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南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 改革开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一定要用全球化来描述当下世界，那么全球化必须是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综合，它使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紧密，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个人也日益成为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曾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来命名这个过程。当今，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随之进入深水区，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在中国与世界历史走向中的作用，不仅关乎中国的兴衰成败，也影响世界的进步与发展。这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现实背景：世界局势的新变化

国际格局进入转型调整期。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来描述世界格局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全球化进入发展新阶段。据统计，自1919年开始到现在，联合国会员国由最初的27增长到现在的193个;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从原来的40%也已经增长到80%左右。可见，国际力量出现革命性转变，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美等地区都走向了发展新境地，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喝杯咖啡就能决定他国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世界格局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入转型期。

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世界整体格局虽具有稳定性，可局部冲突持续不断。一些国家“身体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它们试图通过支持他国内部反对派的分裂活动，或者通过公开以及不公开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而这种情况在21世纪之后越演越烈，“民主”“人权”成为它们肆意干涉他国的理由，贸易保护主义肆意滥用，致使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动荡与混乱。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个别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对国际体系进行破坏致其失衡的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发展新选择。“西方模式”强调哲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强调个人努力创造效率。简单来说，西方模式对资本过于照顾。中国抛弃原有的就发展思维，树立双赢、多赢、共赢发展理念，使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融合，扩大共同利益的交集点，走出来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类发展之路。中国道路强调特色，强调我们还处于一个摸索状态，而并非固定和成熟的“模式”。中国人口众多，在组织效率方面不及美德等大国，但我国强调“规模效应”。和平、合作、发展共赢还是当前世界发展主流。面对“东升西降”的国际形势，中国大力倡导“南南合作”，彰显中国特色道路的优势，发挥最大能力推动全球化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的整体崛起，为非西方国家发展助力，在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和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瞩目成就。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助力全球发展中大有可为，中国发展模式点燃了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希望。面对西方引领的国际秩序的困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显得事关重大。

二、核心内涵：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

当前，各个国家都处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因此，全球性思维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面对世界各种矛盾冲突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中国智慧;也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前行的积极回应。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具有理论契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主要是回答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命运问题，这与马克思试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探究人类社会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从地域史走向人类史的趋势，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刻画出人类最终走向的世界历史理论不谋而合。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该如何实现呢？这就需要在价值层面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理论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十分肯定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认为人们通过改造自然而创造的人类历史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在价值目标上，他力求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面对当下的人类社会大变革，习近平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积极的把理论贯彻于实践之中，才能更有力量去应对当下更为严重的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最终目标的具体表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但理论支撑不足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它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版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全球化之后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求更为强烈，其中，改革开放在制度层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积极作用。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也表明在资本引导下，无论是技术还是政治，哲学等领域都为资本增殖服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人类关系异化的根源，因此，马克思称资本主义为“虚幻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扬弃异化和资本逻辑，使人的社会性得到根本复归的共同体。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公平公正互利为前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坚持平等包容的改革开放，用实际行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化平衡。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定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方式，凸显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人民开始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追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模式。因此，实现人们这种美好生活的愿景成为当下世界发展的主要任务。随着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表面看起来，人们距离愿景的实现仅剩一步之遥。但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推进不仅带动了中国发展，还令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东升西降”趋势，“逆全球化”思想备受世界关注，全球发展正面临着贸易摩擦长期化，生态污染难控等多方面问题。同时，贸易保護、民族主义、逆全球化等力量的出现更让本就艰难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凸显出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世界经济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政治关系，凸显改革开放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关于“修昔底德陷阱”讨论越演越烈，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其他大国的利益，而其他大国因对崛起大国的恐惧，会积极应对来自崛起大国的挑战，这样战争必将变得不可避免。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种种做法似乎验证着“修昔底德陷阱”。例如，在近期的全球疫情面前，中国竭尽全力采取措施，防止病情扩散，而西方媒体却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方式谴责中国，试图挑起局部纷争，让他国民众产生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为了缓解当下的国际冲突，打消他们不必要的顾虑，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下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并始终秉持一律平等，不分大小、强弱，尊重各国国家的自主权，使各个国家都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凸显改革开放对世界安全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所论述的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和平的探索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中，世界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安全史。与以往不同，当代威胁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只对单一领域安全问题进行解决是不可行的，必须要有总体观，构建完备的安全体系以解决不同领域的安全冲突。因此，在安全方面，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在联合国宪章原则指导下积极发挥自身力量，谋求共同，可持续的安全。

三、价值指向：从“中国的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角度出发，改革开放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家寡人，而是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过去的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中国就是世界。实践证明，过去王朝帝国的中国世界观是走不通的，近代史的发展就是鲜活的例子。面对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角色转化，需要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走出悲情到孤傲两级跳跃中理解世界。

（一）从和平崛起到全球治理

马克思曾阐述过战争破坏和平，因此，这也是和平的本质所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而战争是这种矛盾最为激烈的表现。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的那样“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他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始终把生产力放在首位，认为发展是和平的首要支撑，更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发展是中国的第一任务，其中，涉及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更是重中之重。中国倡导和平崛起之路是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

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的不断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崛起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观。就理论而言，全球治理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全人类命运福祉为出发点，力求对全球性问题的合理解决，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运转。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树立和平、开放合作、共赢、包容、公平、普惠等共同意识成为各个国家的客观需要，这种理念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更体现出中国的伟大担当。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还彰显出中国从全球治理参与者走向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角色的转换代表着中国开始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中国开始承担更为重要的维护世界和平责任。自十八大召开以来，通过各种峰会论坛，代表着中国智慧的新思想、新战略等开始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并逐步转变为全球行动。同时，中国始终秉持“兼济天下”的观念，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为世界的稳定推进助力。例如，“一带一路”建设的出发点虽然是自身经济发展需要，但也强调为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拓展，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不断向外传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随着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深入而得到发展和丰富，在其影响下的各项政策得以准确落实，使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发展理念得到创新，甚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进入良性互动新阶段。

（二）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关

理解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逻辑，更要看到，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从辩证角都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梦都是世界梦的一部分，而世界梦的实现离不开各国梦。因此，中国梦是中国的，但更是世界的，世界历史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中国梦”是中国以全球化为背景，论述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之后科学回应中国面对世界历史发展大潮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总而言之，需要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把握“中国梦”。从世界视角而言，“‘中国梦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世界各国密切合作携手共赢的‘世界梦”。因此，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世界梦的帮助，简单来说，它的实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马克思在探究唯物史观时，还分析了世界整体性与民族多样性的统一，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及其历史使命等问题进行批判论证。其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导的“全球的全面生产”的深入探究是提出和实践中国梦的世界历史背景，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观点及其论证对我们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以及论证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价值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就中国梦的本质而言，如果只有抽象的“世界眼光”而不具各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和历史批判的方法论，不能准确把握当下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规律和发展机制，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梦在何种意义上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以及大国霸权等理念。也就是说，在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逻辑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看到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引领地位，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必然会孕育出超越自身的各种要素。只有对世界历史理论双重维度批判有所把握，才能体现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才能使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更加具有生命力。

此外，“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品格的表现。世界历史的发展提倡多元繁荣。全球发展的动荡向世界证明西方的世俗观无法独立支撑国际体系建立，中国文化的包容是西方文化所欠缺的，因此，中国梦必然具有世界意义。“世界梦”的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各个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历史。“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和科学人文精神，这个过程的首要标准是实事求是的按着世界历史发展内在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时把人民利益以及认得发展作为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始终。“中国梦”的实现是以世界历史理论为主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有利的国内国外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是中国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提出的重要决策，通过不断的具体实践，改革开放形成了自身的世界历史逻辑。当前，面对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改革开放世界历史逻辑的当代表达，并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一带一路”为例，它提出与实践得到了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甚至成为部分国家学习的模板。“一带一路”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契合中国发展需要，更是給世界经济注入新血液。在整个过程中，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制定，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走向引导者，扩大了新型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否定了大国兴起必走霸权之路的理念，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具备引领全新世界历史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