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玉杰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1 传统与现代：精英文化的外在表征

1．1 精英话语权在传统武术中的展现

话语权的展示可视为潜在现实权力的活动空间，加之阐释可理解为上层人士流动在一定局域内的生活模式，其实可作为是精英者的集聚场域，也就是“占主导的位置的精英或许可以被视为权利、财富和声望的占有者，”[11]精英话语权亦是如此。武术活动常依存精英者的参与，其精英者的话语权并不是指单纯的个体人语言的指示，其可作为群体性话语的集体表征，也就是所谓的“族群内部组织中富有影响力的部分成员，亦或是家族、家庭甚至是临时集约的小部分群体。”[2]基于族群以及家族层面解读武术在传统时期的精英话语权，其实不难理解财富、权利、声望等多种元素的集合体，通过身份认同、权威地位的展示演绎其权利。无论是家族血缘传承亦或是师徒传承，身份认同通过某些条例、制度体系体现于此，它借助此制度规约彰显具有身份地位的精英在场域空间中所使用的部分权利，如磕头、鞠躬等身体活动便可表现出来。武术通过简单的身体语言就可表述精英的权威，另外为什么家族血缘传承和师徒传承模式可被视为精英集聚场所，简单地讲，就是为何此两种方式可作为精英话语权元素的组合体？究其原因传统武术包含的血缘以及模拟血缘传承方式在宗法制约的基础上，受其指涉的封建、固有、排他等特点凸显规范体系，受其“规范带来了威权，”[3]换言之，上层群体对下层群众的控制力，包括身体行为、行为意识等遵循固有体系的规约，以此形成应该这样或者不敢不这样的肢体语言、意识、行为等展现，那么基于此也可理解了传统武术为何规范性、以及规约性下的精英产生。如果说规约性属于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么威权则可以说是代表了精英者的权利，在其权利制约下形成规约性特征。一旦权利被瓦解那么武术的家族以及师徒传承方式也会随之破除，因为在制裁作用中的武术者身份是为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传统武术的传承以及发展结构“呈现明显的稳定性，甚至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因此，精英话语权在传统时期武术的传承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通常在传统时期武术的精英话语权一般所指的是道德伦理，“即文化资本占有的多寡决定着传统时期村民的社会地位，那些被村民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处于精英地位，”[4]所以不难看出精英者的话语权也可理解为具有道德修养以及一定地位的武术者。精英话语权的形成过程可谓是值得表述的问题，其话语的形成主要依托于认同感，即所谓的身份、角色认同等，其实武术的社会行为不仅体现在师徒之间的角色认同，而且还呈现出上下层次习武者之间的行为规范以及平等级别的互相尊重。因此，精英文化通常以礼仪交往的行为来反映武术的贵族文化。

1．2 武术在现代精英文化中的角色定位

对现代武术精英文化从传承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教育维度加以探讨和了解武术精英，通常是具有一定名望的运动员，如在大型武术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参赛员则在教练员的培训中塑造身份形象，不仅如此，也能够为教练者自身做出推销，基于此可知，武术精英不仅指教练员，而且也指运动员。从传承角度加以分析，如果说古代的武术精英是以家族血缘为主的隐秘维系传承，那么现在武术传承则是通过开放型人才中有一定自身能力的人进行的维护与传承，包括具有一定威望的身份者，如在非物质遗产中政府所认定的传承人，陈式太极拳中部分身份权威的继承者在发展和宣传武术文化的同时，其身体行为折射出背后隐喻的社会行动，也就是为何政府要通过传承人来传承武术文化，其实简单的方法便是通过维护传承人的身份来大力发扬武术文化，一旦脱离非遗传承者的身份保护其可能面临着消亡与瓦解，此现象不仅很好地维护了传承人的身份权，而且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继续传承的突破口。无论从教育者还是从传承者分析，它主要是以精英文化传承与发展。因为“精英文化具有继承、解释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功能。”[5]现代武术精英文化教育与传承中存在较多的社会性问题，不难发现，对习练武术者来说可能清楚地了解非遗传承者以及优秀运动员，对于其它非习练人群来说武术文化则没有很多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对武术文化的了解程度并不是很深入，因此从现象问题中反映出习练武术的人群属于精英教育的培养方式，因为武术较之其它体育运动项目则属于一对一的教导，另外一直在沿袭纵向传承方式。

2 精英到大众：武术文化演化历程中的框架

2．1 武术内部精英流动机制的自我体现

在封建社会阶段，武术中的精英流动大部分以内部机制循环转换，以父传子、家天下的沿袭模式维系武术的生存，其制度对于其它组织者没有较大的辅助作用，因此武术精英走向大众是较为艰难的事情。另外，在其制度下构建的官僚集权社会形成严格等级体系，“中国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角色构成的。”[6]对于古代下层市民来说想要转换其身份形象，精英循环机制能够发挥较大支撑作用，宋代军事人才的选拔机制以及武举制度实施为各路仕途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就是通过公平性质的选拔机制实现武术精英流动。较为明显的士农工商阶层体现出士在社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官僚为主的士大夫地位在传统时期的武术发展过程中俨然成为很难更改的现象，其实并不以为然，经商也能够成为精英的一部分，可以为普通平民提供一条走向精英的曲径，究其原因可概括为属于解决统治者的财政危机，因此身份权威最小的商人也可以实现转向上流社会，并且无需科举亦或是武举制度的流动方式便走入上层阶级。不仅如此，武术精英流动方式通过参与护镖等职业彰显武术的身体行动常活动于上层设计的生活模式中，无非是想表明通过其它形式融入途径为晋升精英给予充分条件，其实也就是“一个人想要成为精英，首先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品德高尚，其次还需要有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和热情，这也是晋升为精英最为基本的要求。”[7]

2．2 武术外部循环理论的时代诉求

由于大众精英文化的日益崛起精英文化一时之间显得较为沉寂，在文化精英看来，大众文化本质上属于商业、娱乐、通俗、消费化的平面空间内的传播形式，另外威廉姆斯也曾在《关键词》有过这样的描述即属于众人喜好的文化，不仅如此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曾解释到大众文化与传统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表述，“大众所描述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结构关系的不同，即主要体现在大众与大众的不同，大众与社会权利精英的不同。”[8]基于此，在此所探讨的武术大众文化亦是如此。那么，武术大众文化中社会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即身体行动、思维意识、文化阶层等无疑进行转换与发生流动。武术从传统时期过渡到现代化的身体技术以及权利声望等逐渐分化与解构从而被大众文化所替代，即精英文化发生一定形式的变化，基于精英流动对社会结构的转型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流动性不仅为武术的发展打开一条通往国际的赛道，而且也逐渐使武术走向现代化、多元化以及边缘化，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化。武术能够走向此条通道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精英流动中的循环机制，其不仅打破固有、单向、隐秘的传承模式，瓦解贵族生活方式，而且为各路仕途的仁人志士提供公平性的选择，因此“精英流动正趋向于稳定、公平与理性。”[9]

武术中部分精英发生循环的原因可能是基于其需适应文化发展，另外也是想拓展武术人才，其实武举制度的实施无论是从传统角度还是从现代角度的人才选拔过程进行分析，其流动性质转变武术发展的固有体系，血缘原则的传承模式正在向公平原则转向，无疑为武术的发展在一定层次上提供走向大众化的路径。相反，武术走入大众化方向并不是一件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方法，从现代民间武术的传承模式中折射出由精英维系的表观现象，其实从本质性来看主要沿袭商业模式进行开发，部分非遗物质文化遵循大众形式对其自身发展结构而言可能会面临消亡状态，如果商业模式一旦停止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并无很大的消费意义，因此这种方式对其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质，但是要不断适应文化潮流趋势。另外民间武术文化不仅存在现代大众性质而且依附传统文化形式，传承者仍然保留传统精英者继承武术文化身影，精英在西方话语中泛指拥有权利与财富的领导者，一般武术在民间组织中通常以具有身份象征的集权者保留传统家传文化色彩，如现代附有商业气息的陈式太极拳其动作展现与竞技性太极相比，其身体语言仍然演绎以技击、功法、攻防、气息为主的技艺，传承人与被传承者之间仍然存在礼节性身体行动，如拜师礼仪过程中遗留的磕头、交贴等动作则表明精英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维护。虽然精英维系传统武术文化，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大众形式发展与宣传武术，如旅游业开发、网络化教学等都无疑说明其形式在当今社会结构占据不可取代的地位。

3 审视与定位：武术精英话语权的再思考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利，其在更大程度上表示出社会关系，即“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10]精英话语权的再塑造以特有的培训体系彰显现有的时代诉求，即所谓全方位滋养知识理论以及道德素养以此培养全面型武术人才，也就是出于习武者自身发展诉求以此通过他人操控身体、意识等行为，尤为重要的是借助精英话语权再继续培养武术精英，武术专业人才的培训方式无疑体现着出于某种需求培养全面专业的武术人才，可能源于国家竞赛模式亦或是来自习武者自身的需求，无论何种需求无疑是为塑造武术精英，也呈现出现代文化诉求中的武术精英教育。其实不然，现代传承模式较之以往俨然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如视师为父、传男不传女等文化特征已脱离传统生活轨道，蹒跚而来的市场商业模式逐渐替代固有化模式，其中不少民间武术传承者的角色发生较大性质的转变，由单一向多向的身份转换，就此目前传承者不仅需定位好师徒之间的角色地位而且还需维系好非遗传承者的身份形象，因此在大众文化的晕染中其角色需求逐步引申多元文化的价值诉求，并为精英话语权增添其它权利元素。武术基于多元文化的需求使武术代表着多种发展功能，在通过精英文化倡导的传播、教育等价值引领同时，又要认可大众文化的必然性，从而将两者诉求较为体面地融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精英参与其中，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想素材，因为精英文化得到大众认可之后才可构建为大众文化，也就是精英—认同作为形成大众文化的基础。相反，大众体系引领的文化需求似乎造成武术精英者走向边缘化的发展方向，即民间传承者逐步扮演多种身份角色，以及逐渐成为商业文明气息倡导的大众成员，从而使得民间武术文化传承到底如何发展再次成为较难的选择，因此，一些文化精英参与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中，以自身专业知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分析与评价，从而为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