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

程一身 译

一

立陶宛公使馆坐落在马勒塞布广场。1934至1935年冬天期间，我时常造访那里，以达成我返回巴黎的希望。像往常一样，在贫穷的国家，这只有获得奖学金资格才有可能。为了获得它，我必须证明自己是个认真的学生；也就是说，我必须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即使奖学金并非法学的，而是文学的。我不愿告诉任何人我去过马勒赛布广场。我把这些行动看成很私密的事情，而且此事需要谨慎：立陶宛与波兰并未建交，我可能很容易被贴上“叛徒”的标签，波兰人非常乐于颁发这个别称。即使上诉理由点明立陶宛大使克里马斯和我生于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社区，彼此相距不过一英里也于事无补。这个公使馆——安静、和平、民主——尽管说不同的语言，但不知怎么比波兰大使馆更宜人。刚走进波兰大使馆的大厅，你的鼻孔就会被一种对所有被剥夺了社会声望的人的轻蔑气味的袭击。说实话，我厌恶这个大使馆，里面挤满了有头衔的高贵傻瓜，对外宾曲意逢迎，对自己的同胞却没有礼貌，甚至十分粗鲁。在那些傻瓜中，我算上了那位文化专员，一个诗人，他多次高兴地邀我去他漂亮的套房吃早餐，遗憾的是我们无话可说。对这些人来说，外交不过是势利、“人脉”(它们都没用)和美食学的知识。如果把他们和在巴黎流浪的波兰失业人群并置，这绝非赏心悦目的景象。

然而，我的造访与他们的政治性无关。我常在那里遇到奥斯卡·米沃什。他已卸去那花费了太多时间的要职，满足于每天几小时的工作和部长的级别。夏天他在枫丹白露度过。房间的桌子上立着一排各种语言的书和字典，地板上平放着成堆的最新诗集，都是真诚的诗人题词赠送给他的。他允许我在那些书堆中翻检，并挑选我想看的书，但有一些例外。例如，乔·布斯凯的诗集总是必须归还的。正是从我亲戚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乔·布斯凯——法国文学界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那英勇却受折磨的一生。

奥斯卡·米沃什常带我去一家意大利餐馆波卡迪吃早餐。我们在那里的交谈为我的思考带来了新元素或新维度，这种混合令人兴奋。尽管我知识的缺口和我头脑中未开化的混沌是巨大的，但我的坦率和崇拜需要更强烈。像所有青年诗人一样，我坚信当代艺术中存在着秘密之地，坚信存在着把一个人带到迷宫中心的一条线。由于这种信念，我使自己屈从于许多苦行的折磨，就像一个人不是在大地上行走，而是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没把握地保持平衡。如今所有这些被迫采取的措施突然似乎都很荒谬。根据我这位亲戚的看法，现代诗歌带有颓废时代的烙印，不应被太重视：一个作家，坐在窗前，努力用词语捕获他零散的感官印象，这种词语的灵巧编织里有什么呢？在这种拙劣摹仿的小游戏里毫无创新之处，正如过去几个世纪的观点显示的：毕竟，诗歌的唯一真正源头——神圣的灵感——很少显示它自身。无与伦比的《圣经》。但丁。《浮士德》。相当奇异的是，还有拜伦，奥斯卡·米沃什认为他被低估了。他同情埃德加·爱伦·坡，但把他视为亵渎神灵的玄学代表。如果文学作品在他眼里总体上很少发现什么魅力，这并不意味着他阻止我从事文学创作。相反，他强调不断的练习(后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懒惰的笔会像剑一样生锈”)，但告诫我过分迷恋形式问题将一事无成。我决不敢将他视为导师，带上作品给他批评。我的谦卑和我对我们之间巨大差距的认识可归因于我的信任；因为我看到我的习作作为地板上书堆的一部分被他用脚扫到房子的角落里。同时，我意识到我不能模仿他——展现在我面前的语言和时代迫使我采用不同的规则。然而，我却获得了如此的殊荣，他把我的作品从波兰语翻译过来。他在著名的评论杂志《南方手册》上发表了我的一首诗。

我同样感激他将整个时代带入我的视野。对青年人来说，无论十年前发生了什么都已成为陈迹。但当我听到他回忆往事时，一战前的巴黎文学全部活跃起来。他甚至会透露——即使很少——他阴郁的家庭生活的某些细节；它们解释了那种沦为孤儿的诸多感受，孤独孩子的那种乡愁，这在他的作品中很明显。“疯狂与寒冷在房中盲目地游荡”。他父亲的晚年光景：妄想症，长发及腰，整天坐在地下室里，大腿上放着一把锋利的斧子；他不宽容地谈到他的母亲：“她总是用那种犹太人甜腻的爱到处纠缠我，简直难以忍受。”似乎他对她并不友善。不知为什么，我把他父亲的长发同雷蒙德·邓肯的女人气的灰白头发联系起来。我们曾到他位于塞纳路的“学校”拜访雷蒙德·邓肯。不知什么原因，他那张从希腊短斗篷上露出的胖红脸看起来有些不正派。从这次拜访返程时，我亲戚给我讲了雷蒙德的妹妹、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和她的朋友、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奥斯卡怀着明显的厌恶回忆起这个俄罗斯流氓(他这样称呼叶赛宁)在巴黎耍酒疯时的场景。尽管他有些反感俄罗斯人，但他建议我密切关注他们的五年计划。

我过去常常好奇他是否过着完全独处的生活。他五十七岁。我知道“亲和力”和女人的友谊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璜主题在他的作品中重现并非偶然——唐璜被理解成因对情感的贪得无厌抵达更高状态和圣爱的人。后来，在许多国家，甚至在美国，我会遇到上了年纪的妇女仍对他心存依恋之情。这时他与男爵夫人交往，她声音轻柔，并对他呵护备至。我还记得她的阳伞：我们三人沿着蒙梭公园的碎石小径散步。奥斯卡，察觉到我小狗似的好奇心，后来对我说：“她是个寡妇。她认为我若娶她是天作之合。但是你知道，那就像穿了别人的破鞋。”

那时他已经辍笔，或者至少不再写习惯上所说的诗了。一个炼金术士，《圣经》的评注家，他致力于别的工作。但他并非对文学声誉漠不关心；他确信那一天终会到来。除了有限的圈内人之外他并不为人所知，仅被杰出的少数人重视，例如弗朗西斯·德·米奥芒德、让·卡苏、阿尔芒·戈多伊、爱德蒙·雅卢，《南方手册》群体。他会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关于他自己的最近剪报，它们来自法国、比利时或拉丁美洲。但如果有人把他与克洛岱尔比较——被他们漫长的圣经式措辞的表面相似误导——他就会生气。尽管信天主教，奥斯卡不愿与克洛岱尔有任何关系，似乎他鄙视这个法国人的轻易成功。他知道他自己的作品必须等待新的公众鉴赏力，通过改变我们的视角，这种鉴赏力会从那些给新的精神世界带来光明的酵素中诞生。他的作品中最容易理解的是神秘剧，《米格尔·马纳拉》，大约一战时由旧鸽舍剧院演过，从那以后就很少上演了。不过，在仅限于少数人的聚会中，成员们会分角色饰演：比利时的一家本笃会修道院与波兰的小群体就这样做过。《米格尔·马纳拉》的波兰译本出现于1919年。第一篇研究奥斯卡·米沃什诗歌的博士论文写于立陶宛——他选定的祖国。

尘世的虚弱与伟大，我认识得很清楚，他的某些声明中疯狂(大约是我认为的)的标志，使我陷入沉思，结果新大陆的轮廓浮现出来。然而，在波兰文学环境中写作并非最好的学徒训练；相反，我避免使自己成为那种环境的一部分，凭我的直觉，它的问题是不真实的。长期以来，这种直觉沉睡在我生命的深处，不能上升到表面，被我用词语表达出来。所以一种分歧出现在我和我的文学同行的关系中。我的内心拥有一个他们感到陌生的“储备区”。我后来选择的道路几乎总是让他们惊讶不已。

我应当解释我如何听取了他的预言。我的智力与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成长和我性格的形成令人不安地不相称。我就像个孩子，迷恋自己却相当清醒，以致我不断感到内疚的烦恼。因我极度的自我主义——我并不想放弃它——而产生的绝望在巴黎时达到紧张的极致。它不仅是青春期的厌世。毕竟，我的罪过不是想象的。难道不正是这种清理我个人问题的不可能导致我好几年那么热情地用灾难性的想象滋养我自己，借鉴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对历史痉挛的信念并无区别，谁知道呢？这场即将发生的毁灭令人快意：它会解决一切，个人命运失去了意义，众生都会平等。

所以我亲戚的预言落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对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恐惧与陶醉使我陷入一种接近恍惚的状态，这让我忘记了我个人的绝望。的确，我想到了超越我现在的标准和观念的未来事件的图景。无疑，我的脸上不止一次闪过怀疑的神色，因为他会停下来问：“你一定认为我是个疯子，对不对？”例如，他谈到美国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正如我的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完全没有想过美国。所以当我从圣·约翰的《启示录》得知美国是“从海中浮出的野兽”时，我心里一激灵恢复了现实感。核武器和洲际导弹那时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大炮和坦克对于古希腊人一样。据他所说，大约1944年应发生于某地的这场“全世界战火”的意义是什么呢？“美国将毁于火、英国将毁于火和水、俄罗斯将毁于月球的陨石”，这些说法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此之后，人类重生的时代随之而来，宗教与科学和解，一个普世性教会获胜。

他进一步写道：“用动态同时性调和运动优先权的必然性要求我们同意最初运动的概念，精神之光的运动，它先于创造宇宙的物质之光；这种观念出自沙特尔和牛津的中世纪哲学流派。这种精神之光与任何自然力理论绝对无关。”在这里介绍他的神学观(对他来说，那种瞬间的直觉意味着回归宗教)并非我的任务，这些观点的核心是确定性：《启示录》具有现代物理学所有发现的胚胎。

从那时起，他实际上过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并倾向于听从告解神父的一切建议。然而，教义的某些观点他难以接受，我猜罗马教廷对他形而上注解的冰冷反应使他备受煎熬。众所周知，教会对整个毕达哥拉斯炼金术传统持怀疑态度。尽管它在其发源地顽强地留存下来，造成了诗歌的伟大丰碑，包括但丁的诗歌。开创者通常有强烈的特殊使命感，并使自己遭到傲慢的指责。但奥斯卡·米沃什描述他的神秘体验时没有任何幻想；他深知他的作品并非为同代人而写，对他来说主祷文包含了所有哲学，他必然受到想扯下教义幕布的怀疑。

认识金特使我不安。尽管我们彼此不信任，但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密切关系。金特，一个青年纳粹，过去常向我背诵他的诗。它们歌颂骑士风度、牺牲和鲜血的时代，它们发出刀剑叮当作响的声音。我在圣·吉纳维夫山附近的酒店里遇见了他。那时我已从巴蒂尼奥勒区蚊虫肆虐的波兰学生宿舍搬到那里。金特和我的朋友，同一家酒店的房客，索邦神学院的学生，因共同的同性恋爱好被吸引到一起。尽管我不参与这些，但他们也不打扰我；我甚至被我的邻居逗乐了，他不断追求黑人，而那些黑人随后会拿走他的手表和钱。拉普拉斯酒店以放任为特色：一个人可以在任何炉子上做饭，可以在窗台上晾衣服。房客们可以用独特的俚语彼此高声叫喊——这个地方住的主要是学医的波兰犹太人。它位于一条中世纪街道的街角上，因为这些房子有倒塌的危险，根据安排不久会被夷为平地。然而，二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什么都没有改变。“不久”，在拥有漫长过去的国家里，是不能用日历衡量的。

关于梵·高画作的一个细节：当我第一次站在它们前面时(我对他的生平并不了解)，一种厌恶感，就像面对某种下流的东西，涌遍我全身。“一个疯子画的东西；你无权这样画。”克制我作为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内心尖叫声，这将是很容易的。然而，鉴于我很熟悉印象派和立体派，并熟悉大量现代艺术理论，我可以说梵·高的画里隐含着更多东西。我痴迷于所有心灵的作品，热情地赞成或否定它们，并非我反对某些流派或倾向，而是在相同的流派或倾向中，我把有些作品看成“拯救的”，把另一些作品看成“迷失的”。它取决于作品里的某种东西，秩序或无序，某种我感到的东西，如果我被赋予权力，我本会作为“颓废艺术”的灭绝者，极具威胁性——不过我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它，与政客们的落后看法毫无关系。但那时我大声说出自己的好恶太难了；我还不能清晰地定义它们。因此我接受了惯例：只要是现代的就是更好的。我看到梵·高画作时愤怒的时刻成了令我羞愧的个人秘密。

我不想返回那阴郁的风景，布满浓云的阴沉天空，尖叫的鸦群。但我的奖学金结束了；没有别的事可做，我需要工作，不仅要吃饭，而且让写作休息一下，而不是强迫自己写个不停。在巴黎的这一年期待大于成就。的确，逃脱笼罩我祖国的命运的愿望时常攫住我——一个人能做的只是去数从沙漏里漏下的沙粒——但我没费太多麻烦就把它赶走了。事实上，那种未来的灾难感使我的孤独成为太重的负担，甚至刺激我返回熟悉的人和地方。

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见到奥斯卡·米沃什，他正站在歌剧院地铁站的台阶上。一只温和的鹰，更确切地说，是燕子——因为凑近来看燕子有一种贪婪的、有点奇异的表情，像由另一种元素构成的生物：高度稳定，却展翅欲飞。握手告别时，我问：“如果像你说的，这场战争会在1939年爆发并持续五年，那么谁会活下来呢？”“你会活下来。”跑下楼时，我再次转身；然后，带上刻在记忆里的他在天空映衬下的狭窄剪影，我递上车票供检票员打孔。1939年春，他突然死亡的消息传到我身边。并非毫无缘由，当雪融化时，原来我称那一年是“最后一年”。

然而，我明白关于这个男人我并未说出我想说的话。事实上我逃避了我的任务。无疑我内心的抵抗很强，克服它需要做更深的告解，而我的内心不一定袒露。凭借他对街道上麻雀的爱、对孩子的爱、对树木的爱，以及对“云兄弟”的爱，凭借他背诵某些他最喜欢的诗人时感动于美的泪水——他熟记数量惊人的诗节——可以看出他非常温和慈爱，一位在现代城市的荒漠里沉思创造的隐士。他的愤怒，像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的愤怒那样，因人类的无知而爆发，他因允许他们卑鄙使他痛苦而责备自己。他那个位于夏多布里昂路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些书。对我来说，这个只有光秃秃的四堵墙的隐居处赋予了夏多布里昂路一种持久的讽刺意味：只要穿过街道，在膳宿供应雅致的阿塔拉公寓里，在乏味的舒适中，住着那位自命高雅的诗人，那位波兰使馆的文化专员。他们彼此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显然，相同时代的人在如此不同的水平上活动。那位自命高雅的诗人，我过去常遇见他，并不怀疑我在笨拙青年的和气下嘲笑他。

在思想和基督教感受性的发展中，我们的时代相当于夜晚最黑暗的时刻，这时刻恰好出现在黎明的第一道光线之前。我给一个读者写信，他已经因失眠的夜体会到那个阴影消散的时刻的恐怖。冰川突然融化后造成的不是泥，而是粘住我们心灵的过去的腐烂废料的沉积物。哦，万物多么陈旧，难以平息又空空如也！被浪费的生命，未被征服的峰顶，以及被突然想起的所有卑鄙。眼泪，眼泪。但我们以后再哭，在强烈的阳光下哭，绝非此刻。

❶ 选自米沃什《欧洲故土——对自我界定的探求》,中文版即出。

❷ 乔·布斯凯(1897—1950)，法国诗人。一战结束时(1918年5月27日)受伤，后半生瘫痪在床。

❸ “我亲戚”，特指奥斯卡·米沃什。后文多次出现。

❹ 《南方手册》，马赛评论《福图尼奥》的增刊。

❺ 雷蒙德·邓肯(1874—1966)，美国舞蹈家、诗人、画家、哲学家。伊莎多拉·邓肯的哥哥。

❻ 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

❼ 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俄罗斯诗人。1921年与伊莎多拉·邓肯结婚，不久离异。

❽ 让·卡苏(1897—1986)，法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诗人。

❾ 爱德蒙·热卢(1878—1949)，法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