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黎东

我在西藏当兵24年，现在离开西藏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中，我对西藏的眷恋一日也没停止过。一直以来，我把西藏看作第二故乡，并自豪地称自己是西藏人。前不久，在云南大理机场候机时，对面坐着一位头戴毡帽、脸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我一眼就认出他是藏族同胞。我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迎上去主动招呼他。果不出我所料，这位中年男子正是西藏阿里人，经他自我介绍得知他叫巴登。我们聊得很火热，从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讲到狮泉河镇的植树，从阿里机场聊到阿里公路……

我告诉巴登，我曾经在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为的是修建一座桥，这座桥叫归桑河大桥。当时，我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承担着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和中尼公路（中国至尼泊尔）的修建、改建和保通任务，官兵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环境异常艰苦的雪域高原，抱着建设边疆、繁荣西藏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倒下一批又一批战友，建成一条又一条公路和一座又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末，上级要求我们武警交通二支队从中尼公路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到西新公路（西藏至新疆）承担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从此，我与阿里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听了我的介紹，巴登与我更加亲近了。他说，他常走归桑河大桥，听说是部队修建的，还牺牲了两位战士。说到此，巴登—下子站起来，紧握着我的双手，一个劲地说，感谢你们，感谢亲人解放军！你们为我们阿里修路架桥，做了很多善事好事，阿里老百姓忘不了你们的恩情啊。

这时，广播里传来了登机的消息，我和巴登依依不合地挥手告别。在飞机上，刚才与巴登的一席交谈，勾起了我对阿里的深情回忆……

一

在西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无论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现实中，离我们都很遥远，这个地方就是西藏的阿里。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因其环境异常艰苦而闻名。1986年，部队接到阿里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我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打前站，开展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一行5人从拉萨出发，当晚住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城。拉萨距拉孜400多千米，沿途公路全部铺盖柏油，往来车辆较少，我们很轻松地跑完了这段路。第二天，离开拉孜县城，柏油路突然从眼前消失，我们驶上了坎坷不平的灰土公路，常在西藏跑车的人把这样的路称为“光辉路”。上了“光辉路”，丰田车的速度再也提不起来了，尤其是遇到“搓板路”，车身强烈地抖动起来，司机如果不牢牢地把握住方向盘，就会有翻车的危险。路上我们饱尝了“光辉路”的厉害，车子卷起的灰尘呛得我们气喘吁吁，每个人都变成了“白毛女”。

过了萨迦，进入仲巴县境内，我们便无路可走了。这里已经没有像样的公路，我们只能在沼泽地里寻找过往车辆留下的时隐时现的痕迹，直到夜里12点多，我们才赶到仲巴县城。说是县城，其实还赶不上内地的一个村庄，我们绕着小镇转了一圈，只有一家饭馆还亮着灯。餐馆里，几个藏族小伙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喝啤酒，见到我们这些深夜来客，他们甚是高兴，热情邀请我们喝酒。尽管我们已经身心俱疲，没有喝酒的胃口，但是盛情难却。小伙子们频频向我们敬酒，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大家你来我往，一会就喝掉了一箱啤酒，我们有些招架不住了。饭店服务员是个四川姑娘，她很善解人意，说我们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不能喝醉了，极力劝住小伙子们的敬酒，为我们解了围。

在这位四川姑娘的指点下，我们来到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这时又遇到了一件尴尬事，说是招待所，其实只有一间客房，钥匙掌管在县委书记手里。深更半夜，怎么好去找书记呢？看门的藏族老大爷不会讲汉语，但他看出了我们的难处，主动把书记叫来了。书记告诉我们，招待所的房间是为地厅级干部准备的。我们的副参谋长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政委是副师职，相当于地方副专员。这时，书记才把房门打开。为这事我责怪了副参谋长不该欺骗这位书记，其实我只是个正团职。不过，当时如果实话实说，我们只能“守公路”了。

客房除了简陋不说，里面的羊膻味很浓，呛得我们捂着鼻子不敢出大气。打开被子，更是令人不敢相信，上面油渍斑斑，爬满了跳蚤。尽管已经毫无睡意，但是，一天的疲劳使我们无法抵抗瞌睡的袭击，大家用棉衣捂着头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一辆马车驮着一桶水停在我们门前，赶车的藏族小伙子告诉我们，书记吩咐他来给我们送水，并向我们解释：现在的仲巴县城是刚从60千米以外迁移来的，老县城在风沙暴的侵袭下，已经被埋没了。新县城正在建设中，打了几口井都没有水，全城人吃水、用水都要到3千米以外的小河里去拉。我们终于明白了招待所的被子为何“蓬头垢面”。

离开仲巴县城，再走50千米，我们就要踏上阿里的土地了。路越来越难走，海拔越来越高，高耸入云、绵延不断的雪山离我们也越来越近。我们在心里祈祷，希望今天能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阿里归桑河乡。然而，不仅祈祷未给我们带来福祉，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我们。

出了仲马县城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进入雪域阿里。丰田越野车在阿里巨大的山脉谷地中穿行，翻不完的大山，涉不完的河流，满目是戈壁荒滩、稀疏的草地和巍巍雪山。我们乘坐的汽车就像一只甲壳虫在山川间蠕动，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我们显得那样渺小和脆弱。那是七月的天气，有时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下的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尽收眼底;有时大雨滂沱，道路被冲，汽车不得不顺着河道行进，好似漂浮在水上的船;有时又下起冰雹和小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噼里啪啦作响。连日的颠簸和劳累，让我们感到极度疲惫，除司机不得不睁大眼睛集中精力外，其余人都东倒西歪，酣然入睡，任凭汽车颠来抖去。不知什么时候，车子已经停了下来，并发出阵阵轰鸣声，把我们从睡眠中惊醒。糟糕，我们陷在沼泽地里了。

司机小逯是青藏高原的“老把式”，对付复杂路况很有一套办法，他像大海中航行的舵手一样，一会儿加速前行，一会儿又缓慢倒退，如此反复多次，不仅未能冲出泥沼，反而越陷越深。我们全都下车，有的挖车轮下的稀泥，有的搬石头垫路，足足折腾两个多小时，车子还是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不听使唤。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过往车辆的援助。然而，太阳渐渐西下，茫茫草原上除了我们孤零零的身影外，连藏族牧民也难觅踪迹。看来，我们今晚注定要“守公路”，住“汽车大厦”了。

在青藏高原上行车，“守公路”是常有的事，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晚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事……

随着夜幕的降臨，我们用干粮和矿泉水打发了饥饿的肚皮后，便各自躺在座位上睡觉。半夜时分，小逯突然紧张地叫醒我们，说是听到了狼嗥声。我们被惊出一身冷汗，睡意全无。我们仔细地观察车外动静，发现夜幕下飘散着幽幽的绿色光点，像“鬼火”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侧耳细听，头狼发出低沉的吼叫，似乎是在召唤同伴。凭着我在青藏高原多年的经验判断，我们被狼群包围了。我要求大家不要慌乱，并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冲锋枪和手枪压上子弹，做好准备。在狼群没有攻击之前，是不能开枪的，因为只有十几发子弹，如果贸然开枪，必将招来更多狼的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狼群在算计着我们，我们也在想办法对付它们。我曾经在青藏公路楚玛尔河附近与狼较量过。那是1986年，为了修建楚玛尔河大桥，我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先遣部队驻扎在楚玛尔河。一天夜里，近百只狼包围了我们的帐篷，向我们发起疯狂的攻击。战士们用点燃的喷灯烧火冲向狼群，并把蘸上汽油的棉衣棉被点燃后扔向狼群，将很多狼的皮毛烧焦，终于将其击退，真正是狼狈不堪。

有了那次的经验，我不再畏惧它们。我叫小逯发动汽车，打开大灯，防止这些家伙用头撞击挡风玻璃。同时，紧闭车窗，与狼群形成了对峙局面。

狼群围着车子来回走动，急躁不安，有少数大胆的狼已经靠近我们，并发出抓咬汽车轮胎的声音，它们有些迫不及待了。狼的攻击性是很强的，一旦确定进攻目标，就会不顾性命。贾平凹在《怀念狼》一书中，对狼的本性做了很精彩的描写，他认为狼既凶残，又狡黠，并生来具有预警功能，且复仇意识特别强烈，在攻击对手时会有相当大的把握取得胜算。看来今晚它们并无胜算，或者已经嗅到了火药味，所以迟迟不敢轻举妄动。

时间在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慢慢放亮，有的狼在失望中开始撤退。这时，我们听到草原上传来藏民猎犬的狂吠声，狼群听到它们克星的声音后，彻底溃散了。

狼群义务为我们站了一夜的岗，原指望美食一顿，实则一无所获，还空耗了体力和精力，在无奈和愤怒中丢下满地粪便以示报复。

天明后，在藏族牧民的帮助下，我们逃出了沼泽地。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阿里归桑河。在归桑河，又发生了一些令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三

从拉萨到阿里归桑河的路程虽然只有1000多千米，却整整走了4天。归桑河是阿里地区的一个乡，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环境极为艰苦。部队的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已于前期到达，指挥所驻扎在一个叫作巴巴拉山的脚下，周围除了一座接一座的雪山，就是累年积月被风吹得光秃秃、圆溜溜的石头，偶见几棵骆驼刺草，也显得无精无神。前段时间，由于雪山解冻冰融，归桑河河水暴涨，交通中断了两个多月，十多名官兵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看不上电视，收不到广播，更见不到报纸。从拉萨来的蔬菜吃完后，压缩菜和罐头成了唯一的菜肴，因为缺氧和缺少维生素，官兵们指甲凹陷，嘴唇开裂。他们对我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去拉萨饱览—下绿色，饱食一顿新鲜蔬菜，看三天三夜电视，过把电视瘾。

在归桑河，战士们给我讲了很多雪山见闻。他们告诉我，山上有雪人的足迹和粪便。对此，我表示怀疑。于是，他们便拉着我到现场去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攀登到巴巴拉山的一个避风朝阳的雪坪上，在那里，常年不化的积雪上确实有一串大脚印，还有已经干燥的粪便。脚印大约有40厘米长、15厘米宽，与人的脚印十分相似，但人的脚印无论如何没有这么大，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人的脚印。我们使劲踏开地上硬邦邦的粪便，里面除了包裹着杂草之类的东西外，竟然还有小砾石。在粪便旁，我们还发现了两根一尺多长的红色毛发，这一点更加证实了战士们关于雪人的猜测。到拉萨后，为这事，我专门请教了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他们告诉我，史书上确有阿里地区雪人的记载，当地群众也反映，他们目睹过雪人的存在。但由于天高地远，人们无法进行考证，只有待后人去求证了。

早就听说阿里有一神湖，非常奇妙，这次当然不能错过一睹为快的机会。我们在乡武装部长多杰的陪同下，来到察雍湖。阳光下的察雍湖风平浪静，湖水色如靛蓝，周围雪山倒影清晰可见。这湖并不很大，但由于众雪山的拥抱，使其显得神秘而矜持。多杰告诉我们，藏族同胞非常崇拜察雍湖，把她当作神灵来敬奉，他们认为神湖能够带来福祉，并能预测人的来生。怀着一种好奇心理，我们按照多杰的指点，先将一枚一元的硬币抛向湖面，如果硬币沉没水中，表明投币人命薄福浅;反之，硬币浮在水面，那定是有福之人。我们一行5人有3人所投之币浮于水面，多杰高兴得直鼓掌。不过，我想硬币之所以能够浮于水面，大概是湖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密度较高所致。多杰还告诉我们，今天湖面风平浪静，正是观看人生来世的好时机，只要我们静心等待，湖面上定会显现出自己来世的光景。我们都是军人，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来生的说法。但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自然不便多言。

我们一行原计划在阿里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我们不得不提前返回拉萨。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官兵们经过一天的劳累，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半夜时分，不知谁突然大叫狼来了，帐篷里的其他战友迅速从被窝里钻出来，黑灯瞎火地投入到打狼行动中。一顿折腾之后，大家才发现从帐篷里赶出来的不是狼，而是几条野狗。原来，帐篷的门被风吹开，野狗钻进来觅食，被睡梦中的战士误认为是狼。西藏的野狗特别多，成群结队，到处觅食，为了争夺食物，互相撕咬，几乎每晚都是狂吠不止，搅得人心里发毛。大概是由于“半夜驱狗”受了凉，第二天随我一起来的警务股长小邵患了急性肺水肿，病情十分严重。在西藏，肺水肿可是要命的病。军医告诉我，附近没有医院，狮泉河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必须立即送往拉萨救治。路上，小邵面部青紫，呼吸困难，汗珠像黄豆粒般顺着脸颊往下滚。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凭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抗争。突然，小邵对我说：“政委，我感觉自己情况不好，可能不行了。我如果死了，请您一定要找人帮我爱人在拉萨找份工作，让她把孩子带大。”我们所有人的眼圈都红了。我知道，小邵的爱人从甘肃随军到部队，一直没有工作，家庭比较困难。我说：“你没事的，就是感冒，不要想多了，一定要坚持。”话虽这么说，我还是为小邵捏了一把汗，因为在西藏感冒引发肺水肿或脑水肿，那就是不治之症。为了减轻小邵的痛苦，大家不停地唱歌、讲故事。我们日夜兼程，除了为汽车加油、给司机买干粮外一直都在疯狂地赶路。最苦的要算司机小逯，为了驱除瞌睡，使劲往太阳穴上抹风油精，有时实在困得无法支撑，就趴在方向盘上打个盹。经过三天两夜的苦奔，我们终于将小邵送到拉萨。在医院，医生警告说，如果再迟一两个小时的话，生命难保。据说，人在突发情况下，能发挥生命的最大极限，小邵能活着走出阿里，小逯能在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将我们安全送到拉萨，这些确实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更重要的是，军人的信念就是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到最后胜利，没有这种信念，生命就很脆弱。

四

部隊进驻了一个营的兵力投入归桑河大桥的修建。归桑河是西藏著名的狮泉河支流，也是拉萨到狮泉河镇的一条主干道。修建归桑河大桥最大的难处是物资运输，拉萨距归桑河大桥近1200千米，中途将近有500千米没有公路，只能在草原和沼泽地里择路而行。

1989年夏季，因为我打前站去过阿里，对路线相对熟悉一些，支队决定由我带领物资运输队进入阿里。头两天，车队在日喀则境内较顺利。第三天，我们进入了素有“干山之巅，万山之源”的大草原。由于刚刚下了一场暴雨，草原上时隐时现的车辙被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在找不到道路的情况下，我们的车队又一次误入沼泽地。

30多台机械和汽车像铁疙瘩一样沉陷在沼泽地里，面对趴在那里动也不动的铁家伙，我们能想的办法全想了，能采取的措施全用上了，可是仍然无法使车队前进一步。在这茫茫的沼泽地里，连一只野羊也难以见到，更不要说藏族牧民了。那时的通讯还比较落后，没有手提电话等通讯工具，我们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眼看4天时间过去了，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所带干粮和水全部用完，情况十分危急。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拖车的努力，分头去找食物，并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于是，我们分成4个小组，每组由一名股长带队，按方位向四面分散行动。为防止万一，我要求大家必须在下午5点钟之前返回原地。

当天傍晚，4个小组全部无功而返，既没有找到食物，也未能与外界取得联系。这时，50多人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到了第六天，大家全部躺在汽车的驾驶室里，再也无法作出任何努力了。

面对战友们一张张近似绝望的脸，我感到自己严重失职，极度内疚。但我明白，这个时候内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设法摆脱眼下的危险境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决定，由我带两名股长按原路返回，寻求援助。

我们三人拖着疲惫的步伐，一步一挪地开始了艰难的寻救行动。我们两天没有吃饭，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每走几百米就要停下来歇一会，每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就再也不想爬起来。好在沼泽地里有很多野韭菜和蘑菇，这可是我们救命的食物。我们互相搀扶着，鼓励着，究竟蹬过多少条小河，翻越多少座山梁，已经记不清了。其实，当时我们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只要倒下去，就有可能永远爬不起来。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那么多，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战友们营救出来。

苍天有眼，我们终于见到了一顶藏族牧民的小帐篷。像见到救星一样，我们踉踉跄跄地闯进帐篷里，里面光线很暗，但很温暖。一位藏族妇女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显得很惊慌，不知所措。我们赶紧解释，但她听不懂汉语。于是，我们就一个劲地叫“阿佳娜”，藏语意为“大姐”。其实，我们也只会这一句藏语。这位阿佳娜大概从服装上认出了我们是军人，比刚才显得热情多了，为我们端来了酥油茶和糌粑。我们真是饿极了，大口吃着糌粑，喝着酥油茶。这时候，我觉得糌粑和酥油茶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见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阿佳娜在一边抿嘴直笑。

不一会，这家男主人伴随着藏獒的狂吠声回来了。男主人40多岁，显得很沧桑。他能听懂我们讲话，也能讲汉语，但表达不流畅。我们将被困情况告诉他，请他卖两只羊给我们，解救被困战友。我们知道，草原上这种逐水草而放牧的藏族同胞，都是很贫困的，除了羊，没有多余财产。羊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全部保障，一般是不会卖的。但这位好心的藏族兄弟很爽快，马上就去羊圈抓羊。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连夜将羊肉送往被困地。炊事员将羊肉熬成三大水桶羊肉汤，分给大家。炊事员告诉我，这几天，大家也是靠着野韭菜和野蘑菇充饥，才挺过来的。看着兄弟们凹陷的眼窝和瘦弱的身体，我的眼泪—下子涌出来。多么好的战友啊，在生与死的面前，没有人放弃，没有人悲伤，面对死亡的威胁，显示了和平时期军人的坚强意志。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求援信，请这位牧民将信送往县政府。与此同时，部队领导在与我们失去联系后也派出了救援人员到达索县。两天后，我们全都被营救出沼泽地。在沼泽地被困的11天中，战友们有6天粒米未沾，是在与饥饿和严寒的斗争中挺过来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奇迹，而创造奇迹的只能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军人。

五

一个营的兵力在归桑河上展开鏖战。

大雪纷飞的一天，大桥奠基的第一声炮响惊醒了周边的雪山草地。

在这个几乎是无人区的地方架一座桥，其艰难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酷和壮烈。

施工期间，暴涨的洪水像脱了缰的野马，狂泻而下。一个风雨之夜，大雨如注，劳累了一天的六连十几名战士正在帐篷里酣睡。突然，洪水暴发，一丈多高的洪水从上游奔腾而下。两顶帐篷和十几个战士被冲进了归桑河。战士们被浑浊的洪水呛醒，有一名战士已经顺河被冲出30多米。“家”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战士们的身上只穿着短裤和背心。狂暴的风，在他们身上乱刺乱砍。他们冻得嘴唇发紫，双腿打颤，但没有一个叫苦。十几名战士，十几名只穿着背心打着赤脚的战士，踩着江边尖利的石头，步伐坚定地向工地走去。他们要重建“家园”，要继续战斗。

这次山洪暴发，是多年来罕见的。浑浊的洪水席卷了正在施工的归桑河大桥，桥头的所有物资被卷进水里。战士们纷纷跳进水里打捞物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向战士们迎面扑来。一名小战士没站稳，被一个浪头打到水里，浊黄的洪水呛得他直流眼泪。为了防止意外，战士们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顽强地迎着洪浪走去。

洪水在不断地暴涨，许多钢筋和模板被冲到归桑河里。河水湍急，让人无法接近。可是，谁也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物资被洪水冲走，有人迅速开来大吊车，吊车吼叫着将臂膀伸向江心，可是浪大水急，吊钩怎么也挂不上江中的物资。有位战士勇敢地爬上吊臂，先用绳子把自己捆在吊臂顶端，再用双手把钢筋、模板一起拴在吊钩上，吊车将物资同这位战士一起吊起，移到岸边，放下物资，又移回河里。一次、三次、五次……汹涌的河水，搅得他头晕眼花，天旋地转。他感到一阵阵恶心，胃里所有的东西全吐了出来。当战友们把他从吊臂上解下来时，他已经昏过去了。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东西捞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