部，眯缝着眼睛看着莹白的屏幕，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到底要不要用这句话作为新闻稿的开头呢？这是一句定性的话，意味着接下来内容的危险性，而他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许是失业，失去朋友，斩断即将到来的爱情。更糟糕的是永远被排挤在外，成为一个孤独冰冷得像尸体一样的边缘人。所有人都在营造阴谋，死亡是破绽，所以他们的慌张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以阴谋的方式操办葬礼，阴谋将会更加完满。他的耳边充溢着越来越响亮的嗡嗡声，仿佛两块金属在摩擦。他停下写作，使劲用手按着脑袋，希望把那个臆想的装修队赶走。如果我们顺藤摸瓜，把伪装的面具撕开，阴谋将不攻自破。可是，阴谋到底是什么呢？阴谋是……他不知道阴谋是什么，不过没关系，他只需要把这些写出来，自有人明白。首先，写出来，不能拿给宋总或主编看，而是直接辞职，找一家新媒体，或者干脆趁这机会自己做一个公众号。明天的这个时候，这篇文章将会满天飞。可是，兔子……他想起从未谋面的兔子，还有善良沉默的张旸……他紧咬牙关，狠攥拳头，强忍怒火，飞快把那几行字删掉，拔掉电脑电源，栽倒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起身去厨房，从冰箱拿出一个洋白菜，一小块猪肉，再把大米倒进焖饭锅，加入水，按下开始键。他打开窗子，边听着孩子们放学回来的吵闹声，边切菜，切肉，切葱姜。他开油烟机，开火，做出一盘肉炒洋白菜，就着米饭，大口吃了起来。余晖照进窗子，橙黄色的光束印在桌上，像一簇细软的流沙。他又想到张旸，想到宋总，还有宋总公司里那些欢天喜地的员工，这次他没有想兔子。

他吃完饭，刷了碗，洗完澡，早早地上了床。平躺良久，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十分乏累，精神却亢奋得很，于是他预感到，今晚会是无眠之夜，或是多梦之夜。失眠和做梦归根结底都是想象力的衰退，在某一时刻，现实的色彩减淡，饱受折磨的人们在时间的钢索上行走，寻找睡眠的入口……他朦朦胧胧地思考……突然，手机响了，是兔子给他发的微信：“许恒，明天见。”

他使了好大的力气才清醒过来，发现兔子并没有给他发微信，他只是在做梦。

他再次陷入晕眩的绝地，在如梦似幻的失眠之夜，他收到了张旸的微信：“许恒，明早八点殡仪馆见。”他急坏了，使劲晃动身子，呜咽着，想要清醒过来。他自以为醒了，按亮手机，看到张旸并没有给他发微信，就像刚才一样，一切又是一场梦。他放松下来，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可是一种隐隐的担忧正从脚底蔓延，好像一丛疯狂生长的荆棘。他的心如坠迷雾之谷，让他再也无法从七零八落的原材料中拼凑出真相的模样了。

他放弃了，然后彻底清醒过来，打开手机，看到时间显示23：00，张旸和兔子都给他发了微信，文字一样：

许恒，明早殡仪馆见。

4

早上六点，他走出家门，走上空旷的街道，路过一个个大门紧闭的店铺，看见几缕嫩黄的光正从东边伸展开来。他钻进地铁，在哈欠连天的乘务员的注视下过安检，等来一辆乘客稀少的列车，走进去坐下。一个小时后，他倒了一次车，人逐渐多起来。坐了两站，到了一个交通枢纽，很多人下车，只剩下五六个人了。不知为什么，离目的地越近，他越紧张，甚至觉得旁人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怪异。在停滞的凝视中，他想象了这样一出场景：他是改造火葬场的工程师，此次前往为了给这项改造工程画图纸。

他下了车，站在一根柱子旁研究地图（他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的殡仪馆，有些讽刺，好像因为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中年男人，连死亡都没他参与的份儿似的）。他觉得地形有点奇怪，这里有很多追悼会礼厅，但是通向每个厅的道路不一样，有些甚至大相径庭。为了避免出错，他问站在出口处的一个乘务员姑娘，请问梅厅怎么走？姑娘皱起眉头，思索了好一阵子，也说不出一句话，这让他有些尴尬。突然，姑娘恍然大悟，嗓门嘹亮地说道，啊，你要去殡仪馆对吧，A口出一直走，左转再右转就到了。

他决定出去再问问路人。出了A口，他发现面前只有一条路，只得往前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连车都很少，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城市西边的气温确实较低，他觉得有些凉，后悔没穿件外套来。街道很干净，路两边栽满杨树和矮木丛，巨大的树荫遮住路面，挡住了阳光——这也是阴凉的原因之一。他看见一个高瘦的中年男人朝他走来，他决定问问路，可是等男人走到他身边，他又放弃了，最终决定还是照姑娘说的碰碰运气。他走到第一个路口，发现这里有两个选择，要么左拐进一条宽敞的大路，要么沿着街道朝远方模糊的山影前进，而右边的大马路，中间立着白色栏杆，并没有缺口可以右转。

他左拐进宽阔的大路，走在道路右旁的人行道上。他走的这一侧没有树，只有一面灰色的外墙，而他对面那条路上栽满了矮小树木。那些树长得有些斜，像是一根根绿色倒刺，而他走的这一侧，虽然没有树荫覆盖，仍然感受不到阳光——就是这种阴冷感觉，仿佛无数根隐形的针。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条大路上依然一个人都没有，这只能说明两点：要么参加追悼会的人都已经到了，或者都没来;要么这条路是错的。他掏出手机，准备给张旸打个电话，就在这时，他看见前面百米处有一个入口，于是把手机重新放回兜里。从这个入口拐进去，首先看到一个深灰色顶子、红柱子的亭子，他想不出这亭子有什么用处，因为这里很凉爽，不需要亭子来纳凉，况且也没人会想在这里歇脚。他沿着唯一一条路往左走，看到了小池塘，小假山，另一个小亭子，这些东西看起来跟那个红亭子是一样的功效，是为了缓解这里的阴郁气氛的。在他的右侧，坐着几个古香古色的房子，也许是办公室。可是他也没在这附近看到任何人。一辆黑色轿车从他右边驶过，前往不知通向何处的前方，消失在一座仿古建筑后面。黑车把他的视线往远处拉，让他看见了那块指路牌。要不是这块牌上写着“梅厅”，他真的以为自己走错了——他举起一只手，像赶苍蝇一样把无形的想法赶走。现在，他要做的是找到梅厅，参加追悼会，再找到张旸……接下来的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他走到一片空地上，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前面零星摆了几个花圈，十来个人聚集在门口，上面挂一横幅，写着：沉痛悼念××先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鬼死了，正准备开追悼会呢。他快速走过这处礼厅，眼睛却控制不住地看向门口的人群。他们多穿黑色的衣服，为了配合沉重的气氛，有人还戴了黑帽子。死者生前的人缘估计不好，在关于他的最后一场盛会中，居然才来了这么点人。他摇摇头，表示惋惜，继续往前走，这才看见了那个比这间礼厅宏伟得多的建筑，是一座二层楼，蓝绿色的砖瓦铺成顶子，两层楼中间砌着白色的石头栏杆，看起来十分庄严。让他惊讶的是——尽管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座建筑前面的空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与前一个礼厅的凄凉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敢肯定，这是梅厅，郑先生的遗体此刻正放在这座美妙的建筑里，就像舍利子安放在佛塔。

他一下就看见了昨天那个倔强小姑娘，穿了件藏蓝色的连衣裙，头发高高盘起，神情机警得像一只小羚羊。这姑娘站在两张拼在一起的、铺着白桌布的长桌后面，桌子上放着一束巨大的捧花，以白色和浅粉色为主，花旁边是那对纪念册小鸳鸯，正全心全力为来宾分发纪念册。他就这么看了一会儿，觉得这景象颇赏心悦目。那个倔强姑娘掌管着三个红底儿贴金签到薄，每当一位来宾走上前，她会警觉地扫他/她一眼，仿佛在迅速分门别类似的，立刻选出其中一个签到薄，要求其在上面签字。他不明白她拣选签到薄的原则，或许她是按职务分类的，或许是按重要程度，或许是她自有想法。他不禁有些好奇她会把他放在哪个签到簿里。就在这时，倔强姑娘看见他了，面无表情地对他打了个手势，让他过去。没想到姑娘从桌子下面掏出另一個由两张纸组成的简易签到簿，他有些失落，但还是在媒体签到簿上签了字。然后姑娘要给他车马费，他拒绝了。姑娘盯了他三秒钟，没再坚持。他却有些不尽兴，问道：

“兔子在吗？”

“兔子今天可有得忙了，满场飞呢，我也找不着她，你碰碰运气吧。”姑娘不抬头，一个劲摆弄一团塑料白花。

“哦？兔子负责什么？”

“场务。”

“具体呢？”

这时，一个穿黑色大衣，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一位妙龄少女的搀扶下前来签到，这姑娘毫不犹豫选中最浮夸的签到薄，打开第一页，要求老人签字。期间，他一直看着姑娘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你为什么老盯着兔子呢？”老人和少女离开了，姑娘以一种挑衅的语气问他。

“好奇嘛。”他随口答了一句，觉得挺没意思的，拿了一朵白花别在胸前，走了。

与其说是他闯进这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不如说是这个状如堡垒的人群把他吸进去的。前一秒，他还在小心翼翼地抬脚，举手，像试探洗澡水会不会太烫那样一点点把自己融入其中，而后一秒，他就已经成为人群的组成部分了。这就像一滴清水融进满池的墨汁，只是一瞬间，便再也找不到那颗水滴的芳踪了。这些人真是千奇百怪，各有特色。你分不清他们是哪一类人，似乎各类人都有一些，仿佛是什么奇怪的人类学大杂烩。人们拿着酒，香槟，或者啤酒（看来那个声音沙哑姑娘的意见被采纳了），都在跟另一些人谈话。可是他探头探脑了半天，也没能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到摆放酒水的摊位。他想往门口挪一挪，找找认识的人，可刚离开这一些人的束缚，马上又被另一些人禁锢住了。有三个姑娘站在他前面，都没化妆，皮肤粗糙，穿着性感的深色长裙，在聊一件她们都曾参与的事。其中一个姑娘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另一个姑娘马上接话：我虽然跟他吃过一次饭，但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最漂亮的那个姑娘总结：问题不是他在不在场，而是事情怎么解决……他听不懂这三人说的绕口令。他的右侧，站着一位高个的外国姑娘和一个矮小的中国男人，两人在耳语，好像他们正在参加某人的婚礼，而不是葬礼。他左边是两个艺术家模样的男人，正在谈论绘画市场——这又是一桩他听不懂的买卖。然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导致他感到别扭的根源——所有人都没穿葬礼该穿的衣服。出于尊重，没人穿过于鲜艳的服饰，但也没人穿全黑的衣服，多数人穿褐色、灰色、深蓝色。仿佛这不是一场葬礼，而是一个慈善酒会。突然，他发现自己的着装也不那么合乎时宜。他穿了一件蓝白条纹T恤，棕色的裤子，这完全是无意识的行为，他似乎想都没想，就放弃了葬礼的意义，穿了一身最适合社交的衣服前来。说到社交，他确实看到几个年轻人像蚊子一样穿插进并不怎么密实的人群，他们容光焕发，充满活力，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到处分发名片。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每个人手里和兜里都塞满了名片，有旅游公司，有保险公司，有推销自己的自媒体写手，还有在各种艺术领域初显头角的新人……这弄得他心里痒痒的。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最走运，或许是他的社交手段实在高超，因为他参与这场盛会没一会儿，就已经站到那个白须老人身边了（老人肯定是个重要人物）——这时，他把手插进裤兜，玩弄着兜里的名片，思索要不要学习那个小伙子，给自己的再就业制造机会。突然，一阵嘈杂声从梅厅广场的入口处响起，人们停止谈天，向事发地点看去。他趁着人群凝固的当儿，向梅厅大门移动，走上台阶，站在一排花圈面前，这里人不多，又因为地势高，可以把全场看个大概。他惊讶地看到，有十来个年轻人举着条幅站在广场入口处，表情激愤，大喊着：郑先生一路走好！他才明白，这是郑先生的粉丝团，并且看那个倔强姑娘紧张地冲过去的模样，这绝对不在计划内。粉丝团的示威活动没有坚持多久，便被公关公司的人劝走了。闹剧停止，一切恢复如常，人们又开始开怀畅饮，谈天说地了。

“啧，真有意思，你不喝点？”昨天同他一起开会的那位从不写稿的男记者突然冒出来，对他说。

“不了。”他才看见了酒水摊位，离人群较远，是签到桌的缩小版。那里不仅有香槟、啤酒、果汁、水，还有咖啡机，还有看不清具体模样的小蛋糕，还有成堆摆放的水果。

“为什么不喝？”男记者呷了口啤酒。“人生嘛，及时行乐。”

他看着男记者那张满脸淫欲的脸，恨不得揍男记者一拳。

“我不认为这种场合适合娱乐。”他尝试着压抑怒火。

“孩子啊……”男记者凑近他，“凡事不要较真，婚礼还是葬礼，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人为了结婚哭泣，有人为了死亡欢呼。这个世界就是一口大棺材嘛……”

说什么棺材呢？他在心里愤愤不平地抱怨着。因为这让他想起另一口棺材，梦中的棺材。他才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消失了，而是暂时隐身了。他开始原地溜达，左顾右盼，妄图在这邪教集会一样的人群中找到老朋友的身影。男记者还在旁边没话找话聊，一会说到纸媒行业不景气，一会说到丧葬一条龙服务，甚至盘点起他参加过的豪华葬礼。幸好这时走来一个男人，是男记者的熟人，两人寒暄一番，男记者把男人介绍给他，原来这是负责郑先生法务工作的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律师热情地与他握手，表示出对记者的尊敬。这时，男记者突然说道：“许恒不仅是××报社的特派记者，更是郑先生的老熟人，郑先生对他有知遇之恩呢。”

“哦？那可太厉害了。不过出了这样悲惨的事，您一定很难过吧。”律师同情地说道。

他觉得有些尴尬，“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只能这样敷衍道。

“郑先生死前受了很大罪，真可怜。”律师摇摇头。“整整一年，躺在医院里，任凭肿瘤长大，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说，这又是一个号称知道郑先生死因的人？或许他还会编出什么新鲜段子来。“郑先生是怎么死的？”他决定单刀直入。“癌症啊，你不知道吗？”律师表示惊讶。“鼻子里长了个瘤子，最后扩散了。”律师做出惋惜的样子，把手插进裤兜。“一年？”他决定抓住这个时间点。“对，一年，刚诊断出癌症时，郑先生就写了遗嘱，去世前两个月，我还去过医院……”律师的声音越来越小，动作越来越僵硬，因为他发觉面前的这位据说与郑先生相熟的记者脑筋不大正常：此人正呈现出一副惊恐的样子，使劲握着他的手。律师想把手抽出来，不仅因为疼，还因为他是律师，说話讲究证据，此刻他很想从裤兜里掏出证据给对方看。也许是记者识破了律师的用心，把汗涔涔的手松开了，好让律师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律师打开手机相册，调出一张照片，递给面前的两人看。毫无疑问，是郑先生，正穿着病号服，坐在医院的床上写书法。说是郑先生，是因为我们十分信任这位律师，他不过是个打工的，没有任何撒谎的动机。说不是郑先生，是因为照片中人物的脸部因恶性肿瘤变了形，让人无法辨认。总之，这是一张即是郑先生又不是郑先生的照片。

或许是“郑先生”脸上那些红得发紫的肿块让他难受，使他不得不抬起头，看着蓝天缓一缓。就在这时，他看见张旸了——只是眼光轻轻一闪，便捕捉到了那熟悉的身姿。张旸正站在酒水摊旁边，像是大管家一样穿着黑色西装，背着手，欣慰地望着因社交而熠熠生辉的人群。他来不及与男记者和律师告别，急忙跳进人海。夺目的海洋顷刻间融化了他，或者说吸纳了他。他被浪潮弄晕了头，只得凭知觉在其中探索。他被一些小浪花拱到了那位圣贤老者身边，小帅哥依然在滔滔不绝，他还没来得及听清他们说什么，立刻又被一股大浪送到另一处蛮荒海域了。他随着惯性继续漂流，或许是随着时间。总之，他全凭生而为人的最初灵感在这其中徜徉，直至看见了海岸——那个酒水摊。他冲破海水的阻隔，到达岸堤，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张旸看见他，犹豫了一下，起开一瓶啤酒，递给他，他摇摇头，表示拒绝。他发现这个摊位上内容可真不少，蛋糕就有十来种，还有一些小汉堡，小热狗，俨然是高档酒会的冷食规格，而那个主张供应酒的声音沙哑的姑娘正站在摊位后面，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他才发现这姑娘虽然长得不好看，但颇有味道，像是一片耀眼的、让人感到枯燥的沙漠。随后，他谴责自己，为什么老要盯着年轻姑娘看呢，为什么总是把念头放在姑娘的胸脯上呢，在這种场合，尤其这种场合。

他问张旸：“郑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

张旸说：“癌症啊。”那样子好像他问的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蠢问题。

“宋总为什么说是猝死？”他继续问。“那网上为什么有人说是车祸，为什么有人说是艾滋病，为什么有人说是食物中毒，为什么有人说是自杀……”

“兄弟……”张旸打断他的话，不停用手按摩他的肩膀，“别那么紧张，得了癌症就不能猝死吗？就不能得艾滋病吗？就不能食物中毒吗？就不能自杀吗？这重要吗？”

“怎么不重要？”他觉得自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个人死了，所有人都在悼念他，可是我们却连死因都他妈的不知道！”

“放轻松，放轻松，不管怎样，他都已经死了，我倒觉得死因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东西呢。”

他觉得眼花缭乱，金属般的嗡嗡声又在耳边响起了，确实，张旸说得对，或许这件事情根本没有意义。

“兔子在哪儿？”他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你们见过了。”

“哪个？”

“我说不好，不知道你都见过些什么人，不过你们肯定见过了。”

他见过哪些姑娘呢？昨天，在会上，他确实见过很多姑娘，可是大多数他都没仔细看，或许兔子就是被他忽略的姑娘们中的一个。而他交流过的姑娘们，他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胖姑娘、倔强姑娘、声音沙哑的姑娘，都是他心里巧妙的符合，而不是现实的图景。或许兔子是她们中的一个，或许兔子就是那个倔强姑娘。可是这姑娘的嗓音和兔子不一样。不过这不是证据，不是否认她就是兔子的理由，也许兔子喜欢变声讲电话，她在电话里是一种声音模样，在现实中是另一种外观模样，这完全不冲突，问题在于他不愿承认她就是兔子。可是话说回来，他是想要一个叫兔子的姑娘，还是想要那晚和他通电话的姑娘，还是想要照片上的姑娘，还是想要张旸所承认的兔子姑娘呢？

“别想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参加完这场追悼会，回家乖乖写新闻稿，然后把这一切都忘掉。”张旸说。

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众人捂住耳朵，纷纷朝梅厅门口望去。他被人群挡着，看不见那里发生了什么，负责签到的倔强姑娘像一只小喜鹊一样朝门口飞奔去，瞬间便湮没在茫茫人海中了。他才发现，梅厅广场的四个角落里坐着四个音箱，此刻正发出隆隆的响声，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音箱中扩散开来：“嗯嗯……啊……伊……呀……”好像在做什么声音实验，人们只得抱起胳膊，等待。声音实验完毕，男人简单介绍了下自己（竟然是宋总），便开始念小册子上的文字。没错，就是那个高个男孩儿写的糊弄人的小文章，此刻那男孩儿与他的女友笔直地站在签到台后，像两棵稚嫩的松树。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那篇平平无奇的文章，在宋总夸张语气的渲染下，或许是在人群的烘托中，或许是在殡仪馆阴冷空气的刺激下，显得格外动人。他看见人群中，有些女人开始抹眼泪，另一些人也是唉声叹气，捶胸顿足。“郑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音乐的领路人，是值得尊重的老师，是和蔼，可亲的，丈夫，儿子！……”一只大手攥住了他的胳膊，然后，一切流动起来了，他被那只手牵引着向前走。宋总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安详的吉他曲。他被那只手拽着往前走，跟着人群，缓缓涌向前方。离门口越近，声音越不纯粹，之前只有沉重的吉他乐声，现在还夹杂了哭声，鞋跟磕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声音，玻璃酒瓶碰撞的声音，还有某人不停说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声音。实际上，他对时间的把握不准确，他以为等这些人都进去要很长时间，其实人们进入的速度就像海绵恢复形状的速度，十分流畅，匀速行进，值得期待。他这一排只有三个人，张旸，他，声音沙哑的姑娘，姑娘身上的香水味儿时不时飘进他的鼻孔，让他心神荡漾。兔子啊，也许这个姑娘是兔子？

门口的走廊上摆了两排花圈，每个花圈上有四个名字，再往里走，正面是一幅巨大的郑先生的照片，就是网上那张形象照，两旁是两个回廊模样的地方，装满了花圈。他想到昨天开会时，说有500人给郑先生送花圈，不知这些花圈摆下了没？他走到照片跟前，与郑先生面对面。一束黄光从照片顶部打下来，使得画中的背景呈现墨绿色，郑先生——我们的主角，正微笑着端坐在一把老板椅上，看着镜头，可是如果我们忘掉假想的拍摄场面的话，郑先生其实是在看着你，或者他，或者一切。在所有相关事件的催促与催化下，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郑先生在平静地凝视着这个世界。

他随着张旸通过左边的回廊进入梅厅内部。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气氛庄严肃穆。人们自动组成四人一排，屏息凝神，等待主持人发号施令。他看见大厅里摆满了花圈，中央的墙壁上，缩小版的郑先生仍然安静地注视着一切。有一行人佝偻着身子站在大厅左侧——他们是唯一符合丧葬服饰规格的人，无一例外穿着黑色套装。他们是死者的亲属，个个悲伤、疲倦，因为他们不得不站在那里，不仅要面对郑先生缩了水的遗体，还要接受成百上千份祝福——这可不是份简单的差事。人们列着队伍，向郑先生献花，鞠躬，围绕遗体一圈，安慰家属，然后便从家属旁的一个小门出去了。队列行进得很快，他走进大厅时还人潮拥挤呢，不到十分钟，就只剩下两列队伍了。他看见地板上散落着乌黑的鞋印、空啤酒瓶、变了形的塑料白花、揉成一团的废纸……终于轮到他这一排了，他突然感到心跳加快，仿佛大厅里的空气都被前面的人用尽了，他们作为此次葬礼的尾声，只得享受缺氧的待遇。首先看到的是花，认不出是什么花，也许是康乃馨，有纯白色，粉白色，橙粉色，紫粉色，像是蛋糕的奶油花边。他觉得这些花儿好像在掩饰什么。他因为饱受耳边嗡嗡声的苦恼，只见主持人嘴动，却听不清说了什么。张旸拉了一下他，他只好跟着张旸一起，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然后，他们向右转，姑娘在最前，他在中间，张旸在最后，朝着棺材走去，而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跑。他控制不住地发抖，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因为他想到了梦中的棺材，想到了赤裸的兔子，粉色的心脏，地狱的歌声，还想到了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贮藏精神的血肉之躯已经罢工了，可不意味着精神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也许郑先生的精神正停留在这个房间里，附着在照片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在嘲笑我们呢。

为什么还要勉强支撑在这里，配合这出不知给谁看的滑稽戏，把死亡公之于众，从而获得廉价的自我安慰呢？为什么不跑呢？管他什么新闻报道，让兔子和张旸都见鬼去吧，抹杀掉那双发抖的眼睛，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假装这一切未曾发生，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愚蠢地生活下去了。

他看到了郑先生的脸，那张脸挺好看的。不是说五官好看，因为不管化妆师运用了怎样出神入化的技巧，都难掩那张脸已经变形的事实。也许律师说得对，郑先生是在脸部的某处长了瘤子，使得嘴唇变得干扁，鼻子使劲歪向一边，另一边的颧骨也塌陷了，粉底填补了沟壑，让脸部的变形看起来没那么狰狞，倒像是一个捏坏了的泥娃娃。他说的好看是指整体的好看，有很多花朵包裹住头部，让人产生那张脸好像是花朵的组成部分的错觉。并且，脸的颜色（显见是化妆品的功劳）与洁白的花朵相近，乍一看两者好像在交相呼应。新鲜的花朵簇擁住郑先生瘦弱的、没有丝毫血液流动的躯体，就像礼盒中的碎纸屑极力掩盖住礼物、以期争取时间一样。如果把脑海中关于病痛、扭曲、死亡等等印象摒弃，这确实是一副赏心悦目的画面。

还有一件事十分重要。他仔细辨认（排除了五官变形的结果，或者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躺在这里的郑先生，确实跟视频中的、形象照上的、他脑海中的那几个郑先生不是一个人。

他跟随声音沙哑的姑娘离开郑先生，走向家属。一位脸色焦黄的中年女人站在第一位，他想这一定是郑先生的妻子，然后伸出手，说了声节哀。女人看见他，有一丝惊讶，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接受了他的好意。下一位是个戴眼睛的男人，比女人看起来稍小一些，也许是郑先生的兄弟吧，二人重复了一遍刚才他与女人做的那一套流程，然后他转向下一位……他的脑海里翻腾着一些没有意义的念头：不管郑先生是谁，长什么样，死因是什么，某人都已经死了。权当“郑先生”是个符号吧。再过一会儿，那肉体就要被丢进火焰中了。尽管现在看来，他还与我们无异，但过一段时间——这时间可长可短，没有参照物，甚至可以说这段时间根本就是虚无的。然而那脆弱的肉体，不堪一击到连虚无的时间都承受不了——他就要彻底与我们分别了。

他们三人通过小门离开大厅，走过一个狭窄的过道，来到梅厅广场，那里依然聚满了人。他看见很多个同行，簇拥在一些穿着讲究的人身边，伺机采访。他们其中多数端着相机，喜气洋洋的，仿佛这场盛会刚刚开始。

他跟着张旸和声音沙哑的姑娘走到酒水摊位，那里站着一众人，大约有五六个，手里拿着香槟或啤酒，脸上堆着微笑，在谈什么。所有人都很轻松，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刚才是一场集体死刑，现在，刑罚结束了，每个人都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去了，只有他还不知悔改地思考着。思考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格格不入。他还想到另一些重要的事，跟主编谈谈选题，跟宋总谈谈新闻稿的尺度，或者，他还要写这个稿件吗？或者，以什么方式写呢？他总觉得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也许他应该辞职，去创业，去追求一个不管是叫兔子、还是叫松鼠、还是叫蛇的姑娘。应该抓住点什么，再破坏什么。然后，他看清了那群人，有宋总、主编、穿深蓝色连衣裙的倔强姑娘、还有几个宋总公司里的员工。有个姑娘站在倔强姑娘的身边，他觉得很眼熟，想了一会儿，发现是以绕口令的方式谈论某事的三个姑娘中的一个，最漂亮的那个。这姑娘身上有种让他恐惧的东西，就像鲜红的心脏和乳房，但同样也让他着迷。这时，宋总看到他，冲主编笑笑，以一种不怀好意的口气说道：

“你这个员工不错啊，听说是郑先生介绍来的？”

可是他还在想，那个姑娘是谁？为什么如此迷人，就像塔可夫斯基电影中漂亮的女护士一样。他要去追求她吗？他要不要砸掉电脑，从此封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呢？

“是不错，郑先生也确实是介绍人，不过我们决定聘他并不是因为郑先生的名望，而是肯定他的实力和潜力啊。”主编有礼貌地微笑，并作答。

可是他想到了另外的事，为什么要把一具身体烧掉呢？为什么要把一具除了不会说话不会行动以外，与我们一般无异的身体销毁呢？他们想掩埋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把不需要的东西统统丢到火里，好像火焰是死神的唾液似的。

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话，也许是那个长得不赖的倔强姑娘，也许是这个颇有味道的声音沙哑的姑娘，要不就是宋总的某个员工，而他的眼前全是雾气，看不清现实，无法区分说话的到底是哪个。“许恒，你看，这就是你要找的兔子。”就是这么一句话，可兔子到底是谁呢？是那个像心脏和乳房一样迷人的姑娘吗？按张旸的话说，是他见过的一个姑娘，还没有被火焰湮没的，灵动的肉体。兔子姑娘，她因为矫健的躯体，灵巧的四肢，不会被人像礼物一样摆在花海中央，等待着腐烂，或者化为灰烬的命运。

他觉得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那些吵杂的谈笑声也变成了遥远的天堂之声。他又听到一句话：“我在市区定好了饭馆，一起吃饭吧。”于是下意识地向着他以为的出口走去。他想跟上张旸，跟上兔子，可是迷雾笼罩着他，让他费尽力气也看不清眼前的景象。他默默地在迷雾森林里行走，只觉得后面有人呼唤他，可是他无法回头。他在一个完全对称的、超脱于时间之外的永恒梦境中行走，直至把朋友们完全甩在身后。他固执地朝地铁站走去，不停默念着一句话：

我知道那个阴谋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