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妍 何等红

每个人的言说，都必须依赖于一个言说环境，言说环境变了，言说也必将改变。不论是当面进谏还是上书劝谏，其都是一种言说方式，言说的目的都是为了参与政治，实现政治干预。但是随着言谏向书谏转变，这种政治参与和政治干预的效度越来越低，突出地表现在其言说风格的改变上。

一、更加注重劝谏艺术

对于中国早期进谏这种言说方式来讲，从先秦到秦汉的时代变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是言说环境的改变。从群谏时代过渡到了专谏时代，谏说者受到皇权专制制度的约束和影响逐渐加深，无法畅所欲言，朝堂上的谏言更多要考虑君王的喜好。君王高高在上，臣子只能卑微地仰望，像战国时期齐宣王与高士颜斶的那种论争不复存在，臣子的谏言更多的是以讽谏的方式传达，乃至于整个汉代的辞赋和诗歌等都具有了讽谏功能。相对言谏而言，书谏以文本的方式上呈帝王御览，其劝谏更显得迂回曲折，为自己留有很大余地。故从汉初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系统总结劝谏艺术，这主要反映在对五谏的归纳总结。

汉代何休在他的《公羊传注疏》中较早提出了五谏之法：

谏有五：“一曰讽谏。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是也。二曰顺谏，曹羁是也。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五曰戆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1]

紧随其后的是汉代刘向的《说苑·正谏》篇：

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2]

到了东汉班固在其《白虎通义》谏诤篇也提道：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3]

三国王肃在整理典籍时也提道，《孔子家语·辩政》言：

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4]

到隋唐五代，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旧唐书·职官志》载：

“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5]

综上可以看出，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劝谏艺术是多么重视，面对不同的国君，往往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在五谏之说的不同划分当中，讽谏之说始终没有改变，可见讽谏方式在劝谏艺术中的热度。从《尚书》中的训谏铭文，到《春秋》中的谏言，到《战国策》等典籍保存的战国时期谏言，如黄歇《谏秦昭王善楚书》、范雎《谏秦昭王用贤书》、乐毅《上燕惠王书》、苏秦《上赵王书》等，还有秦代出现的李斯《谏逐客书》，都是先秦时期劝谏艺术的集中体现。到了汉代，由于上书谏说的方式、体制已经非常完备，上书劝谏的艺术更加多元化。两汉时期如邹阳《谏吴王书》、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严助《谏请勿禁弓矢》、主父偃《谏伐匈奴》、刘安《谏伐闽越》、东方朔《谏除上林苑》、严尤《谏王莽》、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刘苍《上书谏猎》、伏湛《上疏谏征彭宠》、朱穆《谏梁冀》，三国时期荀彧《谏曹操书》、孙策《谏袁术僭号》等。这一系列的书谏形成了后世书谏的风格特征。诸多书谏例子反映出秦汉时期以文本方式劝谏的书谏体基本确立，谏说文体正式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以章、表、奏、疏等的文体类别呈现，难怪东汉末年蔡邕曾在他的文体著作《独断》中把世间文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皇帝御用文类，策书、指书、诏书、戒书；一类是臣子上书文类，章、奏、表、驳议。而在中国早期谏诤的演变中，更加注重讽谏是其一大特色，观汉初奏议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此特征。

二、更加注重文采、技巧

王国维曾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相对于文学样式的转变而言，谏说的辞言样式也在转变。“唐虞三代，君臣之间，告戒答问之言，雍容温润，自然成交。降及春秋，名卿才大夫，尤重辞命，婉丽华藻，咸有古义。秦汉以来，上之昭命，皆出亲制。自后不然，凡有王言，悉责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带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笔端，途盈篇牍，甚至于骈俪其文，俳谐其语，所谓代言，与夫奏上之体，俱失之矣。”[6]从早期“自然成交”到“婉丽华藻”，再到后来“骈俪其文，俳谐其语”，君臣之间的表达风格在一步一步典雅化、文采化、隐蔽化。而对于谏说来讲，这样的转变突出地表现在从言谏到书谏的转变上。《左传》被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7]所以《左传》很多言谏都非常质朴，叙事模式非常明了，如记载于隐公三年的《石碏谏宠州吁》，卫庄公娶了齐国公主庄姜。庄姜容貌十分漂亮，但却没有儿子。跟她陪嫁来的妹妹生了桓公，庄姜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卫庄公却十分喜欢爱妾所生的公子州吁，庄公十分溺爱他，招致了庄姜的厌恶。卫国大夫石蜡针对庄公的溺爱进行了劝谏，石蜡说一个人宠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用正确的礼法教导他、约束他，如此他才不会走上歪路。“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如果你要立州吁为太子，就要趁早打算，不然会引起祸患。从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来讲，“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六逆”和“六顺”是实际存在的，州吁好军事，往往是乱局的前兆。只有理顺这种关系，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实际上庄公根本不放在心上，最后终于导致了祸乱。

从谏词上讲，石碏的谏说虽有一定辞采，但仍是逻辑严密的叙说，娓娓道来，平实客观。在言说中，多注重语言事实的陈列，如“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以此达到劝谏的目的。写作技巧单一，语言简练平实，如对“六顺”“六逆”的论说。而从战国纵横家开始，一直到书谏的实际应用，对谏说的文采越来越重视，“先是列国外交，使者聘问，言语真有兴邦或亡国的功效，自是不能不着意经营。后又处士横议，立谈可以取卿相，辞令成了死生穷达的关键，难怪时人苦心钻研。行人之从容委婉与游士之铺张夸饰固然异趣，但‘尤重辞命’确是一致的。”[9]时代使然，战国时期，纵横大争之世，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篇有言，言：“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10]纵横之士通过言辞聘问诸侯，他们抵掌揣摩，言说以取富贵，言辞铺张扬厉，

“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体现出了战国时期善辞令，揣摩语言的时代风气。这种风气加深语言艺术美的探讨，好比一块美玉拿来打磨，最终成为精品。劝谏对文采技巧的重视，都是受到这个时代叙述风格的影响。突出的例子是李斯的《谏逐客书》，这篇书谏是一篇成功的公文，因为他帮助李斯成功留在了秦国，最后晋升宰相之职。文章一开头立意高远，以秦国的强大为目标，从秦国之所以统一六国高度立论，多方面论证，说明了客卿强国的重要性。“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随后回到现实，列举秦王喜好，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等等，全部来自诸侯各国。“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10]而实际情况是陛下抛弃了秦国地道的音乐，喜欢的是郑卫之音，难道陛下喜欢的是珠玉声色，轻视的是人民士众？紧接着言秦王要“跨海内、制诸侯”必然要重视人民。“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才能成就天下。

由于注重论说的实际效用，李斯的谏言辞采华丽有余，也很注重技巧。文章语言铺张扬厉，极富纵横家游说之力，用词“自奏丽而动”[11]，有大赋之风。从论说来讲，谏言开篇引经据典，历陈逐客之过，逐渐深入至秦王称霸统一天下的心理，把握论说的尺度，最后让秦王折服，“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鲁迅曾称“秦代文学，李斯一人而已”[12]，他的谏秦始皇书无论在文采，还是论说的技巧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到了汉代，注重辞采和技巧的书谏文就更多了，如邹阳《谏吴王书》、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枚乘《上书谏吴王》等等，都发扬了这一风格。

语言是音义结合体，古人讲“言以足志”（《左传》）但同时也有“言不尽意”（《易·系辞》）之说。中国古代的谏者善于有效结合言语及言不尽意的优劣之处，巧妙地完成了自己的谏说，传承了汉语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