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文

林伯渠和习仲勋的革命交往始于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长达十余年的烽火岁月中，林伯渠和习仲勋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两人在延安相见，工作中加深了解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党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习仲勋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当时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和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的林伯渠。

习仲勋在198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革命长者和良师益友》一文中回忆了这一情节：“我第一次见到林老是在1935年12月。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林老到瓦窑堡，是我们去迎接他的。这位长征的老英雄上身穿着光羊皮的坎肩，腰间系着一根皮带，脚上穿着藏族的长筒靴。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态度和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保安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统一战线。会上，习仲勋仔细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张闻天的报告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林伯渠入情入理的讲话也使他受益匪浅。以至于50年后，在纪念林伯渠誕辰100周年时，他在文章中清晰地写道：“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而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处于反摩擦斗争的风口浪尖。1940年1月21日，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的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书面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和目前关中分区的中心任务。5月9日，林伯渠、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斗争的策略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习仲勋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报告达27份、10万多字，林伯渠也多次回函。林伯渠和习仲勋在工作中的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习仲勋成绩卓著，林伯渠亲自颁奖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林伯渠和习仲勋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政党问题》的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自己在财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习仲勋作为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运动的幸存者，在大会上结合亲身经历，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执行者不结合实际情况给根据地带来血的教训。

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22人授予奖励，习仲勋从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奖状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党中央对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让林伯渠对这位年轻的领导者刮目相看。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林伯渠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后作了重要发言。习仲勋积极参加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对大会的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发言多次。6月9日、10日，大会选举产生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习仲勋主政西北局，林伯渠极力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矛盾发生重要变化。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被调往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这时，习仲勋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林伯渠给予了极大支持。习仲勋回忆：“与西北局许多干部的资历相比，林老是个老前辈，但他从不论资排辈，而是严格地按照组织纪律办事，把党政关系摆得很恰当。他对西北局很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部署的工作，他总是要向西北局请示报告。1945年秋，中央调我到西北局主持工作，那时我才三十一、二岁，林老极力支持我大胆工作，每逢开会时，他也是让我先讲自己的意见。他说，你是西北局的书记，应当先讲话。”由于林伯渠起到了团结纽带的作用，又大力支持习仲勋的工作，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

这一时期，毛泽东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习仲勋、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生产、减租等工作，做好相应准备。

1946年5月2日，习仲勋、林伯渠联名给延安志丹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赵玉文写信，表彰他们的生产工作，同时指出问题，要求他们应虚心检查工作和纠正缺点。这封信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对陕甘宁边区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生产发展。习仲勋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情况，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并针对各分区具体情况提出了实施方法。

此外，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到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这一系列举措提高了边区人民的积极性，为内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习仲勋鏖战西北，林伯渠后方支援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1947年1月31日，中央军委根据陕甘宁边区军事形势的需要，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点将习仲勋出任政治委員。“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随后，张宗逊、习仲勋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激战华西池，重创敌军。

是年春，国民党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力量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且蒋介石要求部属对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与此同时，毛泽东考虑到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危急情势，认为有必要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于是在3月16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各防御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自此，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7月3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习仲勋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8次，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部、13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11000余人，俘敌1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

就在野战军鏖战西北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正在后方组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1947年5月，听闻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6亿元送到西北野战军处，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线慰问。

5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农民群众5万多人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但特意写信给彭德怀、习仲勋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信中写道：“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自参加，借致敬慰之忱。”

5月19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这次会议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后委党组，林伯渠为党组成员之一。林伯渠领导陕甘宁边区配合前方作战，做好后勤支援，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林伯渠衷心嘱托  习仲勋深受启发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又称“小河会议”。会议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小河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即和彭德怀分开，与贺龙、林伯渠一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前线作战。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密切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游击队、民兵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袭扰进犯敌人，在野战军多次歼敌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8年3月21日《群众日报》报道：“陕甘宁地方军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联防军首长的正确指导下，广大群众、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对敌斗争，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打退了蒋胡军的进攻，保卫了边区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光辉战绩。”

为了保证前线的粮食供应，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等积极谋划，迅速行动。1947年10月中旬，他们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村举行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集中讨论研究两区财政经济统一问题。之后，西北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等工作，保障了军粮的及时供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除此之外，为了支援西北野战军前线作战，适时筹措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等多次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名义发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参军动员令》等文件，积极动员群众参军。1947年冬，部队急需越冬物资，后方又发生重大灾情，造成粮食歉收。在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土特产通过商人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取一定的钱物以供军需，这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

这一时期，为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争取西北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全力配合了前方作战。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5月11日，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返回延安。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从革命大局出发，同意了中央的决定。

12月12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林伯渠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习仲勋致欢送词，林伯渠也作了讲话。林伯渠说：“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到哪个地方都可去工作。全国胜利接近，这是值得我们欢欣的。因为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运动三十年所取得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很容易冲昏头脑。我们不应该冲昏了头脑，我们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林伯渠的衷心嘱托，习仲勋等深受启发。

12月16日，林伯渠告别曾经的战友，乘汽车离开了延安。

在那段艰苦奋战的日子里，习仲勋视林伯渠为革命长者和良师益友。多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亲聆教诲，耳濡目染，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