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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一、前言

人物传记体是典型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其通过对人物的生平、生活和思想等系统地描述和介绍，在“真”、“信”、“活”的准则下，达到对人物形象特征的生动刻画与精神的深刻表达，进呈对其时代背景的侧面反映。学者传记则是略显特殊的领域，主要因它对人物的选取和记录皆以“学者”、“大师”或“鸿儒”为主体，记录了他们的思想与言行，故兼顾有史学和哲学价值，可谓是有传记体例特征的学术思想史。

朱熹所作《伊洛渊源录》作在中国一本标志性学者传记著作，不仅记述了北宋理学的传承渊源，还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其体例发展渊源与后世演进之文、史、哲之价值不待言表。日本江户儒者原善(1774-1820)所著《先哲丛谈》(1816年刊)作为在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与日本传统自我结合调整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部日本德川幕府儒者传记著作，因其诸方面已近完善，终成日本后世学者传记典范。两者同为“汉文化”下两国儒者传记的发凡起例之作，其中差异表面为学者国籍身份不同，实则为两国儒学发展两种脉络。今则比较其体例，以文体见思意。

二、编纂目的：“祖述道统”与“备考于史氏”

《伊洛渊源录》与《先哲丛谈》因两国儒学发展阶段与儒者境遇不同，分持“祖述道统”与“备考于史氏”不同编纂目的。朱熹虽未直明其创作目的，亦未撰写凡例以供后人考查，然通过分析当时历史环境与引证相关资料，便能窥知其“祖述道统”的立场。《先哲丛谈》之编纂目的则有迹可循。通过考查《先哲丛谈》的序文与凡例，“备考于史氏”的意图。

朱熹撰写《伊洛渊源录》基于南宋“理学”遭遇两次“学禁”的严酷背景。两次“学禁”一直将“二程”所倡学说排斥出“孔孟正学”，特别否定其正宗地位。《伊洛渊源录》顾名思义则是要为二程“伊洛”之学正本清源。因此他以周惇颐开卷，力主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关系进而为“理学”确立一个上承孔孟之学的历史道统。元人李世安作《伊洛渊源录·后序》中明确指出：

“昔孔子缵述群圣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后，至二程夫子始克绍其绪。程子之学得于周子而益阐之……盖《伊洛渊源》一书，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 然见于其中，如五维之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朱熹在南宋的历史背景下，担起重塑道统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学渊源。相对于此，原善则正处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二次修史热潮中，官学昌平黌此时正组织修编《宽政重修家谱》《徳川实纪》《朝野旧闻裒稿》，为凸显自己史学追求，进而写作《先哲丛谈》。佐藤坦撰《先哲丛谈 序》载：

“……友人原君公道有憾于此，尝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将，暨名一技一艺者，行状碑志、家乘谱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备考》，以俟他日修史者采掇焉。别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丛谈》。”

《先哲丛谈》正是为准备正史修撰而编纂，而《伊洛渊源录》为发扬理学力争正统地位而作，两者初衷即不同，是传主排列、史料编排等体例亦呈现不同的根本原因。

三、传主排序：“学脉传承”与“时间排列”

儒者传记的编纂体例中传主排序，是其思想的重要标识。《伊洛渊源录》依“先本后末”的原则排列46位传主，而《先哲丛谈》则严守“年齿先后”的原则。前者相较于后者，更侧重于表达其学术渊源的一脉相承；后者相较于前者，更突出史家以时间为主轴的撰写立场。

朱熹在南宋的历史背景下，担起重塑道统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学渊源，因此他在选取《渊源录》之编辑体例时，大体表现为“先本后末”。据四库全书影印本《伊洛渊源录》所载，其第一个传主为周敦颐，其为理学之开山鼻祖，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故将其列在卷一；第二和第三个传主为程颢和程颐，他们两人作为伊洛之学的核心人物，就像大树最粗的干的部分，故将其列于第二、三和四卷；第四个和第五个传主为张载和邵雍，作为伊洛之学的扛鼎人物，就像大树中部的干，故将其列在第五卷；而后又有程门杰出弟子，如谢良佐、游酢和杨时等，就如一棵大树的枝条，故将他们列于较后的卷中。到了第十四卷，则为一些不重要的弟子，就像一棵大树的叶子，故将他们综合略录于第十四卷。

《先哲丛谈》据《凡例》云：“次序率从其年齿先后，不分以门流。”即依据传主出生先后为排列传主。据笔者考，《先哲丛谈》确实恪守“年齿先后”，然其中也并非全无学脉因素。例如，林罗山因为是藤原惺窝的嫡传弟子，又是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进而使朱子学进入政治核心的关键人物，所以虽年岁稍小于菅玄同，却仍紧列于惺窝之后。又如，林春斋、林凤冈二人作为林罗山儿孙，虽年岁更小，却因家学原因亦得以列于菅玄同之前。另外，《先哲丛谈》撰录每位传主，必要澄清其师承与弟子，于交游也往往多有记录，足见原善并非不注目学术传承与脉络。然而全书撰写呈现出以“时间”为主轴。原善于《凡例》中明言：“此编专以知先儒之性性履历为主，而未及其识见者以其人皆有成书布于世也。间有略举识见者，以其未著见者也。”则正在于其重在修史，略学术的创作意图。

四、史料编辑：“排录”式与“融合”式特征

《伊洛渊源录》与《先哲丛谈》在撰写前都广泛地收集大量传主基础史料，朱熹作《答吕伯恭书》云：“(伊洛渊源录)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所谓“不住寻访”者，足以见朱子搜集编录所需要的材料是着实下了一番苦工的。细考《伊洛渊源录》朱熹所搜集的材料种类有近百种之多。其中主要包括行状、年谱、墓志铭、语录、文集、事略、奏状、哀词、祭文、铭诔、遗书、国史、杂史、实录、笔记、以及一些蝇头小楷记叙的细小史料(如家传)等诸多体裁资料。据《凡例》所言，《先哲丛谈》的史料来源一方面“掇取其要于《备考》中及诸家集”一方面“言行之迹，别存稗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录之”。所谓《备考》则是“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传者，则求其传若行状、墓文裒辑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备考》”据此，《先哲丛谈》的史料文献逾百卷之巨。

两者虽皆准备充分，然编辑如此广博史料方式却大有不同。《伊洛渊源录》以史料的直接编用为主，以自己撰写为辅；而原念斋《先哲丛谈》以文本的撰写创作为主，以材料引用为辅。即《渊源录》侧重于前期材料的搜集遴选和排录，而《先哲丛谈》则侧重于在广泛搜集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后期的加工写作。

《渊源录·卷二》记明道先生，编录了其弟程颐所撰的《明道先生行状》和《门人朋友途述》；于卷三，则编录了游酢所撰之《书行状后》、吕大临所之撰《哀词》、文彦博所撰之《墓表》和陈恬所撰之《赞词》，这属于程颢之个人生平部分；另外，卷三收录了从十几种资料中遴选出的二十七条遗事，这属于程颢之轶事与学术授受部分。

《先哲丛谈》不仅撰录每一位传主的名、字、号、家族、出仕，亦有典型大事和有代表性的细节逸事，其间穿插着其他人物的语录和评价，用以侧面烘托、互相印证。特别是将各类行状、墓铭、书简、赞等摘录穿插行文之中。如日本巨儒荻生徂徕传文末：

徂徕殁为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临终谓人曰：“海内第一流人物茂卿将殒命，天为使此世界银。”徂徕病浮肿而终。《紫芝国漫笔》曰：“徂徕先生甚重生，自饮食居处，以至出入动止宾客应接之事，苟可以伤生者。断弗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虑过度也。盖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书为事，年过六十，旧疾数复发。而犹不能清心静养。遂致笃疾而死。”谢在杭云：“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诚矣。”竹山《非征》曰：“余尝闻之，徂徕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灵怪，今当有紫云覆舍，若等出睹之。’及病革辗转呼号，紫云不绝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辈深耻之。绝不通外人，故一时或缪传以为非良死”云。此竹山传闻妄语也。徂徕起于关东。而风靡海内。西人动造为莠言。以非驳之，要皆出于娼妬之心。(《先哲丛谈》卷六)

为述荻生徂徕之死，同时引录《紫芝国漫笔》《非征》两篇著作。述藤东野向荻生徂徕借钱却产生误会之事，则摘引往复四封书信。《先哲丛谈》于每位传主皆如此将史料节录融合到行文之中，大别于《伊洛渊源录》以“排录”方式编辑史料。

朱熹于《伊洛渊源录》并非无撰写之功，“周敦颐的《事状》)、程颐的《年谱》、吕希哲的《家传略》、范祖禹事略、朱光庭的《墓志铭》、吕大忠、吕大钧的《形状略》(同时范育写的《墓表铭》)、吕大临的《祭文》(同时有程额的《雍行录》中有关吕大临侠事)、王苹的《墓志略》、胡安国的《行状略》”2皆为朱熹亲自撰写。然以诸多史料“排列”式编辑，实则为诸位传主学脉师承做出很好记录与表现。

《先哲丛谈》在广搜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合加工，亦呈史家修史风貌；《伊洛渊源录》“排录”史料保全学脉师承，则重在学术思想。此差别亦源于编纂目的之差异。

《先哲丛谈》作者原念斋身为修史者，使此书本身就具有正史体例性质，其对史书写作体例模仿，则源于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等。因此，首先《先哲丛谈》从根本上是直接继承《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附属儒学传记的体例，特为日本德川幕府修史所备。此书也是德川幕府时期，儒学经历朱子学、古学派，而进入考据学派兴起的产物。故其意图、传主排序及处理史料的方式都与身处南宋“学禁”背景下的《伊洛渊源录》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