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山

1

我们张家老院，靠近河槽边。正房是三孔石砌窑洞，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没有倒座南房。我父亲兄弟七人，长大成人，渐次成家，老院就过分窄憋，住不开了。爷爷生前就动心要购买地基起造新居，兵荒马乱的，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家族的这个愿望，直到建国后才由我父亲实现。

1952年，年初开始三反运动，父亲在太原发电厂被打成大老虎，开除党籍，退赔贪污款。我在这儿说的“打成”，因为那确实是一个冤案。到年底，运动后期，父亲的案子获得甄别，彻底平反，几千块钱又原封退了回来。建国初的几千块，可就是几千块。父亲觉得这笔钱，失而复得，像是白捡回来的。于是，回村里买了地基，盖起一座四合院。破土动工，一共起造了新房二十间。除我父亲在太原工作，我的大伯叔叔们，家家有了相对宽敞的住房。爷爷的遗愿，在父亲手里得以完成。

父亲出钱，还给家里打了新车，买了犍牛。那时，谁也不知道后来国家会搞合作化，弟兄们心气高涨，决心要继续苦斗，发家致富。

1952年，土改过后合作化之前，土地私有，还能自由买卖。我家起造新房，买的是本家八生老汉的旧宅院。老汉叫个“八生”，老婆却只生了一个闺女。老汉去世，老太太成了寡妇，晚年随闺女去生活，老宅就出手了。

村子的正街，从河边往上，一直通到红崖根底。当间横着一条巷子，这儿便是著名的十字街。夏日静夜，人们听书扯戏，就在这儿。十字街再往上，就是我家的新宅院了。

我家的房前屋后，两幢院子，分别住着亲兄弟两个。后面住着老大，大名叫个“鳖小子”;前头住着老二，大名叫个“老王八”。老王八家的院子，就在十字街口。

恐怕不仅是我们红崖底，古往今来，宇中海内，长辈给孩子取名，都有这种故意予以轻贱的倾向。比如，晋国诸侯王有“姬黑臀”的大号，吴越王钱镠有“婆留”的乳名;魏武帝本是曹阿瞒，蜀后主小名刘阿斗。

“鳖小子”“老王八”，反衬出的是父母长辈的一片关爱呵护欲其长命的良好愿望。这龟鳖兄弟二人，另外有官名。家长族爷命名，登录家谱。比如老王八，官名“张密先”;比如写一笔好字的锁爷，官名“张同先”。

我们红崖底张氏，人们取官名有章可循。光绪年间修订家谱，前人在家谱上预排了二十代名号，是为一首五绝：

臣本先贤典，

学谟博圣经;

优良作国栋，

文明事业兴。

我的爺爷辈，正是“先”字辈。

老王八大号张密先，这“张密先”三字，只是他死后才要写上家谱，刻上墓碑。他还活着，他就是老王八，老王八就是他。村里后来有了“选民”的说法，选民证上，一般要填写大号。来村指导选举的下乡干部呼叫“张密先”，村人俱都发愣，便是他本人也愣怔半晌。有人提醒老王八，老王八才尴尬笑笑：嘿嘿，那是我呀？

再者，父母给下一辈起个轻贱名字，单单考虑了自己的心情和愿望，却未免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更下一辈。

老王八有个儿子满贵，和我是同学。到出村跑高小，本来大家都忌讳外村孩子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满贵就更加忌讳。我们上神泉村一个同学家去玩，那同学的母亲是我们红崖底的闺女，我称呼姑姑。姑姑问起各家大人的名字，问到张满贵这儿，满贵脸红得要破，吭哧半天，说：我爹叫张密先。

姑姑不依不饶的：甚的密先密后的，姑姑可没听说过！你爹到底是叫个甚哩？

满贵最终不辞而别，落荒而逃。

2

中国古来，崇拜四种吉祥灵异神物龙凤龟麟。龙、凤、麟皆是先民虚构想象，其中只有龟是人间世上实有的动物。或曰，古人占卜，灵异莫过蓍草龟甲;又曰，龟鳖长寿而多子。

龟鳖果然长寿，而且多子，人们取了这样的名字，是否也能长寿多子，倒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鳖小子和老王八，兄弟两个，寿命倒也不短，生育情况则正好相反。

鳖小子，我们称呼的时候，省略掉“小子”两字，以示尊敬，叫他是“鳖爷爷”。他的老伴儿，称呼“鳖奶奶”。这个鳖奶奶，比我奶奶年纪略小，白白净净，脚小腰细，生过一个女儿之后，再也不生育。

老王八，我们习惯上要全称呼叫，叫他“老王八爷爷”。他的老伴儿，便是“老王八奶奶”。女人们原本有名有姓，嫁到夫家，按照乡俗习惯，只能随了丈夫名号被人呼叫。

老王八奶奶，脸色偏黑，颧骨高高，最是能生养。人们说她至少生过十六七胎，存活下来的，有两个闺女，六个小子。

老王八夫妇俩名下六个儿子，老大叫爱贵。

爱贵我没有见过，听我父亲说起，早先也到太原脚行干过苦力。一道扛大活的人们都夸赞，那后生最是有力气。扛两只麻袋四百斤，倒背双手上码板，还不误喊一嗓子爬山调。

苦力工，到年关多数会结账回乡过大年。爱贵打工赚了钱，家里也给说下了媳妇。他腊月里回到红崖底，看下日子准备正月里成婚，不巧正赶上抗日边区征兵。老王八儿子多，门下必须出一个兵员。结果，后生被连夜弄到区上当了兵。老百姓觉悟低、怕当兵，然而国难当头，国家终不能都按老百姓的想法来办事。

爱贵参加的是八路军之外的非正规武装。

抗战年代，正规军尚且短缺武器，非正规武装就更加提不起。当年，拿红布包一个笤帚疙瘩混充驳壳枪，绝不是什么笑话。在一次算不得战斗的战斗中，爱贵他们去埋地雷。地雷是那种拉雷，不是踏雷，人要埋伏在附近，等目标踩上地雷，拉动绳子才能引爆。地雷倒是引爆了，边区造的铁壳儿地雷炸成两瓣，冒了一股黑烟。这样武器吓唬鬼子可以，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拉响地雷，人们随后钻进庄稼地逃窜。鬼子看见庄禾叶子乱动，从背后放了两枪，结果爱贵就给打成了重伤。据说，还跑出去半里地，终因失血过多，牺牲了。

老王八爷爷名下，二小子叫有贵。有贵上过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在学校军乐队学会了敲大鼓，没有认下几个字。后来辍学务农，放了羊。

老三叫来贵，老四叫满贵。老三来贵比我大六岁，和我大哥宝山一把子，都跟上洋老师学过吹号。高小毕业，下了煤矿。老四满贵，比我大三岁，和我一道跑高小。没有考上中学，“文革”前应征入伍，当了兵。

农家子弟，如果念书念不成，多数只能回乡务农种地。大家有什么途径可以离开农村？只有两条，除了下煤矿，就是当兵。

早年间，老百姓最怕不过下煤窑和当兵。说起这两款，躲之唯恐不及。下煤窑，四疙瘩石头夹着一条命，说法是“埋了没死”。至于当兵，心理上就更害怕。枪子儿不长眼睛，说法是“死了没埋”。

建国后，部队征兵、煤矿招人，任务会下达到村里。一开始，村干部们当成倒霉事情，自家的子弟无论如何不能摊上这号买卖。结果，富农锁爷和富农书璧两家，都有儿子到阳泉国营煤矿当了国家的正式工人。

几年后，老百姓才发现，下煤窑没有那么危险，挣钱却实在不少;而如今当兵不打仗，退伍后还能好赖找下个工作。干部们后悔莫及，再来下手操办，自家子弟偏偏早已过了年龄。

再者，村干部，官不大、权不小，却又不是终身制。“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好事情大家得轮着来。1960年，老王八是队里的饲养员，娃娃们没挨饿。“文革”前，还当上了大队干部，这就安排了来贵、满贵两个半大小子。

他家老五叫喜贵，老六叫锁贵。老王八奶奶生孩子生累了，可是又没办法不生。老农民的词语魔法这时派上了用场，末了生下个儿子取名叫个“锁贵”，指望锁住子宫，再不要生育。结果，这办法还真灵验。事实上，老王八奶奶往后果然就不再生孩子。

我四大娘同样运用此一法术，生下小儿子取名锁山。锁山果然也替老母亲锁上了子宫，成了我们这一辈兄弟当中最后一座山。

乡下俗语，说的多是大白话，大白话又多是微言大义。

比如：“养我的亲，我养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承接上面的话，还有发挥推进：“说起来一样的亲，说到底是往下亲。”

有人进一步具体来解说：“人要往上亲，爹妈死了哭死在坟头，人世上倒没有人啦！”

老王八奶奶孩子多，哪个都是娘的连心肉。到他最小的儿子锁贵都结婚成家了，人们在她跟前也不能提起他的大小子爱贵。万一有谁不小心说起，老人即刻会泪眼婆娑，泣不成声。

3

关于亲兄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红崖底的老百姓这样来解说：亲兄弟是一家，分家各过不一家;叔伯兄弟是两家，两服之内还一家。同样是明白如话，微言里边明晓大义。

鳖小子和老王八，虽然早已分家另过，春耕合犋种地、秋收互助打场，一母所生果然是至亲的兄弟。

鳖小子没有儿子，闺女倒是嫁得不远，毕竟是在外村，有自己的家道红尘。老王八当弟弟的，见哥嫂年龄大了，日月显得恓惶，就把二小子有贵过继给了老大。

本家侄儿过继，这种事自古多有。一方面是血缘亲情，侄儿到伯父叔叔名下，孩子小时不受制，伯叔老了有人照料。去世的时候拉灵戴孝，上坟祭祀，香火不断。一方面，地亩产业也就有了继承人。说来是合乎礼仪、利于双方的好事。

不知是怎么耽搁了的，有贵一直没有成家。开头，帮着大伯砍柴挑水的，大娘也经常留下他吃饭。渐渐地，他就在大伯那厢正式上灶开饭了。这么着安排，村人都说不赖。鳖奶奶下世后，有贵干脆搬过来，和大伯睡在一盘炕上，陪老人作伴。

我记事的时候，鳖爷爷就是个驼背。成天劳作，刨闹土地，村里的驼背罗锅子不少，但是像鳖爷爷后来罗锅成那个样儿的不多。

早年，村中老汉大早起来拾粪的不少。村街、河槽、官道上，一只筐子，拎上一个粪叉子，捡拾牲口粪便。捡满了筐子，倒进自家地里。哪天没有收获，也绝不会白耽搁工夫，打些猪草野菜填满筐子。

合作化了，拾粪老汉不多了。鳖爷爷照样天天早起，拾上粪，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到后几年，老人的脊背愈加弯弓，脸面冲着地面，面面相觑。他那罗锅上面，扛着一只箩筐，非常稳当。

街上碰见老人，打招呼问讯，老人耳背，要抬头来看说话的人，狠命仰头，同时歪过脖颈，才能勉强认出对方。认出了，呵呵笑笑，白胡子乱颤，没牙的口腔笑出一个空洞来。

鳖爷爷过分老迈，不能上农业社里挣工分了，还是整天去掇弄他的自留地。两口人的几分自留地，不够来贵一个人去耕种照料，老人反正是一天不上地，不能歇心。

土地秋耕过后，犁墒要日晒风呺，土里的害虫之类不易存活。二年开春，下种之前要将地里干硬的土块敲碎，行话叫“打坷垃”。鳖爷爷已經不能长久站立，他挣扎到地里，跪着也要打坷垃。转周打完一片，爬着挪动到另一片。侄儿阻拦不住，弟弟劝说也不灵。

1964年夏天，我高一升高二，奶奶病重去世。幸好赶上暑期，我赶回老家，日夜侍奉，最后陪护了老人家十天。开头几日，还勉强喝点汤水，后来几日，已是粒米不进。背回几听我爹给买的罐头，也喂不进去了。

这一天，鳖爷爷大概也听说了，来家探视我奶奶。老人费劲马趴上了台阶进屋，在里外间的隔扇那儿，极力仰起脸来，看了我奶奶一阵。奶奶已经气息奄奄，几乎不省人事。鳖爷爷没说什么，退了出来。

我送老人到门边，鳖爷爷歪过头，认出了我，白胡子颤动着，不好意思地说：

这娃娃，不知道有点甚稀罕吃的没？你让爷爷尝上一嘴吧！

老人说出口来，我哪里好意思让他尴尬失望。正好有一听给奶奶打开的菠萝罐头，双手捧了敬给鳖爷爷。

那年月，村里人顶多听说过什么罐头，哪有几个见过并且吃过的？就在我家的屋檐下，鳖爷爷将一听罐头吃得精光。胡茬子上汁液淋漓的，吃罢了，老人无限满足地冲我说：

好，好吃！真个好吃哩！爷爷这辈子，吃上这东西，死了也能闭了眼睛啦！

鳖爷爷整日还是那么挣扎着下地劳作。

村人有的说，有贵后生待老人不错，短缺不了他的吃喝，该着歇歇啦！

也有的说，鳖小老汉那么挣扎着动弹动弹，说不定多活几年。要是歇下，恐怕马刻就动弹不了啦！

说什么的都有，也就是些村人闲话。过了不到两年，鳖爷爷到底还是死了。听人说，大早起来，有贵上山放羊走了，鳖爷爷还要下地做活，跌倒在院门口，就爬不起来了。到邻居们起来砍柴挑水的，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呼叫老王八过来察看，鳖爷爷已经断气了。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话语不多。有一次我回老家，在村口正碰上有贵赶羊下山回村。我递上纸烟，聊谈了几句。说起鳖爷爷，有贵转述，老人念叨过好几回，说我给他吃过一桶罐头。

前几年，有贵也不在了。有贵去世的时候，老王八夫妇早已下世。他是弟弟们打发的。按乡俗，弟弟们把他埋在了鳖爷爷的脚底。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还是按乡俗，弟弟们还张罗着给配了一门阴婚。关于配阴婚，报纸上批判不知道有多少回。老百姓不看报，也不搭理这些说道。你只管说你的，我尽管办我的。

再要往下说，有贵没有后人，打发他的时候，有个侄儿给他顶了门户，当了孝子，拉灵戴帽的，风风光光给他出殡送葬。

大家按古来乡俗办事，而凡是老百姓自愿奉行的乡俗，总是透出浓浓的人情味儿。

4

兄弟妯娌四个人里，老王八奶奶是最后去世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好几。她最小的儿子锁贵，在镇子上读完了戴帽高中，学习成绩不错。赶上改革开放，没有回村种地，在一个戴帽高小当了代教。老王八爷爷门里出了教书先生，村人夸赞，老王八奶奶也乐不可支。

过了两年，锁贵也成了家，找的是一个四川妹子。有那么几年，说是人贩子猖獗，大量贩卖人口，仅我们盂县，就来了上万的川籍姑娘。赵瑜拍摄《内陆九三》纪实片，在我们红崖底也采访摄录了几个四川妹子。这事其实也不好一概而论，具体事情还得具体分析。其中有个让人贩子领上前来盂县相亲的女孩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我是高中生，哪个人贩子能卖得了我？我们老家，妇女们背着孩子插双季稻，就是太辛苦啦！人们也穷，家长要点彩礼，都冇得钱。哪里有盂县好啊？这里，女人们不累，生活蛮好，就是好耍嘛！

有一年回乡，我上老王八奶奶院里，还和锁贵叔的女人聊谈过。我的这位远房小婶名叫刘志英，是非常开通健谈的一个川妹子。三年两年间，总要带上孩子回四川探视父母亲人，家人知道闺女在山西不受罪，日子过得舒心，别无说辞。

老王八奶奶的四儿子满贵，从部队复员后，回到太原灯泡厂当了工人。后几年，还把老婆弄到厂里，变成了城市户口。来贵、喜贵和锁贵，老婆都在红崖底，老王八奶奶帮着照护几个娃娃，含饴弄孙的，其乐融融。

谁也想不到，老太太眼瞻八十，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

记得是在少年赖宁救火牺牲不久，报纸杂志上大力歌赞“水晶少年”，我们红崖底也出了救火的孩子被烧死的事件。

对于少年救火，我一向表示坚决反对。森林失火，包括其它突发灾变，如果需要救灾扑火，那也应该是有关部门和专职队伍的工作。最低，自愿参加救灾扑火，也应该是有自救能力的成人。英雄主义教育应该有，但不应该推高到无可商榷的地步。特别是，当指挥失当、施工失误造成人员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总会出现用歌赞英雄事迹来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甚至这样说过：不负责任地鼓动小孩子去扑救山火的老师，应该判刑！

不知建国后的教学大纲上是否有这样的条文，小学生应该参加救火？反正我在红崖底读小学的时代，李荣耀老师就带领我们救过火。

我们村，北靠红崖，面向南山。红崖顶上的古柏，村中有乡规民约，不得砍伐。南山更命名为“禁山”，庙院里立有碑石，村人不得砍伐损毁草木。这是古老的、村人代代传承的环保意识。如果禁山突发山火，村民当然要积极扑救。

那一回，有个老汉在南禁山根底的自留地焚烧秸秆，不小心引发了山火。李老师高呼口号，带领我们冲往失火现场。山林失火，那场面真个极其骇人。风助火势、火趁风威，烈焰腾空，热浪逼人。我们根本就到不了近前。

待民兵和大人们终于扑灭了山火，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李老师布置下题目来，要求三四年级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要写出英雄主义，写出爱国家爱集体的进步思想。小孩子们只好憋破脑瓜来编造，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过了三十年，南禁山的树木长得更大了。还是在南禁山，有人上坟烧纸，引发了山火。那时，节制生育还没有显出后来的效果，村里娃娃们还不少，红崖底小学扩大成了戴帽初中，沟里张家庄、田家庄的孩子們也来读书。山林失火，学校老师又是高呼口号，带领孩子们去参加救火。娃娃们吓得目瞪口呆，远远在山根这里傻看。谁料一股邪风乱吹，火舌翻卷，从山坡上倒卷而下，把两个孩子给卷了进去。

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来贵的女儿、老王八奶奶的孙女。

等到人们找见那两个孩子的尸体，说来惨烈无比，小娃娃给烧成了焦炭，尸身都撮不满一簸箕。

把孩子的尸体弄回来，爹妈大哭失声，疯了一般。没有人注意回避老太太，老王八奶奶从屋里扑出院里来，见了那场面，一下子直僵僵挺在院心，昏死过去……

老辈兄弟妯娌四个人，老王八奶奶最后下世。

村人这么议论：四十年前，她的大儿子爱贵打鬼子死于无常，老太太说起来就哭，哭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的一个小孙女因为救火又死于无常，老人家摊上的这叫什么事儿哪？

议论，也仅只是议论罢了。

海棠花的养子叫矮脚虎

1

海棠花，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嫂。“海棠花”，开初我以为是她的绰号，后来明确了是她的名字。

乡下草民，惯好给人起绰号，男女都不例外。比方，红崖底村有几个名声响亮的风流漂亮女人，村人送号叫什么“海马”“鸭梨”之类。关于“鸭梨”，村里还流传着一首与她有关的民谣。那民谣运用了比兴之法，比兴切合实际情形，浑然天成。

晴着阳婆下大雨，

鸭梨嫁到红崖底。

二喜子赶车赶得快，

差点儿把鸭梨甩球坏！

半大小子念书不成，学这个一听就会。当街念叨，觉着有趣，而且隐隐感到了什么暧昧的味道。只是，看见了鸭梨本人，即刻闭嘴。

这个女人，住在我家房后。丈夫田姓，我们按爷爷辈称呼。寻常与那位奶奶照面，不由端详。鸭梨形状脸庞，十分白净。于是觉得那个绰号取得好生贴切。

海棠花，那堂嫂的名字倒是好听，可是又想，连着姓氏称呼，恐怕有几分拗口。不过，这也是我的多余担忧。村人的名字叫做“不稀罕”“狗不看”“老王八”“五反臭”之类的挺多，称呼的时候，谁还带什么姓氏。

海棠花的男人，大名叫二耧，是耧元的弟弟。耧元、二耧兄弟两个都是富农成分。二耧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些，但辈分小，称呼我父亲叔叔。我自然是称呼他“二耧哥”。

富裕人家，子弟们订亲早，结婚早，得子也早。寒门小户，后生们且要打短工、扛长工，好不容易积攒下些银圆，才能说到娶媳妇的事儿。穷家这里刚刚三辈人，富户那厢已经有了四辈。如此一来，富户们的辈分就越来越小。过年的时候，拜年磕头，地主富农一个劲叫贫下中农“爷爷”。

据说，风流女人往往生养不多。有的年轻时候生过一个娃娃后，再也不开怀;有的干脆不生，求神拜佛也没用。老百姓的说法，是经过的男人太多，冷了经脉啦。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村子里，大致情形如此。

海棠花是否风流，对此我不很确定，我只知道她确实不曾生养。后来，两口子就过继了本家的一个孩子来顶门立户。

这种情形，在乡下也极其常见。二耧两口子过继的这个孩子，名叫“爱彦”。和我同岁，我们是起小极好的玩伴。他见了我父亲，要称呼“爷爷”。按说，该着称我“叔叔”，可是我们同年仿纪的，一向是以“伙计”相称。村里娃娃口中的“伙计”，就是常说的“朋友”，有点接近“铁哥儿”。

到我跑高小念书的时候，本家哥哥张顽闲比我高一级，本家侄儿张爱彦比我低一级，我们三个往来最是密切。那时，我们都看过了《水浒》，照搬书上人物，相互取了外号。顽闲爱说话，磨叨啰嗦、东拉西扯的，对这样情形，老百姓口语形容是磨磨叽叽。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听音附会，我们叫了顽闲个“摸着天”。爱彦短小精干的，叫了他个“矮脚虎”。我小时脸型圆胖，生来性格鲁莽，叫了我一个“花和尚”。这二位称呼我，还往往特别简称为“老花”。

前些年，顽闲去世了。我回到村里，只剩下爱彦老伙计还偶尔叫我一声“老花”。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自是莫名其妙。矮脚虎与花和尚相视一笑，且不待给后生家们去解释。

2

红崖底村，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河槽将村庄劈成两半。河槽以南，也有几十幢院落。爱彦家，是个四合大院，坐南朝北，南房做了上房。当院有一棵全村最大的柰子树，浓荫匝地。那柰子树，有几个树枝嫁接了小果子。到瓜果成熟节令，柰子青黄，小果子花红，看着喜人。

爱彦寻常邀请我上他家去玩，我也乐得前去，心里惦记那院里的水果。爱彦明白我的心思，每次都会随手摘了果子供我品尝。

这个院子里，上房住着张富和一家。爱彦家，占着西房和两间正房。院里那棵柰子树，是上房那家的产业。但上房张富和，如今是爱彦的堂伯父，原本却是爱彦的生父。这个爱彦，一个院里两家走动，这厢有养母疼爱，那厢有生母呵护，于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幸福童年。

我和爱彦的母亲，也就是堂嫂海棠花近距离接触，是因为“六一节”做手工。

小学生年满九岁，可以加入少先隊，戴红领巾。村里人自古没见过这个，大人们看着稀罕，娃娃们也觉得新鲜。每年六一节，有新队员入队的时候，仪式极其庄严。我们小学的军乐队，洋鼓洋号要吹奏表演，村人纷纷前来围观看热闹。大孩子老队员给新队员们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学着举手行礼，大伙儿还要集体高唱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当年的队歌，郭沫若作词，词义明白如话，曲调也相当和谐入耳。

我记得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六一节那天，学生们都要按照老师的要求，交上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平常根本没有过什么手工教学，这时突然要娃娃们拿出手工作品，于是人人作难犯愁。

回家诉说，奶奶不知道人家到底要什么。大伯帮我拿纸剪了一个九连环，交上去充数。剪纸上有折痕，老师随便就破解了，把那手工毫不客气给我扔回来。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好伙计爱彦慨然相助，请他母亲出马帮我俩一道制作手工。

我们村古来有老百姓开挖的池塘，乡俗叫做麻池。大概原本是为着沤皮麻所用。但靠近村子的大麻池，却从来不许沤麻，聚集起雨水了，用来供牛羊夏日饮用。麻池里有河泥，小孩子寻常挖出河泥来玩耍。嫂子海棠花，制作手工，用的正是河泥。

我和爱彦挖回河泥，就在他家的西房屋檐下，海棠花给我们制作手工作品。她用泥巴制作的是一对小狮子，行话应该叫泥塑。她的作品绝对超乎我的期望，那狮子塑得玲珑小巧，憨态可掬。剪刀休整之下，狮子耳朵耸立，鬣毛卷曲;在狮子的脖颈那儿，还有项圈，项圈上是用小泥球做的铃铛。做好之后，放到房间里阴干。她的作品，我后来回想，即便放置在正牌工艺品的序列中，也毫不逊色。一个乡下女人，如何就有了那样的技艺，不得而知。也许，那是源自于年节之际农家做面点的厨艺吧。

在她制作这件工艺品的过程中，她坐在房檐下的石质台阶上，我就紧挨在她的身边。一边看她团弄那些泥巴，一边不由去看她。她的年龄该有三十出头了，脸色红润，眼睫毛长长，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在一个小男孩的眼里，觉得她十分耐看。忽然联想到她的名字，觉得她就应该叫个“海棠花”。

一对泥塑小狮子，作为我和爱彦共同制作的手工，交到班上，老师很满意。六一节那天陈列出来，引动了许多人赞叹的目光。

当然，我和爱彦也就顺利地入了少先队。

3

节制生育政策推行以来，出现了一个独生子女问题。

我的小学同学爱彦，是过继别家的孩子，应该是个加料的独生子。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个娇生惯养的问题？这个问题，当年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也没有引起过我的思考。

山村农家，有“男娃娃不白吃十年饭”的说法。比如我，从小在奶奶跟前长大，六岁就跟上大哥上山学着砍柴。奶奶说，你爹五岁上，就和哥哥们去山上舁水哩！家乡话，两人抬东西，不叫“抬”，叫“舁”。而且，奶奶说的五岁，是五虚岁。

这个事，父亲给我说起过。有一年缺水，五伯八岁，我爹五岁，两人进田家庄的大井沟去舁水。抬不动了，歇一歇。六七里地，父亲记得清楚，歇了十三歇。途中路过张家庄，有人逗乐子：

六子，你这是吃了奶来舁水的吧？

父亲认真回答：

我家七子吃奶哩，我早就不吃奶啦！

按奶奶的说法，我六岁上山，还是给我放宽了尺度。

爱彦和我同岁，和我一样，早早上山下地，打草砍柴。要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脖子上戴过锁圈，并且留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型。

乡下孩子，有个十二岁“开锁”的仪式。但在此之前，出生三天或者满月，一定有过一个“上锁”的仪式。在那仪式上，要请一个多子多福的老太太来，念叨一些吉祥祝福话语，同时将银锁或者铜锁，系于红头绳，给那孩子挂在脖子上，这便象征把那娃娃的生命牢牢锁定。同时，家里做糕请客，格外要请到家长族长，把那孩子的名号登录家谱。整个活动，是为“上锁”。

个别人家，巴望孩子长命，上锁时候的锁，要长年累月挂在那孩子的脖子上。用红布，里边絮上棉花，做成指头粗细的条状，围拢成圆形，端头有个锁子，这样一个红布圈子，驴脖套似的挂上脖子。跑动的时候，小锁上的铃铛丁零响动。

爱彦小时候，脖子上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东西，哪里能有保障长寿那么神奇的功能。在我看来，就是孩子们打架的时候，那玩意儿像是外国男人的领带，被人薅住，方便挨揍。

当然，我和爱彦是好伙计，从来没有打过架。我们杠过拳头，翻过手腕，他的拳头更硬些，而我的腕力稍大些。

除了那个脖套，爱彦还有一个怪异发型。

从我记事，乡间农家男孩子，一般都是剃一颗马鬃鬃头。头颅前面香烟盒大小那一撮头发，叫做“前毛儿”。在剃这样发型的时候，前毛儿要抓起来，将底下挖剃干净。这样，脑瓜铮光，跑起来前毛儿啪啪响，扇起一股小风，十分凉快。奶奶的说法是“头凉不生病”。

有的男孩，前毛儿之外，在后脖梗那里，也要留存一撮毛发，名曰“舅舅毛”。须得在老爷舅舅家剃制了，取“救救”的谐音。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魔法，巴望能护佑孩子健康长命。

最特殊的，就是男孩子要剃一颗姑子头。

所谓姑子，是指尼姑。早年的小人书上，画到尼姑的时候，还能看见那种发型。尼姑不是姑娘媳妇，当然不能满头乌云。但也不是和尚，不能像当今寺庙里的尼姑，完全剃成光头。那发型，是在脑袋顶部，画出大约直径三寸的一个圆圈。圆圈内，头发完全剃光;圆圈外，头发也要剃光。在那圆圈痕迹部位，留着薄薄一圈些许头发，这些头发，还要剪短，只有一寸来长。

这么说吧，留前毛儿的男孩，跑起来是脑袋前端一撮头发扇动，姑子头跑起来，是一圈儿头发扇动。

给男孩子专门剃一颗怪哉姑子頭，这又是乡下老百姓常用常新、自欺欺人的心理“魔法”。一个男儿，将其搞得如此轻贱，神仙鬼怪就不会那么看重，甚至毫不留意，如此，岂不可以远离鬼祟、百病不生，乃至长命百岁吗？

爱彦留着一颗姑子头，一直留到初小毕业。

4

1959年，我升到六年级，爱彦在神泉完小读了五年级。上个学年，我和高我一年级的好伙计“摸着天”一道跑高小;这一学年，又能和另一个好伙计“矮脚虎”一道跑高小。我的心情简直好极了。

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或者说，如此卑微的一点好心情，无法抵偿随后而来的坏消息。

1959年接近年底，公共食堂解散。当年收秋打下的粮食，食堂吃掉大部分，剩下的，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一人一天平均二两多粮食，勉强支撑着过了年，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有的人家，比如典型的贫下中农，总觉得赶上了好时候。好吃懒做，没有土地，土改就分到了土地;分到土地还是好吃懒做，没几年又穷得一塌糊涂。这就搞起了合作化，混在生产队里，和别人一样挣工分。别家省吃俭用的，日子勉强维持，这类户头儿，放开肚子吃。没有粮食啦，上农业社呐喊呼叫，喊穷喊饿：新社会，农业社，八路军不能饿死穷人！结果还得吃救济。正没办法，搞开了食堂化。好家伙，共产主义的天堂，原来就在眼前。于是，敲上砂锅，兴高采烈上食堂去打饭。

食堂一朝解散，这些人即刻傻了眼。刚刚过罢年，家里就断了顿。我们村最早浮肿的，饿死的，主要是这些人。

另一些户头，所谓本分人家，哪里能这样过日子。比如我奶奶，分下粮食来，一人一天二两五，老人家从头一天就开始按这个标准来安排伙食。整天挨饿，饿得要命，但也不能只管个把月吃饱，然后断顿，等着活活饿死。

开始办食堂的时候，村干部带领民兵，半夜时分到各家各户起粮食。那叫挖地三尺，粒米不留。有的人家，老人有病、孩子上火，小枕头里包几升绿豆，这个也不行。撕开枕头，全部拿走。

我们家，前些年存下一囤粗糠。原本是喂牲口的，牲口入了农业社，粗糠就存下了。

所谓粗糠，是相对细糠而言。谷子，要经过碾压去皮加工，才能变成小米。小小一个米粒，有两层外壳。外面的就是粗糠，里面的是一层细糠。细糠，搅和些玉米，一块磨成面，蒸了干粮人吃。粗糠过分粗粝，用来喂猪喂羊。

奶奶存着这些粗糠，放了几年，都腐坏霉变了。大伯曾经要倒了垃圾，奶奶不许。老人家活了七十多，穷苦日月过得怕怕。生怕万一遇上什么年馑，粗糠也是好的。

入食堂的时候，一囤粗糠发了霉，民兵们扇扇鼻子，没有扛走。这般时分，成了我们家的救命吃食。

我记事年头，合作化之前，农民日子好过些，但在红崖底，好多人家还是要吃糠。农闲时节，玉米里掺些糠来食用。村子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民谚流传：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对此，我曾经发出过一个小孩子的疑问：

一升玉米，磨成面，能拍四个饼子。搅和一升糠，出了面，能多拍半个饼子。咱们少吃一口不成吗？只图多吃半拉饼子，为什么非要把好吃的玉米面饼子，搞成难以下咽的糠饼子呢？

奶奶看看我，解释道：

好我的娃子哩！做成糠饼子，可不是为了多吃，是为了少吃。糠饼子难吃，咱们不就少吃啦？粮食不就省下啦？

老百姓吃糠，一升玉米配一升糠，叫做“一兑一”;一升玉米配三升糠，叫做“一兑三”。一兑三，差不多就是极限了。再多，团弄不成形状，无法制作。我家的一囤霉变粗糠，奶奶下了饭谱，就来了个一兑三。怎么说呢，那是太难吃啦！“文革”当中，盛行忆苦思甜，搞出些糠面菜团子，说是忆苦饭。我在学校和部队，吃过不止一顿忆苦饭。比起我奶奶的糠饼子，那简直就是美餐。

我家的糠饼子，不仅粗粝，不仅难以下咽，不仅食用之后难以大便，而且霉味扑鼻，让人作呕反胃。

我们跑校读书，到神泉完小有七里地。早上，喝了两碗稀汤，不等出村就饿了。或者，连着几个月，一直就没有过饱的感觉。几乎每个同学，在跑校路上，饥饿难忍，由人不得，要去尝一尝中午的干粮。一尝再尝，还不曾到校，干粮就被尝完蛋了。

后来一段，我们只好逃学，想办法来填肚子。背上书包，从红崖底走出来，装样子是去上学。半路上，寻找柳絮榆钱儿，一把一把捋下来生吃。路边有各种野生的灌木，有的长出花蕾来，我们就摘着吃，蹲在几棵灌木跟前，吃得满嘴花瓣汤汁。再后来，社里种的小麦开始秀穗了，我们闯进地里去揉那发青的麦穗，揉下麦粒，还是一泡水儿，好歹一嚼，生吞活咽下去。

有一次，记忆深刻。我和爱彦相跟着，刚刚出村，就把手伸进书包，开始尝干粮。突然，几乎不约而同，我俩生出一个念头，想换着吃一回干粮，看看是什么光景。

在村人的评价上，我奶奶是一个最会过日子的老太太。而在我的心目中，爱彦的母亲海棠花是一个极为精干的女人。我和爱彦要换着吃干粮，无形中还有一点具体考察对方家道底细、烹饪水准的意味。

我家的糠饼子，是什么状况，我心里当然清楚。一兑三的配方，配上的还是霉变的粗糠，我的真实念头是乐意和任何一位同学交换干粮。而爱彦拿出干粮，我稍稍一瞥，就生出了强烈的食欲。

他家的糠饼子，首先颜色就喜人。金黄的玉米面，配上不曾霉变的粗糠，糠皮本来也是金黄色，整个饼子的色泽就极为诱人。再者，海棠花何许样人，饼子拍得厚薄适中，烤制也下够了功夫。慢火烧烤，饼子两面铜钱厚的表皮，烤得酥脆焦黄，里边又暄又软。

我这里大口吃着饼子，睒眼去看爱彦。爱彦拿到我的饼子，光看外观，先就一愣，灰黑晦暗，不成颜色。掰开来，没有开吃，味道已是呛鼻子。下口去吃，不知口感如何，爱彦同学已是一脸苦相。

饼子吃到一半，我俩同时停了下来。

我去看爱彦，爱彦苦着脸，快要呕吐，拼命忍住了。仿佛让好伙计上了我的当，我心里生出了几分恶作剧的快意，同时又有几分对不住朋友的歉疚。然而，爱彦并没有埋怨我，竟然也来看我的反应。

我这里，也遇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吃饼问题。我的舌头尖端和上下牙的牙龈，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原来，我家的饼子，材料是霉变的粗糠，糠皮霉变，反而磨得细细。虽则难吃，但不影响咀嚼。爱彦家的饼子，材料也是粗糠，而粗糠石碾石磨无法彻底粉碎。海棠花磨面过罗，用的是细罗。粗糠只有磨成眉毛那样细，才能通过罗眼儿。于是，粗糠都变成了针尖似的糠刺。

牙龈疼痛好生剧烈，我放下饼子，伸指头去摸，牙龈上密密麻麻扎满了糠刺。这一摸，触动糠刺，就愈加疼痛。

爱彦在那里一脸的坏笑。他上了我的当，然而也绝对回敬了我一当。好像《说唐》里的“三鞭换两锏”，秦琼和尉迟恭二位打了个平手。黄天霸的金镖遇上肖桂兰的袖箭，暗器较量，半斤八两。

我停下来，咧开嘴，让他帮着我去拔那些蜂蜇似的糠刺。舞弄好半天，方才处置了那些绝门暗器。

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交换过干粮。各人的干粮，各人自有对付的办法。

我家的糠饼子霉变呛鼻，屏住气吃它就是。爱彦家的糠饼子糠刺厉害，小心去吃，用门牙切割，尽量不让糠刺插进牙床就是。

至于吃了粗糠，大便极其困难，这倒是有所有人通用的验方秘诀。拿柴火棍儿去掏，实在不行，拿指头去抠就是了。

事实证明，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活人也不能被屎取了性命。

我至今还活着，老伙计爱彦也活着。

5

1966年，爱彦虚岁二十，结婚成家。父母亲提前张罗，给他找了本村于林子家的二闺女。于林的老婆能生，一气儿生了七八个闺女。爱彦固然成分高，家境到底比女方好得多。双方各取所需便了。

爱彦结婚之后，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身为农民，日月原本艰难，脑袋上又顶上了富农子女的帽子，其苦恼可想而知。我回村的时候，作为相好伙计，他还和我私下说起，想要和二耧这面脱离关系，认回生父富和那面以便改回中农成分。爱彦对养父养母非常孝顺，迫于压力，竟然生出这般主意，说来令人惨然。

这样主张，最终他也只是动了心思说说而已。

爱彦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之一。各种农活之外，编箩筐、缚笤帚是好把式，他还自学了一套石匠手艺。养父养母年龄大了，一家大小全凭他一个人扑闹光景。相比而言，他家的日子过得比常人还略强些。赶上改革开放，手头活套了许多，爱彦培养几个孩子都高中毕业。大闺女还考上了一家专科学校，回到县城找上了工作。

前些年，他的生父生母、养父养母相继去世，爱彦一概拉灵戴帽，恪尽孝道。

生在穷山沟，当了一辈子农民，又能怎么样呢？上头养活敬奉、最终打发了老人，下头养活大儿女，尽心竭力辅佐他们成家立业，说来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祖祖辈辈的事业。

两年前，我回老家给先父先母举行立碑揭幕仪式，请动全村老少看戏吃席，当年一块念书跑校耍大的伙计们，另外还多请了一顿。

席间，和老伙计爱彦坐在一桌，特别提起当年我们换着吃干粮的事儿。当说到我家的霉糠饼子和他家的糠刺饼子，霎时间，仿佛霉糠刺鼻、糠刺又扎疼了牙龈。岂知时光流逝，已然过去了六十年一个甲子。

【作者简介】張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