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神秘失踪在抗战前线

方大曾，又名方德曾，1912年夏出生于北京协和胡同十号大院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外交部主事，母亲是位开明的家庭妇女。上小学时，方大曾就十分喜欢摄影，疼惜独子的母亲花七个大洋给他买了一台照相机。要知道，当时五个大洋便可在北京租一间像样的单身公寓了。

1929年，十七岁的方大曾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并举办摄影展览。从此，对于摄影，方大曾开始由爱好逐渐发展成为职业情结。当时许多摄影师大多满足于拍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而方大曾更愿意将镜头对准在苦难生活里挣扎的劳苦大众，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等都是他用镜头捕捉的对象。他经常或徒步或骑车到各处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出照片，然后向各报刊投稿，再用稿费买胶卷。

正当这位青年探索自己的摄影道路时，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0年，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方大曾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开始在《反帝新闻》报做编辑。他天天带着相机，活跃在平津以及冀、晋、察、绥一带。他身材高大，率性活泼，人缘极好，被朋辈昵称为“小方”，这个名字成为他最常用的笔名。

1934年方大曾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还被天津的中外新闻社聘为摄影记者。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发生武装冲突。这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冲突。方大曾孤身骑马去了前线，四十三天的行程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方大曾离家奔赴卢沟桥，到长辛店采访，成为第一个进入卢沟桥一带的记者。

他来到宛平城下，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在掩埋阵亡将士;他站到卢沟桥上，看到辽阔的永定河岸的原野，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他被守城的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心里很欣慰，觉得他们不会放弃阵地：他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记录下士兵们如何拼命追杀敌人……

方大曾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写到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此文成为当时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随着战事发展，方大曾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他观察深刻，文笔流畅，成为国内和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发表近七千字的抗战报道及多种图片专辑。这些文章和照片深受读者欢迎，因为从这些图文并茂的报道中，读者能真切感受到战场的炮声、厮杀声和浓烈刺鼻的硝烟。

方大曾的姐夫每天下班都买一张《大公报》，因为这是全家人了解方大曾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1937年7月30日下午，保定遭受敌机轰炸，孙连仲部队开赴前线，接管了二十九军防线。方大曾的同行当天晚上离开保定搭车回南方，他却独自_人留了下来。9月，保定失陷，方大曾退到保定東南的蠡县。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通讯《平汉段的变化》，这篇落款标注为“9月18日发自蠡县”的文章，成为他见诸报刊的最后消息。从此，这个激情四射的青年再无音讯。这年，他二十五岁。

在家里遗留下大量摄影作品

在失踪前的两年里，方大曾拍摄了大量战场照片。这些照片作为战场的真实记录，生动地揭示了当年抗战的情形，有各种姿态的战士，如演习训练中的战士、正在修筑战壕的战士、为前线运送炸药的战士等：也有中国军队的防空演习和救护队的演习状况，以及支持军队的民众等：还有一些特写，如一名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掩体里。这些照片无一例外都呈现出拍摄者瞬间抓拍的特点。

他还拍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照片，如井底的矿工、城市里的搬运工、胡同口的车夫、流浪的乞丐、烈日下赤身裸体的纤夫，如一个父亲和他的五个儿子、一个母亲和她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女儿，如海水中嬉笑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小喇嘛、走在高山脚下运送补给的民夫……他镜头里的下层民众是健康的、朴实的，丝毫没有孱弱和萎靡，也没有矫揉造作，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是他对人文和风景直接深刻的观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精彩注释，以及对民众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

方大曾1928年开始在各大报刊发表摄影作品，直至1937年失踪，他的摄影生涯并不长。那些来不及冲洗出来的120底片，方大曾将它们分别放进一些粉色纸袋里，再整整齐齐放在两个木盒子里。这两个木盒子都是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十厘米左右，是方大曾找木匠定做的，呈棕褐色。其中一个木盒里除了那些底片，还有若干本采访笔记。

1937年7月下旬，北平沦陷。那时，方大曾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常在各大报刊发表前线抗战通讯与图片专辑，名声在外。在北平家里的方父因担心惹上事端，在做饭笼火时，将其中一个放有采访笔记和底片的木盒偷偷烧掉了。另一个木盒里保存的是与绥远战场有关的底片，以及方大曾眼中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只木盒被疼惜独子的方母悄悄藏了起来，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后来那些重见天日的底片，其中有八百多张就来自这只保存下来的木盒。

当方大曾拍摄的作品重见天日后，作家余华被这些照片深深震撼，写了一篇随笔——《消失的意义》。他写道：“方大曾的作品像是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这些精美的画面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旧式的火车，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旧时代的战场和兵器，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然而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勃勃生机。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但这些作品重见天日的历程却并不顺畅。

母亲和妹妹坚守他留下的底片

自从方大曾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曾多方打听，但一直没有音信。

1938年9月，范长江撰文说：“在上海和汉口，我曾会到千百个关心小方的人……但是去年保定战争之后至今已快一年了，我们还是看不到我们这位身躯硕壮、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新闻战士。”时间长了，大家渐渐对他的生还不抱希望了。

然而，有一个人从未放弃，她就是方大曾的母亲。

1937年7月方大曾离家前，母亲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在家里等他，她至死也不会搬家。儿子失踪后，他在方家大院角落里用木头建造的那座灰色暗房成为母亲思念儿子的唯一寄托。方母在方家大院里守候了三十二年，幻想着有一天小方还像从前一样，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但她最终未能等回儿子。1969年，方母去世。老人生前曾说要用暗房的木头做棺材，这样自己就能和儿子永远在一起了。可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因为天长日久，暗房的木头已被蛀坏，只能当柴火了。

除了母亲，妹妹方澄敏大概是家里最理解方大曾的人。九一八事变后，十六岁的方澄敏上北京前门火车站卧轨示威，要求政府允许学生南下请愿。这一幕被来拍摄学生运动的哥哥看到了，方大曾从此对妹妹刮目相看。方大曾天天在外面跑，方澄敏就在家里的暗房里帮他定影、配药水、打杂。方大曾每每一进家门，总是先问：“老方回来没有？”他自己是“小方”，倒管方澄敏叫“老方”。

方大曾失踪后，收集整理哥哥的东西成了方澄敏的精神支柱。其中哥哥留下的底片成为方家最宝贵的东西，“每当我拿起他拍的照片或写的文章，那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手里好像握着一团火，他要是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该多好啊！”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方澄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方大曾留下的木盒里的底片，再次成为家里的沉重负担。这些底片内容敏感，除了反映西北民情的，还有许多是反映国统区的社会生活和部队作战情况的，尤其是傅作义部队的绥远抗战。其中方大曾的军旅肖像照，也是国民革命军的装扮。方澄敏和母亲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木盒主动上交给方澄敏的单位保管。方澄敏在单位人缘好，同事们没有多问就同意接收底片。不出所料，底片上交后不到一个月，抄家的就上门了，那些底片因不在家中而幸免被抄走。

“破四旧”的风潮很快过去了。1970年前后的一天，方澄敏申请将哥哥的底片拿回家去保管，但放底片的小木盒却不见了，底片被几张废报纸包着。后来，她在单位食堂里发现了那个小木盒，它被用来装饭票了。于是她请人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新盒子将它换了回来。当她把散落的底片重新放回盒子里，心才安定下来。

母亲去世后，方大曾留下的那些底片，就如重担一样压在方澄敏一个人身上。她开始考虑底片的出路。

20世纪70年代，方澄敏退休了。有了余暇的她开始去图书馆查阅旧刊，系统整理哥哥的底片。以前她只知道哥哥是个能干的人，现在资料看得越多，她越能感受到哥哥的才华、对工作的投入、对理想的真挚和热情。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使命，她要寻找机会让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她不能让哥哥的才华埋没在自己手里。

“小方”拍的照片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与公众见面

时光流逝，又一个十年過去了。1986年初夏，方澄敏揣着哥哥方大曾遗留的几张120底片，来到离家不远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六十号中国摄影家协会。这年，方澄敏已经七十岁，垂垂老矣，而拍摄这些照片的哥哥还是她心中那个青春、热情、才华横溢的“小方”，永远二十五岁。她一定要为哥哥做点什么，让他不至于彻底从人间消失。

在六十一号院的传达室，门卫建议她联系《中国摄影》编辑部。《中国摄影》是国内最早的专业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致力于介绍前沿的视觉表现方式和摄影技巧。

《中国摄影》的文字编辑吴常云虽然对摄影史不太了解，但她曾经听人说过，方大曾是一个被埋没的摄影师，应该赶快介绍他的作品。

吴常云从方大曾拍摄的《黄河组图》里挑了几张构图讲究、人物很有质感、光影效果也不错的片子。总编辑袁毅平看过后，很快同意将其中表现黄河纤夫和黄河船夫的两张照片发表。照片登载在《中国摄影》当年第三期的《旧作新话》栏目中。事实上，这两张照片并不太符合该刊的唯美诉求，这次算是破例了。吴常云还配发了一篇名为《历史尚需回顾——有感于方大曾作品的发表》的介绍文章，文章写道：“我们从作品中，似乎可以听到一种被压抑的、愤懑的吼声，一种力量的凝聚。”

据称，方澄敏曾向吴常云表示，她想把底片捐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吴常云经请示领导，得知协会当时没有保存底片的条件，就婉拒了捐赠。此后，吴常云再也没见到过方澄敏。

陈申成为“小方”遗作的第三位保管者

时光流逝，距离方大曾失踪，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五十多年中，方大曾及其作品像从未存在过似的被遗忘了。

1989年初冬，在红星胡同六十一号的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昌谦约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一起去方澄敏家。因为这两年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摄影史》的编纂工作，书中对方大曾有笔墨不多的提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第四十一期《美术生活》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的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七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战受伤将士的情况。”

在协和胡同一个僻静、不太“严谨讲究”的小院中，他们见到了方澄敏和她珍藏的宝贝——那个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十厘米左右的小木盒，以及里面放着的八百多张用小红纸袋装着的120底片，这正是小方的心血。

没过几天，陈申在单位传达室再次见到了捧着木盒的方澄敏。陈申邀请她上楼坐坐，她不肯，而是把木盒递给陈申，说：“这些底片我给你们了，你拿去研究。”陈申很惊诧：“那我给您打个条儿？”没想到，老太太拿出早已写好的收条，上书：“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就这样，自方母与方澄敏之后，陈申成为方大曾遗作的第三位保管者。

陈申将小方的全部底片打样出来，进行了研究，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每一次得到的稿费，他都给方澄敏送去。方澄敏并不拒收稿费，但几天后她会买点东西给陈申送到单位传达室，并不上楼，只是，她买礼物的费用比稿费还多。这似乎是中国传统中的“薄来厚往”。次数多了，门卫也习惯了，每次打个电话给陈申说，老太太又来了。

其实，陈申一直记挂着老太太的心愿——将方大曾的遗作出版。陈申也与方澄敏商量过，认为这一盒遗物最后的出路一定是捐给国家。但时机一直未出现。

阮义忠在台湾刊登了

“小方”的部分遗作

1993年，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来大陆为他创办的《摄影家》杂志取材。阮义忠是陈申的朋友，也是中国摄影出版社的作者。在接待阮义忠时，陈申无意中提起，他发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战地摄影记者、在抗战早期失踪的小方，还让阮义忠看了小方作品的样片。

阮义忠把全部样片借回旅馆，在床上铺开看。在昏黄的床头灯下，“尽管这些样片的浓度、反差都处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就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位天才”。

虽然底片放在陈申那里已有几年，但它们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因此陈申带着阮义忠一起去拜访方澄敏。

八十岁的方澄敏看起来身体不错，精神也好，对他们的造访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哥哥的作品有重新曝光的可能性了。除了存在陈申那里的八百余张底片外，方澄敏手头还有些相比来说属于小方私人性质的照片，加起来一共是一千张出头。

方澄敏在每一张底片的封套上都编了号码，但是对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她并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到1937年，也就是方大曾失踪的前两年拍的。在这期间，方大曾像着了魔似的出门拼命拍照，暗房里的工作就落到这个万分敬爱哥哥的妹妹头上，这也是方澄敏保有这些底片的原因。

阮义忠深知，只有把底片带回台湾，亲自放大，才能把小方的作品做最好的呈现。经他热切地请求和保证，方澄敏勉强答应让他挑选五十张底片带回去。最后，阮义忠借到了后来成为那期《摄影家》杂志全部内容的方大曾摄影作品，包括五十张底片和陈申提供的已经印出来的八张照片，以及方澄敏提供的方大曾不同年龄的生活留影。

阮义忠回台湾从香港中转时，遇到台风，飞机险些出事。在最危急的那一刻，阮义忠一心想的竟是愧对左胸口袋里的五十余张“小方”。他说，方大曾“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失踪，够倒霉了，且被遗忘了五十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又死一次”！

有惊无险地到台湾后，阮义忠在暗房里足足待了一个星期，将五十八张精挑细选的照片仔细放大。他每放大一张，就对方大曾的才气佩服一回。阮义忠这样评价方大曾的作品：“他的构图完美极了，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我诧异的是，方大曾的表现手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与他同时代的世界摄影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1994年，《摄影家》杂志第十七期为方大曾做了一整期专辑，方大曾成为这家杂志唯一介绍过的抗战时期的大陆摄影师。《摄影家》虽是一本在台湾出版的杂志，但在大陆业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方大曾的名字渐渐在大陆文化圈里传开了。

一年后，1995年，陈申接到摄影杂志《焦点》的约稿，对方澄敏进行了一次专访，并录了音，首次在祖国大陆将方大曾的故事公之于世。之后他联系了方大曾的外甥（方大曾姐姐的儿子）张在璇，把木盒还给方家，由张在璇继续保管。张在璇是《四川日报》的摄影记者，也在为舅舅的遗作找寻合适的出路。

冯雪松决定拍纪录片，寻找并纪念消失的“小方”

1999年初，陈申策划的《方大曾的故事》终于要出版了。为了即将出版的书，陈申想与中央电视台的《美术星空》栏目合作并进行推广，由此认识了《美术星空》新来的编导冯雪松。

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欲和极强的职业敏感，让冯雪松感觉到方大曾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历史人物，他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寻找并纪念消失的方大曾。1937年消失的方大曾就要穿越时空缓缓走来，越来越清晰地面对世人了。

冯雪松很快开始了以《寻找方大曾》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并寻找知情人。此时，除了方澄敏，小方的其他同辈亲友均已去世。协和胡同的方家老宅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也早已面目全非。学界、党史办、史志办、方志办……都没有人了解情况。最后只剩下一个途径__泡图书馆。冯雪松在图书馆里待了四个半月。

可是，就在开机前一周，纪录片主述人方澄敏突然中风，引发语言障碍。坐在轮椅上的方澄敏将哥哥的照片举在胸前，眼泪无声地淌过面颊。因为经费有限，去河北、山西寻找方大曾最后踪迹的外拍计划也搁浅了。最终，片子在第二年制作完成。2000年7月9日，《寻找方大曾》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正式播出。

纪录片播出后不久，《寻找方大曾》作为央视社教中心的特别节目，被允许继续拍摄原来没能完成的外拍计划。冯雪松喜出望外。一个月后，他独自沿着方大曾的最后足迹，一路寻访。从北京到保定，过石家庄，经太原，抵大同，再到蠡县……可惜，冯雪松的努力追寻，没能敌过消失的力量，任何有助于解开方大曾失踪之谜的确切线索，终究没有找到。2000年11月，《寻找方大曾》的第二版播出了。先后推出的紀录片《寻找方大曾》两个版本，一举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时至今日，除了为“寻找方大曾”拍摄了两部纪录片，冯雪松还撰写了一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2014年出版），还在方大曾的最后失踪地河北省保定市，为其开设了一间纪念室，供后人凭吊。同时，经过努力，央视网公益频道为“寻找方大曾”开辟了专题网页。自2015年9月起，冯雪松启动“方大曾校园厅”公益计划，计划在几年时间里，陆续走访国内数十所高校，将战地记者方大曾的故事和以“寻找方大曾”为主题的公益事业，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

老照片终于被国家博物馆保存

在陈申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也于2000年11月顺利面世。2002年7月，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和四川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方大曾影展，在四川美术馆举行。看来，对方大曾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渐广泛和深入。但那些由方澄敏保存下来的底片，仍然尚未寻找到合适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