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村的新乡村治理术
2020-11-18牛旭
牛 旭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国家的治理化同时也是使国家幸存下来的因素。只有以治理术的一般手法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有（survival）与局限[1]。治理实际上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展出的一系列知识形式和战略布置，一种依据一定的真理制度（ Regime of Truth①真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东西:它只能通过多种形式的约束产生。它会引发力量的常规效应。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体系，它的真理“一般政治”:也就是说，它所接受并使之作为真理发挥作用的话语类型；使一个人能够辨别真假陈述的机制和实例，以及每一种陈述被认可的方式；在获取真理中被赋予价值的技术和程序；那些被指控说什么是真实的人的地位”。See, What is a “Regime of Truth”?Daniele Lorenzini,28 October 2013.https://www.academia.edu/4915041/What_Is_a_Regime_of_Truth_.）引导他人乃至自己可能的行动范围（conduct of conduct）的实践。
不同的时代知识话语所建构的真理制度不同，而此真理制度又是应权力的要求并为它辩护的[2]。福柯归结我们的宿命：“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我们被判决、被处罚，被归类，被迫去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3]”。权力不断地通过建立一套无往不利的真理制度来脱胎换骨，与时俱进。尤其是通过知识的装扮，幻化成一种话语，一种在一定的情境下为“真”的表述，使我们遵守这些“真”的话语仿佛自然而然。
最明显的是改革开放以降的中国，国家治理的主流话语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变成了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国家存续合法性的保障由原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渐代之以绩效合法性，即利用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及收入增长，换得人民支持和政治稳定[4]。追随这一真理话语，国家战略布置采取了新权威主义治理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是强势政府，坚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政权合法性辩护。也即一方面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5]。
乡村社会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具体而微，其核心任务是维持社会稳定与推动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开放而造成的乡村基层治理的缺位，通过推动村民自治与选举制度对乡村政权的重建得以弥补。一方面，村民自治重新条理了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将政府控制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的末梢，提升国家在基层的权威合法性。尤其是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扶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手段，通过不断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通过绩效合法性累积政权合法性的成效彰显；另一方面，通过枫桥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群防群治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试图将乡村内部的潜在冲突化于未萌。这里，通过赋予村委会一定的自治权，吸纳各种基层社会力量于其中，在满足村民各种需求的同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而有效吸收基层各种不满情绪，强化执政正当性和有效性，达到维护基层政治稳定之目的。
此种方式很像是美国学者迈可·曼恩(Michael Mann)提出的“基础建制的权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 ”。即国家透过对市民社会的渗透，透过制度化的运作，融入并调节社会生活。一方面国家通过建构多重治理网络、开放决策程序，确保国家在乡村的权威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资源控制”与“行政吸纳”，达到稳定基层政治、巩固政权之功效[6]。
然而政府在推进村民自治时存在着半推半就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通过它来防止乡村精英成为赢利型经纪人，对村庄资源过度掠夺，侵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深恐村民自治跳脱管控，打乱其依靠乡村精英汲取资源的路径。因为政府毕竟要和乡村精英而非普通的老百姓共治乡村[7]。在举重明轻之间，政府还是理性选择了辛允星所说的新乡村治理术：联合社会精英一起对普通乡民进行治理，实际是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术的路径依赖。
这种治理术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8]。换言之，即不断通过绩效之合法性来累积政治之合法性！
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政府通过乡村精英的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mmunity），也就是代理人治理。正如辛允星说的，通过乡村精英群体内部更替与循环来延续乡村治理术的生命力。因此，乡村政治作为一个场域，他的入场券是各种资本，像权力资本、金钱资本、社会资本乃至暴力资本。在这里权力资本是最灵验的，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对他人施加权力。通过村民选举，村庄精英将各种资本兑换成权力资本，再通过权力资本来扩大各种资本的再生产，各种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是乡村秩序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乡村政治隐秘的社会炼金术，也是新乡村治理术的关键技术。
一、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
布迪厄曾慨叹：“我们社会崇尚的法律平等实际上迟迟未兑现，表面上的平等背后是实质的宰制，社会不公与特权横行。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却能安之若素，置若罔闻！[9]”
布迪厄不禁要问：这种专制的永恒化如何可能？尤其是，少数人要支配多数人时，力量的优势似乎总在被支配者一边！维持这种专断的妙诀，似乎除了被支配者相信支配者的统治合法性外，别无他物。
这其实牵扯到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再生产。统治阶级通过诸如教会、媒体、学校等机构对普罗大众进行“大规模的教化”形成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甚至比政治暴力更加有效。它使大众误将统治阶级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从而赢得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少数人支配的自愿认同[10]。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迪厄更指出了这一社会炼金术的秘诀。统治阶层通过将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从而使经济与政治那种赤裸裸的、有着暴力负面形象的物质权力转变为像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那种文化精英阶层温文尔雅、令人油然起敬的高贵。
实际上，高等学府颁发的文凭犹如古代教皇的仪式加冕，累世簪缨之族要想常保富贵就须将各种家族资本兑换成文化资本，兑换的越成功，其子孙越容易优先进入到上层社会。
例如，美国大型企业中的董事，许多来自于精英寄宿学校。常春藤名校加上高贵的门第，极大地增加了进入公司“内部权力圈”的可能性，从而根本上决定了谁将成为首席执行官，谁将任职于海外分公司，谁将进入主要商业协会的领导层[11]。
布迪厄更指出，国家是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它控制了所有头衔的赐名权，那些钟鸣鼎食之家更容易将各种资本兑换成文化资本，从而使社会地位被隐蔽地预定着。
当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场域中资本竞争的偏好不同，这取决于资本的生产模式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对比状况。比如在中国当下的乡村社会，权力资本才是通行的货币！
二、新乡村治理术
（一）乡村政治的“后集体主义”模式
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主要研究路径之一是“国家法团主义①学者吴建平认为法团主义不适合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实际是“一个是为了避免出现外在于国家的、自主性的、对立性的社会空间，而试图在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由国家主导来创建一种‘准社会性’中介，让成员通过该中介进行利益诉求，让争议和冲突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制度化解决，以维护政治稳定。因此，这些社会团体的根本目标是辅助国家对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进行治理! ”（见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J].社会学研究,2012,27(01):194。）这种观点和康晓光的吸纳政治以及华西村的“后集体主义”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本文在这一点上采用法团主义的某些观点。”，它强调藉由国家强大的领导力量，将各利益团体整合至一个具单一强制性、非竞争性、层级节制却又功能分化的有限利益类别，藉此，国家得以控制与管理社会领域[12]。
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各种利益的分殊化，造就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团体，例如新兴的经济精英，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抚，也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因素。因此需要将这些力量吸纳进体制中来，这就是康晓光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8]，也就是将多元化团体整合进体制内，让大家都有公平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会，并服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其次，作为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想实现百年来的中国梦，追上先进发达国家，国家必须稳定，因此，社团发展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实现国家利益为上，法团主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法团主义在乡村政治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国家提倡的华西村的“后集体主义”模式，像华西村虽然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但基本维持集体所有制不变，政治权威人物与权力结构不变，人口主体不变。
（二）村民自治——governance at a distance
1.村民自治——国家将管理职责卸载给社会
随着家父式福利国家治理的式微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政府等新锐社会理论①从各国整体型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理的组织结构上，整体型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的整合：首先是不同层级或者同一层级上治理的整合；其次是治理功能的整合；最后是公私部门之间的整合。在这些结构中合作成为主导线。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是按照功能来设置的，新公共管理强调组织之间的竞争因此是按照绩效来设置。而整体型治理和前两种行政学范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为政府运作的核心，相对的，前面两种典范都是以解决政府的问题为核心。由于整体型治理关注人们的生活问题，这不仅需要单个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部门共同努力，因此就必须要有政府的整合型运作。基于整体型治理在三个组织结构上的整合需求, 政府的运作将以治理的结果为核心，扩大授权给各个治理单位，以整合性的预算来达成任务。参见Mark Bevir.The New Governance..No. 49 September 2013 - newslet.iss.u-tokyo.ac.jpnewslet.iss.u-tokyo.ac.jp/ssj49/index.htm.的崛起，现代国家都将部分管理职能卸载转移给社会以及个人。
中国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又管不到位，官僚体制缺乏效率的弊病。所以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让社会自我管理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放权也意味着国家福利的撤退，村民自治就是要替补、挑起了本由国家负担的社会责任与福利。透过村民自治，国家欲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国民主体之规训，得以落实。换句话说，是国家籍村民自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治理（governace at a distance）[13]，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现代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是籍社会自治之手，使个人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规制（selfregulated）、自我努力、自主决定能够成为负责任之国民，从而选择践行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理性之路，完成整个社会的再造，以此来补救昔日无微不至的家父式福利国家治理之漏洞。
一言以蔽之，村民自治可能因应着三种治理危机，其一是国家福利撤退之后，村民自治必须负起过去由国家负担的责任与福利。其二是村民自治成为培育社会道德与责任的工具及治理领域，试图通过村民自治培养一个负责的全体国民。其三是想通过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制度来重建政权之合法性基础[14]。
2. 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制度之断藕(decoupling)现象
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掌握村干部的选任权；民主决策：掌握重大村务的决定权；民主管理：掌握日常村务的参与权。民主监督：掌握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选民的选票来约束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实现村民对村庄事务的自我管理，并以此提升乡村治理的绩效[15]。
但村民自治制度往往空转，即与组织的实际运作相分离，是新制度主义者所说的“断藕”现象[16]。本来国家设想的民主选举，是按照宪法、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罢免村委会干部。但实际上，村民选举却受到村落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制约，甚至受到贿选和乡村暴力的影响。村落的选举成了村落固有的权力网络，包括金钱资本、家族政治甚至社会混混的黑社会暴力相互争夺的场域。
选举中胜出的肯定是乡村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这些 “精英联合”。“精英联合”借助现有村庄的权力架构将村民自治收编在其旗下，以护佑其既得利益，这被辛允星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17]。
贺雪峰更悲观认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能是挽救农村社会的一种力量”[18]，但乡村政治实践与自治制度之间的“断藕”说明，不改变大的政治生态以及乡村固化的社会结构，单凭法治就想改变乡村的政治、社会状态只不过是一种迷思。
三、Y 村的村落政治版图
（一）Y 村是全国有名的文明村
Y 村属于西南某省会城市的城郊村。全村上百户，几千号人，人均土地却不足1 亩。几十年来，在村党委书记BS 带领下，坚持以集体经济为支撑、以招商引资为主导，以建新农村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目的，艰苦创业，村民安居乐业，全村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文明村，更是省、市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
截至2018 年，村集体经济净资产累计达6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如今的Y村，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村民都住上了村里自主拆迁、自我改造的小区楼房。地铁线就在小区门口，大型现代城市商业综合体与小区隔街相望。中学、小学、幼儿园等一应俱全。商铺林立，人流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成为周边一带的商业中心，更加上乡镇企业栉次鳞比，犹如一个新的“华西村”。
（二）Y 村家族政治的历史钩沉
Y 村原先是由两个村Z 村和S 村合并而成。S 村较大，主要有B、W、C、J 几个家族组成。其中B 族最大，长期主持村政。Z 村中主要有Z、F、S、N 等几个家族，其中Z 族一度是最大的族户，在Z 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两村合并以后，村里的正副书记分别由B 族和Z 族的精英担任，实际是对原有村庄政治格局的承继。
合村之后，F 族是整个村落中上升最快的一族。由于人口增加，户族渐渐超过了Z 村中的其他户族，加之精英人才因应时势，竟然一度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整个家族历史上最荣光的时期。
F 族的这种兴旺，带来的是曾经长期主持村政的B 族和Z 族的忌恨。B 族精英中就有人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叫嚣：“要聚合全族之力将 F 族的党支书拉下马，光复旧物，再续B 族当政的辉煌”。而Z 族则认为即使B 族不再担任村支书，下来轮到的也应该是自己，而不应该是 F 族。这种怨诽在Z 族中犹如热带的植物横七竖八地滋长。F 族担任村里的一把手，意味着在原有村落政治版图中，一直掌管村政的B 族和Z 族大权旁落，就像大唐的江山不是传给了太子李建成，而是被秦王李世民窃取了一样。这对曾经在村中说一不二的B 族和Z 族来说，情何以堪？把 F 族的村支书拉下马，重拾B 族和Z 族的联合执政，重续村中第一家族的辉煌是B 族和Z 族心中不熄的火焰！
心怀不满的B 族和Z 族一拍即合，几经搏杀，相对弱小的F 族退出了Y 村的领导阶层。村政又回到了B 族的掌控之中，从此，30 多年间，再无人挑战B 族在村中绝对的领导地位。Y 村村政从此姓B，其他各族不过走马灯似的为B 族当差而已！
总的来说， Y 村的政治逻辑就是B 族来管理村务，小族要想掌权几乎没有可能性！
Y 村的乡村政治格局，其实反映着当下乡村政治的某些面向——大族掌握村政。据白如冰对36 个村的调查，村支书或村主任出自村中最大族的，占村总数的77.7 %。这组数字本身便说明了在农村村委会选举中，大族的人占据较大的优势，担任村干部的可能性则更大一些 [19]。
实际上，宗族政治在某些村庄选举中仍然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因为，选举村干部，不仅是个人的竞争，也是家族的竞争。对个人而言，选上“村干部”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今后有更多机会可以为自己谋利，而且也有助于为整个宗族谋利，有利于宗族“面子”“声望”的长期存续。也就是说，村庄政治的竞争，不仅是个人竞争，同时也是宗族之间的竞争。明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宗族都会卷入到选举中。
（三）Y 村政治的平衡术
Y 村采取的是“后集体主义”模式，它采取土地入股，集体经营，按人分红，滚动发展，规模开发，共同富裕的土地经营策略。实现了村民离农不失地、不失权、不失利，是城乡统筹的一个新模式。尤其是，村党委书记几十年不变，村委会干部实际在各家族之间平衡，以实现村庄家族政治的平衡。
1. B 族作为村政掌权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1）B 族任村党支书30 多年
Y 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型农村。在村党支书BS 的带领下，经过30 多年的奋斗，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全国有名的富裕村、市经济发展十强村，全国文明村。村党委书记BS也获得许多荣誉称号，包括全国星火科技带头人，全国兴村富民百佳领军人，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委员，省市劳模，市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劳模，奥运火炬手。
BS 的个人能力、社会声望在十里八乡无人不佩服，无人能企及。BS 在村中的地位稳如磐石， 村民代表CJ 对记者说，B 的“官位”稳得很！除非本人不愿当，选是选不下来的！”
（2）B 族占尽村中风水
B 族作为村中掌权的家族，由家族代理人BS 担当村党委书记30 余年。B 家族在村中地位显赫。首先，当然是BS 稳坐村庄一把手几十年，把村庄建得跟华西村一样，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参观访问。BS 给村庄带来无限风光的同时，B 族也同样分享着光环。因为BS 对自己家族格外的关怀，B 族大事小情，BS 都会过问，B 族的许多人靠着BS 得了许多恩惠，BS当政B 族就像皇亲国戚，名利双收。所以，大家对BS 犹如众星捧月。
Y 村的家族政治平衡术
其次，村委会委员中，B 族占到1/3 强，完全左右着村政。其他家族的人要想进入村委会，当村干部，皆须仰B 族的鼻息。村干部中，有谁胆敢挑战BS 领导地位，胡拧呲的，就会像猪八戒一样，被赶出天庭，打下凡界。村中其他家族中有几个能人，不服气BS，跟BS 对着干的，结果是永不叙用！
再次，在全村发家致富的人当中，B 族的人也是最多的。Y 村中许多人的资本原始积累都是通过承包村里的土地盖厂房，再出租给到村里投资办厂的企业获取租金，获得了发家致富第一桶金的。因为中间的利润太大，一转手，就能一夜暴富。所以，开始的时候，村里各族各户许多人都租了村里的地，每年要给村里交1500 元一亩的租金。但是，真正能盖得起厂房，并且能租出去的，毕竟是少数人。没钱盖厂房，时间久了，又交不起租金的，只好又把地退给村里。
到底谁能撑得住租金的考验，最终有钱能盖得起厂房，并且还能顺利地租出去？端赖个人的家族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方面，B 族人和其他族的人就不一样了。凭借着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领导多是自己人，B 族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B族人因为多在村里当干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村上的名义为B 族的人担保借款；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当村上和到村里投资办厂的企业签合同时，可以指定或者推荐厂方和B 族人（而不是其他族的人）签订租赁厂房的合同。这时，B 族人的优势就特别明显。实际上，只要租赁合同一签，无论是谁都会一夜变富！其他家族就不一定有这个福分，家族政治在这里仍然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例如，BM 曾经是村警务室主任，是BS 的堂兄弟，为BS 鞍前马后、不辞辛劳，立下不少汗马功劳。BS 为了奖励BM，给了他村上的一块地作为酬劳，并且给他了一笔贷款用于盖厂房。BM 回忆道：
“2000 年，当时，村上的工业园刚开始建立，村里的土地已经值钱了。租一片地，盖个厂房，就能挣到钱。大家谁能争到地，还是BS说了算。当时我是警务室主任，又是他的堂兄弟。他给了我一片地，我很快盖起厂房。当时村干部一个月工资才600 元，而当年我把厂房和地租给企业时，租金高达35000 元。给村上交8000 元后，一夜之间，就由穷户变成村里的富人。拿到这些钱，一晚上没睡着！”（访谈记录）
（3）其他族在村委会组成人员的状况是反应家族荣枯的晴雨表
村党委副书记，由哪个家族担任，彰显这个家族在村中当下的地位提升。
村中担任过党委副书记的只有B、F、N 家族。F 家族作为村中上升家族，一度曾经占据村领导地位。虽然最终没有保住这一地位，但霸国之余教，娴于兵甲，习于攻战。整个家族人心思奋，上升的劲头势不可挡。F 家族被B家族赶下台，丢掉村领导这一地位被整个家族视为耻辱，整个家族都憋着一股劲，卧薪尝胆，准备湔雪前耻。由于人才济济，能人多，几个门头的掌门进行资源整合后，在家族中准备另立新的少壮派，参与村委会委员的竞争。这种强劲的势头，加上整个家族在村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使BS 不能无视F 家族的存在。为了再平衡村中的家族政治，他不仅给予F 家族村党委副书记的职位，而且，村委会委员组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也因此，F 家族的几个掌门人，也在村庄发展中受益，成为村中的富裕人家。
而原来村中的第二大家族Z 族，却家道中落。家族四分五裂，人才消乏。自从合村时，除有一段时间担任过村党委副书记之外，则一蹶不振。村委会中几乎见不到Z 族人员的影子，在整个村政中越来越被边缘化。
N 族的掌门人NL 是个能人，一度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N 族在村中的地位日隆。后来，掌门人NL 病故。他的弟弟NK 欲接替哥哥的位子，却遭遇F 族FM 的尖锐挑战。因为，为东山再起， F 家族已积蓄有年，不能容忍N族再盘踞党委副书记的位子。F 家族觑准机会，几个掌门人召集各门各户丁壮，进行家族总动员，通过各种关系在村中的其他家族中拉选票，决定为家族荣誉不惜和N 族背水一战，于是两族之间竞争达到白热化。毕竟F 家族蓄势已久，有备而来，族强人众。而N 族人少势弱，除NK 几个兄弟之外，其他人不堪大用。根本不可能在其他族中为他拉选票。NK 把宝压在BS 的支持上，殊不知，BS 也是择优而为，结果可想而知，NK 惨败！
F 家族代理人FM 从此长期稳坐在党委副书记的位子上，F 家族成为昔日Z 村的第一户族。家族人人扬眉吐气。相比之下，N 族在村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整个家族为之气沮。
S 族属于小族，从来没有人进过村委会班子，在村中说不起话。这成为S 族心中永久的恨。S 族的能人SB 一直都不甘心这种尴尬地位。他曾经数次试图进入村委会。奈何造化弄人，一直未能如愿，家族长期在村正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4）家族政治的未来
随着Y 村的城市化，各家各户都上了楼，原有的聚族而居的村庄格局渺无踪影。在经济社会的冲击下，衡量人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拿经济衡量人。虽然家族政治仍然顽强地存在，但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大家都住进了楼房，户族之间的融合日渐增多，户族之间的藩篱日渐打破，家族政治日渐式微。代之的是个人社会资本重要性日渐凸显。村庄年轻的精英跨族联合的现象越来越多。
一个W 族的年轻精英就表示：“不喜欢和那些没钱的人在一起钻，没啥意思。村庄有钱、有权的人，不管是那个族的，在一起交流，平时拉好关系，在村里办事就方便！本族的人，没钱没势的，平时搞好关系，也没用。①2018 调研访谈时，W 如是说。”村庄进一步通过权力和财富来编排人，而不仅仅是过去的家族归属。
而且，城市化之后，村庄的发展需要的技术与文化人才越来越多。像村里小区的物业管理就委托给专门的人才，他们也被新引进村里的管理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责任。BS 为了培养接班人，专门将几个B 族的年轻人派往清华去学MBA。其他几个B 族大学毕业生回村之后，也成为村里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几经历练，现在都分担不同的领导岗位。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讨论新的社会管理理论。床头放的书都是MBA 的教材。可以想见的是，Y村的政治版图将会脱胎换骨。未来，文化资本在村庄权力角逐中份量会越来越大。
四、Y 村的村民选举
实现村民自治的最重要实践就是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由村民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民主选举直接选举或罢免村委会干部。选出一个群众信赖、能够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村委会领导班子。这种法律的设想完全将人设想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理性人。然而，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带着文化烙印，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惯习。我们以我们习得和获得的各种资本在人生的竞技场上争竞。
村民选举作为一个场域，是社会精英以各种资本相互搏杀的角斗场。这一场域也可以看成是个游戏空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村庄精英）之间力量关系的对比决定村民选举场域的结构，村庄精英采取的行动，取决于他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一）Y 村社会结构决定着选举结果
村民选举，是对既定村庄秩序，即村庄的社会结构、家族政治、个人的能力的肯定，谁能被选为村委会主任，谁被选为村委会委员，某种意义上，已经由家族政治、社会结构、个人能力等都安排好了。一般而言，村委会主任肯定出自村中大族的代理人，村委会委员一定会在各族代理人中筛选和平衡。虽然具体是谁，尚有变数。选举就是将家族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兑换成在村委会中的权力资本的过程。不同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兑换率是不一样的，决定着个人的浮沉。
在Y 村的选举中，不像周边的一些村，贿选以及村中混混的暴力资本，很容易得势，往往造成恶人治村的效果。Y 村30 年间，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一直得以维持，贿选和暴力资本在这里根本无法立足。因为这会打乱原有的村政中的权力平衡，给村政带来困扰，会受到集体的抵制。
S 族中就有人试图通过在选举中舞弊使本族代理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改变本族在村中的颓势。S 族几个人经过共谋，在选举时，每个人都多投了十几张票，试图使家族中的某代理人当选。结果事败，引起其他族的公愤。为了纯净选举空气，以儆效尤，村党委书记决定严肃处理，要舞弊的人在村民大会公开检讨，否则，就直接交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S 族选举舞弊，把S 族的脸都丢尽了。而且，村中形成了共识，集体抵制让S 族再进入村委会，S族选举舞弊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二）选举的操演
Y 村的选举中，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的人选实际上没有什么悬念，BS 就像当年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村中无人有能力挑战他的地位。
BS 最大的票仓当然是他所属的B 族。BS当选的话，B 族是最大的受益者。而B 家族又是村庄中最大的票仓，除非其他各族联手选出候选人，集中投票，否则，BS 当选就没有任何障碍。而能挑战BS 的竞争对手是没有的。所以，人人都明白，BS 一定会当选。而且，即使能另选一个人当村委会主任，他也坐不住这个位子，服不住这潭水！BS 不仅个人能力强，而且深谙为政之术。他对村中大事小情熟烂于胸，谁家有啥矛盾，谁有事来求他，三言两语，能让人心悦诚服，确实像过去大家族中的善良家父。再者，对于各家族利益的平衡上，他也是反复斟酌，尽量公允的，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手腕。所以，无论是从各个家族的角度，还是从各个家庭的角度，BS 都有很好的口碑，实际在村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这种情况下，谁敢与他争锋？
Y 村选举如果说有变数，就只牵扯到村委会委员的人选。具体而言，各个家族都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一个族内甚至会有几个候选人互相竞争一个职位。在确定了候选人之后，每个人都会先在自己的族内拉票。但谁能胜出？就和掌握村中最大票仓的BS 息息相关。BS 的意见可能左右选举的结果。
BS 识人善任，对各族精英了如指掌。能得到BS 的支持，等于是获得村中最大的票仓支持，当选的胜算会大大增加！实际上，BS 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村委会委员的人选。
五、村政的日常逻辑
村民自治的制度要求和村政日常实践之间是“断藕”的，也就是说，村政的日常实践并不主要遵从法律的逻辑，而是权力的逻辑。重大村务的决定权、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以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实际并不掌握在村民手中。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上的特洛伊木马，实际上，使村民自治空转。
（一）跻身村委会的梦想异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想象
跻身村委会，是许多人的梦想。因为它是个人实现的重要标志。对许多人而言，在村里当官的荣耀感，如同《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许多村民虽然不可能通过读书当官，在朝廷中实现修齐治平梦想。但村庄也一样是个小朝廷，这里也有加身的皇袍，有着身的朱紫，有深深的侯门，有赫赫的威仪，有森严的等级——一个具体而微的官场。
村政是村民自我实现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能当一个自己想要的角色，而不是无关紧要的群众演员，这正是乡村政治意义之所在，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就像《儒林外史》中范进，再穷困潦倒，心向往的地方始终是科场。所以，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迈向那里！对于许多农村精英而言，跻身村委会，人生才展开华章，才活得有意义，才光耀门楣，才能不默而生，才能雁过留声，才能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挺直腰杆在人面前说得起话！
（二）村庄治理的权力寻租
Y 村的各种资本中，权力资本是通吃的。权力资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各种资本，如家族资本、暴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只有兑换成权力资本，才能够实现资本的增值。这就像将各种货币兑换成美元，你在世界各地才可以兑换各种货币。或者说，其他资本的值，以它和权力资本的兑换率来决定。
在Y 村，村委会就像银行，许多人将各种资本在银行兑换成权力资本，然后再通过村委会这个银行放贷，收取资本的利息，甚至是高利贷利息。
尤其是，跻身村委会，可以将权力资本兑换成经济资本。在当下农村，经济资本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随着Y 村经济的繁荣，当村干部的油水也越来越大。以前在村警务室的村民ZC 笑着说：“村干部一个月2000 多块钱的工资，一年下来能攒多少钱？可你看，刚开始当村干部时，和咱们一样经济状况的人，几年下来，哪一个不是买几套房，开名车？钱都是哪来的？还不是……”。（访谈记录）
Y 村各级村干部，可能都存在着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村庄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和当初村民自治制度设计，意欲消除农村村政腐败的初衷是相悖的。
六、FD 的故事
（一）做警务室主任、走进富人俱乐部
FD 本身弟兄4 个，姊妹3 个，再加上4个堂兄弟，丁壮势雄，意味着在Z 村不仅没人敢欺负，而且还能欺负别人。但FD 所在的家族，是个外来户，在Y 村历来是个弱族，常受Z 族的欺凌。FD 从十几岁开始，就发誓要扭转这种局面。年轻时，他自制腊木棍，练习拳脚，遇到家族中有人受欺负时，他就出头，敢于和对方不要命地死磕，时间久了，渐渐在村里有了些的名声。随着F 族人口的蕃息，村庄宗族之间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偏转，F 家族渐至强大到成为村中第一大户。这当然也跟FD 等人的努力也有关系。FD 曾自豪地说：“从我开始，本族渐强，不受欺辱。”
随着FD 的名声越来越响，村民有纠纷时，也会叫FD 去调停。在村里他渐渐地树立起威信。族中的许多事情他都和几个族中的能人一起参与决定，成为F 族中的骨干人物。
FD 从小就想当警察。Y 村1990 年代开始招商引资，村办企业增多，社会治安成为Y 村发展的一件大事，FD 就进了警务室。
开始，警务室主任一直是村党委书记BS的堂兄弟BM。FD 只是副主任。FD 当时也租赁了一块村上的土地，想要盖厂房租出去发一笔财。可是，自己没有钱去盖房。看到BM 通过村上贷款，把厂房租出去很快致富，FD 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FD 也想像BM 一样，由村上作保贷款盖厂房，把厂房租出去。可是，贷款要村支书BS作保，而FD 对BS 未建尺寸之功，属于BS 圈子外的人，贸然向村上申请贷款，不但没有希望，还会遭人笑话！所以FD 一直在寻找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媳妇熬成婆。随着BM 与BS 闹矛盾愤而辞职，FD 终于等来机会，暂时被授权负责警务室。对FD 来说，如果坐失这一次机会，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因此，FD 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为村上的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一番努力，FD 终于获得了BS 的赏识，被正式任命为警务室主任。紧接着，FD 向村上申请的贷款也批了下来，真是双喜临门！利用贷款FD 很快在自己承包的地上盖起厂房，一年厂房的租金高达几十万！FD 做梦都不敢想，一下子，自己从穷人堆里脱颖而出，走进了村里的富人俱乐部！
2．通过警务室，积累社会资本
FD 从小就热爱警察工作，如今，终于干起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用扬鞭自奋蹄。像一头猛牛一样，工作别提多卖力了，几年下来，警务室成绩斐然。2007 年警务室荣获市公安局颁发的“农村警务战略优秀警务室”称号，2008年又被省公安厅再次确认。2009 年他自己又被评为“优秀警务室辅警”。2010 年至今警务室一直保持着这一荣誉称号。
随着他领导的警务室名声鹊起，该警务室成为派出所维持周边村落治安的抓手。因为周边各村都没有Y 村这样的人员装备，以及像FD 这样既热爱警察工作又熟悉周边村落治安状况的人。所以，派出所对Y 村警务室特别依赖，周边村110 报警时，派出所出警要么邀请Y 村警务室配合；要么，直接让Y 村警务室去出警。FD 俨然已成为派出所管理Y 村周边各村治安的代理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周边治安防控，派出所还赋予Y 村警务室对周边各村治安案件指导工作，FD 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周边各村的“总警长”。周围村庄的人开始承认他的权力地位与威望，FD 积累的社会资本使他到周围村子去办事，大家都给他几分面子。
FD 一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开着警车，到周围十里八村去执勤巡逻。这种在周围十里八村当“总警长”的感觉，实现了他早先的警察梦。虽然有时他也很困惑，因为只是个辅警，他自己说：“咱们执法，可手上不带法！”
FD 有一次喝酒时说，现在钱也不缺，又干着自己想干的事，还有啥不满足的①2016 年春节，和FD 喝酒时他如是说。？
（三）FD 功高震主
FD 在悄悄地经营着自己的声望资本，他的声望一天天潜滋暗长着。他不希望BS 有觉察，企图瞒天过海，慢慢使自己的声望资本坐大。他希望等到那一天：自己建立起足够强大的人脉。一方面，他在周围派出所能说上话，周围的村庄都依赖他和派出所打交道；另一方面，派出所要在各村处理警务，只要依靠他就会事半功倍，派出所越来越依赖他。这样，他就能成为连接派出所和周围村的桥梁，成为十里八村名副其实的“总警长”！
这样的话，将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好处！周围村庄居民仰赖他的庇护，而各村的企业店铺，治安方面的税费将是一笔不小的利润——这是FD 的如意算盘。
对于派出所来说，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社区警务就是要发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如果FD 有能力组织周围村寨，建立广泛的人脉，让派出所的警务开展得更有效和省力，又何乐而不为？派出所实际也乐观其成！
但FD 这种想法，却触犯政治忌讳！BS 不愿意FD 拿着村上的钱为自己谋前程，挣名声，得好处。这对BS 不见得是好事，弄不好，还成尾大不掉之势，会对他控制村政构成极大威胁！
“云长得志，仲谋必不喜”。FD 声望资本的日滋月长，BS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BS开始准备动手裁抑FD 的发展！
2013 年11 月，FD 带领警务室人员配合某县刑警队抓获杀人犯麻某之后，兴冲冲地把这一消息告诉BS。本想BS 会大赞一番，还能给警务室人员发点奖励，因为大家这几天实在太辛苦了。
令FD 没想到的是，BS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面无表情，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再不做声。FD 坐了一会，觉得无聊，灰溜溜地走了！回到警务室，大家都知道他去找BS 了，肯定有酬劳，一个个巴望着FD 能带来好消息，也算是对得起这几天的辛劳。
谁想，FD 回到警务室一脸的愠怒，坐到椅子上一言不发。大家等了一阵，觉得没趣，知道FD 在BS 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一个个沮丧地准备回家。临走有人还不忘说几句风凉话，意思是说FD 没能力给大家在BS 那里争到奖金，说以后警务室的活能偷懒就偷懒，别那么卖命！
FD 本来性情火爆，本想发作，但觉得理亏在己。不解决奖励问题，以后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没法提起来。FD 于是给派出所打电话，抱怨说，抓了这么大一个杀人在逃犯，派出所人员人人都有奖励，而警务室忙了半天，却是“杨白劳”，什么也没有。要是这样的话，以后再有类似的案子，警务室的人员谁还卖力！
派出所也觉得这次FD 警务室的配合工作做得不错，再加上平时帮着一起出警，抓传销，端色情窝点，出了不少力，如果这次寒了Y 村警务室的心，以后的工作没法开展。于是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了1000 元的奖励发给警务室。
事后，FD 抱怨道，这么大的成绩，派出所都奖励了，村上竟然无动于衷！其实，BS 已经下决心，剪除FD 可能对己造成的威胁。
BS 很快就放出第二招，通过限制FD 代表派出所到邻村的出警，限制FD 的发展。派出所要想再调动警务室的人员，必须通过BS。渐渐地，派出所的驻村民警抱怨：“Y 村的警务室调不动咧。”FD 被捆住了手脚，只能在Y 村里转圈圈，气得哇哇叫。
BS 最狠的一招是釜底抽薪。通过限制警务室人员的福利，来限制警务室的发展。Y 村的警务室人员工资福利，全是由村上发的。工资低的话，年轻力壮的村民就不会到警务室来工作。BS 通过把警务人员的工资压得很低，使警务室年轻的警务人员纷纷辞职，FD 手下很快就尽是些老弱病残。
通过这三板斧，FD 的警务室越来越不景气，工作也没法开展。FD 终于明白，自己在警务室的好日子快到头咧！——FD 很快就主动向BS 提出辞呈！
通过这些手段，FD 的警务室始终掌控在BS 的如来神掌中。—等换掉FD 这个警务室主任，任用了BS 信得过的人做警务室主任，警务室人员的工资大涨，招来许多年轻力壮的警务人员，警务室又红火了！
七、法律作为治理的一种手法
对于福柯而言，治理和主权是不同的。公共的善（commongood）作为主权的目的实际上意味着遵循法律，不管是尘世的还是上帝的法律。这意味着，主权的目的是循环论证的：主权的目的就是行使主权。善（the good）就是对法律的服从，因此对主权来说，善就是人民应当服从主权。
治理不仅仅为了实现共同善，而是有着多种目标：比如，必须保证尽可能大量的财富被生产出来，必须保证给人民提供了足够的谋生手段，必须保证人口的增殖，等等。因此，对于治理来说，问题并不是施加法律于人，而是处理事情：亦即运用手法（tactics）而不是法律——或者把法律也当作手法使用——以某种方式安排事情，使得这样那样的目的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能够达到[1]。
Y 村的治理也有着多重目标，首先是乡村经济要发展，要提高村民的收入，所以很早就开始发展村工业园，招商引资，建设乡镇企业孵化基地。Y 村能成为西南有名的富裕村，全国文明村，和村庄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BS 作为Y 村的领头人，曾说过：“咱村有多少能人？没有多少！全国的能人多的是，怎么把这些能人都聚到咱村？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你想想，凡是能把企业办好的，都是能人。把这些企业引进到村，就等于是把这些能人引进到咱们村。有这些能人和咱一块开发，村咋能不富，村咋能不强？”为了吸引投资，除了工业园区的硬件设施之外，在软环境方面，Y 村提出：“诚信待客商，服务创效益”的口号，在绿化、保洁、消防、治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全国文明村后，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特别大，工业产值连年翻番。村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庄各项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此外，村庄发展还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样，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这其中传统的乡村治理术就可古为今用。通过吸纳政治将全村几大户族的头面人物吸收进入村委会班子，成为村庄发展的受益者，和村庄发展捆绑在一起，再由这些人去管理/动员本族的人。
例如，Y 村南面拆迁之后，要盖门面房，因为紧邻上绕城高速的路口，所以，门面抢手得要命。还没盖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而盖门面房交给谁都发大财，大家眼睛都盯着这个发财的机会。FD 的几个堂兄弟胆子最大，想先下手为强，霸王硬上弓。他们先把砖堆放到工地上，准备强占工地。
BS 知道后，让FD 把事情摆平！
FD 深知此事的分量，如果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堂兄弟管好，自己在村上的村委会委员、警务室主任也就别想干了。也就意味着能从村上得的富贵化成烟云！于是，他抹胳膊，挽袖子，披挂上阵。把几个堂兄弟大骂一顿，强行把砖拉走。几个堂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了。事后，埋怨FD 为BS 和自己人撕破脸！
所以，进入村委会班子的各族掌门人，如果镇不住自己族里人，就会被清场。
而且，由于进入村委会获得收益越来越大，而为家族政治平衡，一个家族往往只能有一个代言人，少壮派要想进入村委会，必须挤掉原来老的族中代言人，造成各族内争夺村委会委员的紧张。BS 可以利用这种矛盾，一方面防止现在村委会各组的掌门人挑战自己的权威，甚至懒政，不听使唤。另一方面，鼓励各族内的少壮派努力工作，好好变现，条件成熟在纳入村委会，形成新老交替。不断在稳中求变，给新老精英持续奋进的压力，使村委会生命力历久常新。
村民自治与选举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法律也不可能无视权力的目的。乡村治理是政府与乡村精英共治，目的首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其次才是法治和民主。适应这种权力目的，政府在前门赋予村民选举权之后，在后门却将村民自治的重要装置诸如重大村务的决定权、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以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等拆卸掉，成为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上的特洛伊木马。用福科的话说，就是把法律当作手法使得这样那样的目的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能够达到。法律为了适应权力的目的，必须被裁减！
结语
治理，一定要破除对法治的某种迷思。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乃是依据事物本性的治理，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法的治理不仅依赖于法的内在逻辑，还依赖于被治理社会本身的运行法则①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治理中政治主权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在于个人或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集聚，而是个人、群体众多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行使这一权力所依赖的真理制度(不仅有内在的"道德"真理，而且有"自然"真理)。参见 , Leila. Law, Objectives of Government, and Regimes of Truth. Foucault Studies, [S.l.], p. 173-194, oct. 2014. ISSN 18325203. Available at:
Y 村新乡村治理术不可能脱离中国当下的治理实践。强势的村委会，吸纳村庄各族的能人，形成各族以掌门人为首的梯级侍从利益团队，一方面使社会精英利益得以最大化；另一方面，村政的合法性寓居于Y 村经济振兴，村民安居乐业，村庄各项福利事业得到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适当照顾。这样，不正是达到Y 村新乡村治理的目的吗？
Y 村就是另一个“华西村”，BS 就是另一个吴仁宝。BS 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少数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共同富，才算真正富！Y 村的集体经济将会进一步壮大，村民收入还会持续增加，并且要带动周边乡村的振兴。Y 村的后集体主义模式代表着中国社会贤主明君治天下的梦想，康熙即谓“天生民而立之君……固将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也。[20]”
当下，还有什么发展模式更适合Y 村呢？尽管，礼记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永远是我们的梦想。但有趣的是，福柯说的“真理”，却是在当下语境中为“真”的表述。这表述是“新权威主义”还是“新乡村治理术”？福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停地寻找社会新的 “真理制度”，来使社会变得更好！
如果“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那么，Y 村作为中国社会乡村治理的一面镜子，是否，也可以管窥到整个国家社会当下治理的某个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