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华

摘要：城镇社区治理，关乎“六稳”“六保”任务的落实，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加强城镇社区治理，利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当前，城镇社区治理做到组织管理到位、服务功能增强、治理体系形成、风险防范有效，也存在着行政化倾向、不平衡发展和体制机制的不足。

关键词：社区治理;风险防范;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要求。社区治理，在化解防范重大风险方面，起着不可缺失的作用。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小社区、大社会、大治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六稳”“六保”任务的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在此，笔者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视阈谈谈社区治理的几点思考。

一、城镇社区治理取得的成绩

 组织管理到位。一是领导重视。区（县）、街（镇）党委（工委）、政府（办事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对社区治理认识到位，十分重视社区治理工作，多次专题调研社区治理，指导社区治理工作。二是机制建立。根据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工作需要，结合镇（街）具体情况，建立了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部分专项工作协调小组，为推进社区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队伍健全。严格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选好配齐社区两委班子，并按社区工作的要求，选好配齐了各项工作专干。

 服务功能增强。社区治理组织，既是基层自治的组织，也是服务居民的组织。近年来，社区组织服务居民的功能逐渐增强。一是有章可循。各区（县）结合本地实际，先后制定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了三社（社区、社团、社工）联动机制、三会（居民代表大会、协商议事会、共驻共建会）参与机制。二是功能配套。社区居委都有独立的便民服务中心，休闲娱乐广场，多数配有人民调解室，有警务室、卫生室、图书室、社工室、养老服务站等。少数社区还建有高标准的健身房。三是网格服务。党建、综合治理、宣传、民政、消防、卫生健康等各项工作，均在社区有网格化建设。充分利用微信、QQ等网络工具，加强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联系互动。

 治理体系形成。一是党建引领。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政治功能，推进社区治理。多数社区建立了党委或党总支，部分社区建立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大党委”。党委（总支）下设若干支部，支部下设若干党小组。二是联动主导。民政、综治、公安、司法、社保、市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与镇乡街道，各尽其职，相互配合，上下联动，事事落实。三是自治自助。各社区都制定并完善了《居规民约》，“三事分流”，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散居楼栋进行了自助式物业管理。四是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单位等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一事一议”，共商共建共享。

 风险防范有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社区治理井然有序，重大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是生活有序。各社区各小区，包括散居楼栋居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序进行。上班、买菜、带小孩，广场舞、坝坝舞、喝茶聊天等有条不紊。二是自治有力。社区居民充分运用自治功能，小事不出门，大事商量做。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组长牵头，居民协商，共同治理;涉及国家、社会利益的事，依法配合。三是和谐稳定。惠民政策落实到位、邻里纠纷调解到位、社会正气树立到位，防火防盗有人喊，大事小情有人做。所以，城乡社区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重大风险止于萌芽状态，群访、集访事件大幅减少。

二、城镇社区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社区治理与重大风险属于零和博弈，而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社区和谐稳定，杜绝一切安全隐患。因此，社区治理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目标一致性。但是，社区治理与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存在一定的不足。

 突出的行政化倾向让居民心生反感情绪。社区两委承担了大量行政性事务，成为基层政府的延伸組织，在一定程度上重管理轻服务，忽视社区自治工作。一是社区工作沉溺于完成上级党委、政府分派工作，负担加重，本末倒置。这是对社区组织功能定位不准，普遍性地对社区自治认识不足，用社区管理代替社区治理。认为社区治理等同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二是对政府的依赖度过高。一方面，社区一部分工作建立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表现出自治行政化愿望。即政府出钱就做事，不拿钱就等靠要，自治积极性较低。另一方面，自治功能的不足依赖政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一定程度依赖于政府的干预或者是对行政化手段的期盼，从而把“管”字放在首位，忽视“治”字的应有作为。三是社区协助基层政府的职能扩大化客观上形成了二级政府。因为基层政府不能面对每一个居民服务，需要依托社区组织，从而导致社区履行着政府延伸组织的职能，表现出行政化倾向。

鉴于以上原因，无论哪一种情况，社区居民从内心上都把社区自治组织当成一级政府，不能认同自治性质。长此以往，易于心生芥蒂，产生怨懑情绪。把“仇官”心理扩大化，埋下重大风险隐患。

 不平衡的社区治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社区自治，需要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社会单位的共同参与。但因客观条件的差别和主观方面的不足，导致社区治理的不平衡发展。一是硬件差距较大。个别社区特别乡镇社区缺乏独立的办公场所，多数社区无公共健身房、临时救助性休息室和中型以上会议室等;背街小巷通行受阻;乡镇社区脏乱差等。二是队伍素质不齐。大中城市的社区治理，起步早，发展快，干部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较高;新兴城市社区、小城市社区和乡镇社区干部素质普遍偏低，专业社工人才总体数量少。三是“城市病”突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市民的过程较长，很难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同时，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从而使教育、就业、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也滞后。再就是原有规划滞后，基础条件赶不上发展速度。停车难、公共休闲场所少、面积小，甚至没有。四是服务跟不上。治理服务跟不上城镇化发展速度。近十年来，各地城镇化速度加快。社区治理人员队伍编制、财政投入跟不上，有相当一部分社区服务人员低补贴甚至无补贴。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社区治理难度加大，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公共服务不到位隐患、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社区治理的效果，一个问题解决不好，易于积累怨气，多个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诱发重大风险。

 体制机制的不足制约着社区治理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是对居民自治缺乏硬性约束。社区居民对自治认识不足，参与社区自治积极性不高，总认为社区治理是干部的事，与己无关。社区单位认为社区治理是社区的事，本单位有本职工作，不参与社区治理也是情理之中。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社区单位，都缺乏硬性约束。二是部门协调联动的机制不完善。存在着网格化主体责任单位不明确、未实现一网打尽。有的网格形同虚设，作用发挥不到位，有“网”未“渔”。网络信息平台互不兼容，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大党委作用发挥不够好，相关成员单位单位委员工作不到位，而且这些“委员”在本单位有职务有本职工作，有着种种理由婉拒参与社区党建工作。三是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社区不属于财政预算编制范畴，工作经费严重不足，运行困难。城市社区、乡镇社区一个标准，城市社区不能满足运行需求。专业社工因待遇偏低，多往大城市跑，小城市留不住，乡镇更不去。纯自治性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工作性经费补偿机制。

鉴于以上原因，社区治理水平难以提高，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存在力度不够，效果久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