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晓娟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胡可先教授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鉴赏；二是唐代文学文献研究。其间出版多部专著，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其用功之勤、成果之丰硕，可以想见。尽管其在新作《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自序中自谦，因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唐代文学研究，而对宋代文学的思考显得力不从心，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既有有关宋代诗词作家作品的基础性考证，又不乏对宋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的深邃思考和展望，它的出版，既是胡教授对自己以往宋代诗词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发展了以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思路。全书严谨的考辨和完善的学术研究理路对宋代诗词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底、广博的学术视角以及深远的学术展望。

一 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底

考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和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作家年谱考证、作品真伪及版本考证、作家事迹考证、人名考证等多方面内容。《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所考内容涉及广泛，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

(一)旁搜博采的年谱考证

文学研究中，厘清古代作者年谱，是分析有关作品产生时代背景的重要依据，也是文学作品鉴赏的基本参照。年谱学既是人物传记之学，亦属历史考据之学，欲办此事，需有相当的目录学功底。[1](P77)然而对于古代文人年谱的梳理，因时间久远、个别文献匮乏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常常面临诸多困境。胡教授并未因此放弃，新著《宋代词人年谱》一章，以毛滂、韩元吉、赵彦瑞、黄庭坚四人为考证对象，通过对作家事迹的排比考订，观其立身行事与创作过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考订，系统梳理作家生平系年。这些工作对宋词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年谱考订过程中，新著极为注重对历代相关文献的全面搜罗运用，如考订词人籍贯、家世时，选取大量古本文献加以参考对照，仅毛滂一人籍贯之考证，所引文献便达六条，旁搜博采史籍与方志材料，进行详尽论述，可见其严谨程度。

“年谱又是词史和词学批评的基础。”[1](P86)胡教授对词人年谱的考证工作，大体分为三步：

首先，广泛搜罗词人著述、字号与籍贯、家世，以求考订之确切。如对毛滂著述《东堂词》的考订，参照《直斋书录解题》、汲古阁《六十名家词》本、《彊村丛书》本、《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等多种版本；对韩元吉籍贯的考订，参考《宋史翼》《宋诗纪事》《四库全书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著作。从胡先生对词人著述、履历的考订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目录学功底与广博的文献搜罗能力。

其次，是按年编事，每一年下重在排比其仕历、行踪、交游等相关内容，对作者词作年代进行翔实考订，对于以后学者知人论世，进一步研究词之内容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注重穿插当时乃至后世对谱主生平事迹以及词作的评论，以成年谱。如《赵彦瑞年谱》一节，以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张端仪《贵耳集》、黄昇《花庵词选》以及辛弃疾《归朝欢》词中对赵彦瑞词风特点与生平事迹的评述，勾勒出谱主生平大致情况。

胡教授在钩稽排比中，完成对毛滂、韩元吉、赵彦瑞、黄庭坚四人的年谱考订工作，虽然受主客观条件之限制，某些情况下无法确切某些词人生卒年情况，但对生平事迹存有诸多疑窦、古今论者众说纷纭的词人事迹加以考订，使词人生平轮廓渐次清晰，对宋代词学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价值，也为学界对这四位词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二)格局宏阔的词集校注

词人年谱考订，是词集校注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纵观中国的学术史，历代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校勘注释，往往集中于诗歌而忽略词作”[2](P133)。这一学术文化背景使现代学者对词的校注工作任重而道远。

“精深”，是别集注释的最终追求。在年谱考证的基础上，胡教授与徐迈先生合作，对欧阳修词进行校注，出版了“精深宏富、集其大成”[3](P113)的《欧阳修词校注》。在新著《宋代词学研究》一编中，作者系统梳理了自己在《欧阳修词校注》编写过程中于注释体例、注释内容以及注释特点等方面的思考。欧阳修为北宋大家，其作词和编集过程本就十分复杂，当代学者对欧集的整理和校注同样颇为致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对欧阳修词进行校注并想取得一定成绩，其难度可想而知。根据以往对欧阳修词作的研究经验，新作详细介绍了“以词证词”“以欧证欧”“详释名物”“考订年份”“考订真伪”等词籍注释的原则和方法，在校注过程中，对欧阳修词的真伪、欧阳修词集的校勘和注释以及欧阳修词的版本选择等方面给予较多关注，以审慎的态度对欧阳修词进行整理。以欧词的校勘为例，新著详细罗列传世宋本，并选取最精最全的《中华再造善本》和《醉翁琴趣外篇》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参考近人校勘成果，择善而从。毫不夸张地说，《欧阳修词校注》是有关欧阳修词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而新著中呈现的格局宏阔的词集校注系统、科学的研究思路，不仅树立了胡教授在欧阳修词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为研究者理解欧词创作背景、深入解读欧词提供良好范式。

(三)沉潜钩稽的《全宋诗》补考

《全宋诗》是众学者通力协作、钩沉点校而得的古籍整理成果，然而受诸多因素的限制，这部鸿篇巨制难免存在讹误之处，自其出版后，学界对《全宋诗》的考补工作从未停歇，诸多有志之士共同致力于不断修订与完善这部宋代诗歌总集的工作。在阅读《全宋诗》的过程中，胡教授“亦发现个别地方有欠当之处，如诗人小传舛误、生卒年缺考、作品误收、资料溯源失当等等。每有疑问，必参证诸书，比较异同，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2](P347)。胡教授的这段自述，表现出其对全宋诗完善工作极大的学术热情。基于此，新著特设《〈全宋诗〉考补》一编，涵盖了作者对上述问题精审的补充与完善，主要包含“诗人事迹订误、互见诗考异、误收诗考索、遗收诗补辑”四方面工作。《〈全宋诗〉辩证辑补举例》一节带有鲜明的释例性质，至于《〈全宋诗〉琐考》《〈全宋诗〉再考》《〈全宋诗〉误收唐诗考》《〈全宋诗〉补遗100首》《〈全宋诗〉新补150首》等节均为系统的辩证发微之作。《全宋诗》的增补辑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胡教授在《全宋诗》考补工作上所做的努力，对《全宋诗》这一嘉惠士林的宋代诗歌总集之修订与完善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其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与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

文献考证，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功，其意义在于挖掘和再现古代文学家与文学典籍的真实性，其价值不仅在于纠正错误，更在于补充修订现有研究成果。胡教授在《宋代诗词实证研究》中展现的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底，对宋代诗词研究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为现代学者治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二 广博的学术视角

《宋代诗词实证研究》一书关涉的研究领域在宋代诗词方面，这其中既包含对宋代几位词人年谱的考证和宋代词学研究，又有宋代诗学研究以及全宋诗考补等工作。“宋代徽州文学研究”一章更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以徽州文学为入手点，正本清源，探寻徽州文学的源头。全书考论结合，展示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广博的学术视角。

(一)融会贯通，关注地域文学

地域文学是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对探寻地域文学演变脉络有重要辅助作用。胡教授同样注意到这一研究理路的重要性，他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对宋代徽州文学进行一定探究。新著《宋代徽州文学研究》一章中，作者对地域文献，尤其是方志文献有着极为精准的把握与融汇，其对徽州文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两宋徽籍诗人考和宋代徽籍进士的仕宦、文学与学术两方面内容。

“徽州”作为宋代非中央文学的代表性地域，在时代契机与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获得了文学繁荣发展的局面，成为一代之大观，同时也为两宋以后徽州文学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坚实基础。徽州文化在宋代的繁荣，一方面体现在蔚为大观的徽州籍文人，另一方面，徽州地区的文学与学术同样迎来飞速发展。于徽州籍文人而言，以往史籍和方志材料对他们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这为后世学者研究徽州文学文化造成一定困难。胡教授以敏锐的学术触角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在广征文献的基础上，写下《两宋徽籍诗人考》。《两宋徽籍诗人考》涉及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等六县共计117位诗人的郡望、占籍及家世里居等情况，在诗人的选定上，胡教授以《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全宋诗》收录者为参照，尽量追求所选诗人的全面性，考证过程中，以史书、县志、府志、别集、诗选等翔实文献为参考，以求考证之准确，工作量之庞大，引文之丰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一工作对于徽州文化乃至宋代诗歌研究均有一定价值。

以徽州在整个宋代文化体系中所占有的地位而观之，“宋代是徽州在文化、科举、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蓬勃发展的时代”[2](P515)。上文提到，徽州在宋代拥有蔚为大观的文人，这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徽州籍进士在整个宋代进士数目中占有重要比例。这一精英阶层在宋代的大量出现并非偶然，与当时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宋代徽籍进士的仕宦、文学与学术》一节，从宋代徽籍进士状况、宋代徽籍进士的仕宦情况、宋代徽籍进士的文学实绩以及宋代徽籍进士的学术成就四方面，以宋代徽州进士为研究中心，将政治史、学术史、科举史与文学史相结合，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徽籍进士在仕宦、文学与学术方面的基本情况，上述论断基本厘清宋代徽籍文人中，进士这一精英阶层的基本概况，在其研究过程中，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是为当代徽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地域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有着特有的价值。研究“地域文学”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欣赏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还可以提升人们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感。[4](P6)胡教授在宋代徽州这一地域性文学群体的研究方面成果虽然不多，但其所取得的实绩，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二)考镜源流，实证以修谬误

文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更要有实证精神。当代学者回归实证，背后还应有更为深刻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具体理解，如此才能求得具体否定以臻超越。[5](P155)多年来，胡教授以其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底与严谨求是的研究态度致力于唐宋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的研究，并在此领域取得相当多的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宋代文学研究无功绩可言，相反，他以独到的眼光和考镜源流的治学理念，对宋代诗词作家、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考论。对于现今学界已有的学术成果，胡教授并未盲从，而是以实证精神考镜源流，修正、完善了多部著作的不当之处。

对有宋一代词作汇编《全宋词》，胡教授进行了系统综合的考证，将《全宋词》中凡人名、地名、本事、作年可考者尽量考出，由此形成《宋词人名地名本事作年考》，填补学界宋词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参编《唐宋词汇评》工作时，胡教授在翻阅大量有关宋词的文史资料后，对前人研究成果中的疏漏之处加以指摘，形成《宋词考证五题》。新著在词学谱牒领域所做之工作，承夏承焘、吴熊和先生一脉，开启浙大词学学脉，实有推进、完善宋词谱牒研究的意义。对于宋诗的研究，胡教授十分注重对新文献的研究与阐释，如发现汪辟疆手批《苏诗选评笺释》后，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研究阐释，写下《汪辟疆手批〈苏诗选评笺释〉述论》《汪辟疆〈苏诗选评笺释〉批语辑录》等文章；读到新出土的《衡阳守张敦颐埋文》，以此为契机，写下《张敦颐及其著作考》。此外，对于《全宋诗》的修正与完善，新著同样下了很大功夫，众所周知，在以“考订精审、比勘适当”而著称于学界的《全宋诗》中发现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既需要广博的资料阅读量，也要有善于比较异同的文献学功底。胡教授披览《全宋诗》之余，发现不少失当之处，由此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考证，同时，在查阅方志和《永乐大典》残卷的基础上，著有《〈全宋诗〉新补150首》和《〈全宋诗〉辑佚120首》。

从胡教授上述关于宋代诗词的学术成就中不难看出，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注重考镜源流，追根溯源，使研究不流于空疏，这样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视野，对深化宋代诗词研究实有多方面的意义与贡献。

三 深远的学术展望

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作者能够综合多种学术研究方法得出可靠结论，更在于其具备深远的学术展望能力，可给予后学以长远的研究方向和极大的启示，《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无疑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长达五十余万字的专著，不仅是作者留存自己有关宋代诗词研究的论文汇编，更有沿波讨源、指摘宋代诗词研究疑案分歧、为以后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树立标杆，提供基本参考的意义。其中所蕴含的深远的学术展望性主要体现在为宋代词人词作考证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以及针对目前学界有关宋词研究薄弱环节进行研究方法指导这两方面内容。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胡教授充分意识到钩稽考证的必要性，《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最大的特点便是立足文献考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向。在《宋代词学研究》一章中，胡教授用力颇深，如《宋词人名地名本事作年考》一节，作者提出：“《全宋词》中所收的词作涉及人名、地名、本事者很多，绝大多数的词作，都没有标明具体的写作年代，如果将《全宋词》中每一首词的人名、地名、本事、作年等进行爬梳整理，勾稽考证，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2](P179)这一畅想无疑是宋词研究中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全宋词》涉及词人1330余家，词作逾20000首，想要完成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意义考证，其难度不亚于《全宋词》的编纂，但这项工作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可以为有宋一代词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实为宋代词人、词作考证工作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胡教授对此也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在《宋词人名地名本事作年考》一文中，选取沈注、陈汝羲、张才翁等二十一位词人的作品进行考证，其精审的考订和具体而微的深入研究，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照。

胡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古籍整理和研究者，在欧阳修词的校注方面，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科学的研究路径。在《宋代词学研究》一编中，胡教授指出：“如何利用诗歌注释的成就以拓展词集注释的领域，同时在词集注释中体现出词的特点，这是我们古籍整理和研究者所要面对的问题。”[2](P133)这一思路对当代诗词校注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看到目前词学研究成就的同时，胡教授也以深远的学术眼光意识到词学研究的空白与薄弱环节，在《词学研究取向之省思：重读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一文中，作者便指出：学界对词律、词韵、词谱、词乐的研究目前越来越薄弱，合乐之词与徒词的研究界限渐趋缩小，这些问题都是令人忧心的存在。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新著对词学研究的取向进行一系列反思，并对谱牒以外的词学研究路径进行探讨，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具有挑战意义的，而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确为词学研究所亟需，此项工作的落实不仅对新世纪词学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也对夏承焘先生以史治词的论述有进一步的补充。多年来，胡教授以沉潜的研究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其有关宋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对当代学者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总之，《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是一部文献资料翔实、考论结合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对宋代诗词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新著所展现的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底、广博的学术视角以及深远的学术展望为后学树立良好标杆，我们既能从中获得参照，又能以此为范式，解决其他文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