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芳菲 王玉主

对国家来说，信誉既是一种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社会资本”和“隐性资产”，①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1995，Vol.6，No.1，pp.65-78；Daryl 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1；Oliver E.Williamson，“Calculativeness，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ournal of Law Economics，No.34，1993，pp.453-502.也是一种能够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软实力”。②John G.Ikenberry，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Foreign Affairs，2004，Vol.83，No.3，p.136；Stephen Sestanovich，“Why Credibility Matters：It’s Not Just a Washington Fetish，as Obama Suggests”，The Atlantic，March 14，2016，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3/obama-doctrine-goldberg-free-rider-credibility/473616/；Hal Brands，Eric S.Edelman，Thomas G.Mahnken，“Credibility Matters：Strengthening American Deterrence in an Age of Geopolitical Turmoil”，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May 9，2018，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redibility_Paper_FINAL_format.pdf.尤其对于迅速崛起、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对国际信誉的重视和培植不仅关乎其自身长远发展，更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③程也：《阎学通：中国要培植国际战略信誉》，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1期，第36-38页；黄飞燕、黄孟洲：《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72-74页；方蔚、晏维福：《关于国际信誉和中国外交的几点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2期，第172-173页。

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信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实力不对称和意图不确定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如何才能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一直是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新冠疫情爆发后，有学者担忧，尽管中国积极践行合作抗疫，并赢得了疫情防治形势向好的局面，但中国的国际信誉与形象却因部分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的各种负面论调而受到了较大损害。④孙明、孔祥龙：《国际舆论视阈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13页；《太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将疫情当作打击中国的一根大棒，马丁·雅克：可耻！太不光彩了》，《环球时报》，2020年3月18日。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次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为中国迅速提升国际信誉、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⑤贺文萍：《抗击疫情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载《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第1期，第28-34页；王琛、陈奕平：《疫情防控行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7日；王义桅：《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人民论坛网，2020年4月27日，http：//www.rmlt.com.cn/2020/0427/578299.shtml。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际信誉？国家如何才能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根据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一、国际信誉：概念界定

国家信誉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信誉，尤其是国际战略信誉的关注和研究显著增加。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国际信誉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国际信誉研究增添了更多“中国色彩”。①西方学者的一些重要讨论，参见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24；Robert J.McMahon，“Credibility and World Power：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 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pp.455-471；Daryl 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p.1；Allan Dafoe，Jonathan Reshon，and Paul Huth，“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Motives for War”，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1，2014，p.376；Hal Brands，Eric S.Edelman，Thomas G.Mahnken，“Credibility Matters：Strengthening American Deterrence in an Age of Geopolitical Turmoil”，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May 9，2018，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redibility_Paper_FINAL_format.pdf。中国学者的讨论，参见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76-203页；Yan Xuetong，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p.17-18，70；程也：《阎学通：中国要培植国际战略信誉》，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1期，第37页；郭振家：《试析冷战后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受损及其原因》，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4期，第20-25页；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0页。然而，既有研究对国际信誉的界定和阐释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一是大部分研究都将国际信誉与国际战略信誉、声誉、威望、国家形象等相关概念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从而容易对我们深入理解国际信誉的本质及其培植路径都产生一定的误导。二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信誉问题的解释路径大都局限于威慑理论和同盟理论，并认为国际信誉主要是通过评估国家对威胁（敌人和对手）的威慑和惩罚记录来考虑的。这种理解不仅过于片面，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冷战思维。三是国内外大部分既有文献都仅停留于国际层面的分析，而相对忽略了国内社会状况对一国国际信誉的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国际信誉是一国内政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综合反映。难以取信于本国民众的政府不仅往往难以取信于其他国家，还更容易强化对他国的威胁感知，从而对本国和他国培植国际信誉的成效都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将国际信誉定义为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对一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综合评价。其中，对“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维度：（1）对一国的硬实力，也就是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实力能够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的感知和认可；（2）对该国政府领导能力、协调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动员能力等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的信任和期待。“意图可信赖性”则主要包含五个维度：（1）该国政策行为的“可预测性”，即是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2）该国的责任感和可靠性，即对内是否愿意履行对民众的承诺，对本国民众负责；对外愿意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履行国际义务，信守对他国的承诺和约定，并愿意对他国的信任行为做出积极反应，即便这意味着牺牲部分短期国家利益；（3）该国秉持的价值理念、内外言论与实际政策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4）该国政策行为的诚实度和透明度，即该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是否坦诚交流、真诚合作，使他国感到安心，不担心、不怀疑该国具有欺骗、利用或侵害自己的意图；（5）该国政策行为的“善意度”与“仁义性”，即该国是否愿意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或关切他国利益，愿意靠引导他国合作而非武力、强权或背叛来获益，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他国实现互利共赢，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利益冲突 （如表1所示）。①Russell Hardin，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James C.Coleman，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Aaron M.Hoffman，“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2，pp.375-401；Roger C.Mayer，James H.Davis，and F.David Schoorman，“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0，No.3，1995，pp.709-734；[日]山岸俊男：《信赖的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47-54页。

表1：国际信誉分析②根据哈丁、科尔曼、霍夫曼、迈尔、山岸俊男等学者的研究总结修改而成。

信誉与信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说信誉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可信赖性（是否值得信任）的综合评价，那么信任则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心理预期和行为选择。前者侧重信任客体，后者侧重信任主体。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意味着它们既信任彼此，也认为彼此是值得信任的。由于单方面的信任往往难以持续，因此国际信誉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被他国所信任，也更容易信任他国，反之亦然。①关于国家间信任的基本定义与内涵，以及信任与“值得信任（可信赖性）”的关系，参见：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 12期，第 15－30页；Russell Hardin，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Aaron M.Hoffman，“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2，pp.375-401。

国际信誉与国际战略信誉都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行为选择的映射，以及建立于他国评价基础之上的一种国家声誉。两者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且都包含了对国家政策行为“可预测性”、“可靠性”以及“言行一致”等方面的考察，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意图。然而，两者仍有差别。一是国际战略信誉主要考察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可信度，②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和周建仁都强调战略信誉主要是指一国安全承诺（保证）的可信度。但周建仁指出，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行为也会影响其战略信誉。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01；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0页。尤其注重国家在处理对外军事同盟关系和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时的政策行为选择。③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对国际战略信誉的阐释实际上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信誉的定义更为契合。而国际信誉不仅需综合考察一国对内、对外政策行为的可信度，其所涵盖的领域范围也更广。在国际社会中，资源禀赋各异的国家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时所倚重的领域很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二是对于长期维持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来说，频繁使用武力等手段威慑或惩罚（潜在）外部安全威胁的行为可能有利于维持和提升该国在盟友中的国际战略信誉，但可能会对该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严重损害。因为这些行为不仅可能会损耗该国的硬实力，也很可能会让更多其他不结盟国家增加对该国的安全焦虑和军事防范，并对该国的善意度和仁义性评价大大下降。①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频繁对外发动战争的行为，可能在美国及其部分盟友看来是其惩罚（威慑）外部威胁、维护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表现，但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其他非美国盟友中的国际信誉。

信誉与声誉也是两个高度相关却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一国的信誉和声誉都是该国内政外交的综合反映，都需基于他国对该国政策行为、过去历史和互动经历的长期考察和综合评价，且都有助于其他国家认知和评估一国政策行为背后的国家意图。对国家来说，国际信誉的提高也有助于其国际声誉的改善，较高的国际信誉和较好的国际声誉都是外部世界对该国的认可和赞誉。但两者的性质、侧重点、涵盖范围有所不同。信誉主要侧重于对国家“可信赖性”的评价，反映了他国对一国政策行为的信任和认可程度。由于国际信誉体现的是国家对长期利益和国家间信任与合作关系的重视，因此国家一般无法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实现某一特定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标。国家对国际信誉的工具化利用不仅会导致自身的国际信誉受损，也会破坏与其他国家间的信任关系。而声誉主要指他国对一国行为方式、主要特征或一贯表现的综合评价，更加侧重于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由于声誉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信息帮助国家在外交决策中预测不同国家的行为，因此常常被当作一种手段或工具来实现特定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目标。②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寒溪：《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第143-158页。可见，声誉的涵义更加综合、全面，运用更加广泛，它所传达的国家意图也更加多元。声誉既可以包含信誉，也可能包含其他维度，比如战略信誉和威望（如图1所示）。

威望是与信誉、声誉都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信誉一样，威望也需建立在他国评价的基础之上，也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也属于国家声誉的一部分。但相对而言，信誉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更浓的道德色彩，而威望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更浓的权力色彩。在国际社会中，一国信誉的高低需基于对该国能力、理念、行为及与他国互动过程的综合考量；而一国威望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因此，小国往往难以树立国际威望，但可以在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和提升其国际信誉。大国可能具有较高的国际威望，但并不一定会有较高的国际信誉。例如，大国使用武力侵犯、征服小国的行为能够证明甚至增强自身实力，从而提高该国的国际威望；但这一行为会加剧其他国家对该国意图上的疑惧，从而有损其国际信誉。①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6页；陈寒溪：《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第149-151页。

图1 信誉与战略信誉、声誉、威望关系的集合图示②根据王学东、陈寒溪、王正、周建仁等学者的研究总结修改而成。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鲜有文献探讨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信誉与声誉的关系也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对信誉、声誉、威望的涵义及其内在关系的理解与王学东、陈寒溪等学者较具一致性，但与王正的理解有些差异。王正认为信誉同时包含了信用与声誉，其相关论述可参见：王正：《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第186-189页。

此外，与国际信誉相似，国家形象也是一个包含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综合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意图。良好的国家形象往往有助于其他国家增强对该国的善意感知，从而也有利于该国培植国际信誉；国际信誉的提升反过来也有助于该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一，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内外政府、媒体和民众对一国本身及其政策行为、各项活动和成果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其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加广泛，评价主体也更加多元。③K.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2，1959，p.120-131；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汤光鸿：《论国家形象》，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第18-23页。其二，通过外交言论、媒体报道等手段对外进行话语体系建构和舆论引导往往是各国塑造自身形象、影响他国形象塑造的最主要途径。④王震：《话语分析视角下外交活动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基于2019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对外话语分析》，载《汉字与历史文化》2020年第13期，第188-190页。然而，尽管国际信誉的培植也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强调国家在内政外交中的政策行为（及其后果）和“言行一致”，而不是话语构建。其三，一国国家形象很有可能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偏差，且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甚至可能被长期“标签化”。这既可能是该国长期自我认知偏差或主动自我建构的结果，也可能是受到了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媒体的长期影响。然而，由于其他国家对一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会随着信息、国内外环境、决策者主观认知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容易受到国家在国际重大危机或关键事件中行为选择及其后果的影响，因此国际信誉更容易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往往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二、国际信誉的变化及其条件

国家要培植国际信誉，至少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付出长期努力：一是不断增强本国硬实力，夯实物质基础，拓展可支配的物质和战略资源；二是全面提高本国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三是对本国民众负责，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巩固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四是对外建立、增强和拓展互信合作关系，承担更多与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在与他国的交往与合作中采取能够展现自身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政策行为；五是增强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本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和积极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国国际信誉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该国在上述五个维度表现的综合结果（即五个因素的乘积），而不是总和。换言之，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为零，国家都难以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任何一个因素的消极变化也都可能会对该国的国际信誉造成损害。因此，我们需通过综合观测和多维比较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整体表现来判断该国国际信誉的变化趋势。同时，这也意味着，提升国际信誉的难度可能要远远大于损害国际信誉的难度。本文将这五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并初步构建了观测和评估一国国际信誉变化的指标体系。

值得提及的是，这五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例如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公信力的提升既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硬实力和社会凝聚力，也有助于该国提高在国际上的动员能力、传播能力和舆论影响力。一国若能与更多国家建立和增强互信合作关系，也有利于该国进一步提高本国的硬实力和履约能力。但由于不同维度所针对的领域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侧重点不同，因此这种促进作用仍是有限的。

表2：国际信誉水平观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表2：国际信誉水平观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三、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2008-2020）

（一）2008-2019年间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信誉整体经历了一个稳步提升、不断巩固的过程。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在五个维度的指标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一方面，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国内民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和政府公信力的显著增强。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制度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拓展和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在处理朝核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时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兼顾；在“韬光养晦”政策的指导下对地区领土争端和“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和中外利益冲突所表现出的审慎克制等。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在政治、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硬实力都显著增强，但中国的国际信誉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反而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

其一，从综合治理能力来看，我国政府与企业在对外政策行为中的协同程度不足使我国国际信誉面临新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中国海外利益的迅猛增长，各国对中国政策行为的关注显著增加，且关注焦点已逐渐由我国政府行为进一步延伸至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然而，由于部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国际化经验不足、法律意识淡薄、经营理念落后、缺乏对当地社会文化的了解等原因，它们在海外开展合作项目时不仅对当地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还屡次与当地员工、民众之间出现纠纷，引起了一些沿线国家的政府及其民众的强烈反感，从而导致它们对我国信用度、责任感、善意度等评价都大大降低。①《商务部召开“中国企业走出去履行社会责任”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3年 2月 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fbhfn/fbh2013/201302/20130200040491.shtml；李锋：《“一带一路”上的阻遏与风险》，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3月7日，http：//www.cssn.cn/pl/pl_fyqq/201703/t20170307_3443234.shtml。

其二，从政府公信力和国内社会凝聚力来看，近年来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内部矛盾加剧等问题大大削弱了我国培植国际信誉的国内社会基础。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打击力度，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贪腐现象的严重程度。仅从2012年12月至2015年3月，全国便有98名副部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军官落马，其中甚至不乏一些性质极其恶劣的案例。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地区以及家庭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的状况也日趋严重。例如，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上升至0.55，2012年已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①李建新：《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公信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医患矛盾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凸显，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培植国际信誉的国内社会基础，也增加了其他国家对我国政府可信赖性的负面评价。

其三，从对外政策行为来看，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互信流失和恶性互动增加是造成中国国际信誉频频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我国海外利益迅猛增长，并逐渐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周边地区）和欧美地区。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之间互信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增强对中国国际信誉的稳步提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中国周边国家在涉华言论和对华政策上都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疑惧和防范心理。一是中西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使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存在一些深层次不信任因素，因此中国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刺痛了这些国家的敏感神经。②Aaron 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7-45；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环球时报》，2020年2月21日。二是受丛林法则、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等西方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少国家对于崛起国的崛起路径和霸权国-崛起国的关系长期存在思维定势和线性逻辑，对中美关系前景的预期也比较悲观。③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1）；Aaron 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2011）；Graham A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Carlton North，Australia：Scribe Publications，2017）；朱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6月3日，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0.002。金融危机后，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不仅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安全焦虑，也增强了它们对地区和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担忧，开始越来越担心中国将以对其他国家有害的方式来使用它不断增长的实力。①Ivan Savic and Zachary C.Shirkey，Uncertainty，Threat，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2；Kuik Cheng-Chwee，“Opening a Strategic Pandora’s Jar？ US-China Uncertainties and the Three Wandering Genies in Southeast Asia”，National Commentaries of the ASAN Forum，July 2，2018；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4页；黄文炜等：《周边国家对华心态新调查》，《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2月21日。三是随着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不断“渗入”，国内发展困境、社会分裂和政治舆论压力的影响不断“外溢”，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普遍流失严重，紧张焦虑的情绪与日俱增。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各国决策者对本国脆弱性和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对中国的抨击和妖魔化甚至已被部分国家视为维护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受这些心态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和部分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政策协同程度急剧下降。无论是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并力推TPP、强化亚太同盟体系、介入地区领土争端，还是东盟、日本等东亚成员极力拉拢印度参与RCEP谈判，韩国执意部署“萨德”系统，抑或是中国对欧美地区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将海外利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经贸摩擦和领土争端的风险、频率和强度也显著增加。中国不仅接连卷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中越南海争端、中印边界冲突、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冲突，也因对这些国家的防范心理和不满情绪加重而明显减弱了妥协退让的意愿。②Richard Q.Turcsányi，Chines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Power Sources，Domestic Politics，and Reactive Foreign Policy（Cham，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pp.119-120；Kai He and Huiyun Feng，“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9，No.5，2012，pp.633-644；Michael Yahuda，“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3，No.81，p.446.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政策行为的可预测性、诚实度与透明度、善意度与仁义性等方面的负面评价，也增加了中国对这些国家意图上的不信任，严重破坏了它们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

其四，从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来看，我国媒体报道的国际传播力不足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我国负面报道的显著增加，也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我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有所跃升，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一直地位相对边缘。与CNN、BBC等国际主流媒体相比，我国主流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和对中国政策行为的解读在传播速度、强度、广度和热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①夏梓航：《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载《科技传播》2019年第7期，第52-53页；吴文艳、杨晶：《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与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提升策略》，载《中国广播》2019年第10期，第41-46页。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负面报道数量和抨击程度都迅速增加。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甚至还被频频贴上“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新标签。②Christopher Walker，Jessica Ludwig，“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Foreign Affairs，November 16，201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2017，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Joseph S.Nye，“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January 24，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John Hurley，Scott Morris and GailynPortelance，“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March 4，2018，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pdf；《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非洲领导人和外媒这样反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5日；王毅：《“一带一路”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馅饼”》，新华网，2019年 3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8/c_1210076293.htm。根据GDELT数据库统计，2008年-2017年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所有国家中位列第一，但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数量和抨击程度也位居前三。③李钢、孟丽君：《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美国进口贸易为例》，载《世界经济》2019年第8期，第152-153页。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掌控国际舆论导向的背景下，这些对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和大量负面报道不仅充分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意和不满情绪的增加，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及其民众对我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

总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在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对外政策行为、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这四个维度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中国的国际信誉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国际社会虽然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有所提升，但对中国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显著下降。

（二）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和迅速蔓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各国国内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抗疫过程中，中国的国际信誉状况也再次出现了一些更加快速而微妙的变化。

首先，从硬实力、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这两项指标来看，此次疫情既凸显了中国经济基础雄厚、制造业门类齐全、供应链灵活、企业柔韧性强等巨大优势，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危机面前迅速做出决策部署、强化政府内部协调机制、灵活调动各类资源、动员企业和民众战“疫”积极性与自觉性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有助于使更多国家进一步提升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及时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和制度性安排，较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并实现了GDP增速转负为正，表现出了较强的硬实力和综合治理能力。①Marius Meinhof，“Othering the Virus”，Discovery Society，March 21，2020.

其次，从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来看，此次疫情不仅大大提升了国内民众对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内社会的凝聚力，从而有利于为中国国际信誉的提升巩固国内政治社会基础。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科学部署，精准施策，为有效抗疫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全国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各项举措，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全力救治患者，认真采集并及时公布相关数据，尽力做到信息透明、防治结合，得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提升了国内民众对国家责任感和可靠性的感知，并增强民众对于战胜疫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国家行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②《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失职渎职的严肃问责》，中国新闻网，2020年1月2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1-28/9071949.shtml；《精准稳慎追责问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筑牢纪法防线助力战“疫”》，新华社，2020年4月22日；《以监督实效凝聚战“疫”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新华社，2020年4月20日。

第三，从对外政策来看，中国的“防疫外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策效果，对国家信誉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多个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增加，让更多国家增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正面感知，提升了对中国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疫情爆发后，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相关信息和数据，积极向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经验，普及防疫知识。当其他国家受到疫情冲击时，中国不仅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甚至在国内疫情仍未完全控制、医疗物资仍不充裕的情况下对日本、意大利、巴基斯坦、伊朗、塞尔维亚等多个国家施以援手。此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急于甩锅推责时，中国始终坚持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互帮互助、合作抗疫、共促发展，并持续向亚非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过去几个月以来，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俄罗斯、塞尔维亚、意大利、奥地利、伊拉克等多国政要纷纷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政策行为予以高度评价；其他国家媒体客观报道中国抗疫成效、为中国点赞、对中国表示感谢的声音越来越多；不少外国政要、学者、普通民众甚至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达感谢和赞美……①Celia Hatton，“Jack Ma：The Billionaire Trying to Stop Coronavirus（and Fix China’s Reputation）”，BBC News，26 April，2020；Daniel Wagner：“China’s Coronavirus Success Shows up Po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pril 9，2020；“Lessons From China’s Successful Battle With Covid-19：China Daily”，The Straits Times，April 27，2020.国际上的这些积极转变都意味着，与疫情之前相比，已有更多国家和民众更加客观、清晰地感知到了中国对外政策行为所体现的能力、责任、善意与仁义，并对中国逐渐产生了一种更加正面的认知和更加积极的预期。这既是其他国家对中国能力的认可和对各国共同利益目标的强烈感知，也体现了它们对中国在危机中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信任与期待。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努力并未能消除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深层次不信任因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心态上的失衡和对中国的敌意，从而导致其对中国可信赖性的评价出现了更加消极的变化。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仅进一步削弱了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中国在抗疫中的“一马当先”和对美国更加强硬的态度也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并提升了它们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将“祸水”引向中国的动力。从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中国病毒”、频频“甩锅推责”、驱逐中方记者、关闭中国驻美领馆，到美国联合英、澳等盟友对华施压，甚至叫嚣要中国赔偿，再到美国公然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支持印度排斥中企等，这些行为都引起了中方的强烈愤慨和对等反制，致使中国与美国及其部分盟友之间的恶性互动显著增加，政策协同程度进一步下降，产生冲突的风险、频率和强度也进一步增强。这不仅映射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对彼此更加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感知，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开展抗疫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困难。

第四，从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来看，此次疫情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影响力创造了契机，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地位，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影响力与提升国际信誉的需求仍不匹配。

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主流媒体逐渐成为国内外民众了解新冠疫情的重要信息源之一。尽管CGTN等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热度和广度仍不及BBC、CNN国际主流媒体，但其传播强度（包括报道频率和数量）和传播速度都大幅提升，甚至与国际主流媒体不相上下。①周亭、巩玉平：《国际媒体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传播力比较研究——以CGTN、CNN、BBC为例》，载《国际传播》2020年第2期，第25-28页。同时，疫情期间我国媒体进一步增强了与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土耳其等多国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国内抗疫的真实现场，并及时回应了李文亮事件调查、方舱医院运行等一系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敏感议题，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这些国家媒体和民众对我国的关注度和认可度。然而，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旧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和较强的舆论影响力。疫情期间，CNN、BBC等国际主流媒体在传播热度和广度上依旧表现强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疫情期间对我国的大量负面报道和“蓄意抹黑”仍然能够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大的负面示范效应。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仍怀疑中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甚至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防疫援助和支持理解为“外交攻势”和“宣传攻势”。②“Coronavirus：Why China’s Claims of Success Raise Eyebrows”，BBC News，April 7，2020；“China is Reporting Big Successes in the Coronavirus Fight.Should We Trust the Numbers？”，Washington Post，March 23，2020；张汉晖：《谎言走不远正道在人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20年4月13日。

总之，此次疫情为我国提供了一次夯实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向国际社会展现自身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宝贵机会，也使我国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信誉状况有所改善，从而有助于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际信誉严重受损的不利局面。然而，疫情对国际格局和其他国家社会内部状况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行为、国际传播力与舆论影响力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可信赖性评价的消极变化。因此，中国若要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提升国际信誉，仍需付出更多智慧与长期努力。

四、结论

国际信誉的建立、维持和提升既不是无迹可寻，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基于对国际信誉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本文尝试从硬实力、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对外政策行为以及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五个维度探讨了国家培植国际信誉的主要路径，并初步构建了判断一国国际信誉相对变化的指标体系，从而为理解和研究国际信誉及其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然而，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国家来说，不同因素对其改善国际信誉状况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这五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一国国际信誉变化的重要程度仍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本文的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多个维度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中国的国际信誉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害。2020年新冠疫情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感知和评价表现出了更大分歧。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一国国际信誉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有赖于该国决策者（及其团队）在国内-国际双重博弈中对国家-市场-社会三维互动关系的深度考察和对“人”的深层关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抗疫中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对他国民众境遇的“感同身受”和利益关切，对国际道义的坚守和对大国责任的积极承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才让更多国家对中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发生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猝然爆发对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它们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客观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深入思考如何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裂缝提供了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