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美，刘东升，杜长亮

(1.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0016)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以及各国政治与外交的重要议程。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网球联合会等影响力巨大的体育组织都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重要的体育治理内容。生态体育作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话题之一，近年来被业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提及。具体到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有研究提出，生态体育的内核不是生态化的体育运动项目和生态环境的选择，而是生态思维，是以协调发展的理念推进解决体育领域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符合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这就意味着生态体育不是简单的发展体育中的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它与财富分配、权力资本、人口增长、消费模式等问题密不可分，将体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人与人的协调发展，融合到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发展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探讨生态体育发展，为国家体育治理提供价值反思与实践参考，将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产生积极且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影响。

1 生态体育的界定

生态体育作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话题之一，近年来被业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提及。然而，由于生态体育相关现象发展演变之快，使得生态体育的概念鱼目混杂，既有体育发展工作的政策表达，也有科学研究的学理界定。其中，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生态体育概念的重要起点。

一方面，体育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些体育活动，如赛车、水上摩托艇，被质疑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威胁；另外，由于现代体育大多数都是借助城市体育场馆进行的，因此也有人质疑体育的增长意味着绿地的损失；在奥地利、瑞士等发达国家，滑雪旅游产业高度发达，但大量的牵引车、缆车等辅助设施已经成为当地居民诟病的现象，因为这些辅助设施意味着对树木的清理以及对土壤和岩石的破坏，会增加当地爆发洪水的风险[1]。申报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体育赛事的城市，无不在申办方案中强调生态环保办赛以及积极的生态环境管理遗产。

另一方面，体育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在追溯和梳理体育与生态关系时，人们经常会提及恶劣环境对运动员和观众的“伤害”。1919年，美国著名拳击手杰克·登普西击败杰斯·威拉德的重量级拳击冠军赛，在极度闷热的情况下进行，现场有数百名观众晕倒。1947年英国极寒的冬季，导致超过200场足球比赛推迟到3月中旬举行。1988年和1991年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上都曾发生过闪电击中球员的事故。2018年3月，南非的足球友谊赛中，也有3名运动员被闪电击倒。生态环境对体育的长期影响导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体育活动选择逐渐表现出极强的差异性[2]。最新的趋势是，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已经从本地化问题演变为全球化问题，特别是人口过多、安全管理、季节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大规模污染等给体育活动带来的风险也是跨国的。

美国著名体育地理学家约翰贝尔曾提出，体育与生态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发展方式[3]。按照这一思路，生态体育是我们看待体育的一种方式，是看待体育活动中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实然状态。在“人—自然—社会”相互协同的生态观下，生态体育是这种协同关系的现实写照，人们在生态体育实践中，把人的身体力量释放给自然，再把自然的力量转化为人的力量，建构三者间的整体性关系。

生态体育这一术语涵盖的问题是多元和复杂的。虽然生态体育议题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环境决定论、正外部效应、可持续发展等，但每一个生态体育的具体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高尔夫球场的兴建，在自然保护主义者看来，它是一个环境污染物，而在另外一些文化生态保护人士看来，它牵涉到对乡村文化传统与物质遗产的破坏。

具体到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有研究提出生态体育是以生态思维方式化解体育领域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通盘考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发展，实现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中观体育事业发展、微观个体健康发展的协同。作为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择[4]，生态体育是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生态体育不是仅仅为了发展体育或只是化解体育领域的矛盾，生态体育是“为了发展”的体育治理方式之一，是树立生态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创新基于生态和谐的体育内容，推动体育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种体育实践。在此层面看，生态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重大影响和后果的创新治理模式。

2 生态体育发展的核心议题

2.1 环境决定论：生态体育的初始表达

“环境决定论”的提法源于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学家和博学家伊本·赫勒敦重新建构这一概念，并用来解释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餐饮、习俗，都可以归为物质环境，影响人们的需求和谋生方式[5]。直到20世纪前半叶，环境决定论都是地理学领域的主流范式，当时的观点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基本上由气候、地貌、食物条件等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

体育领域也将地理环境因素作为解释体育活动类型、运动能力和成功差异的重要变量，认为人们所处的地域水土、气候不同，生存和发展的身体技能也不同，在运动表现上也极大的不同。例如在古希腊体育起源和特点方面，环境决定论观点便认为，雅典联盟由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滨海城市组成，海洋文明更加发达，其体育文化也更多地表现出教育性和宗教功能，而斯巴达联盟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心地区的城市组成，陆地文明更加发达，其体育文化也更多地表现出军事性和锦标主义[6]。

环境决定论是早期生态体育的主流思维方式[7]。环境决定论认为某些生态条件会造就人们的某些习惯，然后这些习惯会“自然地”传递给后代，这些观点如下[8]：生活在山区的人肌肉更加发达，而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肌肉更加松弛；气温方面，炎热的气候使人懒惰和昏昏欲睡，寒冷的气候导致活力和力量，因此有人认为非洲高山地区和北欧芬兰等地能够有更多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是其气候条件决定的；中非地区年轻的牧牛人在山上可以快速但毫不费力地攀登陡峭的山坡，其生活的地形性质是他们运动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芬兰特有的深绿色森林，敞开的茂密平原，高大的树木与清澈的湖泊融为一体，浅蓝色的地平线看不到尽头，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个人会不由自主的兴高采烈起来，会十分强烈想要跑起来；甚至有人认为，非洲裔美国运动员在田径赛场上的成功也可以归因于他们祖先的环境状况，因为对他们的“祖先”来说，冲刺和跳跃的能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中来自南方各州的人数比例更高，他的解释是该项运动在起源时就受到气候变量的影响，南方有更长的适宜棒球运动开展的气候。这一系列观点和我国优秀的冬季项目运动员大多来自东北三省、优秀羽毛球运动员大多来自珠三角、优秀摔跤运动员大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等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处。

环境决定论的缺陷在于它过分强调了自然条件因素，将其置于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历史传承、教育养成等因素之上，容易走向种族主义思想极端。

然而，环境决定论的历史价值不该被否定。某种程度上，它为“生态体育”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环境决定论衍生出环境或然论，即环境虽然限制了人类，但人类能够改变他们的环境[9]。现代体育的空间环境就是在限制与突破限制、室内与户外之间更替。在18世纪以前，室内特别是宫廷式的体育活动占据主流；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18-19世纪，现代体育活动开始更多转向户外，突破束缚，体育环境的“绿色革命”开始盛行，体操都可以走向田野和森林，足球、板球、高尔夫、自行车等都是受到欢迎的户外运动项目；20世纪，我们又见证了现代室内体育馆的兴起；21世纪，无窗体育馆和健身工作室也成为很多城市白领的重要活动场所，但也有一些亚文化群体在实践和推广着，如冲浪、翼装飞行等融合自然环境和生态景观的极限运动。

进一步说，也正是对环境决定论的怀疑与批判，让我们更加全面认识人类活动的“完整生态系统”。这样，我们在把握和理解生态体育时，就能够更好地以生态的诉求来要求体育，以体育的视角切入生态。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最初产生和人类的最初体育实践具有决定作用，但发展“生态体育”应该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避免将人类的体育实践推向生态宿命论。发展生态体育，必须协调好“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的相互联系。

2.2 正负外部性：生态体育的当下境遇

生态体育是多面向的，差异化的，它能够满足生态体育领域中个人和社会最多样化的需求。然而，它也具有相互冲突的特征，并由此产生双重态度：有些观点认为生态体育是健康、绿色、集约的，是改善发展思维的方法，能扩大人类能力的界限；但也有观点注意到生态体育发展中自然环境面临的危机、运动对身体健康和人格特质的某些负面影响、以体育旅游为主体的经济存在的波动性等。

理论上，生态体育是一个充满正负两方面外部效应的现象。正外部效应也称正外部性，现实中的生态体育实践，无论是体育旅游、健身休闲还是赛事活动，都不是简单的私人消费品，如果发展得当，活动会使更多人获益，社会净收益大于私人净收益，产生正外部性，例如举办生态体育赛事来带动地区收入的增加，促进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知名度，推动民众精神文明建设和幸福感提升，改善环境质量，恢复民俗风情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效益。

负外部效应则关注导致间接成本的任何事情。鉴于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生态体育不可能是完全的公共品，它一定是消费时代的产物，健身休闲和观看体育赛事有可能带来当地居民的交通负担、短时间内的环境污染或者对生活节奏的干扰。严格意义上，所有体育产业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

以滑雪来说，一是建设滑雪场或滑雪度假区，不可避免地要砍伐树木来增加人工交通路径，其后果可能是植被破坏导致动物栖息地减少。有些滑雪场在夜间开放，也会扰乱夜间活动的野生动物的生物规律，同时，砍伐森林通常会带来更大的山洪的可能性。二是人工造雪。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大多数滑雪场面对的是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的冬季。无论是不是天然的雪地，为了保证经营，人工造雪都是滑雪场必不可少的环节。人造雪是通过混合大量水和高压空气制成的，但这取决于当地的水资源，如果用地下水，会对当地含水层造成影响，如果采用处理厂的水，则可能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三是作为消费配套的酒店，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燃料供应，并产生废物垃圾，同时人造道路本身所需的盐和砾石，受冻融效应影响会产生腌制土壤。四是滑雪项目存在“淡季”，本地居民如何应对淡季收入大幅降低以及生活成本偏高的境遇，也是必须考量的。

针对生态化环境问题，体育管理实践也在不断响应和创新。一些体育场馆，如温布尔登和老特拉福德都有自己的气象中心，全英板球俱乐部有两个雷达系统监控气候条件的变动，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赛现场通常会配备两名全职气象专家，足球场和赛马场也需要在比赛日或比赛日之前准确评估天气，对于一级方程式赛车而言，天气更是直接影响车队的准备工作，尤其是轮胎的准备[10]。而生态体育实践则是个新鲜事物，典型的案例如江苏省宿迁市发展“生态体育”与建设“生态体育城市”的实践，以及诸多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提出的生态体育模式。虽然其倡导的生态体育模式注重整体提升居民的生命质量、生活幸福感[11]，但围绕人的健康福祉的生态体育活动，本身仍然就具有负外部性。生态体育是依靠生态环境而发展的，如果环境毁坏了，那么生态体育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生态体育的开发是否注意到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对环境的利用都牵涉很多伦理问题。把生态体育打造成一种高阶的户外运动、旅游活动或生态实践，虽然能够提高生态环境的现代性和效益，但也意味着相对高端和小众的践行者。相反，把生态体育打造成一种普惠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放大体育的影响力，但举办生态体育活动或体育赛事就得着手解决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有效治理。生态体育实践者们倡导的是在非建筑或不以建筑为主的环境下的体育活动，然而，但凡是体育活动特别是大型体育活动，有些“生态成本”是无法避免的。

2.3 可持续发展：生态体育的未完实践

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对促进跨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是客观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从未得到认真的执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缺乏协调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机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并不配合这一方案[12]。随后，非政府组织在制定国际环境协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正式提出。199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首次召开，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3]。

1999 年制定的《21 世纪奥林匹克行动议程(Olympic Movement’s Agenda 21)》，则明确奥林匹克运动要全力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14]，2001年在日本长野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体育与环境大会”，提出了“给地球一个体育的机会”的口号[15]，强调无论在体育竞赛中还是在日常健身活动中都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促使这一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16]。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生态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上的做法，设定了大型体育赛事规划和管理的新门槛，绿色的概念开始成为一个基准，被广泛运用到赛事期间的运输方式、能源多样性、材料、生活污染等问题中，奥运村利用太阳能，以及广泛使用再生材料和生态可持续建筑方法，都是开创性的。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行动计划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改善背景的空气质量，还实施了零浪费和低碳战略、可持续交通、环保教育等措施。2022年冬季奥，新场馆建设中已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专家进行了生态研究，以确保在保护区进行有效的移植计划，其他措施还包括广泛的表土剥离、保存和再利用计划，以在施工完成后进行恢复。所有场馆都将由绿色电力供电，大部分电力消耗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被称为全球目标)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通过，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框架，来呼吁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所有的人在2030年享受和平与繁荣。国际奥委会认为体育运动有潜力帮助实现联合国《 2030年议程》确立的11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展开了积极合作。2016年启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体育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现代体育有广泛的机会平台和推动能力，可以深远地影响人类在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奥委会提出从消灭极端贫困、到预防艾滋病，再到提供基础教育，重新考虑体育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促进行动。国际奥委会鼓励奥运会刺激经济发展和投资，尤其注重绿色经济或多种方式的“蓝绿色”经济，带动当地就业和创新，推动世界和平。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促进健康和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通过有价值的学习来实现素质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推进和平和非暴力的社会[17]，以及发展人力资本和人的潜力[18]。

从国际奥委会的角色升级可以推导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体育，追求的不仅是单一的环境维度的贡献，生态体育既要满足目前体育发展的需要，又保护并增加未来的机会。通过体育治理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保持必要的生态完整性和人类完整的生命支持系统。

3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生态体育的发展路径

体育强国建设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基本理念[19]。体育强国建设有极强的人民性、社会性和国家性，发展生态体育的意义则在于为人们谋求环境、社会、经济福祉。

首先，生态体育追求环境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体育，不应该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发展生态体育，不应该只为人的欲望满足而忽视动物的栖息环境；发展生态体育，不应该以减少绿水青山为代价。生态体育是资源型体育形式，也是介质型体育形式，体育活动的设计、体育环境的规划都应该优先考虑因生态环境而制宜。

其次，生态体育要确保尽可能广泛的人口获得福祉，生态体育应倡导在体育与其服务和相互作用的环境与社会之间建立更有价值和崇高的关系。生态体育会影响人的道德价值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要使它成为抵御廉价文化和坏习惯侵袭的重要平台。发展生态体育，还是为了人们身体能力的发展，生态体育活动中社会和自然需求的满足以及身体状况和健康的优化。也可以说，生态体育是人类健康、身体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态度、情感、道德原则、审美情趣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开展相同的生态体育活动，有助于创造一种信任与和平的气氛。因此，生态体育与精神、道德、审美、交际和其他文化领域的要素密切相关，这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最后，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和关联性对于强化体育的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集约化发展的生态体育是以人的需求和人类福祉为准绳的，人们不仅需要体育活动，还需要在绿水青山中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与福祉。集约化发展的生态体育应考虑以科技作为改善产品和服务形态的主要手段。科技介入生态体育，不仅对商业模式和供给侧改革有积极影响，运用得当，也有助于将生态体育经济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降到最低。

按照这一思路，评估生态体育的发展，首先要看发展生态体育中自然系统是否合理，要看体育环境和体育活动是否合乎自然界的规律，能否达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体育活动与体育环境是否适宜与稳定。其次，社会系统是否有效，要考虑生态体育的社会效益，即是否有利于全社会的繁荣昌盛。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科技水平下，生态体育的发展要以社会大众对体育的需求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最后，经济系统是否有利，要看生态体育项目、生态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亏损还是盈利，是一味消耗还是谋求发展，是平衡发展还是失调，要看生态体育的发展是否达到预定的效益。综合而言，生态体育是一种协调模式，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的诉求来要求体育，是超越了单一的“增长”诉求的高级体育形态。从生态体育发展的实施主体视角看，管理侧，亟待实施政府规制措施，从制度层面对生态体育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政策支撑，优化生态体育发展秩序。供给侧，需要做好生态体育发展规划，开发者要创新生态体育活动内容，挖掘生态体育的体验功能。需求侧，需要积极引导，将生态理念植入人心，成为体育实践者的自觉自为，树立面向大众的生态体育风尚。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体育的发展要与人类发展呈正相关，人是生态体育发展的最重要变量。生态体育是人驱使的活动，人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破坏的因素。一方面，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是生态体育活动的主人，人们以体育特有的文明方式驱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如利用沙滩进行沙排比赛，利用城市街道开展极限运动，利用高山积雪从事滑雪运动，使体育文化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冲浪、沙滩排球、滑雪还是城市极限运动，都不能违背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运行规律。让体育陷入环境危机，不仅会破坏社会和文化结构，而且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体育，最重要的是与体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的重建以及考虑自然资本为最大价值之一的体育政策。

4 结语

在学科层面，生态体育要求以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来剖析体育现象，在实践层面“生态”与“体育”结合，暗含了体育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秩序、文化持续状态、经济增长动力等，研究和发展生态体育的目的，便是要说明体育现象也是一个生态现象，有自身的系统规律和演变秩序，有自身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有机状态和有序轨迹，要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从环境决定论的最初认识，到如今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生态体育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践中，都逐渐发展出一条清晰的路线——以体育的视角切入生态，以生态的诉求来要求体育。这条路线的核心是人，围绕“人”的核心地位，生态体育应力图在自然、社会和经济三个系统中取得平衡与协调。

生态体育发展仍然是一个未尽话题。生态体育对个人和社会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生态体育活动本身，还取决于体育活动的不同目的和形式的适当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特定的道德教育体系。因此，发展一个生态体育的多维决策过程，以及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综合评判生态体育发展水平等都是未来的研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