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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特殊的财政举措

2020-11-26姜严卿

西部论丛 2020年3期
关键词:吏治财政

摘 要:“尚爵”、“尚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历代统治阶级深谙此道,遂将卖官鬻爵制度化为一项特殊的财政举措,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所谓“存在即合理”,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必有其合理性。本文以两汉时期的卖官鬻爵为研究重点,探讨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同时,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卖官鬻爵导致吏治败坏、损害农民利益的制度弊端,揭示了其必然走向废除的原因。最后,本文警示当局以史为鉴,严把选人用人制度、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关键词:卖官鬻爵;吏治;财政

一、两汉卖官鬻爵制度的主要经过

卖官鬻爵制度始于秦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为缓解蝗灾所引起的财政拮据,秦始皇下令,准许百姓通过缴纳粟米晋升爵位。卖官晚于卖爵,根据《西汉会要·鬻官》,卖官之制发端于汉武帝:“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人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公开卖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财政增收举措。根据制度特点,两汉的卖官鬻爵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卖爵为主的西汉前期、官爵并卖的西汉中后期、以卖官为主的东汉中后期。

二、卖官鬻爵制度的实施原因

(一)供给方——填补国家财政和皇帝私库

西汉前期实施卖官鬻爵的出发点是稳定社会经济,直接目的是赈灾和筹饷。惠帝五年天下大旱,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因此汉惠帝颁布“民得卖爵”的恤民政策。景帝时期重修卖爵令,同样是因为旱灾。汉文帝采纳晁错的“输粟拜爵”建议,则是为了解决戍边将士的粮饷问题。边境粮食不足时,令民众输粟至边境;边境粮食充足时,令民众输粟至郡县。如此一来,边境和内地都能够保证充足的粮食储备。

武帝时期,卖官鬻爵所得一方面是用于支持对外战争,另一方面是用于建造宫室陵园,政策目的不仅限于满足公共财政需要。此后,历任皇帝允许卖官鬻爵的出发点多为聚敛财富、满足私欲。上行下效,列侯、王爵等竞相挥霍享受,纷纷助长卖官风气以从中敛财。到灵帝时期,买官甚至成为了做官的强制要求。

(二)需求方——追求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

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两汉以前已经有了显著发展,西汉前期更是出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峰。然而,汉初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拥有财富却不被社会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商人不甘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寻求各种办法加官进爵。

除了社会地位,官爵内含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是平民对其趋之若鹜的更主要原因。卖官鬻爵的制度化使大批商人得以入仕,变成了官商。官商可以凭借手中的特权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获取垄断性利润。当国家对商业政策稍有放宽时,官商也是率先得利的群体。汉初“弛山泽之禁”,官商凭借职务之便和经济实力,从煮盐、冶铁、采矿等业务中取得了大量财富。

爵位带来的权益更多体现在政治上。《二年律令》记载了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期间颁布的律令,其中述及爵的权益的有:(1)爵可以减免刑罚;(2)爵可以减免徭役;(3)爵可以提前授杖;(4)爵有做官的机会;(5)爵位可以世袭,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也部分享有爵位和官位的继承权。

三、卖官鬻爵制度的严重弊端

西汉前期,卖官鬻爵作为恤民政策颁布,出发点是缓解财政危机,因而受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一致赞成。政策实施之后,很快达到了预期效果,这一点在史料中得到证实。但隨着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卖官鬻爵的根本性弊端逐渐显露。国家为了眼前利益出卖政治权力,无异于饮鸩止渴。

(一)卖官鬻爵导致吏治败坏

两汉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征辟、任子等多种方式,选举法令也很严格,朝中一度出现人才济济的盛况。汉初为缓解财政危机实施卖官鬻爵,或许是出于无奈,但这一举措毕竟打开了标价卖官的先例,埋下了吏治败坏的祸根。

史料中,卖官导致的言论并不少见:“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汉书·食货志》)一方面,卖官导致官僚机构膨胀,有财无能之辈充斥官场。国家通过卖官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却要面临长期行政开支的增长,使财政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比尸位素餐者更可怕的是贪官,这些买官者一但上任,会横征暴敛、搜刮百姓,将买官成本加倍地转嫁到平民身上。另一方面,官道拥挤使贤能之士无处施展抱负。灵帝时期,买官已经成为做官的强制要求,不出买官钱就不能到任为官。河内人司马直清贫廉洁,受任钜鹿太守要求交三百万的“修宫钱”,他不忍盘剥百姓,托病辞官却不被批准,最终以死相拒。

(二)卖官鬻爵损害农民利益

卖官鬻爵实施到一定程度后,最终损害的还是农民的利益。西汉时期的“输粟拜爵”和“入粟补吏”主要以物为支付手段,农民从中有所获益。东汉中后期计金卖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钱权交易,农民彻底沦为政策牺牲品。如前所述,爵可以减免徭役,而国家要实现正常运转,必须维持一定的赋税、徭役水平。那么,爵减免的徭役只能由无爵的平民来负担,其中多数为农民。卖官也会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直接表现是买官者利用手中特权搜刮百姓钱财,加倍收回买官成本。间接表现是官僚机构膨胀增加的行政开支,最终会以赋税方式从农民身上得到补偿。

四、结论与反思

作为一项特殊的财政举措,卖官鬻爵有效达到了在短时间内创收的目的,一次次使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封建王朝得以维持和延续。但作为一项经常的社会政策,它使中国的被统治阶级更加困窘。随着封建制度被推翻,卖官鬻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当局应以史为鉴,始终坚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对类似违规行为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 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J].文史哲,1978(01):54-57+37.

[2] 潘丽霞.汉代官商的形成[J].保定师专学报,2000(03):39-40.

[3] 田兆阳.中国古代“卖官鬻爵”演变略述[J].行政论坛,1997(04):60-61.

[4] 王仙花.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财政举措——卖官鬻爵[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06):83-85.

[5] 温霞.汉代卖官鬻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姜严卿(1999-),院校:中央财经大学,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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