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辉 谢海辉 凌伟 谭静 邓芬燕 黄先进

近年来，随着国内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服务体制也不断完善，医疗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人们维权意识以及健康意识均不断增强，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量加大，对于医疗工作质量以及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均提出较高要求，而医疗纠纷也随之出现，且发生率呈逐年升高趋势[1-2]。当前，医疗纠纷逐年发展为社会性问题，不仅会对患者、患者家属带来身心影响，而且还会使医务工作者承担巨大心理负担及精神压力，导致医患双方的财力、人力以及时间均受损，并且形成恶性循环，阻碍医疗卫生工作的完善与进步，因此需加强对医疗纠纷现状的调查分析，并选择合理措施进行处理，以规避医疗纠纷[3-4]。此次通过单样随机抽样法对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年11 月—2019 年12 月的68 例医疗纠纷进行调查，统计解决途径，再总结调节机制，以期为构建和谐、有效的医护患关系提供一定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单样随机抽样法对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的68 例医疗纠纷进行调查。

1.2 研究方法

以2016 年11 月1 日—2017 年10 月31 日、2017 年11 月1 日—2018 年12 月31 日、2019 年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为时间节点，统计各时间短内医疗纠纷发生数量，计算占有比，并统计解决途径，总结调节机制。

1.3 观察指标

统计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 月1 日—2019年12 月31 日纠纷分布时间及纠纷解决途径。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以SPSS 20.0 处理，计数资料[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s）表示，采用t 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 月1 日—2019年12 月31 日纠纷分布时间

2016 年11 月1 日—2017 年10 月31 日有14 例医疗纠纷，占有比20.59%；2017 年11 月1 日—2018 年12 月31 日有34 例医疗纠纷，占有比50.00%；2019 年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有20 例医疗纠纷，占有比29.41%，见表1。

2.2 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 月1 日—2019年12 月31 日纠纷解决途径

68 例医疗纠纷中，29 例经行政调解，22 例经自行协调，10例经诉讼，7 例经人民调解，见表2。

3 讨论

近年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增强，维权意识不断升高，且越来越重视健康及生命，对于医疗工作也提出来较高期望以及要求[5]。然而，医疗行为本身具有局限性特征，致使临床治疗、治疗效果之间出现落差，医护患间矛盾加剧，医疗纠纷随之出现[6]。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接收的患者数量较多，病种复杂，覆盖各个年龄段，一旦出现医疗纠纷，不仅影响医院工作效率，而且不利于患者就医，对社会和谐产生严重影响。

通过研究对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16 年1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医疗纠纷发生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其中2016年11月1日—2017年10月31日占有比是20.59%，2017年11月1日—2018 年12 月31 日为50.00%，2019 年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日占有比是29.41%，已直接影响到医务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同时也给医疗机构名誉及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导致医疗机构中的正常秩序被打破，需及时加强专业处理，以构建起和谐医护患环境。此外，本次调查研究结果还发现，68 例医疗纠纷中，有29 例经行政调解，22 例经自行协调，10 例经诉讼，7 例经人民调解，其中人民调解的占有比最低，而行政调解占有比最高，表明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主要通过行政调解进行处理。

针对上述情况，制定并完善医疗纠纷的应对调解机制尤其关键，因此要完善并落实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在对医疗纠纷进行处理时，利用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从三个环节进行，分别是预警、事件处理及反馈、总结[7]。对此，医疗结构需要创建预警机制，防范并且规避医疗纠纷，组织医护人员专业培训，增强院内医护人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并建立起医护人员职业保险制度、患者医疗保健机制，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风险进行控制，缓和医护患间矛盾，对患者利益进行保护，以防止医疗纠纷出现[8]。同时，如果医疗纠纷已经出现，需积极应对并作出正确处理，合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形象的同时，将信息及时反馈予患者与家属，做到透明化处理事件，待纠纷成功处理后，医疗机构内部还要进行深刻反思，并对纠纷进行总结，防止出现相同类型纠纷[9-10]。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创建起专业性、专职型调节队伍，规范并完善第三方从业标准，加强人民调解力度，重视并落实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进行保护与约束，使医疗纠纷调节工作愈加合理性及规范性，将医疗纠纷影响力控制到最低水平[11-12]。

表1 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纠纷分布时间

表2 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2016 年11 月1 日—2019 年12 月31 日纠纷解决途径[例（%）]

综上所述，衡阳部分二级及一级医疗机构医疗纠纷情况突出，行政调解是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且人民调解作用愈发明显，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并完善第三方协调机制，共建和谐医护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