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刻，恰好反映了心学新颖思想在西南边地的广泛传播，呈现了黔中王学崛起于边缘区域的生动文化景观，折射出边缘与中心交流互功的复杂历史信息。

关键词：阳明文献  《文录续编》  黔中王门  边地文化  思想传播

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贵州  贵阳  550025）。

16世纪下半叶，为配合心学运动在西南边地的发展，黔中王门学者凝聚各种政治与学术资源，先后刊刻了《居夷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先生遗言稿》《阳明文录》六部专书，即使较诸王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浙江、江西等中心地区，其数量规模亦足以令人惊诧，不能不说是阳明文献传播史上必须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

贵州刊刻的阳明文献虽多已亡佚，然《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嘉靖十四年刻本及《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十八年补刻本，今皆尚存。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凡三卷，各卷均按文体类别编次，依序为文类、书类、跋类、杂著、祭文、墓志、诗类。据书后所附王杏《书〈文录续编〉后》，可知书之梓行，乃是因其初至黔，即有感“（阳明）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特别是“（阳明）先生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遂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以为“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于道未必无小补。否则是编也，犹夫文也，岂所望于贵士者哉？”可见是书之所以题曰《续编》，乃是补已刊的《阳明先生文录》之未载者;所谓“新刊”云云，亦相对旧刊本《阳明先生文录》而言。而新刊本《续编》之梓刻时间，亦必在王杏撰文之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是时距阳明先生逝世才七年，谢廷杰之《全书》合刻本尚未刊刻，流传于世之单行本，无不“各自为书”。《续编》即早期少数罕见单行本之一，历来鲜有史志目录专书著录，即使置于阳明文献整体系统之中，也弥足珍贵。

一、地方王门学者的合作与《续编》的刊刻 [见英文版第5页，下同]

《续编》之梓行，王杏既云乃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则主其事者必乃其人，刊刻地亦当在黔省无疑。考书之每卷卷末，均分三行题有“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字样，则参与校刻者尚有赵昌龄、陈文学、叶梧三人，后两人为阳明亲炙弟子，否则便不会在姓氏前冠以“门人”二字。而王杏、赵昌龄亦必为服膺或私淑阳明者，刊刻《续编》一事即足可证明之。王杏之史迹，综合历代史志考之，知其字世文，一字少坛，号鲤湖，又号日冈，浙江奉化人，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贵州。时“贵州虽设布、按二司，而乡试仍就云南。应试诸生艰于跋涉，恒以为苦”。故早在嘉靖初，给事中田秋即“建议欲于该省开科”，然前后逾五年未有定议，至此复“下巡按御史王杏勘议，称便。因请二省解额，命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各自设科”。杏之勘议奏疏明确称：

贵州地方，古称荒服，国初附庸四川，洪武十七年开设科目，以云、贵、两广皆隶边方，将广西乡试附搭广东，取士一十七名，贵州乡试附搭云南，取士一十五名。永乐十三年，贵州增建布政司，以后抚按总镇，三司衙门渐次全设，所属府、卫、州司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今百五十年，文风十倍，礼义之化已骎骎与中原等，乃惟科场一事，仍附搭云南，应试中途间有被贼、触瘴死于非命者。累世遂以读书为戒，倘蒙矜悯，得于该省开科，不惟出谷民黎获睹国家宾兴盛制，其于用夏变夷之意，未必无少补矣。

足证嘉靖年间，尽管黔地“环处皆苗，其冠带而临苗夷者皆土官”，“夷多汉少”的族群生态局面，实际并未完全改变。但儒家思想的传播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地域性的士绅阶层早已形成，诚如王阳明《寓贵阳诗》所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后人据此以为其用心之苦，乃在“喜其向道知方也”。适可见不仅府州县科考生员的数量日益增多，即独立开科设考亦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正德二年（1508），王济（字汝楫）“巡按贵州，大有声绩，以贵州少书籍，曾与左布政使郭绅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公之士林”。书稿刊刻前，王阳明受王济之嘱撰序，即称是书乃“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是独为举业者设耳。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因而重新刊刻是書，必能“嘉惠贵阳之士”。当然，他也特别告诫：“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凡此种种，在阳明看来，均极不可取。而主事者王济又尝“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故阳明又极为担心“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尽管“地以人才重，人才以科目重久矣”，但“若作兴风励之机，则在上不在下”，因而“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以致“风动远人，使知激劝”，仍为多数在黔官员的共识。即在王济本人，也认为“枋得为宋忠臣，固以举业进者，是吾微有训焉”，用心诚可谓良苦。

由此可见，随着边地科考人数的增多，相关书籍的刊刻也开始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续编》的编排刊印虽较《文章轨范》为晚，但也与大量读书士子文化心理上的需求有关。《文章轨范》或《续编》的刊行流通，如同科考的独立开设与取名额的增加一样，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宏观治理策略，从地方官员边政实情的观察视野出发，都既可在文化上“昭一代文明之盛”，也能在政治上满足“用夏变夷之意”，从而促使“夷多汉少”的边地朝着内地化或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王朝中央强化或巩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治边目的。

当然，从国家有意建构的一整套教化体系看，更重要的是，“凡古昔名贤流寓之地，必稽姓氏，为往迹之光，甚而崇庙祀景德，永流韵为人心之芳传”。如果说稽考流寓名贤姓氏，乃至立碑建祠，使人知所景仰固然重要，则刊刻其生前撰述，从而移易地方习俗风气，影响世道人心，从而改变“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益偷，风教不振”的文化积弊现象，在地方官员看来，当也是其展开教化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因而《续编》的刊印作为一种官方政治行为，尚有其他具有地方官员身份，署名为“贵州都司经历”的赵昌龄的参与。赵氏生平事迹，史籍载之甚少。考徐问《抚院续题名记》“昔司马文正公谏院题名，有忠诈直回之语，将欲揭诸后之人，俾瞩目警心，聿兴劝戒。然则今日之求宁，非后事之师乎？某以是惧，爰命都司从事赵昌龄董工伐石，窃取文正公之意以续书焉”;王杏《清理屯田事议》“臣巡历贵州新添等卫地方，查据经历赵昌龄呈称，贵州屯种额例……恐虚言无凭，委官履田踏勘，已各得实”云云;具见参与校勘《续编》者，必是上述两条材料提及之人，则赵氏除参与校对之役外，又曾“董工伐石”，以便刻写贵州抚院续题名，并受命查核“贵州屯种额例”，所报数字均一一真实不虚。可证赵氏与王杏，二人虽在官秩有为上下之分，多有公务往来，然在私交上亦必时有过从，均心仪阳明心学，赵氏遂深得王杏信任，参与《续编》之文字校订，其名赫然列于书中。

参与《续编》之文字校对者，尚有陈文学、叶梧两人，均阳明早期黔籍弟子，分别署名“耀州知州门人”与“镇安县知县门人”，然其时早已由官任返归贵阳，实际仍以门人弟子之身份，主动承担《续编》文字校雠。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嘉靖十三年甲午五月”条载：

师（阳明）昔居龙场，诲扰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主教书院。士类感德，翕然向风。是年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门人汤、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

席书延请阳明至贵阳，主讲文明书院，其事亦见郭子章万历《黔记》：“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席书）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不汩没于俗学者，皆二先生之倡也。”可见阳明之主讲文明书院，与提学副使席书的关系极大，也可说是地方官员有意支持的一种施教行为，因而参与听讲的生员显然数量较多，汤、叶梧、陈文学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实乃阳明在黔期间最早的亲炙弟子，亦必列坐于“环而观听”诸生之中。

二、国家边地政治策略与纪念阳明系列活动 [6]

钱德洪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等人，因阳明之因缘而知儒家心性学说，晚年致仕归黔带头请建阳明祠一事，亦见于李贽《阳明先生年谱》：“门人汤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田以供亲事。”实际是时“贵阳初设府，未建庙学，权以阳明祠为学，而庙则附于宣慰学”。故建祠之同时而阳明书院亦得以成立，可证其事之必可信据，则贵阳之建专祠祭祀阳明，较诸直隶巡抚曹煜于九华山建仰止祠祭祀阳明，时间上整整早了一年，可谓全国最早建专祠祭祀阳明的区域，足证边地民众思慕系念之情弥久弥深。只是无论钱德洪或李贽所记，如果沿流讨源，追溯其原始出处，实皆本于王杏的《阳明书院记》。王氏在《记》中明白称：

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场奉祀者，有遥拜而祀者，予问曰：“何为遥拜而祀也？”对曰：“龙场去省八十里，陵谷深峻，途程亦梗，士民艰于裹粮，故遥祀以致诚云尔。”子闻而矍然曰：“有是哉。”先生门人汤君、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余曰：“公帑未敷也。”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又次日，汤君辈又请。予曰：“诸君之请，私情也;问之于官，公议也。牵之以私者徇，强之以公者矫，矫与徇君子弗取，诸公斯请，情至义得，是可以行矣。”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佥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焉者乎？请许之以激劝边人。”遂许之。为赎白云庵旧基，给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

文中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以及当时尚为宣慰司学生员的汤表、张历等，显然均为黔籍人士，而受到阳明心性之学的沾溉。其中之汤，字伯元，即贵阳人，正德三年（1508），“王伯安先生谪龙场，公师事之”，“得知行合一之学”，“正德辛巳成进士，历官南户部郎，出守潮州……甫三月，改巩昌，便道归省。其在任思亲，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之句。居无何，中飞语归。”汤撰有《逸老闲录》《续录》，惜俱亡佚。黎庶昌撰《全黔故國颂》，将其收入儒林传。

与汤同时之陈文学，字宗鲁，自号五粟山人，贵州宣慰司人，“年十余即能诗，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弘治丙子乡举，知耀州。三年调简，不果赴。杜门养痾，一切世故罔预。稍闲，即与圣贤对……自耀归，日者言岁将不利公，自作《五栗先生志》”。著有《耀归存稿》《余历续稿》《孏簃闲录》，均合编为《陈耀州诗集》。后人认为他与汤氏，均“亲炙文成，以开黔南学业，宗鲁得文成之和，兼擅词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虽以飞语见责，恬然自退，又何伤哉？”

同陈文学一样，叶梧（或作“叶悟”）也参与了《续编》的校勘。叶氏字子苍，亦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举人，曾任陕西镇安县知县，刘咸炘撰《明理学文献录》，广搜阳明弟子，“子苍”之名即赫然列于其中。正德三年（1508）阳明龙场悟道后，讲学龙冈、文明两书院，他与汤、陈文学同时，均为最早进入师门的一批王学弟子，较诸最早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师事阳明的徐爱（字曰仁），其前后相去不过仅仅一年。故晚年返归故里筑垣后，不仅与汤、陈文学共同带领地方读书士子请建王文成公祠，同时也与赵昌龄、陈文学合作共同校订了师门的《文录续编》。

汤、叶梧、陈文学三人，外出入仕即为肩负官守职责之地方父母官，可谓握有朝廷权柄大任的士大夫，返黔乡居则为望重一时的缙绅，乃是能够代表读书士子发言的地方知识精英。而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贵州宣慰司在治城北，贵州布政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在治城中，贵州都指挥司在治城中西，均同在府城，彼此紧邻。城内“官军士民移自中土，且因迁调附住于此，生齿渐繁，风化日启”。故叶梧、陈文学虽名为贵州宣慰司人，实际也是贵阳人。时王杏恰在巡按任上，按察院具体位置即“在会城东门内”，阳明祠及所附书院也在城东。据此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黔本《续编》，刊刻地点尚可确定在王杏、赵昌龄、汤、叶梧、陈文学共同交往和活动的区域，即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的贵阳，可称为嘉靖十四年贵阳刻本或筑刻本。

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之修建，虽出于汤、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缙绅之请，但毕竟要经过代表官方的王杏的允准，并商之“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周忠、韩士英等人，以为可以“激劝边人”，能够强化地方秩序，达致教化目的，才最终得以建成，可视为朝廷官员与地方缙绅的一次重要合作。而筑本《续编》的梓行，既有主事官员王杏及其下属当差赵昌龄的倡导，也有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精英的配合，也可说是地方政府与边地读书士子的一次成功合作，体现了国家治边大员与边地士绅文化共识空间的良性开拓与扩大。如果以阳明心学在边地的传播和发展为观察视角，进一步向前追溯，则正德三年（1508）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与阳明往复论辩，最终为阳明所折服，并“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也可说是“身督诸生师”阳明，即以阳明的身教与言教为中介，实现了地方官员与边地读书士子的良性互动。而阳明亦因此开始传播其与朱子有别的“知行合一”学说，从而培养了以汤、叶梧、陈文学为代表的一批黔中弟子，标志着心学思想在贵州的扎根，汤、叶、陈可称为黔中王门的“前三杰”。此后更以修建阳明祠及阳明书院为触媒，实现了地方政府与边地缙绅的合作，不仅透过祭仪活动提升了边地士子仰止先贤之心，而且也扩大了有利于边地秩序建构的思想符号资源。

十分明显，《续编》的刊印梓行，与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的修建一样，也是国家行政理性与地方文化认同资源的一次整合，既满足了边地士子阅读心理的需要，也有裨于阳明一生完整思想的传播，遂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第二代心学学者的兴起，当被称为黔中王门的“后三杰”。尤其贵阳一地，“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不仅在文化风气的开启上具有引领全省的重要作用，即在国家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也有稳定整个西南的战略意义。地方官员形成了“（阳明）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为者乎”的共识，并与地方精英群体合作刊刻了《文录续编》。稍后黔中王门学者陈尚象为万历《黔记》撰序，也立足于国家立场着重强调：

今夫天地之元气，愈渐溃则愈精华;国家之文治，愈薰蒸则愈彪炳。而是精华彪炳者，得发抒于盍代之手？其人重，则其地与之俱重，黔盖兼而有之。贵山富水与龙山龙场，行且有闻于天下万世矣。世有寥廓昭旷之士，亦必于黔乎神往矣。

这些足证《文录续编》的刊行，与席书要求诸生礼敬阳明为师，王杏采纳缙绅意见修建阳明祠类似，都是颇具国家边地政治策略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其发挥了学术、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符号感召力量和影响作用，蕴含着“用夏变夷”即移易地方礼俗的微妙深意。

三、黔地刊刻的多种阳明文献及其源流关系 [8]

阳明著述文献的整理刊刻，即便在僻远的贵州也远不止一次。王杏《书〈文录续编〉后》便明确提到：“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又称“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傳习录》，贵皆有刻”;具见《续编》梓行之前，黔地尚刊刻过《阳明王先生文录》《居夷集》《传习录》等书。如论撰作先后次第，《居夷集》主要为入黔后之著述，与黔省关系最为密切，结集时间亦最早。嘉靖《贵州通志·王守仁传》亦明载阳明“正德间以兵部主事任龙场驿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郭子章万历《黔记·艺文志》著录“《居夷集》，阳明先生谪龙场时撰”，亦必为黔中之刊本，均可证王杏之言必不诬。其刊刻时间，考正德四年（1509）岁杪阳明离开贵阳赴庐陵任，途中曾有信札寄黔中弟子，信中便强调“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千万千万”。所云似即指《居夷集》之刊刻，或阳明在黔时即有刻印是书之打算，付梓则必在正德年间后期。阳明信中提及之黔地弟子达十七人，其中必有参与其事者，当为全国最早的《居夷集》印本。稍后贵州按察司副使谢东山谓其“读公《居夷集》”，显然又联想到阳明在龙场“百死千难”的情形，“未尝不叹天之所以重困公而玉之成者，实在乎此”。其寄慨如此之深，似亦入黔获读《居夷集》后才有之文字。惜书已不传，历来著录者亦极少，然必是最早刊刻之本，似无任何疑义。

《居夷集》今存嘉靖本三卷，首有丘养浩叙，末有韩柱、徐珊跋，丘《叙》云：“引以言同校集者，韩子柱廷佐，徐子珊汝佩，皆先生门人。”徐《跋》谓“集凡二卷。附集一卷，则夫子逮狱时及诸在途之作。并刻之”。可识丘、韩、徐三氏，均为是书之校刻者。惟三人均未曾入黔，其书亦非黔刻本。韩、徐二人尚在跋文落款处明书“门人”，揆诸史迹，其入门时间必在阳明离黔之后。故钱德洪特别强调：“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及门则辛巳年九月，非龙场时也。”癸未即嘉靖二年（1523），据丘养浩“嘉靖甲申（三年）复孟朔”叙，知“二年”必为“三年”之误;辛巳则为正德十六年（1521），是时阳明离开黔地已久，故是书决不当牵混为黔本。

继黔刻本《居夷集》之后，黔中尚有阳明在黔遗言专书之锓刻。主其事者为胡尧时。胡氏字子中，号仰斋，亦阳明弟子，好与人讨论阳明心学。郭子章万历《黔记》尝载其事云：

胡尧时，字子中，泰和人，嘉靖丙戌进士，由驾部郎出为云南提学副使、贵州按察使。公昔为阳明先生弟子，虽职事在刑名案牍，然谓贵阳民夷杂处，宜先教化、后刑罚。既以躬行，为此邦士人倡。复增修黉舍与阳明书院，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

胡氏在“民夷杂处”的边地，以秩序的建构为目的，认为“宜先教化、后刑罚”，又鉴于阳明在黔省的影响，遂有一系列的行政作为。其中搜考阳明在黔遗言，并在贵阳镌刻垂远一事，清人邹汉勋也主动加似证实，以为其“尝师事王守仁，学以躬行为本……又新阳明书院，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可证其事必当可信，阳明在黔之遗言，除《居夷集》外，尚另有一胡氏刊本。

胡氏刊行之书，据郭子章《黔记·艺文志》之著录，当题作“《遗言稿》”，或乃《阳明先生遗言稿》之省写。郭氏按语明云：“贵州按察使泰和胡尧时编集阳明先生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与四方学者共焉。胡，王（阳明）先生门人也。”胡氏对阳明的尊崇，观其友人谢东山的赠言：“我国家文明化洽，理学大儒后先相望，而阳明王公则妙悟宗旨，刊落支离，其有功于后学为尤大”云云，或亦可窥而知之，故书名必作《阳明先生遗言稿》，似可完全断言。是书专记阳明谪居黔地期间遗言，就阳明一生思想发展而言，较之徐爱所辑《传习录》时间断限更早。然成稿并锓版于何时？考胡氏到任贵州按察使，乃在嘉靖三十年（1551），则撰稿或当始于是时，付梓则必在稍后。刊刻地点与《续编》类似，亦当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其时去阳明龙场悟道不久，与阳明交往之人或多健在，可说“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显然具有材料搜考核实上的便利。其书必多有可观，兼可与《居夷集》互证，惜早已亡佚，难免不令人兴叹。

与《居夷集》《阳明先生遗言稿》一样，《传习录》一书亦有黔中之刊本。然是书之最早编集，实因徐爱从阳明游久，乃“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遂得以成书。考阳明与徐爱畅论《大学》之旨，乃在正德七年（1512），而今本《传习录》卷一，亦多载有相关内容，则其书之结集，亦必在是年或稍后不久。虽规模狭小，不过十四条或稍多，然保存阳明龙场悟道后早朝教言，功亦不小。以后薛侃据徐爱所载，补以陆澄与自己所录，刻于虔州（今江西赣州），时在正德十三年（1518），是为最早之初刻本，即今本一之上卷。嘉靖二年（1523），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之中卷。其他可考者，如聂豹有感于其所见之本，“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乃与陈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钱德洪广搜师门遗稿，合以诸家之所录，补入其撰辑，重编增刻，时间已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之后。故王杏所言专记“门人答问”之黔本《传习录》，必在钱氏之前即早已刊刻。如谢东山乃四川射洪人，嘉靖十年（1531）举乡试，二十年（1541）登进士，自谓“自弱冠时得公（阳明）《传习录》而读之，虽以至愚之质，亦未尝不忻然会意”，则其所读者，必乃早期刊本。而蜀、黔两地毗邻，谢氏亦长期关心阳明在黔史迹，则其所读之书，似不能排除即黔本之可能。因此，尽管《传习录》陆续补辑成书，“四方之刻颇多”，然黔刻本仍为早期罕见之书，透露出不少阳明文献地域传播的信息，惜亡佚甚早，学界亦鲜少知之。

前云《续编》，其书名既冠以“新刊”二字，王杏又明言：“一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予至，属所司颁给之。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足可说明黔地必曾刊刻过《文录》，刊刻地点亦必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惟原版印数甚少，所谓“颁给之”云云，极有可能据原刻再印，否则便谈不上“家诵而人习之”。足证其亦为官方牵头出资梓行，不仅刊刻时间早于《续编》，即印次亦绝非一次可限。王杏《续编》接踵后出，实即其书同一性质之补编本。

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虽久已不为人所知，幸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明嘉靖年间刻本，书名正题作《阳明先生文录》，凡三卷三册，非特体制规模大小与《续编》相当，即称名亦与王杏所言一致。而版刻特征虽有差异，风格仍有接近之处。更要者即与贵阳本《续编》类似，是书卷末亦赫然题有“门人陈文学、叶梧重校”字样，并附有《祭阳明先师文》一篇。祭文称“隆辈生长西南，实荷夫子之教”;又云“嘉靖己丑三月戊辰，阳明夫子卒于官，讣闻至辰，门人王世隆等为位设主，哭于崇正书院之堂，复具香币往奠之”。可证作者必为王世隆，当为阳明生前入门弟子，相互之间多有过从，故一俟闻知阳明讣信，即专设木位祭祀，严守弟子守丧之礼。具见是书之刊刻，不仅涉及黔地及其学人，更与王门弟子王世隆有关，极有可能即是王杏所说之黔本《文录》。

四、《阳明先生文录》之补刻及其与黔地学者的关系 [9]

《祭阳明先师文》当撰于阳明病卒之后。按史籍载阳明之卒年，当在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时王氏（世隆）正在湖南辰州，故获知师门讣闻，已在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月，祭文即撰于是时。是书既由陈文学、叶梧“重校”，则必与黔地有关。考明人郭子章《黔记》，果在《总督抚按藩臬表》中有王氏题名，据此可知其字“晋叔，长洲人，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副使”。检读《阳明先生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恰好有别本不载之阳明《与王晋叔》三通。首通开首即云“昨见晋叔，已概其外，乃今又得其心也”;次通又云：“所惠文字，见晋叔笔力甚简健”;第三通复云：“刘易仲来，备道诸友相念之厚”;则二人不仅时常见面，同时更有文字交往，从中可见以阳明为中心，其周围已形成一讲学群体，所谓“实荷夫子之教”云云，当为信实可靠之语。

然极为可疑者，王氏里贯既在長洲，万历《贵州通志》所载亦同，长洲乃在江苏，王氏何以自称“生长西南”？而黔本《文录》与《续编》，一前一后，时序分明，附有王氏《祭文》之书，如若真为黔地刊刻之书，则必有线索可寻。复核郭子章《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可知王氏到任贵州副使时间，乃在“嘉靖十七年”（1538），是时《续编》已刊毕，更遑论更早之《文录》，王氏可能与役？欲回答上述问题，则必须进一步详考。

先看王氏之里贯，除长洲说外，早出之嘉靖《贵州通志》，便明载其为“辰州人”。而辰州或称辰阳，故欧阳德亦径称“王君晋叔，辰阳人也”。其地历来为湖南属府，再查《沅陵县志》，果然内其立有专传云：

王世隆，少英敏，强记为文，援笔立就。年十七，中正德丁卯举人，嘉靖丙戌进士，授刑部主事，谳议精详，多所平反。历升贵州副使，有风裁，既归，构大酉妙华书院，集诸生讲业，其中湛甘泉为铭其堂，著有《洞庭髯龙集》行世。

文中提及之大酉妙华书院，乃因大酉山妙华洞而得名，其地即“在辰陽西北”。其所著《洞庭髯龙集》一书，早已不传，今存《辰州郡城记》一篇，或即其中之佚文。文中总结辰州形胜，称“据楚上游，当西南孔道”，则王氏所谓“生长西南”云云，显然自有其立论根据。足证其必为辰州人，所谓“长洲”当为音近致误。嘉靖《贵州通志》纂成时，距王氏出任贵州副使，前后相去不过十七年，实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较之晚出之其他志乘，似更为准确可靠。

王氏既为辰州人，阳明赴谪贵州，往返均经过其地，而尤以正德五年（1510）返程就庐陵知县，滞留当地时间最长，遂多有讲学活动，并“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从游者则有“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所谓“静坐僧寺”，前引阳明《与王晋叔》第二通亦有句云：“守仁前在寺中说得太疏略”云云，其事似均发生在同一地点，即当地虎溪龙兴寺内。而文中之刘观时，其人“字易仲，从阳明讲学虎溪，尽得其奥妙。阳明曾作《见斋说》遗之，学者称为沙溪先生”，显然即《与王晋叔》第三通提及之刘易仲。具见阳明函札之前二通，必当作于其在辰州时。第三通有语云：“路远无由面扣，易仲去，略致鄙怀，所欲告于诸友者，易仲当亦能道其大约。”其时阳明已离开辰州，似当撰于滁州督马政送别观时之后。阳明尝自谓“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久之辞归，别以诗”，诗中有句云“秋风洞庭波，游子归已晚”，足可征而证之。故王世隆与冀元亨、蒋信、刘观时，亦必在正德五年（1510）初，阳明离黔途经辰州时，得以面益入师门，遂形成楚中王门早期重要人物群体。

再论黔本《文录》之刊刻，《续编》既云“新刊”，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必为旧刊，时间当在嘉靖十四年（1535）之前。然王世隆嘉靖十七年（1538）始任贵州副使，何以能与黔人陈文学、叶梧合作，提前预刻是书？陈、叶二氏之所为，亦径称“重校”而不云“校”？实则王氏之到任副使，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旧版尚存，而王氏似有可能获见其他异本，遂据以补刻，分置于各卷之后，痕迹宛然犹在，均不难辨识。例如，《与王晋叔》三通，虽为阳明旧文，亦必乃王氏私藏，复加上其私撰《祭文》一篇，或如钱德洪所预知，乃“好事者搀拾”，虽文献价值极高，仍为补刻时羼入其中者。其时王杏已离任，陈、叶二氏仍告老乡居，遂聘其就旧版重校，或有个别挖改，为官绅之再次合作。与王杏刻本《续编》一样，补刻重校地点亦必在贵阳。而王氏以副使身份与陈、叶二人合作，就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补刻重校，其书以其到任次年或再次年推之，亦当称其为嘉靖十八年或十九年贵阳补刻本。以补刻重校耗费时间相对较少而论，似可即定其为嘉靖十八年贵阳补刻本。

王杏所刻之《续编》，乃是有鉴于“《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之贵阳本《文录》，其补刻时间固然为嘉靖十七年（1538），然其所据之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刊刻时间必早于《续编》。故凡《文录》未载者，《续编》均悉以补入。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原本之锓版，虽远在西南之边城贵阳，时人每以“衣之裔”即“边裔”喻之，以黄绾刊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之《阳明先生存稿》为时间坐标，完全有可能较其更早，或与邹守益嘉靖六年（1527）刻于广德之书同时稍后。黄绾当时即感叹阳明之书，“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泫然，岂胜斯文之慨”。其所提及阳明三书（《文录》《传习录》《居夷集》）居然贵州一一都有刻本，是时阳明文献虽刻而多有凋零，黔中则一刻、二刻、三刻而分别有其藏本，亦文献学史上值得称叹之奇事。故王世隆遂据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复校补刻，王杏刻《续编》必得以经眼并有所参考，故其所补者亦绝无一文与之犯复。而补刻虽在后，原刻却在前，《续编》本则居中，如果再加上万历十九年（1591）贵州副史萧良干刊刻之“《阳明文录》一部十四册”，以及前述《居夷集》《阳明先生遗言稿》两书，则阳明之文录前后已有五刻，屡计出书共六部，均可视为同一谱系之文献专书，即使置于各种版本系统之中，都自成一连续性知识谱系，足可反映阳明学地域分布及传播特点。而贵阳作为阳明文献刊刻与流通之重要地点，显然也跃跃然成为一大全国性心学传播之核心区域。

由此可见，贵阳本《续编》的刊刻，从版本渊源流变及其谱系看，实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黔中学者陈文学、叶梧，既勘对《续编》新刊本，又重校《文录》补刻本，就阳明文献传播史而言，实属罕见，厥功甚伟。则斯二人之史迹，亦颇值得关注。

五、阳明与黔中弟子的往返互动与情感联系 [10]

陈文学两次参与校刻阳明著述，史籍明载其“少事阳明先生”，当为龙冈、文明两书院早期受业诸生，后人以为“黔中学者得其传者，惟陈宗鲁及（汤）伯元。宗鲁得阳明之和，（伯元）先生得阳明之正”。阳明曾有《赠陈宗鲁》诗：“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该诗或题作《示陈宗鲁》，未见丘养浩嘉靖三年本有载，必先收入黔刊本《居夷集》，始辗转录入《王文成公全书》“续编”，有邵元善“余姚王阳明先生谪官龙场时，（宗鲁）先生师事之，今《居夷集》中‘示陈宗鲁是也”之说可证。则早出之黔本《居夷集》，钱德洪极有可能已获见，并为其所编之《阳明先生文录》所甄采，亦难免不以阳明早年“未定之论”为由，时加砍削或删汰，未删者必多为谢廷杰《全书》本所收。然亦可见黔本所载必较他本为多，遂有不见于丘养浩刻本，反见诸《全书》本者。

尤宜注意者，陈文学又有《借阳明集》诗：“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编。羲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陈氏两次参校阳明文集，则经其手校之《续编》新刊本及《文录》重刻本，必常置案头，难有再借之怪事。故其所借者，必为省外流入之本，极有可能即为欧阳南野门人闾东新刊之《阳明先生文录》。是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刻于关中天水，几乎同一时间传入贵州，时距正德四年（1509）岁杪阳明离开黔地，恰好符合诗中所云“四十年”之数。适可见黔省与中原江南，学者间之交流依然十分频繁。

与陈文学一样，叶梧亦阳明早期在黔弟子。盖阳明之学，乃因谪官贵州而成，最突出者即龙场大悟，直契儒家圣贤新境，遂往返龙场、贵阳两地，主讲龙冈与文明书院，“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因而不仅在黔时多与诸生俎豆论道，即离黔后亦时有诗文往返，后人乃以“教何其广，而泽何其深且远”评之。与赠诗陈文学以励志类似，阳明亦有书寄叶梧守职云：

消息久不闻，徐曰仁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薰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子苍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

叶梧正德年间曾任湖南新化教谕，当地志乘称他“纯厚平实”，“立教严肃，诸生惮之”。时徐爱当也逆沅江进入湖南西部，与叶梧谋面并带回其问候师门书信，阳明之回札即撰于徐爱自湖南返归后不久。足证阳明虽认为“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实际仍多有书信往返，不仅情常有所驰念牵挂，即言亦多以改过责善相勉，不啻古君子之交。尤其阳明“赴龙场时，随地讲授”，而当地士民“悃朴少华，至道尤易”，遂培养了大批黔中志道弟子。诚如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所说：“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虽针对个人而言，亦可见群体之品性。阳明讲学，摄受力极大，按照钱德洪的说法，“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其所描述者，虽主要为晚年聚讲之情形，然亦可借以窥知早年传道之信息。王杏于街头巷尾听到蔼蔼越音，也是阳明教人习礼歌诗转移民风的结果。具见师生道义切嗟，大得孔门弦歌不辍之乐。后人感慨“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当是透过实际观察才得出的结论。甚至阳明离开贵阳以及逝世后，其情其义仍长久存活在黔中学子的精神世界之中，表现为他们处世行为的气节风范，转化为“觉民行道”建构秩序的动力资源。刊刻《续编》以广流传，便是他们纪念阳明的最好方式，表面虽仅是少数个别人的行为，实际上乃有知识精英群体的支持。其中汤、陈文学、叶梧之贡献尤足称道，他们与后来“闻而私淑”阳明的马廷锡、孙应鳌、李渭一样，都“真有朝闻夕可之意”，完全“可以不愧龙场矣”。

六、边地王学的发展与《续编》的文献学价值 [10]

贵阳本《续编》梓行之前，《文录》传世者除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外，可数者仅有邹守益所编之嘉靖六年本及黄绾嘉靖十二年本两种。《续编》较诸钱德洪刊刻之《文录》，可谓同时而稍早，以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本《文录》与王杏刻本《续编》合观，不能不说在邹本与黄本之外，又多了一个地域性的版本系统，其文献价值之重要，自不必赘言。而王杏与钱德洪，一冷居西南，一闹处江南，虽各不相谋，却同刻《文录》，仍可谓同声相应。与钱氏刻本以“正录”“外集”“别录”分篇，篇下再区分文类，并一一注明年代不同，贵阳本则无有“正”“外”“别”之界划，一概按文体部居类次，不出注年月。或许由于钱氏过于迴护师道，担心时人或后世攻诘，同时自居阳明高弟发话地位，拥有师门著述之责任处理权，遂过多重视阳明晚年定论之言，“自滁以后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而于早年文字特别是所谓“未定之论”，则凭一己主观之见多加删汰，不仅减损了分析阳明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线索依据，而且也模糊了心学传播历史必有的地域面相，即使置于知人论世整个学术传统之中，也有其违理碍情不合理之处。幸贵阳本《续编》所载，多有《全书》本所未收者，极有可能即为钱氏有意砍削之文，皆可补充阳明思想发展及地域传播的微妙细节。当有必要将《全书》本未载之篇，依其固有卷次列表如下：

由于《王文成公全书》梓行之前，阳明撰述均“各自为书”，谢氏所编《全书》乃仿《朱子全书》之例，凡所能见之单行本，内容大体已为其涵盖，阳明学之能风行天下，亦与其“附于朱子之学而并传”密契相关。因而《全书》本既出，单行本遂废，不仅贵阳本《文录》《续编》少为人所知，即黄（绾）、钱（德洪）所刻之书亦鲜见流传，以致上述未为《全书》本所收之诗文，均长期存而如亡，自明迄清少见人提及，表面仍托身于欲求传世之书中，实际则沉没隐晦已近五百年。

上表所列历来少为人所知之诗文，提供了大量可以说明阳明思想发展的微妙细节。例如，《答汪仁峰》谈到“朱陆异同之辩，固某平日之所以取谤速尤者，亦尝欲为一书以明陆学之非禅见，朱说之犹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学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心，将观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小册，名曰《朱子晚年定论》，使具眼者自择焉，将二家之学，不待辩说而自明也”。即可见阳明因其说多与朱子有异，每每遭受巨大诽谤非议，遂急于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以争取更多的认同资源。如果取该文与收入《全书》本的《朱子晚年定论》比较，尤其是比对序言中“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等自辩之语，则《答汪仁峰》无疑多提供一重了解其撰写《朱子晚年定论》的时代氛围与文化心理背景。而《与薛子修书》强调“心之良知，是谓圣人之学，致此良知而已矣。谓良知之外尚有可致之知者，侮圣言者也”，亦可见阳明一生学问的归宿，即为“致良知”之学。“致良知”本质上即为本体实践之学，也是儒家学圣成圣之“正法眼藏”。他在《寄云卿》中之谆谆告诫：“君子之学，惟求自得，不以毁誉为欣戚，不为世俗较是非，不以荣辱乱所守，不以死生二其心。”显然既得力于龙场悟道后的深邃生命，也反映了良知说最重要者仍在工夫，工夫则以“自得”为标准，不能不有“事上磨炼”的社会化实践过程，同时也要转化顶天立地的主体人格自我精神。

贵阳《续编》既梓刻于黔地，故凡涉阳明在黔活动，尤其与黔中王门有关事迹，不见于《全书》本者，则多载是书。其中如《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其墓志实物1955年出土于贵阳城西，志石今藏贵州省博物馆，上有徐节篆写盖文：“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一行，志文分题“赐进士出身余姚王守仁撰”“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那人徐節篆”“乡进士奉直大夫云南北胜州知州嘉禾汪汉书”。而阳明之手书真迹原件，今亦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版刻典箱、出土文物、作者手迹，三者俱在而可互证，诚可谓罕见难逢，不能不称为奇事。墓志涉及之人物，如篆写盖文之徐节，“字时中，其先寿昌人，戍籍贵州卫……幼习《易》于御史陈鉴，大奇之，遗以《易》义。成化壬辰举进士”。历官云南右参政、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以廉正忤刘瑾，瑾矫制削秩，罢归。瑾诛，奉诏复职致仕。比老，自拟渊明。生作挽歌行状，以示其门人汪沐，诀别如平时”，撰有《蝉噪》等集，当与阳明有过从。墓主越氏乃詹恩母，恩字荩臣，贵州卫人，先世或可溯至江西玉山。恩乃“弘治八年举人，弘治十二年进士，任大理寺评事”。进士会试与阳明同科，故阳明撰《墓志铭》，遂称其为“年友”。恩之父“评事公好奇，有文事，累立军功，倜傥善游。尝自滇南入蜀，逾湘，历吴、楚、齐、鲁、燕、赵之区，动逾年岁”，必在云南时即与汪汉有交谊。恩之祖父英，字秀实，号止庵，为人“豪迈不羁，成化年间领云南乡荐，授河西教谕”，“执师道，条约肃然，时用兵麓川，英画策以闻，且劾主司之过，英庙以英有识，俾赞军事，英辞不就，士论高之”。英“卒二十年，大理寺副詹恩，公孙也。请于编修罗玘，表其墓”。检读罗玘《圭峰集》卷十九“墓表”，《止庵詹先生墓表》果在其中。清贵州巡抚田雯表彰有明一代“以理学文章气节著”之黔中士子，詹英之名即赫然列在其中，亦不失为“大雅复作，声闻特达者也”。继罗玘受詹恩之请为其祖撰墓志之后，越二十年，阳明又为其母越氏作墓表，时詹恩刚卒一年，阳明以“言事谪贵阳”，有感于“不及为荩臣铭，铭其母之墓”，乃成此文，为《续编》所收。而越氏之“高祖为元平章，曾祖镇江路总管”，亦明初始“来居贵阳”者。阳明尝自谓：“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初到贵阳时，阳明多“与中土亡命之流”过从，后来才将交往范围扩大至“夷人”文化圈，透过《止庵詹先生墓表》一文，尤其是他与詹氏一家以及徐节等人的往来，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阳明有《龙冈新构》诗，已载入《王文成公全书》。诗前冠有小序云：“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續编》则有《全书》失载之《龙冈谩书》诗：“子规昼啼蛮日荒，柴扉寂寂春茫茫。北山之薇应笑汝，汝胡局促淹他方。彩凰葳蕤临紫苍，子亦鼓棹还沧浪。只今已在由求下，颜闵高风安可望。”诗或稍早于龙冈书院建成前，然亦可见其创办书院之前后心境。龙冈书院乃阳明创办之首家心学道场，一时诸生闻而前来听讲者，人数颇多，座下不乏附庸风雅者，然亦培养了一批最早接受并传播心学思想的知识精英。所谓“教化大行于贵州，陈宗鲁等于是出焉”，便是当时情景最好的描绘。陈氏《龙冈书院歌》亦有句云：“何陋轩旁石碑卧，何陋轩文壁头破。伤悲壁破石未磨，四十余年昕夕那。”适可见黔中弟子阔别阳明既久，思念之情亦随年岁积久而愈加深长。陈诗撰作时间，当与其重校《文录》同时。而未见于《全书》之阳明《寄贵阳诸生》，也特别提到“诸友书来，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岂遂忘诸友哉，顾吾心方有去留之扰，又部中亦多事，率难遇便，遇便适复不暇，事固有相左者，是以阔焉许时”。则信必当撰于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升南京兵部尚书，不赴并“疏乞便道省葬”稍后不久。是时阳明已经历了“（张）忠、（许）泰之变”，虽已走出诽谤构陷危疑困局，但也亲身感受到“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即在去留未决困顿忧虑之际，亦未忘出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诸友勉之”等语，以激励黔中弟子。足证其与黔中弟子书信往返，虽时断时续，然道交感应，情义不问自通，始终长驻各人心间。阳明早期离开黔地，于镇远以书信话别时，曾有言云：“别时不胜凄惘，梦寐中尚在西麓，醒来却在数百里外也。相见未期，努力进修，以俟后会。”叶子苍之名，即见于该信手迹中。收入《续编》之《寄叶子苍》，亦必系叶氏校书时，据阳明手书载入者，均可见阳明系念贵州学子之情，终其一生，从未断过。教泽入于人心者甚深，影响播之山川者亦广。至于黔人之怀念阳明，则如陈文学《赠汪识环歌》所云：“慨昔阳明翁，过化此边疆。崒嵂龙场冈，夙愿终当偿。驾言道阻长，吾道歌沧浪。”经过数代王门弟子的传承，“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续编》既刊刻于黔地，所载多有《全书》失收之文，提供了大量阳明与贵州学者往返互动的信息，透露出很多黔地王门学者活动的情况，其书自当加倍珍宝。

七、开卷展读当求得其意而能传其道 [14]

阳明之书究竟应当如何读？钱德洪强调：“传言者不贵乎尽其博，而贵乎得其意。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尽管阳明“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续编》之编排亦依文别类，容易引起他人重词章末节，而非身心本源之学的质疑，但实际上王杏也与钱德洪一样，认为如果只汲汲于表面的辞句或文章，不知有更深一层的本真生命的实践性体验，则不仅有违于阳明传道设教的初衷，甚至也不符合黔人传播其学的本怀。因而与钱德洪的看法类似，王杏也特别强调：

（阳明）先生谪寓兹土，遗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见，故于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义乎？或又谓先生之文，简易精明而波澜起伏，倏忽万状，文士视以为则焉，故若是其汲汲欤，是皆未得贵人之心者也。先生处贵仅期月，位不过一恒品，惠泽布流，宜若有限;而由今所垂，乃有不世之休焉。可以观教矣。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知吾知也，其心之自有者也。先生诏之，而贵人听之。吾有而吾自教焉尔。故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以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是求之者非以先生也，非以其文也，求在我者也，其或越是而在外者之是索，面对而心相非者有矣。其肯求之耶，其肯求之于异日耶？彼谓因惠而思，思先生者也。以文为则，又其浅之者耳！岂足以知贵人之心哉？

王杏既私淑阳明，入黔后又多与王门早期弟子汤、叶梧、陈文学交往过从，沃闻阳明龙场悟道各种遗事，了解“知行合一”之说，后又与阳明晚期弟子“南野欧阳德、念庵罗洪先、荆川唐顺之、龙溪王畿讲求阳明致知之学，训迪诸士，多所成立”。今《明儒学案》引有王畿（字龙溪）回答“王鲤湖问：‘慎独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恶意必阻”，工夫应该如何的答语，实出自罗洪先《冬游记》，为王杏、罗洪先、王畿三人聚会时之晤谈。相关的讨论以后还以书信的方式继缤展开，今存王畿《答王鲤湖》亦保存了不少有趣的讨论内容，均可见他不仅与王门学者多有交往，同时也在身心之学上下过工夫。因而他特别强调龙场悟道后，阳明在黔所“面授”者，无非是人人均有的原初本心，无非是即内在即超越的形上大道，最根本的仍是返归本源真实的自我。《续编》的梓刻传播作为一种“垂教”方法，读其书者也决不可舍此而汲汲他求。

十分明显，王杏所表达者并非个人一己之见，而是黔中学者的集体性共识。类似的看法亦见于他所撰写的《阳明书院记》，从中可知亲炙阳明之黔中学者，嘉靖年间曾有一系列的纪念阳明的活动，最突出者即为建修祭祀专祠与刊刻书籍两件大事。黔人所追尊者固然不能说与阳明无关，更重要的则是行人人可返身而得的天下大道。故特节录其文如下：

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阳明）先生之教，诸君所亲承者也。德音凿凿，闻者饫矣;光范丕丕，炙者切矣;精蕴玄玄，领者深矣。诸君何必他求哉？以闻之昔日者倾耳听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见之昔者凝目视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领之昔日者而潜心会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其为追崇何尚焉。

上述文字，钱德洪撰《王阳明年谱》俱载之，李贽续编《年谱》亦踵而节抄之，均可见“阳明子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始也;夫贵也，殆先生精神所留乎”。故黔中王门之史迹，并非完全不为外界所知。惟黔人质朴，“以气节相高”，不好自我表曝，虽亲承阳明之教，能在“言”“行”“思”等多方面发扬光大阳明之真精神，其行为事迹斑斑可考，仍历来鲜少有人提及，隐晦不彰者颇多。王杏既入黔，而与黔中学者交往，可谓能知黔人之学者，故乃汲汲表彰之。其与黔地学者合作，梓刻《续编》一书，虽只是黔中王门诸多大事之一，实亦王学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因缘。读其文非仅可了解黔中王学早期发展情况，亦有裨于《文录》之阅读及其理解。

《续编》原刻本“刀法朴茂，别具古趣”，不仅为黔中难得一见之珍本，即使置诸全国范围也堪称佳椠，当然更是阳明文献学研究必读之要籍。该书一方面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再次刊行，俾读者一睹珍本原貌;另一方面也以点校整理的方式锓版重梓，助学者开卷展读、身心受益，庶几前人代代相续之道统学统不致消歇中辍，贤者能够发扬光大并垂久于将来。兹事体大，乃公诸世人，以广流传，并盼赐教焉。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