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永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提 要：对邓晓芒—吴疆论辩的解读与分析发现，论辩主题“反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理论上均基于语言意义的语义或元语义维度。 以此为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哲学本质上并不完全蔑视和排斥语言学或偏爱超语言的隐喻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蔑视和拒斥语义学（包括元语义学）的传统。 论证表明，在“道”与“名”关系层面，这一传统表现为强调“道”相对于“名”的不可言说性；在名实（言意）关系层面，该传统表现为重实、意，而轻名、言；在禅宗机缘性会话中，它表现为偏重活句，而轻视、拒斥死句。 这一传统的后果是作为哲学基本维度的语义学在中国哲学中始终处于弱势，甚至缺失。

1 问题的缘起

哲学研究的新课题往往发端于哲学的论辩。原因在于，论点的提出反映论辩发起者的深入观察和持久思考，论辩的交锋又催生新的论题，从而将关于论题本质的哲学思辨引向深处，并推动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 本文的论题便是来自这样一个论辩。

上世纪90 年代初，邓晓芒在用西方哲学逻各斯传统考察中国哲学时断言，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反语言学倾向（邓晓芒1992：42）。 对于邓晓芒的断言，吴疆提出相反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倾向，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中国哲学的超语言学倾向体现为其对语言的非逻辑本性或隐喻的重视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 （吴疆199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