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明（傈僳族）

“不吃盐巴活不了命，不唱古歌不明事理”，是一句傈僳族谚语。盐犹如人类的血，生而必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市井流氓，无论王侯将相抑或在野诸侯，无论静修深山还是浮游尘世，无论愤世嫉俗还是超尘脱世，但凡只要是人，要活着，都离不开盐。也许一日三餐可以少了美酒佳肴，可一旦缺了盐，即便山珍海味也会索然寡淡。你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但永远无法忽视盐的存在。关于人与盐的关系，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吃与被吃的关系。但要命的是盐这种看起来普通的东西，一旦离它十月半载，人们便会浑身无力，乃至身体变异，重至危及生命。不止是人，那些奔命于长山大野的牲畜若想要长得强壮一些，也得定期尝一尝盐的味道。也就是说，离了它不行。更要命的是，盐这种人类无法缺少的东西，不像诸如牛马猪羊、稻谷玉米、荞麦青菜、大豆高粱等等生长在大地表面供人活命的食材。盐的外形有时候是石头，有时候是一种水，它不仅没有常形，人们无法像种庄稼那样把它种出来。它也不像人类离不开的另一种物质——水，人们很难在地表轻易找到它。而盐是支撑生命的重要部分，无人能离它而活。因为在苍茫大地上总是难觅其踪，即便找到了盐矿，开采加工的过程充满危险和挑战，盐因此成为历朝封建年代社会稀缺之物。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在滇西北江河奔流、群山耸立的横断山区，上苍恩赐人类的盐井、盐矿、盐泉在长河东西、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土著白族、傈僳族、藏族、纳西族的先民们在秦汉时期乃至更遥远的年代，通过羊、牛、马，乃至山驴、麂子等家畜或野兽的怪异行为先后发现了盐泉、卤水、岩盐的存在。这些土著部落想尽各种办法获取它，并试图占为己有。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通过砍柴烧火，在石板上炙烤盐水的原始手段获得食盐；又经历烧炭、泼盐水、刮盐的过程；最终学会掘井、汲卤、煎盐的手艺。澜沧江水系的这些盐点，成为日后分布于洱海周围土著部落中的“云龙井”“乔后井”和“弥沙井”，以及兰州境内的“老姆井”“下井”“兴井”“温井”“上井”“小盐井”“高轩井”“喇鸡鸣井”“期井”等大小不一的盐井群落。后来，盐一度成为通行于滇西北最坚挺的货币，变成可以通用于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之间交换物品的度量衡。

随着盐的开采，围绕滇西北的这些盐井曾经形成过宏大的商品贸易和交通网络。当时盐的山地运输主要由马匹和人力完成，这些货物交换网络和通道也因而被称为“盐马道”，其规模和影响几乎与“茶马古道”相媲美。丰富的盐矿促成了四通八达的盐商通道，加之地理位置东可至巴蜀、西可达印度，北可上西藏、南可下中南半岛，滇西北的盐曾经围绕大理形成过盛极一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圈，其中尤以澜沧江东岸的兰州誉满全滇，被称为兰州盐。白色的兰州盐，沿着状如蛛网的盐道源源不断进入千门万户，又把成批的金银土产运回兰州，兰州因此成为滇西土著部族神往和梦想的富裕之境。

千百年来，如今籍籍无名的兰州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牵动着几代滇西北土著部落和外来移民的爱恨情仇。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曾经象征时尚、富足和前卫的滇西北地名，也意味着黑暗、血色、暴力、艰难困苦和九死一生。有人曾经在那里飞黄腾达，也有人曾经在那里身败名裂，有人在那里实现辉煌理想，也有人从那里落荒而逃。这一切，皆因兰州得天地垂青，孕育了丰富的盐矿。白色的盐，仿佛闪光的钻石令人垂涎，谁控制了它，就控制了财富，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人。苦涩的盐，有着诸多令人熟悉和陌生的面孔。

1.盐铁议会

盐是无形的江湖，由于它蕴含着可以持久坐收的暴利，每个朝代，盐场主之间都会上演或明或暗的争霸战，乃至屡屡上升为氏族部落、地方政权或者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滇西北土著们薪火烧盐、随意取用发展到为了控制盐泉氏族火拼的时代，遥远的中原大地开始了关于盐的争论。漫长的争论始于春秋时期商贾出身的齐国丞相管仲与齐桓公之间一段关于如何利用盐提高国家税收的对话。齐桓公问管子：“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秦桓公的意思是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他想向人民征收人口税。管仲回答：“这无异于让人民禁闭情欲，减少婚育，最终会导致国家人口减少，实力衰弱”。齐桓公又问：“那我拿什么治理国家呢？”管仲答：“依靠大海资源成就王业的国家，应当注意盐税政策。”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大概意思是“齐国人口总数千万，人人均需食盐，若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月可收六千万。如果向国民征收人口税，每年出生一百万人计算，每人每月征税三十钱，总数只不过三千万。如果提高食盐价格，国家在没有向任何人直接征税的情况下，每月就有六千万钱，相当于两个大国的税收。”“如果君上发令要对人口直接征税，定会引起国民反对声浪。如果实行‘官山海’之策，即使盐价提高百倍用于国家，人们也无法规避，这就是国家的理财之法。”

管仲“官山海”之策将盐存在的利益直接提出并拿出了获利的方法，被齐桓公采纳，付诸实施，果然为齐国带来滚滚财源。齐国因财力雄厚而很快强大起来，引起其它六国纷纷效仿。“官山海”之策此后成为封建统治者重要的税课和控制手段，历久不衰，这就是盐铁榷税的开始。但是“官山海”之策倡导的盐铁榷税、官营专卖措施，存在官吏强征强买、因垄断而导致物价上涨、奸商囤积居奇等问题，其结果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并没有实现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劳逸、方便贡输的效果。公元前81 年，西汉主政的大司马霍光受谏召开了“盐铁议会”，盐铁议会自二月开始，至七月结束。参加盐铁议会的一方为朝廷指定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属员史和御史大夫、属员御史等。另一方则是民间推举的贤良、文学共六十余人。贤良、文学尖锐批评了西汉的盐铁官营专卖和均输制度：“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又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认为盐铁官营专卖导致国家以财利为政，与礼义立国不符。桑弘羊反驳：“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认为盐铁官营专卖是朝廷为解决征讨匈奴费用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废除则将导致边境军费不足，影响完成汉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业。贤良、文学则将治国提升到道德教化的高度，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桑弘羊列举现实问题，说：“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代表朝廷的桑弘羊和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由此展开激辩，论战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老子、孔子、到管子之言，从民生、军事到意识形态，从政治到哲学，从商汤到荆轲，从就事论事到互相讥讽，长达百万言。政客的治国之术、逻辑思维与贤良文学的浪漫情怀、公平主义思想相互碰撞，谁也说服不了谁。五个月后，“公卿愀然，寂若无人。遂罢议止词。”一场历史上最长的议会结束。论战的最终结果是汉昭帝刘弗陵仅仅罢除了酒类专营和关内铁的均输官，似是无果而终。而双方的辩论记录后来经桓宽整理成书六十篇流传后世，就是著名的《盐铁论》。

在中原地区展开盐铁榷税争论的时代，滇西北土著对盐泉、盐井的争夺、统一以及对制盐方法的认识利用能力也在不断进步。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至东汉时郑纯就任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太守,与当地土著哀牢夷人首领商讨后，盟誓约定“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解,以为常赋，夷俗安之”，首开云南向朝廷贡盐先河。由于当时永昌郡所属比苏县(今大理州云龙县)有五地产盐，想必“邑豪岁贡盐一解”并不算重，所以“夷俗安之”。说明西汉“盐铁议会”的结果作为一种封建政权统治手段已经辐射到云南极边之地。但由于云南盐资源丰富，加之当时行政效率不高，盐铁榷税政策并没有对滇西北土著民族的生存造成重大的影响。

至唐朝初年，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围绕滇西北洱海周围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众多氏族部落。浪穹诏部落族民顺蛮在洱海西北发现了一口盐井，其王傍弥潜宗族控制了它，并将这口盐井打上了部落王族的标志，被命名为“傍弥潜井”，施蛮拥有洱海北部剑川的沙追井。除此之外，还有若耶井、讳溺井、罗苴井等盐井。虽然各部落拥有规模不同的盐井，但他们并没有将食盐与部落王族的利益联系起来，“当土诸蛮”用“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的古老方式“自取食之,未经榷税”。当时洱海周围较大的几个部落，即“诏”都有氏族或联姻关系，如浪穹诏与邆赕诏诏主是兄弟关系，浪穹诏主与蒙舍诏主又是甥舅关系等，各诏以洱海为中心分布四方，实力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

吐蕃兴起，与唐朝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尽管当时盐并不是双方的主要目标，但是滇西北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之一。生活在滇西北的傈僳族先民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崛起的吐蕃沿澜沧江两岸不断南进的同时，约公元690 年架通了滇西北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成为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长安三年（703 年），吐蕃赞普犀都松率军攻克降域，“及至兔年（703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及至龙年（704 年），赞普牙帐赴蛮地，薨”。尽管吐蕃赞普犀都松死于洱海北部，但他的军队仍然控制了洱海西部云龙、兰州一带的盐矿，并且在苍山西麓的漾水、濞水上修建两座铁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镇之”。吐蕃在洱海周围的土著部落中封了六、七个王羁縻管制，“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属于乌蛮集团的傈僳族先民施蛮和顺蛮也节制于吐蕃铁桥节度。而此时，唐朝军队也雄踞洱海东北部的剑南和姚州，形成犄角之势，与吐蕃的滇西北争夺战势不可免。当赞普南征身殆的消息传到都城逻些（今拉萨），吐蕃内部豪族发生骚动，附国尼泊尔公开叛乱，整个吐蕃出现了严重危机。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已故吐蕃赞普犀都松之母尺玛蕾辅助年幼的新赞普执政，遣使到唐朝求婚，三年后，唐朝与吐蕃举行“神龙会盟”，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双方恢复亲善关系。但是唐中宗并没有停止对滇西北的进攻，乘机命唐九征进兵洱海西部的西洱河蛮地，唐军“破之，俘虏三千计”，并焚毁了吐蕃进入西洱河的两座铁桥，“焚其二桥……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其功”，又将那里的傍弥潜盐井和傈僳族先民顺蛮族民揽入治下。

焚桥纪功也罢了，西洱河诸部落人民有盐可食，有田可耕，也在唐军抑或吐蕃的管辖下相安无事。可是此时唐朝却出了一位监察御史，名叫李知古。景云元年（710 年），李知古上奏皇帝：“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他的意思是要铲除或者征服当时吐蕃麾下的那些部落。唐睿宗批准了李知古的建议，“诏发剑南募士击之”。慑于大军的武力胁迫，洱海西北部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急功近利的李知古并未就此罢休，“既降，又请筑城……重税之”。不仅加重赋税，还试图奴役驱使洱海北部各部落人民建城筑池防御吐蕃。朝中黄门侍郎徐坚极力反对李知古的主张，他认为西洱河的部族在蛮荒之地，有待开化，应当采取有异于唐朝的制度进行羁縻，而非兴师动众进行远征，如果这样将得不偿失，说“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得之，未同华夏之制，劳师远涉，所损不补所获。”可是唐朝皇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仍然“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洱海北部部落人民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又将面临抽调万人为奴参与筑城的境地。部落酋长们根本不配合唐朝的高压政策，导致李知古的命令无人听从。恼羞成怒的李知古诱杀了洱海北部影响最大的邆赕诏诏主丰咩，并将其王族子女抓为奴婢。这激起了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王族和族民万众的愤怒。丰咩之弟，浪穹诏主丰时为兄报仇，联络吐蕃和施浪诏、邆赕诏袭击围攻唐军，唐军溃败，死者逾千，李知古被杀，遭“断尸祭天”。西洱河诸部与吐蕃由此向东“进攻蜀汉”。导致洱海诸部“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巂路历来不通”。

唐朝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危机，主要是由于依赖均田制的税收无法支撑长期与吐蕃的战争，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开始酝酿军事与税制改革。废止百余年的盐铁榷税又提到宫廷议事，左拾遗刘彤表请实行盐铁专卖：“榷天下盐铁利,纳之官”“官收兴利，贸迁于人”，认为“取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润穷独之谣。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看法与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思想如出一辙。开元十年（722 年）唐朝开始征收盐课，不再免税。为了强化军事组织能力，也开始了以募兵制为主的具有“兵农之分”的职业化军事改革。此后唐军卷土重来，与吐蕃争夺位于今四川省攀枝花市盐源县的“昆明城”和“盐城”，在数次争夺之后，至开元十七年（729 年），“巂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获万人”，置“昆明军……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匹”，以控制盐城一带的盐井。

在川西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夺回滇西要塞牵制吐蕃东进，唐朝军队积极扶持居于洱海南部弱小的蒙舍诏，地处山地的蒙舍诏也对洱海西、北的湖岸良田垂涎已久，双方一拍即合。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与南诏王皮逻阁策划进攻洱海周围最富饶的“河蛮”地区。割据洱海北部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与蒙舍诏是氏族亲属联盟，在接到蒙舍诏王发兵协助的请求后，邆赕诏主咩罗皮以为可以与其舅蒙舍诏王皮逻阁共享其成，立即发兵，与蒙舍诏南北夹击，迅速占领了洱海西岸的河蛮领地，战败的河蛮王族向北迁徙，流亡浪穹诏地。战斗胜利后，蒙舍诏主皮逻阁并不想让他弱而无谋的外甥占据富饶的河蛮领地，很快率领军队把咩罗皮逐出大厘城，迫其退往洱海北部的邓川。蒙舍诏不断向洱海北部推进，与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反目成仇。三诏组成氏族兵团南下复仇，猛烈进攻洱海北部的上关龙口，在即将攻破龙口关时，唐朝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援军赶到，三诏未能一鼓作气攻下龙口城。蒙舍诏反败为胜，与唐军共同出关追击，三诏联军多死于攻城之战和洱海周围的沼泽地。此时吐蕃军队却被吸引至川西，专注于防御作风彪悍的“山南兵”而无暇顾及。蒙舍诏乘胜追击，击破邆赕、浪穹、施浪三诏故地，三诏族民和其王一路向北溃退至剑川、鹤庆一带。浪穹诏主铎罗旺退保剑川，施浪诏主施望欠率领部落迂回重返牟苴河故城，试图持险拒守。不料蒙舍诏和唐朝军队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城池很快被攻破。城破后，施蛮王望欠率领一半王族绕道苍山西去永昌，却被蒙舍诏和唐军在澜沧江岸成功堵截。后来，施浪诏主不仅失去了“沙追井”等盐场和大部分领地，还不得已将自己具闭月羞花之貌的漂亮女儿“遗南”献给蒙舍诏王才得以回到洱海地区保全性命，终老于蒙舍诏的白崖城。他的弟弟施望千则率另一半族民北走吐蕃，进入剑川、铁桥一带吐蕃控制范围，被“吐蕃立为诏，有众数万”。北去的邆赕、浪穹、施浪此后被称为三浪诏，他们就是现代傈僳族所称三祖，即“部祖、施祖、迈祖”，族民施蛮和顺蛮也被称为“浪人”，就是今天傈僳族的直系祖先。

2.天宝之战

在唐军的支持下，蒙舍诏所向披靡，灭越析，逐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云南西北出现了一个以蒙舍诏贵族建立的王国，即南诏。公元739 年，皮逻阁离开干旱贫瘠的南部山地，把王都迁到洱海湖畔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太和城。尽管实际控制了洱海周围的众多盐矿，但由于云南资源丰富，南诏还未意识到盐铁榷税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南诏王族除了独占产盐最鲜白的“览睑井”,“惟王得食”，进行“取足辄灭灶，缄闭其井”的垄断使用外，各地盐井仍然听任部落族民各取其用。各部落人民认为盐泉、岩盐乃天神所赐，祭而取用。此时唐朝的盐铁榷税则已在全国施行，大部分盐场开始按照屯田办法设立盐屯，执行朝廷垄断的开采和经营。

天宝七年（748 年），南诏王皮逻阁死，其子阁罗凤立为王。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此时的南诏已日益强大，势力已向东进入滇池东滨的拓东。依靠盐铁榷税和职业军队的改革，势力迅速加强的唐王朝在控制了洱海地区之后，也加紧经营滇池区域。不仅在盐矿富集的安宁筑设安宁城，还试图从元江开辟通往安南（今越南）的通道，由于唐朝采取步步为垒、建筑城堡的方式不断前进，遭到滇中土著爨氏各部落的反抗，他们杀死了筑城使者越崔和都督竹灵倩，唐王朝派南诏就近前往镇压。南诏王阁罗凤并没有与爨氏各部兵戎相见，而是与诸部谈判，促使爨氏向朝廷谢罪而罢。阁罗凤还将女儿阿姹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乘机拉拢爨氏各部，形成了氏族联姻的政治联盟。这种局面并不是唐王朝所期待的，朝廷认为南诏势力进入滇池地区于己不利，遂派李宓用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爨崇道袭击杀死了爨归王和爨日用。爨归王之子守偶妻阿姹千里西进向洱海西岸的父亲求救，南诏王阁罗凤听说自己的亲家杀了亲家，爨氏领地乱作一团。便派兵东进杀了崇道父子，导致唐朝与南诏矛盾激化。唐朝廷由此决意打击南诏，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其力。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向朝廷谎报南诏密谋背叛。天宝八年(749 年)唐玄宗命令攻打南诏。十月，唐军经云南曲靖直奔滇池西岸的安宁城，首夺该城盐井，“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唐军虽未直接与南诏军队交锋，但算是用敲山震虎之策对南诏的向东扩张进行了警告。因为对抗吐蕃的共同需要，唐朝和南诏都不愿意将双方关系直接上升为战争。

杨国忠在朝廷得势后，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用人失察，举荐张虔陀担任云南太守。张虔陀依仗其与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私交时常索贿于南诏，南诏敬贡朝廷的金银土产也多被张太守据为己有。由于南诏常常难以完成张虔陀增税加粮、敬贡的号令，张虔陀虽然心有不快，但面对佣兵数万的南诏，唯一的办法也就是派人厉言辱骂一通作罢。这当然也使南诏王内心怨愤。南诏王与唐朝姚州太守张虔陀的关系并不见好。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天宝九年（750 年）。野传南诏王阁罗凤率妻女赴唐朝剑南节度议事，途经唐朝姚州都督府时，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了阁罗凤妻子。后南诏王派遣王毗奴、罗时牟苴率兵五千攻陷姚州杀死张虔陀。第一天一起喝酒的两个人，第二天不惜刀兵相见反目成仇，唐都督或自服孔雀毒胆丧命，或死于乱箭穿心，终成谜团无人知晓。唯一留给世间的事实是南诏和唐朝的关系由此瓦解。

南诏攻陷姚州杀死云南太守的消息传来，在杨国忠忙于征兵抓丁期间，愤怒的南诏军队已东进攻陷安宁城及盐场，扫除了唐朝设置在云南的大部分统治机构，直逼滇东。天宝十年（751 年）四月，唐朝调集八万军队分三路进军征伐南诏。此时，吐蕃也已经察觉到唐朝即将对南诏发起的进攻，为防唐军攻陷南诏乘势北进，吐蕃增兵腊普神川降域，率领浪穹、施浪和邆赕三浪诏族民施蛮、顺蛮枕戈待旦，“观衅浪穹”。唐军来势汹汹，鲜于仲通势必为张虔陀报仇，南诏王阁罗凤这下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为挽回与唐朝大军直接交战的局面，连忙派遣使者谢罪，说：“我将谢罪归还东进中所有的俘获物资、领地、人员和城池，撤师西回故地，恭请唐朝王师罢兵止械，撤旗东回。如果这样仍然不行，我只能率部投奔吐蕃，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许唐朝也不一定能够再统治云南。”率领六万大军的鲜于仲通此时不可能不战而退，不仅囚禁了南诏使者，还积极排兵布阵意欲一举攻灭南诏，诛王屠城。

当唐朝万众兵马到达洱海出口西洱河口时，南诏派遣使臣杨利急奔其北部的浪穹诏请求吐蕃出兵援助。此时，鲜于仲通已经摆开在西洱河龙尾关正面佯攻，秘密派遣王天运爬上苍山，试图两路夹击攻灭南诏都城的阵势。吐蕃神川御史伦若赞接到南诏使臣杨利的紧急求援后，察情通变，识破鲜于仲通计谋，率领铁桥城一带土著部落分师入救。神川御史伦若赞率部进入苍山伏击，阁罗凤正面迎击鲜于仲通。公元750 年7 月，伦若赞率领的吐蕃援军在苍山上伏击唐军成功，唐军将领王天运被临阵斩杀，次日将首级送至龙尾关高悬于南诏军队行辕门外，唐军军心大乱。与鲜于仲通对峙的阁罗凤命令段忠国乘机立即率部出击，双方大战三日，六万唐军被彻底击溃，鲜于仲通之子死于阵前，鲜于仲通趁夜逃亡。

此战之后南诏与吐蕃实际上已经形成军事同盟，为进一步加强政治联盟，南诏派遣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进入逻些拜访吐蕃，吐蕃也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南诏于公元752年改元为赞普钟元年。公元753 年，唐朝军队再次卷土重来，派兵重置姚州，并任命贾颧为都督发兵三万试图进攻南诏，南诏和吐蕃神川驻军趁唐朝军队立足未稳再度大破姚州，贾颧被擒，三万唐军败溃。公元754 年，唐朝派剑南留后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三路大军十万余人再征南诏，李宓总结了鲜于仲通苍山偷袭失败的教训，改为水路进攻，实施造船西渡洱海、水陆并进直捣南诏国都的策略。但是他在洱海东部的造船行动被南诏军队获悉，南诏王阁罗凤派遣王乐宽率兵三百余人潜袭唐军造船工场，突袭造船之师，至“伏尸遍野”，造船工场被捣毁。李宓只好绕道洱海北部准备从龙首关南下攻击南诏都城。公元754 年6 月，李宓率领十万唐军由北向南攻击至南诏太和城外围，由于洱海北部的土著部落视唐军为入侵者，孤军深入的唐军粮尽军旋，吐蕃神川都知伦依里徐从铁桥城再度及时赶到，双方内外夹攻，在上关一带发生惨烈大战，唐朝军队被吐蕃和南诏联军里应外合再次击败，将军李宓沉湖而死，十万唐兵覆没殆尽。这三次战争在历史上称为“天宝之战”，三战均以唐朝远征惨败告终。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留下了关于天宝战争的诗篇。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描述了天宝之战：“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六诏星居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李白《古风》写到：“渡沪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在《书怀寄南陵 常赞府》中又写道：“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沪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更加细致的描写了这场战争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

天宝战争后，唐朝陷入了安史之乱。他们的叛将安禄山正在联合回鹘、契丹、突厥等北方民族组成军队起兵攻击河北，唐朝由此无力再度组织远征南诏的军事行动。公元779 年，异牟寻继位南诏国王。为了继续获得吐蕃的政治承认与军事支持，异牟寻一上任便积极建议吐蕃其立赞赞普攻击蜀中富饶地区，试图建立吐蕃“东府”。吐蕃赞普同意了“弟皇”异牟寻攻击蜀中的建议。公元779年10 月，南诏出兵三万，吐蕃出兵七万，合计十万余众分三路攻击蜀中，中北两路由吐蕃军队负责，南路由南诏进军。但是吐蕃和南诏联军在大渡河、维州、茂州一带被李晟、曲环率领的唐朝精锐部队和蜀中“山南兵”击败。南诏和吐蕃在掳走蜀地近万工匠后各自返回。此次失败，使吐蕃赞普很不高兴。他认为南诏的向导误导了联军进攻路线，南诏先头部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将发起攻击属中建议的异牟寻从“赞普钟”地位降为“日东王”，意味着异牟寻从“弟皇”降为“地方王”。对于这样的结果，异牟寻当然也心有不快。公元794 年，吐蕃到南诏征兵一万攻击蜀地和北部的回鹘，已暗中与唐朝结盟的南诏王异牟寻同意先派三千士兵，至金沙江西岸的迪庆其宗、丽江石鼓一带时，南诏王异牟寻和唐朝将军牟皋派出尾随的上万联军里应外合突袭吐蕃，攻占吐蕃十六城，抓走五个吐蕃亲王献给朝廷，并一举斩断位于茶马互市和战略咽喉之地的神川铁桥。

为了夺取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居住区的盐井，瓦解长期归附吐蕃麾下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部落政权的威胁，南诏于贞元十一年（795 年）年将三浪诏族民驱离洱海周围的高山平地，流放金沙江岸峡谷的铁桥节度、顺州和滇池东滨的拓东。形成了傈僳族明代以前的分布格局。尽管远离故土，盐井尽失，傈僳族与盐的故事远未结束。

3.盐的味道

时光流逝，江山易主，而盐铁榷税带来的利益使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乐此不彼，盐铁官营专卖长盛不衰。不仅食盐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能否正常供应食盐关乎社会稳定和民生大计，调控食盐成了封建官僚机构的重要行政内容。为防止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历代朝廷都设有管理盐务的大臣，盐务是皇权政治直接参与管理的事务。对盐的开采、运输、储存、销售等等环节都制定了详细规则，还成立缉私队严厉打击食盐的走私。在滇西北，虽然制定了严密的控制手段和森严的食盐贸易壁垒，但是因为盐的采掘、加工工艺得不到根本改善，食盐的生产能力极其低下，在横断山区山地民族中，食盐历来是稀缺之物。

1382 年明军平定云南后，继续加强盐铁榷税之政，设盐课提举司4 个，分驻安宁、黑井、白井；五井(云龙)等产盐地，下设12 个盐课司，以提举辖周边盐井，出现中心治所，散漫不相统属的生产点开始形成分区域的集结性生产。为扩大生产能力，也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政策：“正统九年(1445 年),令云南各盐课司,每灶添拨余丁2 人，免其差役,专一探薪煎盐”。所以生产点逐步增多，除滇中的阿陋、草溪、只旧、元兴等井和滇西的乔后井产盐渐有发展外，在滇南的西双版纳开辟了磨歇盐井。明代行盐制度为民制、官收、商运、民销。由于内地人口大批移入，汉族人口超过其它民族，加之矿业及其它手工业有一定发展，盐需求量极大增长。因此明朝皇帝加强了食盐榷税的管理。正德二年(1507 年），“令云南盐井官吏,各井盐课务要逐年完纳”，规定一年完不成盐课的官吏，“革去官带住伴”，三年完不成者则官府降格一级，“吏革役为民”。

也就是说，在皇帝的新政下，如果一年内完不成盐课征收，则将革去责任官吏的所有随从。三年完不成盐课的，则集体降级处理，四品知府大人可能变成七品知县芝麻官，衙役可能失去皇帝的俸禄变成平头百姓。皇帝通过盐政将各级官僚机构与人员的利益同朝廷紧密捆绑在一起，因而在云南取得了仅次于田赋的一大税收，“每岁课银3.4～4万两”。尽管云南盐矿、盐井丰富，推行盐铁榷税使朝廷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时交通不便,盐的驮运十分艰辛,又有灶户、官府、销商的层层盘剥,到了销售地，盐价昂贵,出现“斗米斤盐”的价格。在滇南的双江县，50 斤谷子只能换回3 斤官盐,丽江半斤贝母才能换1斤盐,腾冲要一驮棉纱换一驮盐。人民贫瘠,不胜负担。此政一度延续至民国时期，使横断山区山地民族常年缺盐淡食,在怒江的贡山县竟有平生未尝过盐味的老人。因而，傣族把食盐叫做“白色的金子”,白族把食盐当作结婚的礼品。

清代康熙中叶,云南盐政曾改官销，由于盐价居高不下，穷苦百姓无力购买，而官府又不愿降低价格，导致官盐积压严重，官府不愿让利于民，为“疏稍积压”，朝廷推行“计口授食”的盐政。他们采用按户摊派定价食盐的方法强迫人民购买，即是所谓“烟户盐”。这种苛税政策施行之后，人民往往是“前盐尚在，后盐又到。”横断山区百姓为缴纳盐价，不得已“以后领之盐贱卖以完前盐之课”日积月累，循环往复，人民负担日益沉重，因不堪重负而饮刀自尽、悬梁而亡者“岁岁有之”。面对如此局面，乾隆元年三月皇帝下令：“朕闻滇省盐价昂贵……心深为轸念。查该省盐课，除正项外，有增添赢余，以备地方公事之用，朕思赢余之名，原系出于民食充裕之后，若民食不充，自无仍取赢余之理。著总督尹继善悉心妥办，将赢余一项即行裁汰，务令盐价平减。纵使昂贵，亦只可在三两以下。若裁去赢余之后，公用有不敷处，可另行酌议请旨。”乾隆皇帝觉得云南盐价过于高昂，下令禁止派盐。无奈山高皇帝远，勒派之风依然如故。为了降低盐价，乾隆帝开始着眼于雍正年间耗羡归公后的盐课盈余银。同时规定“云南所产井盐俱系府州县领销，派定额数，由各盐井领运分销办课，不许越界贩卖，通行已久，两迤冲繁之处人民辐輳不难照常销引，间或缺盐借之临近州县通融协济，其山僻州县乡村窎远居民鲜少，地方官恐蹈堕销之咎，关系考成，遂将盐井分派里甲挨户分食，官盐按限缴课，名曰烟户盐……夫盐为小民日用必须之物，虑民远涉，是以因地制宜不徒为销引计也，一则患盐之不足，一则患盐之有余，俱非均平之道，著该督抚，酌量变通悉心妥议，务使官不堕销、民无偏累”。

清廷本想按户销售食盐，积极试图将新开盐井之盐对应销往边远缺盐地区，使得人皆可食，无奈由于官僚机构贪腐严重，“始则计口授食，继则按户分派。始则先课后盐，继则无盐有课”，加之食盐蕴藏的利益，官员私藏强摊食盐者层出不穷。由于供需矛盾加剧和价格居高不下，“嘉庆二年（1797 年）三月之二十三四等日，蒙化、太和、邓川、赵州、云南、永北、鹤庆、浪穹、楚雄、大姚、元谋、定远、禄丰等处，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䗞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于积薪中，惨不可言。”滇西十三个地区几乎同日爆发农民暴力反抗，围攻盐场、剿杀盐吏，震惊清廷。史称“压盐致变”。事件发生后，清廷云南当局派兵平息，数千民众“伏路号诉”，带兵“大吏”本想用大炮轰击民众，经云南提督苏尔相极力制止，民众才免于葬身炮火之下。云南籍进士谷际岐向朝廷上奏《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一折，痛陈其害，并揭露了“压盐致变”的惨祸，强烈要求改革云南盐政。清廷被迫于嘉庆五年（1800 年）改为“民运民销”，但积淀百年的盐的江湖，使得盐的开采、运输、销售长期控制在地方豪酋、土司和官吏之手。嘉庆皇帝的盐政改革，在横断山多民族地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影响。

嘉庆年间，一队逃荒的白族那马人从剑川平原举家向西漫无目的地迁徙。他们的族长怀抱一只公鸡，根据族长的卜算，公鸡到哪里开鸣，他们的族人将准备在哪里定居。这队那玛人翻过云岭山脉雪盘山，沿着玉龙河山谷西下，暮色苍茫间，公鸡鸣叫不停。这队那马人便在玉龙河右岸的山坡上居住下来。发展成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地方从此被人们称为喇鸡鸣。道光元年(1821 年)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喇鸡鸣村民和壮美牧羊时，偶然发现羊群集中于玉龙河的谷底舔食一汪清泉，感到好奇，用手蘸了少许尝试，发现有咸味，于是她将这一消息告知村人，村民大喜于咫尺之间发现盐泉，蜂拥而来“祭泉”煎盐，自煎自食。每年的八月二十八日也成为村民祭泉之日，祈求上天给予盐泉万古长流，永不枯竭。这种民间私采自煎食盐的情况当然瞒不住当地的官员。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四川人李天有挟资游行滇西，听说喇鸡鸣有盐泉之事，遂往查看，果有泉水从山中淙淙流出。岸边一片盐霜，味道甘咸，知道是口好盐泉，当即禀报云南巡抚开井报课，盐务大臣派人勘察后指定由李天有包课开井，隶属丽江井。由此拉开了喇鸡鸣盐井官方开采的帷幕。此外，兰州境内还有温井、上井、期井、兴井、老姆井、下井、小盐井、温庄井等九井盐矿，其中尤以“喇鸡鸣”井产量最高，盐质最好，最为出名。“云南各井盐质……矿卤气味最浓者，莫如喇鸡鸣井”。因为盐的存在，喇鸡鸣成为近代享誉全滇和横断山区的著名地名。

民国初年到民国24 年,云南全省产盐多保持在90 万担(每20 担为1 吨)，最高年份曾达100万担，成为云南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袁世凯窃临时大总统职位后,1915 年废弃共和实行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声浪。云南首义护国护法,开始组织护国军讨袁。但“饷金锐增,非有巨款不能维持”,经滇督军与稽核分所反复会商，“自五年(1916 年)起,将滇盐税全数除运署,分所及所属分支机关经费外,数拨归滇用”,每月12.5～18.5 万元。于是由蔡愕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才得以起兵进军四川。盐款成了护国运动的主要经费来源。由于对外倾销食盐筹款用兵，云南省内食盐紧缺，食盐供需矛盾在横断山傈僳族居住区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当时傈僳人武装反抗的主要导火索。

历史上兰州境内的盐井主要由傈僳人开采和背运，千千万万的傈僳族劳工在各大盐场从事沉重的劳动，即便每天背运几十上百吨盐巴，劳工们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用的盐。那时的傈僳人、怒族人在偶尔换得一小块盐时，会用麻绳栓起来悬挂在屋中，供全家人在吃饭时舔一舔，由此可见食盐的奇缺。直至解放后，傈僳族民间形容一个人过世时，还有“到喇鸡鸣背盐去了”的说法，印证了傈僳人对喇鸡鸣盐场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的惨烈记忆。

1916 年冬天，喇鸡鸣附近温斗村的一名傈僳人卖柴回家途中，在矿洞附近拿了一小块盐，被兰坪县喇鸡鸣缉私队开枪射杀。为筹集军饷，官府差役在下乡逼收钱粮过程中，又用脚臼舂死了石中坪村的两个儿童，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当时滇西北地区还盛产鸦片，这更是一门令人垂涎的买卖，兰坪县佐詹盛金名为禁烟查收，实以长期私贩没收的鸦片获取暴利。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云南省禁烟委员会专员崔玉田就在兰坪，詹盛金为讨好崔玉田，连同维西县长余斌和中维游击队长马贵堂以查烟为名进入澜沧江沿岸傈僳族居住区搜刮民脂民膏，弄得天怒人怨。

反抗的烈火终于在1917 年正月熊熊燃烧。石登中坪村的傈僳人和鲁春、丰登村的和沛三，以及丰登村的白族人林爹联络傈僳族、白族农民近600 人于1917 年1 月30 日聚集暴动。愤怒的人群犹如风卷残云，攻城掠地，在石登的激战中，暴动农民杀死詹盛金后，旋即占领营盘镇和喇鸡鸣盐场公署，在喇鸡鸣发生激烈战斗，附近白族、普米族农民也闻风而动，揭竿而起，喇鸡团正李琼林被群情激愤的农民打死。攻陷喇鸡鸣后，反抗农民均分了食盐、没收了盐场公署的财产。此后不发一箭攻下了山后里，抓获处决了云南省禁烟委员崔玉田、李遇春，殖边委员司应谦、周子芬，李品珍等当权势力代表。

控制山后里之后，反抗农民在那里兵分两路，由傈僳族组成的队伍由雀才保带领，主要奔袭维西县城，以求获取维西傈僳人的支持。由白族组成的反抗队伍主要往剑川方向攻击前进，双方试图分道前进控制兰坪、云龙一带的盐井，最终在滇西重镇鹤庆会师。国民党大理卫戍司令部迅速调集大理、剑川、云龙、碧江、维西各路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四面围攻镇压。奔袭剑川的暴动农民一部在攻击前进至剑川县马登乡麻栗箐时，遭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造成重大伤亡。

和桂林、雀才保带领的400 多名傈僳族暴动农民从兰坪出发，于1917 年2 月到达维西县城外围，试图攻陷维西城后攻扑石鼓。当听说反抗农民势如破竹迅猛扑来之时，惊慌失措的国民党中维游击队分队长张勋臣仓惶前往施别山头阻击，被傈僳人瞬间击溃退回维西城。正月初十，和桂林、雀才保的队伍扩展至2000 余人，从西山梁分三路围攻维西县城。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一时枪炮激烈，杀声震天，拿着农具、弓弩乃至赤手空拳的暴动农民数波攻击试图抢夺县城西门和南门，遭到守城国民党兵的拼死抵抗，他们动用排枪和架设在圆龙山上的大炮猛烈轰击攻城农民。在猛烈的爆炸和激烈的枪声中，暴动的傈僳人成片倒下，但仍不退缩，直至冲锋在前的旗手被乱枪击中，方才停止了进攻，随后向西撤回维登一带。此战傈僳人数十人战死，国民党中维游击队也有十六人死于暴动农民的毒箭石块之下。数日后，维西县长余斌和中维游击上尉马贵堂率部回到维西城，与守城军队合兵一处，进攻维西城的反抗队伍被迫撤往石登等地。而此时众多傈僳人源源不断地到达维西县城，有些是来寻找和参加反抗队伍的，有些实则进城“赶街”。

国民党武装人员将所有来到维西县城的傈僳人集中到城内的一个院落，院子中间摆上了几筐食盐，院落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头目走到人群中间高声说：“进城来背盐巴的，站这边，不是来背盐巴的站那边！”人群立刻分成两部分。那时的大部分傈僳人根本听不懂汉语，有些是跟随人群的动向选边站队的。结果选择站到“背盐巴”队列的傈僳族平民统统被当成“土匪”全部斩首杀害。没被屠杀的傈僳人则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甚至有人因这猝不及防的变故而发疯。

我的爷爷大约在屠杀之后第二天去维西城卖黄连，在城门口遇见一个结巴，那人神色平静地问我爷爷：“要……要……不要猪……猪头？”我爷爷打量半天不像骗子，就说：“要啊”。结果那个结巴把他带到附近的大水沟，说“猪……猪头……在……在那！”爷爷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见整个山沟丢满了血淋淋的人头。他大惊失色，扔下黄连逃回家中。

此后，余斌和马贵堂开始组织重兵进攻暴动农民设置在石登的防线，国民党军队依靠快抢先后屠杀了一百多人才击溃了暴动队伍，反抗将领雀才保失踪。一部分反抗农民在余德兴的率领下，往西翻越碧罗雪山向碧江撤退，酿成了1918 年至1937 年怒江流域傈僳族农民被迫持续武装暴动的残酷历史，史称“福贡人民大起义”……

4.红军来了

1924 年至1935 年，中国军阀混战，内乱不休，云南境内以唐继尧为首的各派地方军阀也连年用兵，相互厮杀，致使民生凋敝，财源枯竭。作为重要财税来源地的滇西北各处盐井成为各方反复争夺的目标。傈僳族居住区更是流兵横行，匪患四起，民不聊生。护国运动倒袁成功后，云南军阀首立其功，后来唐继尧独揽云南大权，居功自傲，自诩“南天一柱”“东大陵主人”。他在云南长期扩军，甚至抵制孙中山的北伐战争。他也与顾品珍、范石生等势力相互火拼，导致三迤大地“保安军”蜂拥出现。云南各地军阀矛盾重重，各地土匪揭竿而起。

当时滇西最著名的土匪名叫“张结巴”，他控制滇西北云龙、浪穹等处盐井，纵横洱源、保山、泸水、兰坪、剑川、鹤庆、丽江等地，其势力庞大，不仅抢劫土豪，也绑架官军，因此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张结巴于1899 年生于兰坪县，少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后来由于家乡遭受天灾无法生活，祖母带着他和他的大姐到剑川羊岑、鹤庆牛街打短工，有时也沿门乞讨。走投无路的张结巴顶替别人以张占彪之名至大理邓川常备队服役，因其口吃被人称为“张结巴”。最终不堪忍受国民党守备队欺压排挤而落草为寇，成为名震滇西北的著名土匪。除张结巴之外，滇西山水之间还存在数以百计的小股黑色武装力量，各占一方，横行于世。

面对如此局面，驻守大理的滇西镇守使李秉阳只图拥兵自保，对匪乱坐视不理。这个原因很简单，如果主动与土匪的交战，力量被消耗而实力降低，自身地位终将被云南的其它大小军阀或者军阀们的亲属所替代。但是他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大理镇守副使、维西镇守罗树昌却极力排挤，以剿匪不力为由，不但要撤销其团长职务，而且还要缉拿查办，这就激起了罗树昌的恐慌。1926 年6月13 日，罗树昌在永北通电全省，发起反对唐继尧的军事政变。罗树昌在通电委任他的部属驻腾越二十九团团长刘正伦为“保安军总司令”的同时，于1926 年农历7 月13 日委任罗彦卿、赵琳等人充任滇西北各县知事，在维西、永北、丽江等地扩张人马，然后起兵攻击鹤庆直捣大理北方要隘邓川，试图争夺滇西北盐井。罗树昌部先锋陈大光攻下邓川后，土匪张结巴同意加入反抗唐继尧的队伍，罗树昌由此挥兵猛攻上关。唐继尧的大理守兵仅有史华所率一营，兵力分散，渐不能支。张结巴适时率部出击，将史华布置在苍山脚下防御的一个连击溃。罗树昌由此夺取上关，张结巴则马不停蹄直捣洱海北滨的富饶之地喜洲，攻击前进狂抢一通后退回南中。这时罗树昌部陈大光的先遣中队也来到南中，在张结巴驻地附近待命。

而在云龙、泸水方向刘正伦的“倒唐保安军”则在积极联合保山、腾越、龙陵、顺宁、镇康、云县六个县团防的兵力参与军事政变。罗树昌和刘正伦试图从大理南、北两路合围占领下关。但是很多惊人的巧合决定了历史事件的走向。罗树昌的“盟军”张结巴曾经绑架罗树昌部先遣中队队长邱回才之父，勒索不成将其杀害抛尸荒野。罗树昌并不知道邱回才与张结巴有杀父之仇，派邱回才与张结巴协商进攻大理事宜，哪还得了！邱回才知道张结巴近在咫尺，不由勾起一血杀父之仇的念头。而张结巴却不认识邱回才。接到陈大光会谈的命令后，张结巴根本没有把小小的先遣中队放在眼里。来到会谈地点，邱回才见到张结巴只随便说了几句话，便拔出手枪射击。只见张结巴应声倒地。门外双方卫兵立即涌入，邱回才笑着声称“误会，误会，走火，走火！”收起手枪扬长而去。岂料张结巴身手敏捷，在邱回才掏枪之时应声倒地装死，只受了点轻伤。后来率部逃亡洱源北部深山，罗树昌部失去张结巴的右翼支持。

1926 年秋天，唐继尧任命陈维庚为剿匪总司令，率领唐继麟、欧阳好谦、俞沛英率领三个团的兵力进入滇西剿匪。唐继麟、俞沛英的两个团首先正面攻击盘踞上关的罗树昌部，罗树昌部此时已经失去张结巴的支持，被唐继尧的援军全面击溃逃回永北，后流亡至川滇边境。刘正伦的六县联军还未正式形成，便被唐继尧打了个措手不及，后在云龙、泸水不断溃退，最后在腾冲投降。

1926 年11 月，中共正式在云南成立地下组织，组建以“倒唐”为目标的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领导云南人民进行反抗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斗争。1927 年2 月6 日，云南军阀龙云、张汝骥、胡若愚、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唐继尧政权被推翻。5 月23 日，唐继尧病死于昆明。6月14 日，张汝骥和胡若愚又因争夺云南实际控制权与龙云兵戈相见，甚至一度囚禁龙云，后被龙云的地方武装所击败，将张汝骥部从曲靖一路向东驱逐至滇东，滇东本是龙云的故乡，张汝骥与龙云的军队在乌蒙山区发生多次大战，张汝骥损兵折将。至1929 年秋天，张汝骥率残部从滇东向西折回逃到滇西永北顺州一带傈僳族居住地区盘踞。此时龙云派出的另一部武装也到达金沙江西岸防堵，对其形成东西合围态势。

顺州一带金沙江峡谷陡峭，东西两岸地形均易守难攻。虽然龙云所部占据了战略优势，但因忌于金沙江峡谷地形，并不敢贸然出兵。张汝骥的部队在永北境内盘踞四月之久，永北顺州板桥的傈僳人王治安厌倦张汝骥残军的侵扰和苛派，组织了400 多傈僳人准备攻击张汝骥残军，秘密联络驻扎金沙江西岸的龙云武装成功。王治安率领的400 余傈僳人联合龙云的武装于1929 年农历11 月26 日夜突然发动攻击，内外夹攻张汝骥部，张军大败，其武装力量基本消灭于永北。张汝骥带几十人突围至四川盐源，后于1930 年初在盐源被抓获，最终在押送大理途中死于刀下。由于傈僳头人王治安在攻灭张汝骥残军的战斗中战功卓著，龙云本想让他当永北县长，但王治安不识汉字，便只好给他封了一个“永北夷务指挥”的虚职。

此后，云南各地的大军阀基本被龙云消灭，但也存在各地军阀卷土重来的可能。龙云为巩固对云南的控制权处处防备各地军阀，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工农红军通过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湖南、江西一带的中央红军早在1930 年前后已经在考虑进行长征计划。蒋介石发觉红军西进意图之后，要求云、贵、川各地军阀严密防堵，试图将红军消灭在云、贵、川边境山区。龙云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要求积极在云南布置阻击红军的防线。在永北傈僳族地区，龙云要求县长徐建佛修筑碉堡、哨卡等军事设施。徐建佛强征傈僳、彝、汉等各族劳工上万余人次，最终于1936 年在永北境内的金沙江沿岸修筑了132 座碉堡，并抽丁成立16 个江防大队，总计4000 名武装人员防守300 余公里的金沙江沿线，可谓布阵森严。

1936 年初，红军也派出地下工作者苏俊杰等人，到云南西部和西藏边沿地区开辟工作。国民党也在全国发动了宣传攻势，甚至空投造谣传单，称红军为赤匪或者共匪，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在金沙江沿岸，还妖魔化红军，散布“汉人红军吃人，特别喜欢吃小孩和婴儿”的谣言。金沙江沿岸的傈僳人、汉人因惧怕红军纷纷躲进山林。在贵州境内迂回多次后，红二、红六军团于“1936 年3月6 日从贵州赫章县进入云南彝良县境内。3 月7 日，红二军团在彝良县寸田坝、坪地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地霸。红六军团到达彝良县奎香镇，发动群众，开仓济贫。4 月14 日，红六军团南下占领盐兴县（今禄丰）元永井，把没收的恶霸、土豪财物分发给群众，当地500 多名青年参加红军。4 月15 日，红六军团袭占盐兴（今禄丰）县城黑井，打开盐仓粮库，救济贫苦百姓。红六军团将沿途参加红军的青年组建为1000 余人的新兵补充团。4 月19～21 日，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云南永北、宾川等地傈僳族地区，这是第一批经过傈僳族居住区的共产党武装。红二、六军团并没有进入永北县长徐建佛设计的口袋阵，而是从永北南部的宾川、鹤庆迂回直插当年蒙古军队“元跨革囊”的丽江石鼓、巨甸一带集结。在宾川钟英和东山傈僳族地区，今东红村委会阿恶村的傈僳船夫李明高协助红军某特务班渡过金沙江进入敌人后方侦查。解放后党组织找到他，并送他到云南民族大学学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采取的“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道路过”的宣传在穿过云南、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云南、四川、贵州各地军阀只希望将红军赶出自己的控制地盘，而不想真正与红军大战而消耗自己的实力，影响自身在中国军阀行列中的地位。因此，当尾随追击红二、六军团的国民党中央军郭汝栋部一万余人于1936 年5 月15 日到达永北时，红军18000 余人已经于4 月26～28 日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 达余公里木瓜寨、木取独、格子、茨柯、余化达等5～7 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在金沙江北岸今迪庆境内的格鲁湾、苏甫湾、开文等地区稍作休整后，红军先遣队4 月29日翻越雅哈雪山，到达小中甸进入云南藏区。

4 月30 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进占中甸县城，红二军团主力抵达小中甸。红六军团仍在格鲁湾。5 月1 日，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以湘鄂川黔滇军分会主席贺龙名义发布布告，阐明红军的性质和纪律，宣传红军的政策。当天下午，贺龙接见松赞林寺松谋活佛派来的喇嘛代表夏拿古瓦，并请他将亲笔信带给松赞林寺的八大老僧，信中再次阐明了红军的政策。5 月2 日，松赞林寺派出8 名代表，带着礼物，由夏拿古瓦带领，到红二军团部驻地慰问。5 月3 日，贺龙等红二军团领导一行40 余人应邀到松赞林寺回访，贺龙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5 月5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双方互派代表商讨抗日救亡办法。6 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 月2 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省甘孜地区同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会师。7 月5 日，奉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 军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奉命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在此期间写下了一首七律诗歌，名为《北渡金沙江》：“盘江三月燧烽扬，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开鼙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北飞缰。”同年，一位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也写下了一首藏语或者汉语诗歌流传后世：“不合脚的靴子，它是彩虹我也不要；感情不和的伴侣，她是天仙我也不要。奔腾的雅砻江怎能倒流，离弦的飞箭绝不会回头。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同红军走到底。心愿！心愿！长征到底！心愿！心愿！扎西德勒！”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峡谷生活的大部分傈僳族人并不知道“红军”，只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宣传的“朱毛共匪”。但是从相邻世居民族的口述中得知红军事迹、政治主张和严明的纪律之后，按照傈僳氏族习惯将红军冠以“阿越氏麦”，即“朱氏族领导的军队”，在横断山傈僳族居住区广为流传，甚至被神化。

5.盐的解放

1946 年国共内战重开战端。尽管当时国民党军拥有830 万之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只有正规军110 万人，民兵200 万人左右，可谓实力悬殊。但是由于民心向背，至1947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两次大的战役重创了东北、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之前，中共地下组织已经开始在各地举行武装暴动，滇西地区的第一场武装暴动则在滇西北要地产盐重镇剑川打响。剑川为茶马古道驿站，是北上西藏，南下大理，西通缅甸的战略重镇。1947 年11 月，云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武装斗争，任命黄平为特派员领导开辟滇西武装暴动工作。黄平等人到剑川后，与省工委先期派回剑川的王立政、张贡新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随后他们在乔后、剑川、鹤庆深入农村发动当地各族人民进行反“三征”斗争。他们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入手，积极发展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成员。至1947 年底，先后在剑川、沙溪、鹤庆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8 年5 月，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县城秘密成立，由黄平担任书记，欧根担任副书记，滇西工委委员有王以中、徐铮、王立政、杨苏、王北光。滇西工委成立后，根据面临的形势确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党的组织，为发动武装斗争积极作准备”的工作方针。部署建立以剑川、祥云、保山为中心的三个工作区，地域涵盖滇西北。各位委员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了分工，黄平、欧根负责全面工作，王以中负责剑川地区，徐铮负责学校和妇女工作，王立政、杨苏负责乔后地区，王北光负责通兰地区。剑川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滇西北地区的指挥和联络中心。

国民党云南当局也掌握了共产党计划在剑川、通兰暴动的基本情况，积极委任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土司势力为保安军司令、队长等职，筹划消灭共产党在滇西北的地下活动。由于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土匪火拼的局势下，当地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印象。据王北光回忆：1948 年，剑川县马登发生6.25 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在人民受难之际，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滇西工委及时指示剑川县工委组织募捐，派出剑川县工委书记王以中为首的救灾团到兰州一带救灾。这一措施不仅给灾区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也解决了生活上的部分困难，群众普遍反映这是“雪中送炭”。通过这一行动，当地人民认清了敌我，靠拢共产党，增强了要求解放的信心和力量。为以后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救灾团离开时，留下共产党员李铸宏和民青成员赵泽宗、张彭建、颜瑞昌继续在当地工作，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全国革命形势。

1949 年4 月2 日，中共滇西工委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并报经省工委批准后在剑川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滇西北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近凌晨二时，起义队伍分两路由西、南迅速到达城门，收缴了卫城士兵的枪枝。在敌方卫兵的配合下，双方均未鸣枪。直至暴动队伍到达县政府大门口会合时，敌方仍然毫无察觉。但是当杨新纪指挥暴动队伍试图冲进县政府时，遭到了守门警察的抵抗。甸南暴动队员陈祖芳中弹牺牲，队伍受阻，双方激烈交火，对射相峙。暴动队伍于凌晨四时许击溃守城国民党武装，国民党县长张积厚仓皇躲进厕所未被擒获。五时许，暴动队伍撤离县城。剑川暴动后，国民党剑川县长张积厚向云南省政府、省参议会告急，并联合部分地主豪绅重新纠集武装卷土重来困守县城以待援军到来，滇西工委决定抓住时机再次奔袭剑川县城。4 月19日凌晨，剑川人民自卫大队突袭县城，双方激烈交战，中共武装歼灭守城国民党自卫队员80 余人，活捉县长张积厚，缴获60 多支枪，随即离开县城转移到石龙寺进行整训。在此期间，剑川县委调入一批骨干补充兵力，部队扩充至200 多人枪，后编为三个中队、一个政工队、一个武装工作队，并配齐了军政干部，建立了共产党剑川总支委员会，滇西工委决定将部队番号改为“剑川人民自卫团”。

1949 年4 月21 日，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发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日，军阀罗瑛等人组织和抢抓永北汉、傈僳等民族组成所谓“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军区滇西总司令部”，罗瑛自封副司令，号称拥有武装力量4000 余人。于4 月26 日兵分两路从中江、金江渡渡过金沙江，向西进攻至邓川、洱源，企图控制滇西北盐场。同时，在滇西北诞生了一支打着国、共两党的旗号，又同时反对国、共两党的地方武装，即“共产党、国民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联军”，简称“共革盟”。它是临沧云县人赵正元、钟世俊和龙云的旧部以反对蒋介石和卢汉，迎接流亡香港的龙云为口号组织起来一支武装。“共革盟”拥兵1000 余人，先后攻下保山、腾越、龙陵、顺宁、云龙、泸水等县城。卢汉派遣保安第二旅旅长兼滇西剿匪指挥部指挥官余建勋、刘福铭等人进入滇西讨伐“共革盟”，共革盟主力在保山境内被国民党军队击溃后，往滇西北解放区溃退。云龙方向“共革盟”于1949 年5 月9 日组织千余人攻击至兰坪县外围，其一部直扑产盐重地——喇鸡鸣盐井。

1949 年5 月5 日，中共领导兰坪县外围通兰暴动成功。1949 年5 月7 日至之后一周，剑川人民自卫团与来自云龙方向的“共革盟”和邓川方向罗瑛的“民联军”发生多次战斗，罗瑛率领的“民联军”在剑川人民自卫团的英勇打击下一路溃败，“总司令”史华于5月18 日在鹤庆自杀，罗瑛率残部回到永北后，也发生内讧，于5 月25 日被易少白、谭伟才处死。剩余“民联军”近千人进入华坪、盐边地区苟延残喘。5 月10 日，试图进入兰坪县城的“共革盟”在剑川羊岑、白拉山哨口遭到欧根率领的剑川人民自卫团伏击，全部被歼灭。剑川人民自卫团先于“共革盟”进入兰坪县城，兰坪县城和平解放。但是“共革盟”武装一部在银友裕率领下于5 月11 日从云龙方向北进攻击占领了滇西北人民食盐主要供应地和国民党财税主要来源地——喇鸡鸣盐井。剑川人民自卫团二支队必须火速出兵击退“共革盟”武装，解放喇鸡鸣盐井。王北光、李岳嵩率部连夜前往喇鸡鸣盐井，于5 月12 日拂晓赶至喇鸡鸣盐井包围了“共革盟”武装。战斗从拂晓至中午结束，“共革盟”被二支队击溃，向云龙方向逃窜。同日，中国共产党在维西县组织武装暴动成功。

解放喇鸡鸣盐井后，二支队开仓卖盐，还对前来买盐的怒江流域傈僳人、怒族人免费发盐。尽管中共在剑川、兰坪、维西等地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但是这个区域大部分为少数民族，语言不通，民风迥异。地方土司试图武装对抗,很多山地民族对中共了解不深或者根本不了解，导致中共在汉族地区采用的宣传手段在横断山区少数民族中并不凑效,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和解放区根基不实，还在风雨中飘摇。在这期间，后任怒江州委书记的张旭参与了免费发盐的过程。张旭当时任喇鸡鸣后勤部主任主管盐务工作，他们掌握了怒江、维西地区傈僳族、怒族人吃盐十分困难的实际情况，而接手过来的国民党喇鸡鸣仓库里滞存有2.8 万担食盐。上级指示将这批食盐以“怒江特区救济盐”的名义免费分发给怒江两岸的山地民族。最后决定来要食盐的人要多少给多少，只要背得动。

可是免费发盐并不容易。当地人根本不相信“汉人”免费发盐的“鬼话”,张旭和王荣才在喇鸡鸣盐井附近的营盘街上转悠几圈,遇见两个买盐的怒族人，张旭对他们说，不用买了，每人给你们一背。两个怒族人不可能相信这个汉人说的话，因为历朝历代的“汉人”都是用食盐谋取暴利，控制、压榨各族人民的。“给一背盐”一定是汉人的鬼话。两个怒族人仔细打量这两个汉人，他们认出了曾经在碧江教书的王荣才。交头嘀咕一阵子之后，将信将疑地用傈僳语说“王老师，我们要一小点就可以了。”王荣才搬出二三十斤的两大块食盐送给他们，用傈僳语开玩笑说：“一小点不给，老师给学生要给一大块。”两个怒族人说“老师给，我们就敢要。”王荣才又说“你们回去后，叫没盐巴吃的亲戚朋友们来喇鸡鸣盐场找共产党，每人给一背，随时来随时给。”

两个买盐的怒族人乐呵呵地回去后，共产党在喇鸡鸣免费发盐的事情在怒江两岸迅速传开了，成群结队的傈僳人、怒族人接踵而来，消息甚至传到恩梅开江流域，为了得到食盐，那里的人们也翻越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不远百里前来背盐。直至发放了2000 担左右，来的人才逐渐少了。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在当时横断山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无意间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和舆论攻势。甚至仍然想负隅顽抗的国民党碧江参议会参议长田月辉也对田映书说“我们该收手了，共产党只要费上几百担盐巴，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解放怒江的宣传攻势就这样被迅速打开了，中共滇西工委趁热打铁，安排王荣才带领学生木盛春等人将《约法八章》、毛泽东的著作《论新阶段》和《论联合政府》中的主要章节翻译成傈僳文进入福贡、碧江张贴于县政府门前的墙壁上，识字的傈僳人大声朗读给前来围观的群众。在盐巴攻势和傈僳语文的宣传下，怒江两岸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基本消除了，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王荣才进入怒江见到傈僳族头人霜耐冬、裵阿欠时，两人同声说“过去听说过“阿越氏麦”的故事，如今阿越氏麦来到怒江，太好了，太好了。”因此后来有人说“盐巴解放了怒江”是有依据的。

1949 年9 月，滇西人民自卫军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贵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七支队下设6 个团，一个藏族骑兵大队，人数6700 至9000 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西南。1952 年以后，滇西北全境获得解放。应证了一句傈僳族格言：“没有四季啼叫的布谷鸟，没有永不下台的官僚”。古盐矿、井依次恢复生产，其中喇鸡鸣井的盐以产量最高、盐质最好、渗透力强和质地坚硬而誉满全滇。喇鸡鸣井的盐还呈现出绯红的云色，被誉称为“桃花盐”。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盐产量不断提高，曾经稀缺难求的盐成了最普遍的食品，从供销社统购统销到小卖铺零售，从凭计划采购到自由购买，从昂贵到不惜血族仇杀，到成为生活中最便宜的必须品,滇西北的盐用它的历史诉说着苍茫往事。

如今古兰州的盐井已经全部关闭，仿佛翻过了一页充满血泪的历史。而喇鸡鸣井附近的居民，还在利用水溶开采涌出的卤水顽强地用他们的方式熬制桃花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传承他们伟大祖先留下来的一种记忆。2016 年，有幸得去喇鸡鸣井一睹小镇风采，那时秋色灿烂，浮云散淡，兰州古道上的村落弥漫着自由的炊烟。当我用双手捧起一捧绯红的桃花盐，仿佛触碰了盐马古道跳动千年的血管，这隐秘的血管里，隐约回响着盐的复杂回声，仿佛在告诫我们珍惜有盐味的自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