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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

一、前言

2004年之后，中国艺术品产业迎来了增长的爆发期。而2008年之后，随着西方金融危机，以外国藏家为主的当代艺术品市场一蹶不振，而此时中国的市场异军突起，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进入艺术品投资的领域，传统书画古玩市场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2015之后市场趋于理性，但是艺术品市场每年仍在增长，投资艺术品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资渠道之一，只是这时候的艺术品投资已经不是“资本的狂欢时代”，而冷静下来思考哪些艺术品和艺术家是值得投资的。这需要从艺术价值的系统以及具体的艺术品环境来判断，我们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艺术品的价值取向。

二、艺术品的背书系统

艺术价值的建构需要哪些因素参与，这些因素的参与将决定艺术创造力与再生产。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参与，艺术就没有进入信息交互的通道，那就不能称为艺术。根据对一些艺术家事迹的观察，笔者列出了四个价值构建的要素：时间、资本、权力、共识。

权力，包括政治权力、艺术界权威、艺术共同体话语权以及媒体权力等。这一点很好理解，艺术价值是一个比较没法量化的问题，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艺术家共同体，实质是一套解释系统，给予艺术价值以可量化的认可。比如，刘海粟有意在帮国外文化机构编写中国历代画作选时，把自己的作品和历代名家放在一个体系里，从而获得国际认可。傅抱石更是因为国庆10年周年，与关山月创作了《江山如此多娇》，并受到毛主席手书画名，从此名声大噪。

资本，是最直观的价值构建因素，特别是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艺术越来越表现出其金融产品的属性，由于其价值的不稳定，用资本背书价值的保值与增值，是较为稳妥的方式，也是短平快的方式。比如吴冠中，90年代，吴冠中的作品也就是几千元左右，这时，刚在房地产业崭露头角的万达集团，以敏锐的艺术和商业洞察力对吴冠中作品的宣传与运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布局，吴冠中与万达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04年，万达联手中法文化年组委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吴冠中作品世界巡展，这让其作品引发了国内外的轰动。

时间，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历史或者故事。在关系的维度中，时间是最微妙的影响因素，这里的时间特指艺术创造在关系网络中的再生产历史。比如西方美术的后印象派，其发生之初并没有受到当时艺术界的认可，也超出了大众审美的过往经验。但是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不断衍化及资本主义文化的自我反思，后印象派开启了整个现代主义美术的时代，进而影响了后现代文化及先锋艺术，开辟了一条艺术价值生产的康庄大道。时间因素是最具稳定性的因素。

共识，指的是公众的文化共识、艺术共识，或者是特定文化圈子内的价值共识。共识虽然和时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共识的建构还是有一定的系统可控性的，也就是可能在所见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关系的再生产。比如在专业艺术家眼里，艺术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和门派，但是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不管艺术家如何表达，水墨画总是更容易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当代”艺术就显得非常陌生，基本不会让人与艺术扯上关系。所以共识不仅代表了艺术家的技艺水平，也代表了不同文化圈层的认可。

三、当代艺术“困境”的原因

人类学看艺术品的基本原则是：不拘泥于艺术本体，不迷信艺术的美学阐释，而是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来看艺术品。把艺术品放在历史与当下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些事情自然就变得清晰起来。

比如，8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始崛起的所谓的“当代艺术”，从85新潮之后，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自觉，这种自觉获得广泛的时代共鸣，在美术作品上表现的比较极端。而艺术品创作不仅可以摒弃传统的创作思路，还可以颠覆艺术品的边界，比如先锋艺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等。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这些在中国本土长出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怪胎”虽然受到追捧，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在国内获得太多的藏家，而大部分的藏家是西方的画廊或艺术商人，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文化和资本上的认可。更多的是西方资本和权威艺术机构为这些作品做价值背书。其本质是艺术体制的价值炮制，利用的是“国外权威”和“境外资本”。

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多年，中国的文化权威一直是需要“别人认可”的状态，这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表现的也很突出。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导演的作品最先在国外的电影节拿下大奖，然后国内艺术界才以此为风向，确立艺术品质的高低。方力均、张晓刚等人的作品其实是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框架内完成了艺术的本土表达，与其说是这些艺术家走上国际，不如说是境外艺术体制选择了中国的个别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作品是国外人“可以看懂”的，这就是文化的相对性的问题。

但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后，市场遇冷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当代艺术缺少资本与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游戏很难进行下去。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这十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整个社会都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民粹和犬儒主义的浪潮也是此起彼伏。也就是说，西方的价值背书系统本身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更没办法来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做背书，中国的当代艺术危机必须靠自身的文化系统来化解。

相反，2009年，中国经济在强刺激下，更多本土富豪进入艺术品投资，但是中国富豪投资的艺术品重点是古玩字画和现当代书画名家，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异军突起，成为了世界第三大艺术市场。而2015年之后，随着金融政策的收紧，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趋于理性。但是，中国市场依然在上升的通道，而这些钱大部分投向了古玩字画及现当代名家字画市场。当代艺术里，除了少数名家有藏家和境外画廊为其站台之外，其他年轻的画家鲜有人问津，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尴尬”。

其实从四个艺术品的价值背书因素，我们就很好解释上面的现象，当代艺术的“困境”就在于四方面背书系统的全面崩塌，这种解构的速度是可怕的，艺术品往往只有两个极端，一文不值与平步青云。而当代艺术不管是在话语权，还是资本方面，都已经遇冷。当代艺术也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的与大众共识的背书，所以，这种困境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四、建立背书系统的艺术价值生态

当代艺术的遇冷与中国本土文化市场的崛起，这些现象必须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解读，才能发现艺术品的真实价值是来自何处。而艺术品的价值背书系统又可以决定艺术品投资的方向，所以艺术品的投资者应理性选择。艺术是一种精神产品，其美学层面比较抽象，有很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如果艺术仅仅定义为一种美学感受，我们可以完全不用考虑艺术品的价值问题。但是，艺术品既然进入了市场流通和资本轨道，这个艺术品产业如果想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建立一个价值的参考系，这个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从产业规划的角度，艺术品市场必须从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出发来思考艺术品产业的健康发展。在艺术价值的评价体系中，必须综合考虑权力、资本、历史和共识等四个维度，在定价策略上也应该尽量在可以量化的平台上“挤泡沫”，而不能陷入合法化危机和合法化泛滥的泥潭。权威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的介入是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全面认识艺术品的价值维度，引入更多的评价系统，寻求价值背书因素的平衡考量。艺术品投资进入理性阶段，意味着投机炒作者将被淘汰，更多的艺术界精英、艺术鉴赏家、艺术金融专业人士进入这个场域，艺术价值的相对量化是在权威人士和市场表现的不断权衡过程中产生的。

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不能埋头于自我的想象世界。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与外在世界的匹配度。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实验艺术、观念艺术就没有价值，而是艺术家要知道自己的创作到底有哪些价值系统内会发光，能和整个艺术界产生哪些关系的连接。

只有建立良好的艺术价值生态，艺术品产业才能良性的发展。这需要艺术界不同背景的精英共同来打造并维护一种全面、合理、可操作性的价值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