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娟娟/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毕飞宇成名作《哺乳期的女人》发表在1996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紧接着《青衣》、“三玉”、《推拿》让毕飞宇在文坛声名鹊起，成为文学“无名”状态下“众声喧哗”中的佼佼者，人们会把更多的目光关注那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品，而容易忽略陪衬鲜花的绿叶。《雨天的棉花糖》写作在1992年暑假，发表在1994年《青年文学》第9 期，从时间上看在其作品获奖之前写作，并且从写作到发表中间经历了不短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作家在创作起步阶段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毕飞宇曾经说，“人们可以用成败来论英雄，父母却从来不用成败来论孩子。对我来说，《雨天的棉花糖》永远是我最特殊的一个‘孩子’”。作为对作家如此“特殊”的一个文本，其背后一定包含着多重的可解读性和丰富内涵。重读《雨天的棉花糖》，我们可以看到此文本与作家自己的文本和其他作家文本的很多相互关联性，这种相互关联性既体现出文学创作的承继性特征，同时又体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创新性。

一

《雨天的棉花糖》主体是第一人称“我”讲述“他者”红豆的故事。小说充满了感伤阴郁沉重的情调，作品一开始就详细描述了主人公红豆死亡场景，“等待红豆的死亡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这句话本身暗含着早就该死或者不忍其不死的味道，隐喻着红豆的猥琐怯懦痛苦挣扎的短暂人生。一开始就交代结局的结构设置，使得小说本身成为一个类“问题小说”的文本，“红豆死的时候二十八岁”，如此年轻，不由得人们不思索不好奇不追问不渴望知道“红豆为什么会死”，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追叙模式，最终又以红豆死亡终结全篇。整体的圆形结构，既使小说具备了整体的美感，同时进一步引发对红豆死亡问题的思考，意蕴悠长。

在叙述故事展开的具体环节中，作者采用双线并进模式，“我的故事”和“红豆的故事”，其中“我的故事”处于辅助陪衬位置，是为了有效完成对“红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有意味的是，“我”既讲述“我”的故事，又讲述“红豆”的故事，“我”具备了全知全能视角功能。为了便于我讲述“红豆的故事”，设置了“同学”兼“知己”这样的身份，“我”对于“红豆的故事”就构成了“在场”和“不在场”两种情形，前者使“我”也参与到故事行进中去，后者也能通过红豆向我倾诉或者第三者讲述红豆的方式呈现在文本中，“我”在文本中“起到了既是叙事者又超越叙事者，既参与文本叙事又超越文本叙事，既目击改善与人物又感悟故事与人物，既写心又写实的双重作用。”从而实现了对于“我”、“红豆”以及与“红豆”死亡有关联的人物的全面审视。这种超越文本的叙事功能使得“我”经常跳出文本，不断牵肠挂肚、不断痛苦也不断思索，诸如“我十分的难受，我太难受”的情感抒发，抑或“人的灵魂不能被点亮，点亮了就是灾难”的人生感悟，从而使文本具有了鲜明的抒情性特征。但同时文本又具有鲜明的理性思维特征，“我”讲述着红豆生而为男子却不幸具备女性气质而导致的“性别错位”，由于父亲的期许和家庭专制导致的“社会角色错位”，以及全民崇拜英雄、渴望红豆是英雄但现实处境是逃兵从而导致的“自我意识”与“公众文化心理”的错位。

在结构安排上，小说开头以尼基·乔万里的诗作《雨天的棉花糖》起，是对红豆悲剧命运的反思；小说结尾以里尔克《严重的时刻》收，写尽了“我”生命中的孤独、无奈、疼痛和恐惧，这对应了小说文本双重叙事的格局。“对于作家来说，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之举，抑或为了增加小说的思想含量，抑或为了提升小说的艺术品质。它是开启叙事的一把精神之钥，也是故事结束时的一次哲学升华。”红豆是不幸的，“我”也未必就是幸福的。从故事描述中，“我”上大学、毕业进机关、恋爱结婚生子，可谓坦途，与红豆的抑郁一生相比，按照一般逻辑“我”应该是幸福的，但从行文情感基调来看“我”内心同样充满了纠结和痛苦。表面看，“我”痛苦的的触发是对红豆痛苦的感同身受，但细细究来，“我”在机关上班的百无聊赖，何尝不是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宣泄；我恐惧孩子的出生，隐喻着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无非是多一个红豆和“我”罢了。值得注意的是“我”既是“个体”的“我”，又是“集体”的“我”，指向每一个个体，红豆的悲剧仿佛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一个人。

无独有偶，鲁迅的《祝福》在艺术处理上有相近的设置安排。作者虚拟了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回到鲁镇，特殊时间结点“过年”，特别事件“祝福”，偶遇祥林嫂，一个“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的问题，“我”的“也许有吧”的回答拉近了“我”与祥林嫂之间的距离，使得关于“祥林嫂死亡”的话题不再与“我”无关，反而促使“我”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因此文本本身同样构成了“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的双重叙事。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我们由此可以认为两人跨越时代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鲁迅的小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的魅力得以显现，而毕飞宇通过创作告诉我们，问题依然在，人的精神的建构是一个无限敞开的未完成命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写作方法，祥林嫂代表的大多数，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存在；而毕飞宇对于红豆形象的塑造，则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个体的“人”来对待的，具有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特点。

总体上，《雨天的棉花糖》保留了先锋文学重视“怎么写”即文本实验性的特质，对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从先锋文学开始起步，毕飞宇也不讳言。作为创作探索期的作品，涌现出一些精品，例如《叙事》以及《是谁在深夜说话》，《叙事》是对创作时空观的一次撒欢式写作，《是谁在深夜说话》是对新历史小说的回应，运用复调手法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从《哺乳期的女人》开始，其作品中“人物”立了起来，旺旺展现的是一个留守儿童对父母亲情的渴望，这有赖于毕飞宇在《叙事》之后对自己以及对余华和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反思，其实反观此前作品，红豆几乎是少有的成功人物形象，虽然与筱燕秋、玉米、玉秀、玉秧等经典人物相比单薄了点。

二

《雨天的棉花糖》讲述的是主人公红豆受父亲“英雄”思想影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没有做成英雄反而成为战俘，后被释放回国，在全社会对英雄的集体崇拜中遭到鄙弃终止抑郁自杀的故事，包含着作者对教育问题、战争问题、婚恋问题、如何对待精神病人问题、社会集体无意识、存在等问题的思考，文本本身充满了一种强大的张力，两种对立的力量在不断地撕扯，个体与外在力量的冲突，个体的特质、个体的喜好、个体的悲忧、个体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等等统统被外在力量所压制。

红豆是个男孩，而且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是“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也就是说红豆的性别角色偏离了人们通常对男性的阳刚高大威猛的期许，但是人的存在状态除了家庭社会规范外还有与生俱来的部分，红豆偏偏不阳刚、不高大、不威猛，他“爱脸红、爱忸怩”，他的绰号叫“上甘岭”。这种外貌特征使红豆成为一个“异类”，引来同学们的嘲笑。其次，红豆喜欢拉二胡，红豆不喜欢武器，红豆无意做英雄。“红豆的音乐记忆与生俱来，他母亲把它与红豆一同生下来了”，这个喜好“令他绝望”，“他”就是家庭的权威父亲，父亲不喜欢红豆拉二胡，父亲很为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丢掉的右手自豪，他是英雄，父亲希望红豆也参军打仗。红豆是乖巧的、是听话的、是孝顺的，一个从小“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具有一切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的人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最不可能上战场的人上了战场，红豆在打仗，而“我”进了大学，构成了极其悖论性的荒谬情形。红豆对于战争的记忆绝对没有父亲般的豪情满怀和激情洋溢，在其关于战争的自述中核心词语是“怕”“恐惧”“焦虑”“我不杀”，而核心物象是“蛇”。战争还给红豆带来了戏剧性身份角色的转换：由“烈士”一变而为“战俘”。“烈士”是同“死”和“牺牲”是连在一起的，红豆不仅没死，反而在人们对于“红豆是烈士”的集体想象诸如烈士身份的界定、烈士的待遇、烈士的葬礼、烈士的相框、烈士的光环等等中，他——回来了，红豆是被俘后被释放回来的。这个情节桥段可以说是毕老师极具创意极具想象力甚至有点恶作剧但又至关重要的安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人物如跳梁小丑般悉数登场，自此，对红豆的伤害开始加剧。母亲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父亲说“你不是烈士。你活着干什么！”，还有“他为什么不死？奶奶个球！他为什么还活着”，曹美琴说“没用，要不给外国人抓了过去”，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人顾太太说“抓了还不就是叛徒，还不就是汉奸？”，父亲、母亲、曹美琴是红豆至亲的人，顾太太是“民众”的代表，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了一座沉重的大山，红豆，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一个怕死的人，最终杀了自己。

《雨天的棉花糖》通过对红豆悲剧命运的揭示深刻批判了中国封建家长制和“英雄崇拜”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红豆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红豆的父亲，红豆和父亲的关系是紧张的、对峙的，红豆不喜欢父亲，但又不敢违抗父命，红豆的女性化意识根本上是为了规避父亲“望子成龙”或者“子承父业”的期许，父亲的霸道红豆的顺从这种不健康的父子关系造成了红豆自我个体生命意志的压抑以及人格的畸形发展，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与朋友相处时甚至两性关系中，都显示出懦弱卑怯无能软弱的性格特征，红豆的无能为力与父亲期许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文本略过了红豆如何克服心理障碍走向战场内心挣扎的描写，对于父亲形象的塑造略显概念化，如同“恶魔”般的存在，所以会有理念强行植入的嫌疑。

“恶父”形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在五四之前，《红楼梦》中贾政和贾宝玉式的父子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父子关系的基本存在模式，其渊源在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儒家思想。《论语》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强调“仁”“礼”；经汉代董仲舒为了维护皇帝集权统治，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出现；发展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明确了君臣、父子和夫妻的主从关系，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封建等级制度金字塔链条终于形成。在这个链条中，女人处在最末端，“在家从夫，夫死从子”，子顺父，家国同构，臣忠君，最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性。五四时期，封建制度虽已被推翻，但封建文化却根深蒂固，因此才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以父与子冲突为母题的作品可谓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如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等，在这些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刻画是作为反封建的目的而存在的。新时期文学中处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夹缝中的“父亲”形象的塑造，依然充满了被审视被贬抑的色彩，如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把儿子绑在树上另其终身难忘的殴打，应该说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及其以前作家笔下充满了父亲强权压迫的痕迹。反观毕飞宇作品中的父子关系，《马家父子》以幽默笔法讲述了马家父子的冲突，北京话和四川话轮番登场，在墨守成规和入乡随俗之间展开了拉锯战，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已经颠覆了此前强权的父亲形象；《哺乳期的女人》和《家事》关系到对父亲的缺席审判；《大雨如注》又是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过度教育”的反思。毕飞宇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嬗变一方面源于1997年他自己成为父亲，因而对父亲这一身份有了切身认知；另一方面在于新世纪前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对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根本的冲击，文学界对于父亲形象的塑造逐渐回归理性，开始重构父亲形象。

红豆的悲剧除了传统的父子关系之外，还有各种外力的推动，即作品中红豆所面临的极端处境——“烈士”抑或“叛徒”，在“英雄崇拜”思维延续盛行的背景下，红豆被举上高高的圣坛，享受着全民膜拜和敬仰，站得多高摔得就有多惨，这背后既内隐着中国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更有对权力的迷恋，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人性的的践踏。从某种意义上，这对应了鲁迅作品中“看/被看”模式，揭示的是两千多年封建等级制度下“既被他人奴役、同时又奴役他人”的奴性心理的恶性循环，更深层次地揭露出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人性的麻木、冷漠、自私、残忍，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

三、结语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忧患意识的传统，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深刻地影响到了毕飞宇。当很多人感叹人文精神失落和滑坡时，毕飞宇心中始终装着“山河人民”，他从先锋实验中慢慢抽离，注重“人物”的塑造，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基础心态，我们的文化面貌”，珍视每一个普通的灵魂，用生花妙笔构建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