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勤/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自然文学是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的一种独特形态。安徽籍作家刘先平是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是我国大自然文学的一面旗帜，致力于大自然文学创作三十余年，作品达300 多万字，出版作品四十多部，其中9 部作品被译成英文版。他先后获得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林格伦文学奖提名，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大自然文学作家，激励并带动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胡冬林、牧铃、黑鹤等。以刘先平为代表作家的中国大自然文学在世界大自然文学中独具特色，开创了大自然文学的一种新形态，一种新文体，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美国自然文学从十七世纪兴起，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别具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流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逐渐渗透进人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和充分的肯定。美国自然文学因其以内涵丰富的自然为写作对象，以探索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题的特点而受到生态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从事自然写作的作家们不仅表现了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而且探讨了土地、环境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伦理观，从而启示人们要理顺荒野与文明的关系，呵护自然，保护环境。美国涌现出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苏珊· 库珀、玛丽· 奥斯汀等自然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迅速改变了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演愈烈，翻天覆地，从而直接引发了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尖锐矛盾。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类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生存环境持续急剧恶化，导致人类正面临着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基于此，全球背景下的生态保护运动迅速崛起，倡导保护环境和反对破坏生态，同时批判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社会发展理念，使得环境生态问题与道德伦理问题相互交织，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很多大自然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跃然纸上。从事自然写作的作家在追求文学美学的同时，深入探讨了的生态伦理思想，旨在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在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基础上给与生态道德以现代的阐释：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知足知止，平等互利，为人类留一片诗意的栖居地。生态道德的建设，尤其要关注儿童。蕾切尔·卡森是美国自然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寂静的春天》揭露了由于人类对化学药剂的毫无节制地使用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同时质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从生态批评角度对作品《走进帕米尔高原》和《寂静的春天》进行解读，能更为深刻体会蕴含在两部作品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也能体悟出中美大自然文学在此领域的创作异同。

一、《走进帕米尔高原》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走进帕米尔高原》叙述了作者刘先平在中国西部的探险经历以及沿途所见所闻引发的人文思考，诚如作者自述“我希望用大自然探险奇遇，还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大自然世界，激活人类曾有的记忆，接通与大自然相连的血脉，接受生态道德的洗礼、启蒙，同时启迪智慧的成长”。［1］作者多维度展开了一系列鲜活画面：大漠寻鹤、守候普氏原羚、寻访香獐、骆驼灵感、跟踪白唇鹿、泥塑艺术长廊、展示凝固的历史、天域大美阿尔金等等。作者以自身见闻为创作素材，吁求人们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从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基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为代表。其中儒家以人为主，从人道出发，以人道体悟天道”。［2］在《走进帕米尔高原》中，刘先平依托以儒家、道家为基础的生态伦理传统观念，生动阐释了中国现代生态伦理思想。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据估计最早有上百万只，到了1997年，乐观估计也就剩下了两万只。藏羚羊的绒毛极具市场价值，价格高达数万美元；麝则长有宝贵的香囊。这两种动物引发不法分子疯狂盗猎，它们悲惨的命运和险恶的生存状况引发世人关注。作者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的贪婪，给自然的生灵带来即将灭顶的厄运。动物“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1］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使用藏羚绒毛制品的人类：人性的虚荣与贪婪使他们丧失了生态道德，并且追根溯源，直指盗猎猖獗的终极原因是买卖市场的存在。曾经发达的彩陶文化、青铜文化导致过度砍伐森林、开荒种地，直接引发洪水等天灾，人祸引起天灾，“对自然无情的攫取，招致大自然的惩罚，至今不都还在警示着我们吗”?［1］面对曾经如诗如画般的大自然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激起了作者“无限的悲愤、忧虑”。［1］刘先平借由作品无疑搭建起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对话机制，传达了鲜明的生态伦理意识。作者坚信人类没有权利以毁坏自然的方式来迎合自身的需求，并单纯维护自己的伦理原则。为此作者感叹“真的，来这儿是享受，多壮美! 祖国有多么辽阔！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懂得了保护藏羚羊是保护一种生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是大地的孩子。”［1］生态伦理思想激发大自然文学阐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并且认为“人的道德关怀必须或者应该从人的范畴扩展到动物范畴;应该建立起对自然所有生命形式的道德自律：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3］《走进帕米尔高原》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创作图旨可见一斑，作者坚信“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人与自然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1］

二、《寂静的春天》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美国自然文学以包罗万象的自然为创作对象，探索人类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作品引发生态批评家的广泛关注。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就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伦理学名著。

《寂静的春天》以作者的亲身调查数据和科学结论向世人展示了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鸟儿不见踪影、猪永远养不活、苹果树无法长出果实、花草又枯又黄、鱼儿死亡等等。作者虚构了这样的一个小镇，指出其实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它都真实存在着。作者质问究竟是什么令美国小镇美丽的春天变得死寂？她警醒世人，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等化学危险品，人类面临着暴露在化学危险品当中的境况，从“在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直到我们死亡“。［4］化学药物杀死了所有的昆虫，无论它们是否对人类有益与否。这些化学武器在杀死昆虫的同时，对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卡森指出这些化学药品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叫作“杀生剂”，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卡森一针见血揭示出环境持续恶化的幕后推手就是人类本身，“使这个本就病恹恹的世界更加沉默寡言的，是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4］受利益驱使，任何代价都被某些利益主体认定是合情合理的。人类大肆改变周围环境，毫不犹豫地铲除“存在有一点不合心意或者有一丁点的毫无必要”［4］的植物们。卡森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自然平衡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呼吁人类在科学上需要谦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和自负”。［4］基于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卡森以非凡勇气和远见卓识，积极倡导生物控制法，批判化学控制法，化身为环境保护的新行动主义先驱。《寂静的春天》引领了全球规模宏大的生态保护运动，启迪了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伟大之处彪炳史册，它所倡导的“环境危机观、自然平衡论和新行动主义思想，把我们带回到了现代工业化文明社会中被人们遗忘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5］该作品唤醒了公众的环保意识，扭转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妄自大态度，极大地促进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凸显生态道德是道德规范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范畴。

三、结语

仔细研读比较中美部分大自然文学作品，发现其在生态主题、写作手法、叙述视角以及思想来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该类型作品聚焦大自然，在生态伦理思想阐释方面有着共同欣赏自然、认识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文学价值追求。此类作品希冀借由环境的书写激发人类的环境保护保意识，倡导人类与自然对话并和谐共生。大自然文学作品通过刻画大自然的优美，表达作者对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的赞美之情，促进人类自省，推动全面生态伦理意识提升。深刻认识大自然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基于此，大自然文学的创作、传播与研究必将日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