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孙升 张馨木

摘   要： 皖西大别山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分布广阔、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等特征，但受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管理模式等多种因素制约，革命价值与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挖掘，导致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聚集性宣传作用，影响革命精神的深入传承。需从区域协同视角出发，进行科学规划，整合區域内资源优势，有效推进皖西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关键词： 皖西大别山   红色资源   区域协同

一、引言

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理念和实践模式，倡导的多要素、全过程的理念，对皖西大别山片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启发作用。在有关红色资源的利用方面，旅游部门重点打造了红色景点与红色旅游区。实践过程中红色旅游所要面对的一些实际问题，可从以往研究中找出共性要点。从对旅游区的组织行为模式研究伊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旅游区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二是旅游区与其他行业和整个社会之间的互动。Selin在研究中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深入阐述了旅游区内部组织之间相互进行协同的重要性[1]（217-227）[2]（639-652）。 Woodley[3]（139-162）、Tazim[4]（186-204）与Donald[5]（219-235）等分别从规划及具体实际案例操作等方面，探讨了区域协同合作理论及相互协调的可行性与优势，特别是着重探讨了旅游规划的实施机制，提出了一种应持续考虑动态的思维，以此协调解决规划发展，并认为此机制对旅游区内不同管辖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区域协同发展是一种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思路[6]。

从皖西大别山区红色资源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很明显，应该着力解决如何确保优质红色资源从空间、时间两个方面在规划实施阶段能够得到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最大限度的支持，形成整合的公约数。这也是最基本的解决途径。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将大别山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与归类，按照革命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与时序性进行划分，全面统筹其综合保护与利用;协调管理部门之间关系，使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得到激活。

二、皖西大别山区的地域特色与红色资源发展优势

（一）区域地域特色。

大别山山脉是指于豫、鄂、皖三省边区间的一条山脉，大别山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鄂东北（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阪、孝感、黄冈、罗田、烯水、蕲春、黄梅、广济、英山），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演川、信阳），皖西（六安、霍山、霍邱、舒城、潜山、太湖、宿松）。大别山区处于各省行政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复杂、交通联系不便、山地资源分散等客观原因，造成该地区生产基础薄弱，经济比较滞后。然而，历史文化资源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酝酿出独特的文化特色。

大别山由于战略位置突出，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得大别山者得中原”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区大部分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区域内遗留下众多的革命遗迹是红色旗帜在此飘扬的实证，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断抗争、不断革命的精神。

（二）红色资源概况。

目前，皖西大别山红色文化遗址现存大约1360余处①，岳西、金寨、潜山、宿松、太湖的革命遗址较多，文物部门登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类革命史迹达2898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处。反映了在中国大革命初期，该地区的斗争活动早已星火燎原。皖西大别山区红色资源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红色资源类型十分全面，反映重要革命历史事件的不同类型的革命资源文物点在时序与空间分布特征上存在密切联系，显示了皖西大别山区农村革命斗争相互配合，土地改革与暴力战争共存，反映的红色革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瞩目。

（三）红色资源的开发优势。

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区域，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发展规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出在全国培育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即为重点之一[7]。2016年，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中，将皖西南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列入名录[8]。截至目前，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发展红色旅游在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三期规划纲要。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方面约束，皖西大别山区仍相对较为贫困，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较为薄弱。自2015年，国务院通过《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标志着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安徽省出台《关于支持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予以支持。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支持，为改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社会面貌及乡村振兴打下了基础。

三、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

与国内其他多个重要红色根据地区域，如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沪浙红色旅游区，陕甘红色旅游区等相比，根据政策的实施及实际发展现状而言，在“优质红色空间”的布局上并不领先，甚至在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协调发展上有所滞后。整体来看，皖西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在总量、类型和空间分布等方面优势明显，与此同时，缺少系统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短板兼具。在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践层面，由于受属地管理与协调、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交通与区位等因素制约，红色旅游体验的体系化、区域化、多元化未能全部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在区域协同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动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一）红色资源众多，呈分散化、同质化，缺乏整体效益。

从红色文化遗址现存数量来看，皖西大别山片区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但由于资源分布较为分散，红色文化景点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和规模，散落在农村的革命遗址较多，加之管理认识程度不足造成破坏较为严重，如望江县46处红色文化遗址中，完全损毁的有8处，且难以恢复原貌。其次从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内容大部分为革命事件活动遗址、伟人将帅故居、革命文物、革命烈士墓等物质遗存（图1）。当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的层次较低，很多景点仅仅放几张宣传板，放一些桌子椅子等旧时物品，游客在参观时对于宣传栏上旧稿文字缺乏兴趣，对展示的物品也不能触景生情，景点缺乏现代化的展示手段，游客体会不到红色旅游的精神价值。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管理中存在相互学习效仿的同质化现象，造成景点特色不明显。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水平空间差异明显，资源开发存在蜂拥而上的现象，客源市场狭窄，旅游产品功能单一，综合功能较弱等也是皖西大别山片区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凸显的问题。虽然金寨县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由于缺乏资源整合与区域整合，没有形成竞争合力，很难将其打造成像延安、井冈山等国家级的旅游精品。现有单点红色遗址资源单薄，未能从宏观上展示其在具体革命斗争中的整体价值与意义，从实际结果来看，由于缺乏整体效益，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力度有所不足。

（a）革命遗址（岳西聂家老屋红二十八军旧址）

（b）革命故居（金寨李开文故居）

（c）革命文物（金寨革命博物馆）

红色文化物质遗产

（二）资源系统联系性较弱，资源联动性不够。

整体上看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地处偏僻而分散，相互交通便达性不够，现有的红色文化对外宣传与相关革命纪念设施的利用程度不足，宣讲层次不高，特别是对参访者而言，展示手段形式单一，整体参与性较弱，从效果上看，缺乏足够的缺乏影响力和吸引力。皖西大别山区中基本每个区县均有曾经的革命活动遗迹，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的摇篮，在此期间留存下来的红色资源重要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受现有行政区划的影像，在各个县域内体现重要革命历史时间的资源联动性不够，众多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未能形成系统化与体系化，仅从单个资源点出发，成为大别山深处的“孤峰”。

（三）红色资源管理分散缺乏合力，行政区划壁垒阻碍红色旅游合作。

皖西各市县旅游发展各自为政，缺乏实质性联合，由于行政区化制约，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容易產生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完整的旅游资源在划分后，由于缺乏整体观念，旅游区域之间缺乏有效合作。皖西大别山革命遗址众多，类型丰富，实际上造成了在对其管理与使用过程中，主管部门来源众多的现实。一般而言，大体由党委政府、文化与旅游部门、民政部门、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等组成。由于不同单位、部门或个人的管理职能、定位及需求不尽一致，因此，在管理、保护与利用工作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意识与力度。实际上，共同管理的客观现实造成了管理上存在交叉重叠、界限不清、部门分割等问题，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必然对保护力度造成冲击，导致利用目的与步调不一致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特别是导致红色资源在定位与延续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对皖西大别山区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造成了不便的影响。

四、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路径

（一）深化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区域合作。

在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下，由省级部门进行协调与推动，市县二级主导属地化工作的有效落实，建立由上而下的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跨部门管理，成立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政府综合协调机构，从管理层面研究解决对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相关管理权限重叠与推诿等问题。

为进一步活化红色文化资源产品，做大做强红色文旅产业，对红色资源丰富的县（市）、景区而言，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合作中的带动作用，破除行政管理壁垒，建立良好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全方位区域合作，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实现由点到线，进而扩展至面的聚合效应。保证合作经费支持，统筹国土规划、发改、文旅等部门资金，在政策范围内，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项目予以倾斜。

（二）引入资本共建共享，活化利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红色资源的投融资来源，调动整个社会消费市场上的各类资本主体、社会组织以合法合规的形式参与共建，形成社会资本、自然资源与红色资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新模式，最终实现共享红色资源利用红利，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使老区乡村实现持续发展的良好现象。目前，红色文化遗址在物质层面的利用往往因为革命的凝重性，景点往往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供游客参观，党组开展学习活动，学习教育的目的较为突出。景点往往孤立于周边环境，当地的居民参与性不强，文化保护意识不强，对于分散在农村红色文化资源应积极鼓励群众参与保护建设，在不破坏文化遗址的原则下可加以积极利用。

（三）完善规划体系，提升建设水平。

坚持规划先行、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强化规划意识，在编制革命文物保护规划与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提高红色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规划水平，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各类规划密切衔接，实现多规合一，统筹协调发展。

五、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策略

（一）构建红色资源全域保护与利用空间格局。

进一步完善红色文化资源名录，不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适时增补;依法保护各类红色文化资源，对资源本体、周边环境及展示利用提出明确的保护与利用要求;在全域构建红色文化资源的结构性保护与利用的空间形态。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根据各类红色文化资源所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利用山形、水系和道路，将红色资源进行串联整合，在全域构建“红色文化板块”“主题串联线路”和“核心载体”的资源保护与利用空间格局。

（二）打造红色资源全域保护与利用体系。

从革命精神源泉的角度进行理解，对域内的红色资源进行全面保护与系统性研究，将红色资源及所处环境与见证过的历史作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增强红色资源功能活力，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并带动周边社区联动发展，系统彰显大别山红色资源的特色;在其利用上，除完善现有场馆展示纪念与宣教等基本功能外，通过研究新时代背景下采用新技术对红色资源利用的方式和途径，以多元化和多维度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使红色资源内在精神得以传播，并以此促进红色资源及革命斗争精神的永续传承。

（三）健全红色资源全域保护与利用实施机制。

不断健全、完善并推进有关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形成有法可依，依法保护和利用的制度基础。在执行过程中，规定和约束各不同部门的权责;建立综合管理与协同研究机制。由政府牵头协调管理，跨区域、跨单位、跨学科，党政学共同进行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工作;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性机制，吸引公众参与保护，加深公众对红色文化保护的认知和理解，促进公众对红色文化利用的参与和监督。

（四）传承红色基因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大别山革命老区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面广，区域性贫困问题突出。在2018年的《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与乡村振兴战略理论研讨会》上，总结提炼出《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与乡村振兴倡议书》，倡议要突出革命传统，用红色力量助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振兴乡村要将农业土地效用价值发挥出来，从规划层面上保障红色文旅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支持重大红色文旅产业项目。对与其相配套的公益性基础服务设施用地，可以考虑以划拨方式提供。红色资源丰富且集中成片的地区，可采取土地合作或作价入股等多种类型方式参与红色文旅产业开发，为老区乡村获取可持续性的经济效益。依托红色文化景点、景区的开发建设，整合区域内交通协同体系，完善老区对外联系的交通干线、支路及内部景区的道路等，积极配套建设红色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游步道系统等接待服务设施，以此破解革命老区乡村对外联系与基础设施建设难题。通过红色旅游调动贫困地区群众积极参与服务产业，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扶贫与技能培训，积极引导当地产业转型为服务业，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因地制宜地發展适应地方环境的农牧产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产品，为市场提供更多具有鲜明红色气息的特色产品。从全区域合作发展红色资源产业入手，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和第三产业服务，打造红色文旅研学、乡村康养度假游、文创产品开发，延伸红色资源的产业链，形成“点——线——面”的融合体系。

六、结语

大别山区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活动区之一，是“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标志地，是“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地，在全国红色文化集中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面对存在的问题，多部门交叉与属地化管理在大区域层面已力有不逮，因此，必须以“全面、系统、多元”为原则，从区域协同视角，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动态平衡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深度合作，统筹红色资源的研究、保护及利用机制。最终，以此为契机，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注释：

①安徽省革命遗址通览。

参考文献：

[1]Selin， S.. Collaborative Alliances： New Interorganizational Forms in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1993，2（2-3）.

[2]Selin， S.， and K. Beaso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1（18）.

[3]Wood， D.J.， and B. Gray.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91（27）.

[4]Tazim B. Jamal， Donald Getz. Co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22）.

[5]Alberto Sessa. The Science of System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15）.

[6]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Z].中办发〔2004〕35号.

[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Z].发改社会〔2016〕2662号.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K 2019JD1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19 YJCZH1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