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春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大范围兴起。以英国独立党为代表的疑欧主义持续消解欧盟一体化动力；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德国“选择党”等右翼民粹政党的广泛动员，为欧洲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意大利“五星运动”联合“北方联盟”上台执政，实现对主流建制派政党的完全胜利，凸显了右翼政党“去妖魔化”建构中右保守主流政党地位的动员新倾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大范围兴起，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面貌，也影响着全球政治的走向。2008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地区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政治、全球政治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一、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越来越引发世界的关注与担忧，对此，国内外学者强化了对民粹主义，尤其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

（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特点

学术界高度关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演绎态势，对这一现象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忧。正如欧洲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政治科学和公共辩论中的一个主要话题围绕着持续恶化的民主代表危机，其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这一危机的主要症状。”①Robert A.Huber，Saskia P.Ruth，“Mind the Gap！ Populism，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Swiss Political ence Review，Vol.23，No.4，2017，p.462.奥尔巴尼·阿兹曼等（Albena Azmanova）以泛欧“身份主义运动”为例，发现“强调身份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以各种形式遍及整个欧洲大陆”。②AlbenaAzmanova，AzarDakwar，“The Inverted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Identitarian Populism in Context”，European Law Journal，Vol.25，No.5，2019，pp.494-501.穆勒（CasMudde）通过对右翼民粹主义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实证考察，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欧洲民主的病理常态，将致力于主流价值观的极端化”。③CasMudde，“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So what？”European Journal for Political Research，Vol.52，No.1，2013，p.1.

学术界直接讨论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特点的成果不多，一般是在讨论民粹主义发展态势、右翼民粹主义特点时，有所涉及。克里斯蒂安·施维特等（Christian Schwieter）解读民粹主义实践策略时，讨论了右翼民粹政党跨国实践、挑战欧洲政治体制的特点。④Beatrix Futák-Campbell，Christian Schwieter，“Practising Populism：How Right-wing Populists Negotiate Political Competenc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November 2019.Dol：10.1111/jcms.12999.林德山在梳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现状、影响和未来时，强调了“左与右的共奏”。⑤林德山：《左与右的共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现状、影响及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9-15页。田德文认为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表现包括：通过公民投票实现自己的主要政治目标、取得执政地位、给主流政党执政制造麻烦。⑥田德文：《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与走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15页。董一凡认为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主张在多国大选中取得成功；登堂入室，进入体制；反传统政策在左右两翼均有体现，甚至界限模糊；对欧盟权威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①董一凡：《当前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发展态势》，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61-63页。

（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原因

关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驱动力，学术界存在单因素解释与多因素解释两种范式与框架。

1.单因素研究的理论范式与解释框架

基于经济和物质利益视角，后物质主义理论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归咎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从经济利益变迁与选民理性选择的角度，剖析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原因。詹姆斯·普泽尔（James Putzel）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引发了民众愤怒，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因此蓬勃发展。”②James Putzel，“The‘Populist’Right Challenge to Neoliberalism：Social Polic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51，No.2，2020，p.421.吴宇指出：“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③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52页。田野等基于政治经济学考察，从选举地理学考察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分化、要素禀赋、政策偏好与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④田野，张倩雨：《全球化、区域分化与民粹主义——选举地理视角下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91-125页。从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考察德国民粹主义的勃兴。⑤田野，刘小雨：《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第1-30页。

基于政治制度和政党视角，国家传统理论侧重于从国家政治传统或文化传统解读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选举中的成功。杨云珍指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承对于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当极右翼政党把它们自己描述为国家传统中合法的一部分的时候，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⑥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丹尼尔·卡拉马尼（Daniele Caramani）研究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选举表现取决于对国家历史和集体记忆重新阐述的类型，其中，对法西斯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集体记忆，打开或关闭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空间。”①Daniele Caramani，LucaManucci，“National Past and Populism：the Re-elaboration of Fascism and its Impact on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42，No.6，2019，pp.1159-1187.

基于社会与文化视角，社会排斥理论、文化抵制和文化反弹理论从社会环境变迁与选民心理波动角度讨论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演绎。萨拉·杰伊等（Sarah Jay）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全球经济不平等侵蚀社会信任与凝聚力、加深穷人与富人的威胁感知，为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不平等的负面社会后果开展政治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②Sarah Jay et al.，“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of Far-Right Populism：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Community&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Vol.29，No.5，2019，p.420.皮帕·诺里斯等（Pippa Norris）提出“文化反冲”的解释框架，即难民危机、居民种族比例问题以及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刺激了原本作为少数派的保守主义群体，促使其作出回应，由此导致越来越强烈社会价值观冲突，诱发类似于“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以及威权民粹主义政治。③Pippa Norris，Ronald Inglehart，Cultural Backlash：Trump，Brexit，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诺姆·吉德罗等（Noam Gidron）基于20个发达民主国家跨国数据的调查，认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相互作用，影响白人工人阶级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其中，低水平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明显增加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④Noam Gidron，Peter A Hall，“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tus：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Populist Right”，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8，No.S1，2017，pp.S57-S84.何晴倩研究发现，“全球化文化抵制的影响力明显强于现代化文化反弹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更应归因于全球化文化抵制而不是现代化文化反弹”。⑤何晴倩：《文化抵制还是文化反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果效应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第103页。

学术界还采用单一问题理论、反抗理论、社会衰落理论、政党机会结构理论、纲领论等范式解读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原因。⑥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29页。

2.多因素研究的理论范式与解释框架

荷兰学者穆勒（CasMudde）的政党发展理论将右翼民粹政党崛起归因为“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由表及里、从宏观到微观分析了右翼民粹政党得以壮大的外生和内生因素，①Cas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在学术界颇受欢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民粹主义供求分析框架，以国族/种族/文化分野为需求（土壤），以强调具有同一国族、种族、宗教或文化认同的“人民”与“他者”对立的文化叙事为供给，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演绎加以分析；②DaniRodrik，“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vol.1，No.1-2，2018，p.24.田野等从意大利经济/阶层分野、国族/种族/文化分野为需求，以超越“左右”的纲领供给、“超越”意识形态的互联网直接民主供给，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演绎逻辑。③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91-125页。

国内学者倾向于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因素建构分析框架，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原因进行剖析。佟德志等以民粹主义的对立逻辑为起点，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对本国、欧洲的情感归属等三个维度，通过非单一侧面模型分析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要素。研究发现，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主要要素。④佟德志，朱炳坤：《保守文化与地方主义——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要素分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0页。姜昊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以失业率、恐怖袭击、难民危机、选举制度、政党议题能力为条件变量，考察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多因素组合，认为存在三种解释路径：“出现恐怖袭击事件*选举制度对小党有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议题能力较强*难民危机加剧”模式，适用于奥地利、法国、荷兰和瑞典四个国家；“失业率未上升*出现恐怖袭击事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议题能力较强*难民危机加剧”模式，适用于德国、意大利和瑞典三个国家；“失业率未上升*未出现恐怖袭击事件*选举制度对小党有利*难民危机加剧”，适用于丹麦和卢森堡两个国家。⑤姜昊：《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素和路径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58页。

已有研究成果开拓了本课题研究的视野，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均具有启发意义。不过，已有成果讨论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特点时，往往是直接将右翼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作为研究背景、前提予以使用，对右翼民粹主义现状、特点关注较多，直面发展特点的成果较少；已有成果应用多种范式，讨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原因，不过，未能对不同驱动因素的作用进行层次性剖析，尚未突出民粹主义“向右转”的核心驱动力等。

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的特点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大范围崛起，从“黑天鹅”变成了“灰犀牛”，以一种世界大潮的姿态、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

（一）从少数几国到遍及全欧

1.右翼民粹政党已遍布欧洲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以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的兴起为典型代表。经过40多年的政治动员，右翼政党已经是遍布欧洲，“民粹主义极右翼成为战后西欧最成功的政党家族”。①CasMudde，“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So what？”European Journal for Political Research，Vol.52，No.1，2013，p.1.

表1 欧洲主要右翼政党国内政治影响力

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奥地利等主要国家的右翼政党，均已拥有左右国内政治走向的能力，其中，意大利“五星运动”在2018年全国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与“联盟党”结盟，组建民粹主义政府联合执政，实现反建制力量对传统主流政党的完胜，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极为罕见的。“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是唯一一个由欧洲怀疑论者、反移民和反全球化政党独自担任职务的国家。意大利政党制度可能沿着这一新的分界线进行重组，可能有助于创造新的两极格局，但也可能会产生超出国界的影响。如果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政党继续在意大利占主导地位，势必会进一步加剧意大利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威胁欧盟的运营方式。”①Alessandro Chiaramonte，et al.，“Populist Success in a Hung Parliament：The 2018 General Election in Italy”，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Vol.23，No.4，2018，p.497.

表2 第九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议席的右翼民粹政党（部分）②数据来源：欧洲议会官方网站，https：//www.election-results.eu/。 2020年1月29日，欧洲议会全会以621票赞成、49票否定、13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英国“脱欧”协议；30日，欧盟正式批准了英国脱欧；31日，英国正式脱欧，英国73位议员退出欧洲议会。

右翼民粹政党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欧、中东欧等特定区域，而是遍布欧洲各国，且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有斩获。其中，英国刚刚成立6周、没有任何纲领、纯粹以“脱欧”为口号进行动员的“脱欧党”，竟然一举拿下30.79%的选票、获取英国73议席中的29个，位居第一。在法国，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被视为马克龙及其中间派政党，在经历6个月“黄背心”抗议活动后的“中期测试”，马克龙将自己标榜为欧洲的捍卫者，将此次选举定位为亲欧洲进步人士与欧洲怀疑论者、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是，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23.34%VS 22.42%的得票率、22票VS 21票的议席，实现对马克龙的“象征性胜利”。对此，勒庞称这是“人民的胜利”“总统除解散国民议会以外别无选择”。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极右翼政党席位大增》，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663646567507467&wfr=spider&for=pc

2.右翼政党执政参政成为普遍现象

右翼民粹政党首次上台是在世纪之交的奥地利：1999年，排外、仇犹的极右翼自由党在大选中赢得27%选票，以国内第二大党的身份于2000年2月，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为前身的全国联盟党参与意大利的联合政府（2001年），主张反移民和反欧洲一体化的丹麦联合人民党组成了少数派政府（2001年）。不过，这时右翼民粹政党执政、参政只是少数，时至今日，右翼民粹政党执政、参政已成欧洲政治的“新常态”。

表3 欧洲（曾经）执政/参政的右翼民粹政党（部分）

除了南欧多数国家因左翼民粹主义泛滥，右翼政党生存发展空间受限很少上台执政，西欧、东欧已经有10余个国家的右翼政党参与执政（包括未列入表3的波斯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虽然未曾入阁，但是，法国“国民联盟”是国内最大的反对派、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以12.9%的选票跃居国会第三大党、瑞典民主党在2019年9月大选中以17.6%的得票率和62议席成为国内第三大党等，均凸显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大影响力。在瑞典，“尽管瑞典民主党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取代主流政党的执政地位，但主流政党在未来的执政注定不会顺利，这将使社会矛盾愈发尖锐，为极端政党的进一步崛起提供新动力。”①陆向华，余晓矾：《右翼民粹主义民主党与瑞典政党政治的困境》，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74页。

（二）右翼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扩大

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具有丰厚的社会土壤。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泛滥，欧洲民众起初是高度警惕，每一次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成功均会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不过，随着移民、欧盟一体化、恐怖主义、社会保障与改善民生等问题的持续发酵，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逐渐获取了丰厚的社会土壤。2018年6月（表4）、2019年8月（表5）的两次欧洲晴雨表（Standard Eurobarometer，EB89，EB91）展示出右翼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疑欧主义、反移民、对恐怖主义以及本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焦虑等。

表4 欧洲晴雨表（EB89，2018，部分）②数据来源：欧洲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ec.europa.eu/info/index_en

各国主要大选中民众反映凸显出右翼民粹的社会基础。2016年奥地利总统大选、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民众反应，也凸显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2016年4月24日，奥地利首轮总统大选结果显示，2008年以来联合执政的社民党与保守的人民党的候选人，第一轮被统统淘汰，反移民的极右翼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首轮获得36.4℅的高票，遥遥领先。对此，国际社会的反应远没1999年海德尔入阁时那么激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欧盟委员会的强硬外交制裁，芬兰、以色列、阿根廷相继召回了驻奥大使，美国驻奥大使也应召“回国述职”，美国、俄罗斯调整对奥外交政策，一时间奥地利“四面楚歌”，被国际社会称为“海德尔现象”。但是，2016年的总统选举并未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只是引发诸如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欧洲社会党第一副主席冈巴德利斯“民粹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的感慨，“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奥地利人民勇气可嘉”的祝贺，②《奥地利极右翼在首轮总统大选中遥遥领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25/c_128927966.htm以及随后英国“脱欧公投”（6月23日）、西班牙议会大选（6月26日）中民粹主义的激情演绎。

表5 欧洲晴雨表（EB91，2019，部分）①数据来源：欧洲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ec.europa.eu/info/index_en

类似情形出现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与其父亲一样，玛丽娜·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失利，“马克龙获胜，欧洲赢了民粹阻击战”，③《马克龙获胜，欧洲赢了民粹阻击战》，载《环球时报》2017年5月8日。但是，此时的国民态度已经不再像2002年让-玛丽·勒庞角逐总统宝座时那么激烈，玛丽娜·勒庞也以34.5%的得票率彰显其巨大影响力。对此，《环球日报》评价：“它反映出法国民众对政坛以往的表现已经忍无可忍，人们的求变心理十分强烈。”①《马克龙、勒庞首轮获胜展现哪些趋势》，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7_163617.html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社会基础，在历次欧洲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得票率中也有着鲜明体现。表6展示了1989-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主要右翼政党得票率在稳步上升。当前，右翼民粹政党已遍布欧盟15个老成员国、政党数量与高得票率再次强化右翼民粹主义党团的政治地位。

表6 1989-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主要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②2019年英国参选的是刚组建6周的“脱欧党”，创建人为前“独立党”党魁法拉奇；法国“北方联盟”更名为“联盟党”；法国“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数据来源：欧洲议会官方网站，https：//www.election-results.eu/另参见贾文华：《“次等选举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65页。

（三）右翼政党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

1.意大利“联盟党”“五星运动”的自我调适与上台执政

经过近半世纪的政治动员，欧洲的老牌右翼民粹政党已经十分成熟，不再只是以反应性的批判姿态活跃于政坛之中，而是在自我调适中谋求“去妖魔化”，成为建制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取政坛中右保守主流政党地位，由此可见，“从长远来看，民粹主义完全不是欧洲政治舞台上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将成为欧洲政坛的新常态”。③张莉：《多样的欧洲民粹主义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第62页。

2018年意大利大选，“五星运动”以一种超越左右之分，基于“经济/阶层分野”的“上下对立”，批判大公司的经济与政治权力、批判金钱的主导地位以及政治阶层的腐败，呼吁改善民生、争取左翼选民；基于国族/种族/文化分野，坚持疑欧主义、反移民主张，争取右翼选民；基于建制派精英反对派的角色定位，以区别于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互联网直接民主”聚拢立场迥异的选民，最终以32.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①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91-125页。同样，意大利老牌右翼民粹政党“北方联盟”自2013年萨尔维尼成为领导人之后，便将政党主张由维护北方地区利益调整为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张（2017年更名为“联盟党”），以老牌政党拥有稳定票仓、国民熟悉的政治家等优势，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最终与“五星运动”联合执政。

2.比例代表制架构设计与右翼民粹政党走向主流保守党的努力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不仅增加了议会政党数量，还大大削弱了主流政党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凸显了欧洲政党碎片化态势。欧洲各国议会普遍实行比例代表制，政党碎片化格局为右翼民粹政党走进议会、打破主流政党大联合政府共识、驱使主流政党在移民等问题上持激进立场提供了制度空间。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以1/3的选票成为马克龙最大的竞争对手；2017年德国大选，“选择党”以12.9%的选票、第三大党的身份进入联邦议会，并在巴伐利亚州、东德部分地区取代社民党，成为第二大党；2018年瑞典大选，民主党以17.6%得票率、62议席的第三大党地位，成为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的拉拢对象。右翼民粹政党勃兴及政党碎片化，尤其是政党力量从主流政党集中化走向主流和非主流政党扩散化的趋势，导致主流政党不与右翼民粹政党联合便难以组阁上台，为右翼民粹政党“去妖魔化”的自我调适、获取中右保守主流政党地位提供了便利。“这一政治困境体现在德国大选后组建政府的艰难过程，并将继续成为西欧多国的新政治特征，直到民粹主义政党真正转变为主流保守党，获得足够的得票率来领导政府。”②张莉：《多样的欧洲民粹主义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第68页。

（四）右翼党团联合态势日益明显

1.“左右”民粹政党的抱团取暖、联合执政态势

根据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阐释，民粹主义的“左右”分野如表7所示。①DaniRodrik，“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vol.1，No.1-2，2018，p.24.不过，随着欧洲民粹主义的整体崛起，很多国家都同时存在“左右”民粹政党，部分国家时常出现“左右”政党联合执政的现象，“左右”民粹政党抱团取暖现象日益凸显：在左翼民粹主义盛行的南欧国家，右翼民粹政党势力同样不可忽视，西班牙“我们能”党是欧洲左翼民粹政党的代表，不过，2019年4月议会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声音党”以10.3%的得票率成为第五大党，首次跻身西班牙政治核心圈；在希腊，右翼民粹政党独立希腊人党与激进左翼联盟结盟，共同执政（2015.9—2019.7）；在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法国，左翼民粹政党候选人（“左翼阵线”）梅朗雄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意外崛起，以20%的支持率位列第三。

表7 罗德里克的民粹主义“左右”分野②转引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99页。

2.右翼民粹政党与建制派政党的同频共振态势

欧洲右翼政党肆虐，以及政治选举需求的刺激，迫使建制派主流政党在移民、欧盟、全球化等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形塑右翼民粹政党与建制派政党的同频共振态势。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一味讨好选民，发表出台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盟等“极右”主张，在近年来的政治选举中斩获颇丰。右翼民粹政党这种竞选策略，迫使建制派主流政党为赢得选举、迎合选民，不得不在移民等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表8展示了意大利2018年议会选举中各主要政党的移民政策，集中反映了反建制力量与传统主流政党在移民等问题上的共振态势，对此，《欧洲时报》评价：“与欧盟大多数国家相同，移民议题正改写意大利光景”。①《意大选将至各党争打移民牌》，欧洲时报网，http：//www.oushinet.com/europe/italy/20180228/285352.html

表8 2018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主要政党的移民政策②信息来源：意大利《共和国报》欧洲时报网。

除了涉及移民、欧盟、全球化等政策主张，主流政党的话语方式也常常受到右翼民粹政党的影响，即以简单、直接的话语，使用“断言、重复、渲染”等手法③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91页。予以动员，比如，2017年荷兰大选的最后阶段，时任首相吕特以民粹式话语对土耳其官员保持强硬姿态，虽一度引发两国外交风波，但赢得部分右倾选民支持，最终在大选中战胜右翼民粹自由党。①陈博：《荷兰大选显现欧洲政治风向》，载《经济日报》2017年3月22日，第9版。

3.右翼民粹政党串联频繁与欧洲议会党团的加强

从国际上来看，各国右翼民粹政党串联频繁、欧洲议会右翼民粹党团（认同与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的形塑与加强，致使欧洲上空的法西斯主义阴影日益浓厚。

一方面，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间走动频发。2018年10月8日，玛丽娜·勒庞与萨尔维尼的会面被视为欧洲右翼政党结盟的正式开端，2019年4月8日萨尔维尼组建“欧洲人民与国家联盟”党团备战欧洲议会选举，吸纳12个欧盟成员国民粹政党加入，被视为欧洲极右势力“大串联”的实现。②胡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大串联”，意在重塑欧洲？》，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1期，第46页。其中，萨尔维尼呼吁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建立一个由波兰和意大利引领的“欧洲之春”，为欧洲制定了一个新计划，谋求以“反欧盟”联盟对抗乃至取代“法德轴心”。当前，“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实践，已经构成对欧洲政治体制的挑战。”③Beatrix Futák-Campbell，Christian Schwieter，“Practising Populism：How Right-wing Populists Negotiate Political Competenc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November 2019.Dol：10.1111/jcms.12999.

另一方面，白宫前首席战略师，被称为“隐形总统”“右翼民粹教父”的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自2017年8月离职白宫之后，便来到欧洲成立“运动”非盈利基金会，不懈余力的推动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大联合，使得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大串联”中处处显现班农身影：亲临意大利观摩2018年议会大选，推动“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结盟执政，随后又在法国“国民阵线”党代会呼吁“要把种族主义当做荣誉徽章”④《班农煽动欧洲右翼：要把种族主义当做荣誉徽章》，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8-03/12/content_50698114.htm等。

三、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系西方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右翼民粹主义激流涌动中，经济社会问题、文化种族议题、非主流媒介渲染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文化与种族议题动员，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的主要驱动力。

（一）经济社会问题的持续发酵

经济社会问题是驱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各国主流政党主要采取推进经贸、人员、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深度推进经济一体化等方式，谋求经济稳定、促进就业、保障民生。但是，经济一体化并未带来发展成果的分配均衡化，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分化与贫富差距、恶化了社会流动，导致弱势群体边缘化现象加剧，底层民众生存发展空间遭遇严重挤压，从而为右翼民粹主义迎合民意，突出经济、移民议题营设了条件。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生发，及其在第二个十年成为世界大潮，堪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欧洲的反噬。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并未让欧洲社会中产阶级从中获益，真正获益的是以新兴科技和金融为代表的少数群体。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大潮，虽然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所谓的造富神话更多是对普通民众财富积累的系统性压制，“在这个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科学家等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士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时代（1965-2012），CEO的实际收入上升到普通工人的354倍（世界银行，2016）。2015年，25名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超过了美国所有幼儿园教师的收入。”①Sarah Jay，et al.，“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of Far-Right Populism：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Community&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Vol.29，No.5，2019，p.420.

当前，西方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形成所谓1%和99%的经济对立，其中，1%就是指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获益者；政治上“恶性竞争”选举频现，精英阶层的政治极化现象明显，不断削弱西方多元民主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加剧了选举政治的金钱化和功利化倾向，“民主赤字”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众普遍陷入一种迷茫与焦虑境况，他们希望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改变现状，而善于使用简单、直接话语，运用断言、重复、渲染等动员手法的右翼民粹主义，便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盟的极端主义姿态在欧洲政坛粉墨登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欧洲并非唯一的受益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迅速崛起，欧洲各国实力相对减弱。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使各国经济风险大大提升，一旦某国发生经济危机，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会受到冲击，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希腊债务危机仍在影响着欧洲各国。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原本潜藏的欧盟这一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与各成员国民族主权的矛盾得以凸显，欧洲社会潜藏的各种矛盾也集中爆发。对于这些矛盾的处理，欧盟各成员国分歧较大，欧盟制度设计的固有缺陷进一步刺激了各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比如，着力解决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议”就多次引发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强烈不满。正是疑欧、反欧情绪弥漫，欧盟一体化模式的可行性频遭质疑，右翼民粹政党的疑欧、反欧主张往往能赢得大量选民支持。

（二）文化、种族议题的深度刺激

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为左翼、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创设了丰厚土壤。右翼民粹主义将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来群体，反复炒作移民、全球化、欧盟、穆斯林、恐怖主义等文化与种族议题，构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的主要驱动力。

第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泛滥，是战后极右势力长期边缘化强势反弹，在新世纪的延续与发展。“二战”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及惨痛经历，致使人们在战争结束后，总结、反思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极权主义时，始终保持着对极右势力的高度警惕。即便是“二战”中没有正式参战的西班牙，也长期被各国孤立、成为“遗忘之国”。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的长期缺位、边缘化排斥，引发社会极右翼力量的严重不满，最终在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假借移民、治安、“中左”派政府无能、欧洲一体化压力、反全球化等议题，强势回归。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弹属于“昙花一现”，那么，21世纪右翼民粹主义整体性泛滥，则呈现出谋求进入主流政治的新常态倾向，因此，每一次右翼民粹政治选举的突破，均会引发人们关于法西斯主义与战争阴云的担忧。2018年7月，二战中随家人逃亡美国，81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出版《法西斯主义：一个警告》（Fascism：A Warning）新著，强调人们必须保持对法西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她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充满担忧的乐观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①《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294780985653808&wfr=spider&for=pc

第二，基于伊斯兰恐惧症，将移民、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引发选民身份认同与安全感危机，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迅猛崛起的内在驱动力。长期以来，欧裔人口出生率偏低、中东北非地区移民持续涌入，但是，数量庞大的移民、难民并未被欧洲主流社会所吸纳，穆斯林宗教与文化上的不可同化性、与中下层白人群体争夺社会资源、犯罪率偏高，以及恐怖主义威胁加大等问题日益凸显，进一步加深了欧洲民众与外来移民难民的矛盾。

面对这种“内外矛盾”，西方社会将经济社会问题与种族主义相联系，在社会上建构黑人、移民、难民、穆斯林、亚太裔等特定群体的负面刻板形象，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右翼威权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RWA）、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将广义偏见实现合法化，②Cohrs，J.et a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deological Attitudes and Prejudice：Evidence From Peer-Report Data，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03，No.2，2012，pp.343-361.导致西方很多国家确立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内外”群体偏见。右翼民粹政党则借机制造“本土人”与“外来人”的文化分野、开展国族动员，将欧洲社会民众的集体焦虑转向针对移民等外来群体的种族主义，致使外来移民越来越不能容忍、右翼民粹选举主张的支持度越来越高。

（三）非主流媒介的“催化剂”作用

非主流媒介，尤其是脸书、推特、优免等网络媒介的平等性、虚拟性、交互性、低门槛，拥有天生的民粹主义基因。非主流媒介使得个人行动参与不再受到既定社会群体、成员资格、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而是以灵活的政治认同、高度包容性助推个人行动框架（Personal Action Frame）的运用，深度契合了民粹主义的“变色龙”性质及其行动偏好。③See Sven Engesser，et al.，“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How Politicians Spread a Fragmented Ideolog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Vol.20，No.8，2017，pp.1122-1123.

第一，非主流媒介为卡利斯马领袖提供直接动员的重要工具。以直接民主行动逻辑超越代议制、践履互联网民主的卡利斯马领袖，对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具有关键作用：世纪之交奥地利自由党领袖海德尔就被评为“奥地利舞台上唯一的流行明星”，其个人超凡魅力与情绪化修辞为“海德尔现象”生成注入无限能量，当然，2008年海德尔车祸去世也给自由党带来致命打击。在欧洲，以卡利斯马角色扮演的右翼民粹政党领袖的还有：口才极佳的法国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喜剧演员出身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创始人毕普·格里洛、被称为“荷兰莫扎特”的自由党主席哥特·维尔德斯等。

第二，非主流媒介是淡化意识形态与阶级分野、以人民之名掀起道德情感主义狂欢的重要平台。反对精英、崇尚人民是民粹主义的两大核心理念，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依托网络平台预设精英与人民主权的背离、批判堕落腐化的精英、赞颂人民的美德与成就，在网络上掀起一次又一次道德情感主义的大众狂欢。2017年荷兰大选前夕（3月12日），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在推特上发表“人民正在夺回自己的国家，荷兰也将这样做”预设人民与精英的对立进行政治动员；2013年3月8日，瑞典社会民主党议员塞德里克·韦穆特在脸书上发表言论，“那些近年来成功登顶的人并不是最优秀的，而是最贪婪、腐败和无耻的”，对当权者加以批判；2013年5月9日，意大利五星运动创始人毕普·格里洛在推特上发表言论，“五星运动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它是意大利人的运动”，颂扬人民的伟大、将五星运动标榜为人民的代表等。①文峰：《“非主流”的成功：欧洲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传播实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第137页。

第三，预设反建制的角色扮演，以“回声室”（Echo Chamber Effect）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的负面效应，放大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强化批判色彩。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与非主流媒介的融合，深处欧洲社会经济低迷、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的炒作失业、移民难民、政治丑闻、宗教文化冲突、反欧盟等负面议题，形成与建制派执政主张、主流媒介议题偏好的强烈反差。同时，处于非主流媒介传播效应中的民众，往往乐于固守个人偏好、获取相关信息，致使出现在“类似立场”无限放大与反复冲击中强化负面认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力，还为右翼民粹政党提供了“稳定票仓”。

第四，媒介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的形塑。处于21世纪政治日益程式化与媒介化环境之下，民粹主义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风格。媒介民粹主义风格与官方政治语境和话语具有显著区别，类似于好战、激进、争论的粗俗化风格日益凸显，“‘坏习惯’，即政治话语的粗化，许多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来自于他们无视在政治领域中行事的‘恰当’方式。”①Benjamin Moffitt，Simon Tormey，“Rethinking Populism：Politics，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Political Studies，Vol.62，No.2，2014，pp.390-392.其中，为探索与北欧国家民粹主义有关的潜在道德和规范对抗，赫克曼（JuhaHerkman）选取60种描绘了2005-2015年丹麦、芬兰和瑞典的当代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漫画，进行内容分类和视觉符号学分析，发现：最受欢迎的政治漫画往往明确的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相联系，凸显出卡通片与新闻报道相比，在政治舆论中的特殊作用，②JuhaHerkman，“Populism in Political Cartoons：Caricatures of Nordic Populist Leaders”，Popular Communication，Vol.17，No.3，2019，pp.252-267.由此，既说明右翼民粹主义实践中对“粗化政治话语”的偏好，又进一步凸显了非主流媒介与民粹主义的先天共生性。

四、结论

在经济社会问题持续发酵、文化与种族议题深度刺激、非主流媒介“催化剂”作用等因素共同驱动下，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已成燎原之势。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泥石流”，欧洲社会能否建构抵挡威胁的避风港，砌起抵抗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堤坝，直接影响欧洲政坛，乃至全球政治走向。当前，面对21世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未来走势，人们还需要思考以下问题：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泛滥，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小插曲”还是“新常态”？是否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溢出效应，诱发全球右翼政治的同频共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将会给“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