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关键词：中国之治;文化底蕴;文化自信

当今时代，世界各种思潮和潮流不断碰撞，国与国之间的摩擦日益频繁，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用时代最强音的“中国之治”为我们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方向，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前进路径。当今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动态变化不断碰撞的时候，一个国家制度的文化底蕴越来越彰显更大的作用。“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81.]文化源自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积淀，是一个国家动脉上涌动的热流，给其制度和道路供能，让其历久弥新。制度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必要保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4.]在世界政治不断冲突的时代，文化是一个国家整体认知的意向，“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7.]“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使大部分社会成员形成了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凝结成一个有着共同理想与目标的共同体。这是造就我们形成今天的制度和理论的内在条件，也是促使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因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是由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决定的。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决定了我们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文化底蕴在于历史性、文明性、先进性的有机融合。

中国之治的文化之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文化。文化的发展，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成果，彰显着民族的创造性。民族的文化积淀越深厚、文化精神越先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就越丰富、越能持续”。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编写，新思想引领新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9.]]中华文化是悠久的，也是璀璨的。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作为整个文明史上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绎着生命的空间，成为古代文明史一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展现，也成为人们一种精神的象征。从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这其中完成了向经济社会过渡的发展。先秦时期周王通过分封方式建立诸侯国，各诸侯在自己的建地内得到土地和劳动力，宗法制度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和父系氏族的血缘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治，达到了权力、财产和制度的传承，同时让礼乐制度约束社会礼仪和等级，构建了早期政治制度的系统性。自秦朝大一统之后，建立起了基于皇权政治的国家治理形式，呈金字塔式路径自上而下，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控制体系，自此中国乡里制度基本形成。这种制度促进了秦朝的社会动员和资源调动，成为古代治理国家的基本治理形态。汉代探索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了与国家权力相辅佐的检查制度，汉朝大沿袭秦制，设九聊，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维护国家的稳定。唐朝编纂体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構设置、岗位职能、人事组织、赏罚制度、薪水级别等等，还通过改革税法确立了以户部、度支和盐铁为核心的“三司”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和法律基础。唐宋之交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变直接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另辟蹊径。作为最早的纸币同行货币“交子”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重构社会秩序迫在眉睫，故而理学兴起，秉承儒家社会严肃等级和宗族观念，也顺应了宋朝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把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粗通过线条式样的鸟瞰，就足以洞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不间断的连续体的蔓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文化理念。

从文化理念上说，优秀的文化理念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记忆符号，保存了过去的精华和有益思想，引证为现在仍然可以参考的文化传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主张以德治政，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沿用至今。在选拔人才上主张任人以贤、忠孝。儒家以仁爱为核心主张尊卑有序、选才以贤。法家尚法，注重“理不护亲，法不阿贵，亲疏贵贱，一视同仁”，[李悝.法经[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21.]这将法治与平等观念培育在民族的思想文化中。此外，以民为本，追求民众苍生的生命价值民本理念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治理者共识。与诸国之间交往本着“和而不同”的“和合”外交思想，对非暴力沟通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崛起理念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智慧往来原则，与周边国家以友好往来的邦交理念维护了周边政权的稳固，也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共赢。天下大同、视人若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利他思想、仁义正气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理念虽然不是系统的、完整的的社会治理体系，但是它们成为社会治理的智慧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些优秀的文化不断沉淀，在古代治国理政的发展中形成了品格要求上的仁义礼智信，在人才选拔上形成了德才兼备，在社会层面形成了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大同观念。寻找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治理好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我们以史为鉴，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去寻找中国之治的中国智慧，发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力量。

中国之治的信念之本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生动画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之中，中华民族在积极寻求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真理。

十九世纪前，西方国家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都有了从量到质的飞跃，清朝的社会仍然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列强侵略中国，给国土带来严重损失，也给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加快了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启了治理体系的改变，希望借此来改变当时的中国现状。“洋务运动”史称“自强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学习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衰败的统治。这次技术层面的改变没有挽救国家和国民，因为它为撼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而后戊戌变法又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通过改革政治机构，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提倡新思想等方式来促进国家机制改革，遭受到了清朝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在革命中虽然终结了了中国千年的帝制，却未改变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从农民起义到清朝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领导民族革命都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

近代国家的治理体系经历了多轮嬗变，无论是君主立宪制度、议会制度，还是多党制度，亦或是内阁制度都是生搬硬套，只有变革之力，缺少彻底的革命精神，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带了新的曙光。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在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之际，也在一次次动人心魄的历史实践中孕育了革命文化，塑造了具有时代象征又富有民族特征的时代精神。这种文化是革命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革命沃土培养出了革命文化。它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被长期地保存，得以传承，形成一种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在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中，形成红色记忆、革命精神、实物陈列，还衍生出一种红色制度，成为人们的一种崇高的理想道德追求。革命文化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浸润和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贯穿革命精神当中：“坚定理想信念”。先驱们以先进思想的“盗火”精神在黑暗中前行，点燃革命的火种;驾驶历史的红船拨开云雾，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先驱们向井冈山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为理想执着追求，与群众鱼水一家亲;紧接着在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求真务实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1946年，共产党人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启了掌握国家政权的“进京赶考”之旅.....这一个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衍生了先驱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文化，构成一幅令人敬仰的革命精神谱系，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也促进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中国革命文化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特性，是社会形态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汲取。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的具体革命文化实践相结合，并对文化进行凝练和培育，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形态与政治文化，他是一种革命实践观与革命价值观相统一的文化形态，是整个中国革命年代的文化精神。[ 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7）.]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始终是为中国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新中国谋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与辉煌成就，为此做了最深刻的说明与注解。

中国之治的文化争鸣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在四十多年里一直处于引领作用，由于先进的文化特性，传达时代的文化精神，也是抗战时代革命文化精神的扩展，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继承，也是发展。

第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之治的过程中产生，是被广泛认同的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由于自身的优秀性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它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源于：一、继承了传统的中国优秀文化;二、对当代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在發展中不断推陈出新，并在新时代的进程中，形成了抗疫精神、抗洪精神、与救灾精神等多方面，与中国科技、艺术、城建等多方面相渗透、相联系，闪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对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之治根植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之治的又一重要来源。历经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风雨兼程，从中共十二大之后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题词中不难发现，在前进道路的抉择上，中国已经经历了从探寻到认定再到自信的一整套过程。实践检验了“中国之治”的正确性，文化底蕴进一步精准定位中国之治的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优势，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保障，并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纵向深化，以及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考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越发显示出来源于文明古国自身拥有的生命力和时代发展的号召力。

第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之治的文化基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文化。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支撑，成为一种全民的共识，促进了社会全员的认同感和自信度，让制度保障成为人们社会日常生活中心里安全感的崭新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心是人民群众，一直都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是中国之治的现实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力保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因为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成为主流文化的建设者、领导者、布划者，发出中国的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话中提出：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兴国之魂，强国之梦。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持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团结一致，增强自身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乡者富有朝气的未来迈进。

中国之治不仅仅是为了致力于中国的美好未来，也是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保障中国之治的内在动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在要求。文化根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根中国沃土，普遍表达了人民对社会精神的美好期待和心之所愿，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之治为未来中国的走向规划出了路线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81.

[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J].求是2020（1）：4.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7.

[4]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编写，新思想引领新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9.

[5]李悝.法经[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21.

[6]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