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夏平1，张东哲2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62；2.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对于中唐“诗豪”刘梦得诗歌的理论批评及作品评点，自宋代以来就广泛出现于诗话著作中，涉及其诗歌体裁、诗歌风格、诗学影响等方面。对于刘禹锡诗歌在宋代、元代及明代的批评阐释，均有学人从诗歌接受的角度进行梳理与研究，但相关论述并不丰富。(1)目前相关研究成果有：1.卞孝萱：《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洪迎华：《刘柳诗歌明前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3.李亮：《刘禹锡诗歌两宋接受史》，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4.李经纬：《〈瀛奎律髓〉所选刘禹锡诗探析》，载于《刘禹锡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155页；5.任永安：《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刘禹锡诗歌研究》，载于《刘禹锡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7～94页。至清代，刘禹锡诗歌批评充分接受了前人的观点，且多有翻新出奇之处，完成了刘诗名篇的经典化，但目前对于此论题未见相关研究论文与专著。笔者试从清代诗话及选本中搜罗清代诗论家对于刘禹锡其人其作的点评，从体裁批评、诗歌史批评、具体作品批评几方面展开初步探索，以考察清代刘禹锡诗歌批评在其诗歌接受中的意义，兼探讨清代诗歌批评之于刘诗名作经典化的重要影响。

一 清代刘禹锡诗歌体裁论

有清一代诗话及选本中，对于刘禹锡诗歌的体裁批评极为丰富，乃因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以辨体为先的意识。对于刘禹锡律绝之风貌特色的理论评述和作品分析较多，而对其古体创作的分析较少。各家称道最多者为刘梦得七律与七绝，对其古体创作，在清代也出现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新解读。

(一)七律论

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选刘禹锡七律数量位居第三，总共8首，仅次于杜甫(27首)和李商隐(13首)。在诗歌评点中，王夫之明确指出了他的七言律体文体观，即断定七律从乐府而来，七律创作要有乐府风调，不避其俗，以见高古：“七言律之不可避俗,犹五言律不可入俗。”[1](P166)另一方面，王船山对于古体诗的律化却大加指摘：“初唐人于七言不昧宗旨，无复以歌行、近体之别。大历以降，画地为牢，有近体而无七言，絷威凤使司晨，亦可哀已。”[1](P167)这正体现了诗体互渗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且为七律复古传统之发扬。王夫之认为刘禹锡七律有乐府风味，以乐府语入律，评《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中二联：“腹颔两联，七言圣境，结亦与乐府相表里。”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末联：“长吟有所思，五字一气。有所思，乐府篇名，言相望而吟此曲也。于此可得七言命句之法。”王夫之还认为，刘禹锡对于七言体的句法有开创之功，且看其点评《松滋渡望峡中》：

七言以句长得败者率用单字双字，垛砌如累卵，字字有意，则蹇吃不了；有无意之字，则是五言而故续凫项也。不知者偏于此着力，谓之句眼。如蚓已断而粘以胶，两头自活，着力处即死。故七言之圣证，唯有字欲长行，意欲一色。钱、刘以下，以此律之，都不入耳。唯杜襄阳能用四字，亦解一意。要唯笔力高秀，卓绝古今，故能尔尔。梦得多用三字，韩信之余，定推曹参野战。余子碌碌，何足道哉！[1](P211)

此段评论指出七言句式写作之不易，或有实字堆砌呆滞死板之嫌，或有五言续貂拼凑不恰之累，皆非七言句法佳者。只有“字欲长行，意欲一色”才是七言佳句，即下字自然，句法通畅，意味深厚。王夫之着眼于唐代七律诗体之整体的发展流变，认为钱起刘长卿之后，七言句法皆不足论。而杜审言和刘禹锡，为七言句法之两脉。杜审言七言句多用四字词，刘禹锡多用三字词。杜用四字词而不觉板滞，因其笔力高秀；刘梦得用三字词，则使七言句法灵动且富于变化。此首《松滋渡望峡中》颈联“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即是三字词之典范。故王船山以杜审言和刘禹锡分别为两种七言句法之典范。船山还指出刘禹锡七律精工浑厚、风格矫健之风貌，其评价《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谒韦令公》“裁剪有力”[1](P212)，评价《题于家公主旧宅》“点染工刻，初唐人不为此，乃为亦未必工”[1](P212)。王夫之论刘禹锡七绝也有过分溢美而不符实际处，如其对《松滋渡望峡中》的评点云：“唐七言律如此者不能十首以上，乃一向湮没，总为皎然一项人以乌豆换睛也，一叹。”[1](P211)认为唐诗中如此律者不超过十首，这个评价是不公允的，“且不说后世读者忽略此诗，是否该将账算到皎然头上，就说这样水准的七律，在刘禹锡集中也绝不算上乘之作，挑个一二十首应该不难。‘蔷薇’一联的句法，明显是套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的‘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刘句只是平平写景，而李句写江村经历战乱后的萧条景象，多么蕴藉。凡此种评论，除了让人对他的大言欺人产生反感外，更不免对他的判断力产生怀疑”[2](P267)。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所选唐诗全为七律，其中录刘禹锡七律12首，所选诗作多非刘梦得名篇，但点评细致全面。金圣叹的诗歌评点充满了批评主体的自觉意识与自我意识，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一些理论颇有相似处。他在批评实践中贯穿了本文中心论原则，其批评随文流露出生命体验，获得独立于作者的自足意义。蒋寅先生将金圣叹对于七律的评点方法提炼为“七律分解说”，并将其归入“结构诗学”的范畴。[2](P267)所谓“七律分解法”，质而言之即上下四句分成两解，依金圣叹所言，则为“三四自来无不承一二，却从横枝矗出两句之理，若五六，便可全弃上文，径作横枝矗出，但问七八之肯承认不肯承认耳”[3](P20)。在分析刘禹锡七律时，金圣叹依据七律分解法的释读，不乏精彩之论。如其对于《金陵怀古》后两联评点云：

看他如此转笔，于律中真为象王回身，非驴所拟。而又随手插得‘几回’二字，便见此后兴亡，亦不止孙皓一番，直将六朝纷纷，曾不足当其一叹也。结用无数衰飒字，如故垒，如萧萧，如芦荻，如秋，写当今四海为家，此又一奇也。[3](P263)

对于颈联转折之妙的论述极为精到，且将其造语之精确回归于时代背景详细论述，篇法用字高妙处俱一一点明，让人能切实体会此首名作之佳处。又如《送李庾先辈北选》之评：

一，写一家。二，写诸父。三，写本身。一直三句一片接连而下，言如此人家子弟，必是决不肯更读书也。何意却为一转，转出“精舍”五字。精舍，妙，妙！任下无数语写读书不得尽者，只此二字，已自写得入骨入髓。盖从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语，俱是乡中担粪奴，仰信苦学人，必有如此鬼怪。其实读书，只须沉潜精舍，三年不出户庭，便已极尽天下之无穷，此理只可与董仲舒说也。[3](P265)

本是平常的赠人之作，但经金圣叹阐释后，只觉其秩序井然，次第展开，叙事得法。再经其发挥“精舍”二字之妙处，真觉道尽了读书之真谛，更感诗味浓郁。又如其对《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之点评：

一二，特抽闲笔先写张郎中所缄长句。三，写远寄，四，写新秋。此又从来前解异样佳制也。赖是一、二先抽闲笔写过所缄长句，便令三写远寄，四写新秋，皆得宽宽然。设不然者，且不知此题如何发放得完也。或问：一二先写新秋何如？答曰：律诗多有之。但此题中尚有“因举目前”云云，目前正即新秋景物也，若使一、二先写，便与五、六之再写隔断，且彼之所缄长句，亦更无处可安放也。[3](P265-266)

初读刘禹锡此诗，只觉其是意脉顺畅之作，但金圣叹顺次挖掘刘梦得之匠心，阐述其先以闲笔叙张籍寄诗，再写新秋之景的缘由，是为了与颈联承接，使全诗意脉连贯，构思精微。透过金圣叹的评点，可读出刘梦得七律之意匠雕琢别出心裁处，作者未必有其意，然批评家慧眼独具识见过人，自可将阅读文本的过程变为再创造之途径。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选刘禹锡七律数量亦位居第三，共13首，仅次于杜甫(57首)和白居易(18首)。沈氏论刘禹锡七律曰：“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实刘以风格胜，白以情近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4](P203)将刘白之创作进行对比，认为二人不相上下，一以风格胜，一以情近胜。在凡例中，他还宏观论述了唐代七律诗体的发展流变，认为王维、李颀二人始奠基七律整体风格，刘柳七律皆为其绍述。少陵开拓了七律议论之能，尽掩诸家，李商隐是其余响。沈德潜以七律正宗为以上两派，这一论述也是古代诗论家之共识。(2)(清)沈德潜云：“七言律平叙易于径直，雕镂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难。初唐英华乍启，开户未开，不用意而自胜。后此摩诘、东川，舂容大雅。时崔司勋、高散骑、岑补阙诸公，实为同调。而大历十子，及刘宾客、柳柳州，其绍述也，少陵胸次闳阔，议论开辟，一时尽掩诸家。而义山咏史，其余响也。外是曲径旁门，雅非正轨，虽有搜罗，概从其略。”载于《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3页。乔亿《剑溪说诗》中亦推举刘禹锡为七律大家：“刘史部公他云：‘七律较五律多二字耳，其难什倍，譬开硬弩，只到七分，若到十分满，古今亦罕矣。……求其十分满者，惟杜甫、李颀、李商隐、陆游，及明之空同、沧溟二李数家耳。’愚谓王维、刘禹锡亦有十分满者，岂反作故翁、沧溟下耶？”[5](P1092)方世举《兰丛诗话》述及刘梦得怀古律诗云：“怀古五七律，全首实做，自杜始，刘和州与温、李宗之，遂当为定格。”[6](P1092)认为杜甫开始将怀古五七言律转向写实，刘禹锡学杜，俱是怀古律诗正格。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余谓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备，笔力至子美而极，后此如杨巨源、刘梦得甚有工夫。”[7](P930)亦认为刘禹锡七律师法子美。

在清代众多诗论家对于刘禹锡七律的理论阐述中，广泛涉及了其七律诗学渊源、体貌风格、篇法句法等方面。在清代有名的唐诗选本中，大量收录了刘禹锡七律，且对其名篇进行了精彩释读，这完成了其七律的经典化。

(二)七绝论

除七律外，刘禹锡七绝亦广为清代诗论家所推誉。王夫之《姜斋诗话》中，对七言绝句在有唐一代之流变做出了极具诗史眼光的论述：

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此体一以才情为主。言简者最忌局促，局促则必有滞累；苟无滞累，又萧索无余。非有红垆点雪之襟宇，则方欲驰骋，忽尔蹇踬；意在矜庄，只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笔口占之难，倍于按律合辙也。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尘，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才与无才，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区区近体中觅好对语，一四六幕客而已。[8](P23)

船山以刘禹锡为七绝诗体发展中之重要一环，七绝一体主才情、重风神、赖颖悟，而不主才学，因此绝句一体最考验巧思才气。他认为刘禹锡天分奇高，将性情与景物在短短二十八字内完美融合，风格上宏伟旷达而不失自然流利。王夫之断定善作七绝者，莫不效法刘梦得，并指出了刘禹锡在七绝诗体发展中的奠基意义，认为白居易、苏轼、汤显祖、徐渭、袁枚皆以梦得七绝为法，可谓古来诗论家中对梦得七绝评价最高者，以梦得为唐代七绝创作第一人。刘梦得七绝乐府体与徒诗体兼擅，其《竹枝词》为雅化之民歌，诚为七绝诗体发展中的大家。王夫之虽也称赏王昌龄七绝，但却褒贬兼有：“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纇；储光羲、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炼，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8](P23)认为王昌龄下笔太重，有不切于绝句文体之弊。

徐增《说唐诗》中，包综各体唐诗，选刘禹锡七绝5首，仅次于李白(7首)。徐增受金圣叹影响极深，擅长运用分解法阐释诗歌，细致入微，着眼文意，而能融入自身经历与想象。如论刘禹锡乐府体七绝《阿娇怨》：

翠华，旗名;葳蕤，翠华上之羽葆也。天子行幸，前举翠华之旗，远望见其葳蕤，而知其举翠华也。阿娇望幸心切，左右刻刻去探皇帝动静，而远望者，见葳蕤之才举，疑其来率，遂去开金殿，扫庭前落花，以候帝之来。用“试”字妙，是言不开殿扫花，恐其即来，开殿扫花，又恐其不来，且试开一开，试扫一扫看。此一字，摹写骤然，景况如见，当呕血十年，勿轻读去也。“须臾宫女传来信”，殿尚未大开，花尚未及扫，オ做手势，而打探人到，开殿扫花人急忙问曰“来行否”？打探者言要幸平阳公主家。此“言”无限意思烦难在。帝来幸，好说，不来，不好说；不来幸犹好说，幸平阳公主家，愈不好说；不敢说，又不得不说。盖卫子夫，平阳公主所进，阿娇由是失宠。平阳公主，乃阿娇极不喜之人也。写“怨”字深入骨髓。[9](P261)

这番解读文字隽雅，切中要旨，较好地诠释了这首小诗。因此作本为乐府体七绝，以代言体叙述为主，徐增阐释时敷衍其叙述内容，揣度人物心理，对平阳公主和传信宫女之内心活动加以细腻分析，并点明其用字之高妙，最后得出此诗“写怨字深入骨髓”的结论。

徐增也有穿凿附会阐释不当处，如其对《石头城》的解读，在释解诗意后，认为：“梦得虽召回，但在朝之士皆新进，与梦得定不相莫逆，而梦得又牢骚不平，于诗中往往露出，不免伤时。风人之旨衰矣。”[9](P263)从怀古之作解读出刘禹锡讽刺时事映射自身，过于强调其讽喻性，无疑是一种误读。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颇为看重刘禹锡七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绝至境，须要诗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10](P930)李白七绝天然极致，一片神行；王昌龄七绝乐府风调，构思最精，二人各擅胜场，古来诗家皆推为盛唐七绝两大家。李重华认为盛唐之后刘禹锡七绝最佳，且以刘禹锡之作为七绝本色，这亦是对其创作的极高表彰。刘禹锡乐府体七绝承自王昌龄一脉，如《魏公词二首》《堤上行二首》《踏歌行四首》《秋扇词》等作，构思精到，婉而多讽；刘禹锡徒诗体七绝，又实出李白、王维，如《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赠李司空妓》《与歌者米嘉荣》等作，善写情事，雅俊隽永。刘梦得七绝情致风神不减盛唐，确为中唐绝句一大家。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论述刘禹锡诗歌成就云：“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至于铺陈排比，辄有怆俗之气。山谷云：‘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又云：‘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极为确论。’”[11](P1422)认为刘禹锡诗作佳处尽在《竹枝词》，而鸿篇巨制则不如人意。刘禹锡《竹枝词》，化俗为雅，生新出奇，为歌词本色，是《竹枝词》开山祖。翁方纲还指出梦得善作短篇，不擅古体鸿篇，这代表了古代诗论家们的普遍观点。

从诗体发展处着眼，刘禹锡七绝的开创之功大过其七律。其七律固然浑厚精工，稳健豪迈，为中唐能手强将；但其七绝乐府体徒诗体兼善，还为《竹枝词》开山鼻祖，风格更为多样，诚为七绝诗体发展中之一大家也。

(三)古体论

相较于刘梦得近体诗，对其古体创作，诗论家着墨不多。清代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详细考察分析了梦得五七言古诗。贺裳于中晚唐诗用功极深，对中晚唐名家点评极为细致，他读书广博、用心细致，多有发前人未发处。

贺裳对刘梦得五言古诗创作进行了分析，认为：“五古自是刘诗胜场，然其可喜处，多在新声变调，尖警不含蓄者。”[12](P306)接着，他列举了刘禹锡五古佳作，评《团扇歌》曰：“‘明年入怀袖，别是机中练’，不惟竿头进步，正自酸感动人。 ”[12](P306)评《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景奇语奇，登山时却实有此事。”[12](P306)评《插田歌》：“匪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12](P306)评《葡萄歌》：“形容葡萄形味，既自入神，忽思及孟佗、张让，隐讽当日中尉之盛，可谓寸水兴波之笔。”[12](P306)均是分析五古刻画传神，语奇事异，且有言外有意。贺裳还认为刘禹锡五古师法南北朝诗：“刘梦得五言古诗，多学南北朝。如《观舞柘枝》曰‘曲尽回身处，层波犹注人’，宫体中佳语也。唯近体中间杂古调，终有乌孙学汉之讥，不若唐音自佳。 ”[12](P306)认为梦得古体诗得法，学六朝宫体，而律体杂古调，不是唐代律诗正体，此论可谓标新立异。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中亦称赞刘禹锡的五言古诗“质雅可诵”[13](P1549)，并且指出世人都浅薄地认为刘禹锡不工古诗，这样的评价过于武断。

贺裳《载酒园诗话》中还评论了刘禹锡七言古诗，认为其“七言古大致多可观”[12](P307)，接着，他对刘禹锡七古作品进行了评论，准确来说，其评论的诗歌为七言乐府诗。贺裳论《武昌老人说笛歌》曰：“娓娓不休，极肖过时人追忆盛年，不禁技痒之态。至曰‘气力已微心尚在，时时一曲梦中吹’，不意笔舌之妙，一至于此！”[12](P307)全诗叙述得法，将武昌老人由年少到年老之境遇顺次呈现，极富张力。评《泰娘歌》：“‘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则如见狭邪人矜能炫色，摇摇靡泊之怀。”[12](P307)叙泰娘之传奇经历，大开大合，起伏跌宕，与白居易《琵琶行》风格相似。评《西山兰若试茶歌》：“‘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令人渴吻生津。”[12](P307)此诗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所作，西山即指洞庭西山，在今苏州境内，以盛产茶叶闻名，碧螺春茶即产于此地，诗中极写西山茶叶之美，从摘下形状到沏泡后的颜色香味，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评《龙阳县歌》：“‘沙平草绿见吏稀，寂寥斜阳照县鼓’，则宛若身游荒县。”[12](P307)评《观棋歌送儇师西游》：“‘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俨然两人对弈于旁也。”[12](P307)皆赞其七言古诗描绘情境有如在目前之感，叙述富有张力情境兼备，波澜开合中可见奇崛，为七古佳作。

对于刘梦得七言古诗名篇《平蔡州》三首(3)《平蔡州》：(一)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汉家飞将下天来， 马箠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 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 常侍郊迎负文弩。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浪健儿舞。(二)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忆旧事， 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三)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箸， 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 南峰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礼毕天下泰， 猛士按剑看恒山。，诗论家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此诗写淮西大捷，将历史以诗的形式记录下来，第一首写平叛大捷，第二首写平叛后百姓的欢欣，第三首写平叛的巨大影响，得子美“诗史”精神。南宋纪有功《唐诗纪事》中记载了刘禹锡的一段话，可见作者自己对《平蔡州》颇为自负：“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伐叛矣。’韩《碑》柳《雅》，余为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中鼓角声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无觉者。又落句云：‘始千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以见平淮之年云。”[14](P604)韩愈之《平淮西碑》和柳宗元之《平淮西雅》同为记录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一事而作，与刘诗创作目的相同，而文体不同，刘梦得认为自己的诗作比起韩柳二人的碑雅并不逊色，反而更加形象生动，鲜活可感。沈德潜则指出：“《纪事》语不足凭，究之柳雅刘诗，远逊韩碑，李义山诗可取而证也。”[4](P203)沈氏认为《唐诗纪事》所云不足为真，刘柳之作比起韩愈《平淮西碑》黯然失色。翁方纲亦对刘梦得此诗进行评论，《石洲诗话》载：

刘宾客自称其《平蔡州》诗“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云云，意欲驾于韩《碑》、柳《雅》。此诗诚集中高作也。首句“城中”作“汝南”，古《鸡鸣歌》云：“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铋鸡登坛唤。”蔡州，即汝南地。但曰“晨鸡”，自是用乐府语。而“城中”、“城头”，两两唱起，不但于官军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乐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后觉其用事也。末句“忽惊元和十二载”，更妙。此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正与“大历三年调玉烛”二句近似。此由神到，不可强也。[11](P1422)

翁方纲与沈德潜观点相反，他认为刘梦得诗胜于韩柳之文，指出此作得乐府神韵，体现了乐府记录时事的功用，可与杜甫记录时事之作相媲美。贺裳亦对此作进行了评价：“前二句言兵不血刃、凶渠就缚之易，未见蔡人庆幸之意。虽高文典册不及柳州二《雅》，径净流动则过之，梦得自负亦不谬。”[12](P306)认为柳氏之文和梦得之诗各有特色，皆为佳篇。

二 诗歌史视野下的刘禹锡批评

清代诗歌批评相较于前代，具有浓厚的诗歌史意识和学术色彩，往往重视考证，持论严谨，辨析源流，成一家言。对于刘禹锡的诗歌批评，也往往将其放置于诗歌史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更加立体而多面的衡量诗人与作品。清代诗论家对于刘诗之师承与影响、刘禹锡的诗歌史地位、刘诗的唐宋风格之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刘禹锡创作的源流探索

对于刘禹锡诗歌渊源，清代诗论家们在继承前代看法的同时，进行了回归于诗歌史的讨论，多认为刘禹锡创作师谟子美。叶燮《原诗》论断：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15](P589)

指出杜诗风格多样，在艺术表现上无所不可，对后人成了艺术立法，后世诗家各得一枝，刘禹锡得其风格中的豪迈雄浑。查慎行评《八月十五夜玩月》：“与少陵别是一调，亦见精彩。”[16](P917)何焯评《金陵怀古》：“等诗何必老杜？才识俱空千古。”[16](P34)沈德潜评《始闻秋风》：“所谓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4](P203)以上论者均从作品入手论析其与杜诗相似处，或以其才气见识似杜，或言其豪俊风格学杜。方世举《兰丛诗活》则从怀古这一门类阐述梦得学杜：“怀古五七律，全首实做，自杜始，刘和州与温、李宗之，遂当为定格。”[6](P1092)怀古律诗自子美开始，海涵地负，法度精严，刘禹锡怀古之作亦是沉雄厚重，无牵率凑合，当师法老杜。又朱庭珍《筱园诗话》云：“纯用实字，杰句最少，不可多得。刘中山‘天子族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李义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高唱入云，气魄雄厚，亦名句之堪嗣响工部者。”[17](P2375)从句法角度阐发刘梦得之于杜子美的承袭。刘禹锡作为中唐独立于韩孟和元白两大诗派的名家，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质。但他也充分利用此前的艺术传统，加以选择、学习和创造。刘诗在使事用典、雄浑诗风、句法章法等方面都受杜甫影响，在怀古诗方面更是继承发展了子美的诗歌艺术。毛奇龄认为刘禹锡之通脱豪健、豁达乐观乃受白居易影响，《西河诗话》载：“贞元诸君并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白乐天作诗贴近生活，趋向浅俗，刘诗中亦有浅俗一面，或当效之。

清代诗论家还对刘梦得诗歌之于后世诗人的影响做出了论断。何焯认为李商隐“七言句法，兼学梦得”[16](P1027)，且认为李商隐《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颇似梦得‘相门才子称华簪’篇”[16](P1027)，《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亦极似梦得。方世举《批昌谷集》亦云：“工力之深如义山，学刘中山七律，皆得其妙。”管世铭认为刘梦得之于杜牧亦有深远影响，《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七绝凡例》云：“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13](P1549)贺裳亦曾云：“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杜牧之‘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扰唱《后庭花》’……虽各咏一事，意调实则相同。”[12](P306)认为杜牧笔旨委婉，寄托遥深，“偷法”刘梦得。查慎行论及陆游七律祖法刘禹锡，其点评《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时云：“陆放翁七律全学刘宾客，细味乃得之。”[16](P183)又纪昀评《汉寿城春望》结句“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云：“结便近李山甫一派。”[16](P238)李山甫本为宋代军事家，其诗作以时事入诗，多现实议论，风格豪迈雄浑，纪昀从刘诗想到李山甫，认为二人议论入诗风格相近。

(二)刘禹锡的诗史地位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从唐代诗歌史发展的纵向视野中考察中考察诗人之诗史地位：“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15](P590)叶燮认为刘禹锡为唐代名家，诗史地位同于李贺、李商隐、杜牧、陆龟蒙等人，而相较于风格题材、艺术技法之开拓前无古人的杜甫，以及将写作日常化、语言僻险化、形式游戏化的韩愈，则为大家与名家之别。这一论断深契诗歌史发展。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七言律》云：“中唐诗至刘禹锡、杜牧，一变十才子之陋，眉目乃始可辨。”[1](P166)这将刘禹锡诗放在中唐诗史中进行评价，认为其与杜牧一起，改变了大历轻靡颓败的诗风，开启了中唐刚健俊秀之新诗风。

清代诗论家们还将刘禹锡与同时代诗人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评判其诗歌史地位与贡献，在比较中洞悉其诗风特色。沈德潜《说诗晬语》载：“大历十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指趣。”[18](P539)此处沈德潜将刘禹锡与刘长卿和白居易比较，认为刘禹锡为三人中翘楚，骨气最高，才华最奇。乔亿《剑溪说诗》：“八司马之才，无过刘、柳者，柳之胜刘，又不但诗文。其谪居自多怨艾之意，而刘则无之。”[5](P1092)认为刘柳相较，柳胜在诗文才华，刘胜在胸襟开阔。贺裳《载酒园诗话》中将梦得诗作进行了纵向比较：“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主客以后，始事疏纵，其与白傅倡和者，尤多老人衰飒之音。长律虽有美言，亦多语工而调熟。呜呼！名宿犹尔，何以责江湖小生！始信《墨子》素丝之悲，吾侪为学力文，时时当凛此怀。”[12](P306)贺裳以刘梦得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为其创作巅峰时期，这固然受到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传统诗学观念影响，但统观梦得贬谪之作，其中呈现的骚怨情结和民俗风情，其咏史怀古和抒情酬赠中体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和豁达心态，《竹枝词》中浓郁民歌风调和文人思想的结合，都显示了创作的生命力。而其晚年之作诗多唱和，锋芒已匿，虽然在试图自保自全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持自守，但其诗作的美学价值确早已不及当年矣。

(3)“唐宋诗之争”影响下的刘诗风格论

刘梦得诗歌理论与创作影响了宋人。他“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之主张，为宋代江西诗派所信服，宋代孙莘老云：“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刘梦得论诗亦言‘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山谷屡拈此，盖亦以自表见也。”[19](P50)黄庭坚正是在杜甫和刘禹锡的启迪下，才提出“无一字无来处”的主张。江西诗派诗人对刘梦得诗作评价极高，如黄庭坚云：“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但，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20](P657)称赞刘禹锡竹枝词，可与子美夔州之作媲美。陈师道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享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时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21](P306)刘禹锡《望夫石》对以往同题诗作的创新和超越，正符合了江西诗派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学理想。苏东坡之竹枝词、怨刺诗、怀古诗师法刘禹锡，宋代诗话中记载颇多，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1](P306)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22](P452)刘克庄《后村诗话》云：“世传坡诗始学梦得，观此二诗，信然。”[23](P16)宋代诗人从刘禹锡创作理论和实践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刘诗也基本符合江西派诗人之审美标准。这样的背景，为后世诗论家从刘禹锡诗作中品读出宋诗风味提供了学理基础。

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认为刘诗创作为宋诗之滥觞。方回宗法江西诗派，选诗以江西诗派诗作居多，其选刘禹锡律诗共四十四首，入选数量基本与黄庭坚、苏轼等大家持平，可见其对刘禹锡律诗的重视。方回评刘禹锡《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阶蚁’‘园蜂’一联，似已有江西体。‘莺到垂杨不惜声’，绝唱也。”[16](P362)认为这首七律颔联有江西诗派的风味特征，且方氏认为恰因其有江西派痕迹，故值得称道。这一论断到清代，引起了诗论家们的广泛讨论。清代二冯、纪昀、何焯、查慎行等人批点《瀛奎律髓》，所持观点各不相同。针对这首方回认为有江西体特色的七律，冯班表达了抗议，评曰：“江西竟无半句。”[16](P362)冯氏标举晚唐及六朝诗，不喜宋诗，因此其解读中以唐人诗作不杂宋调纯然唐音为上，故评刘禹锡诗时亦带着门户之见，与方回唱了反调。

纪昀在《瀛奎律髓》批点中，则对于刘禹锡诗歌的唐宋风格之争这一论题极为通达，不拘一格，认为刘禹锡唐宋诗风兼而有之。如其评《松滋渡望峽中》云：“中唐本色，唯结二句不免窠臼。”[16](P100)此诗确实以象为主，开合纵横却不失清峻力度，呈现出盛唐诗向宋诗过渡阶段的风格。叶燮以中唐为“百代之中”，认为中唐诗为古今之一大变，而杜甫开其先河，刘禹锡学杜，其诗自然有古今转折之际的风貌。纪昀推崇沈德潜诗论，沈德潜又以叶燮为师，可知纪昀与叶燮之一段渊源。纪昀又评《秋中暑退赠乐天》云：“究是三、四比兴深微，五、六直，宋人习语耳，虚谷誉所可及也。”[16](P426)纪昀认为此作是带有宋诗风格的佳作，并认为方回“三四已佳，五六十分佳绝”的赞誉恰切。三四句“人情皆向菊，风意欲摧兰”借物言情，五六句“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直言自身，一委婉一真率，纪昀以为这正体现了宋诗之法度。纪昀又评《同白二十二赠王山人》云：“此评不错，而非此诗之谓也。已逗江西一派。五六甚鄙。”[16](P1788)这是反驳方回对这首诗“刘公诗，才读即高似他人，浑若天成”的评价。纪昀认为此诗体现了宋诗风中浅薄鄙俗的一面，首联出手平平，直写王山人的不慕荣利，颔联更是仿佛口语，颈联写王山人道行高深，但俗媚如谀，尾联一平到底，全诗毫无起伏波澜，体现了宋诗风格中平庸浅俗的一面。纪昀作为学者，评点诗歌，平心而论，当褒则褒，当贬则贬，无所偏倚。对方回偏好的江西派，既大赏其中“恣而不野，峭而有韵”的佳者，又力斥其“上者以枯淡文空疏，下者方言俚语、插科打诨，无不入诗。才高者轶为野调，才弱者流为空腔”[16](P201)；对二冯偏袒的晚唐诸体，也是既能发现其“有意思，议论颇得义山之一体”[16](P124)的优长，又指摘其“事外添出，毫无取义”的弊端，体现了其论诗之通达与谨严。

尚有其他论者对刘禹锡诗之风格做出唐宋诗之辨意义上的论述。如方贞观《辍锻录》载：“古云：‘诗有别才，非关理也；诗有别趣，非关学也。’正有无理而妙者，如刘梦得‘东边日出西边雨，莫道无情却有情’，李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24](P1942)认为刘禹锡之作正体现了严羽“诗非关理”的主张，不涉理路，为唐诗正宗。方东树亦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明代许学夷早就指出，刘禹锡诗歌风格多样，有盛唐风骨气象之作，有颇类大历诗风之作，还有开晚唐纤巧之作。《诗源辩体》载：“(刘禹锡)七言律如‘南荆西蜀’‘南宫幸龙’，‘渡头轻雨’三篇，声气有类盛唐。如‘建节东行’‘南国山川’‘家袭韦平’‘浮杯万里’等篇，音调亦似大历。如‘汉寿城边’‘相门才子’‘洛阳秋日’‘新赐鱼书’‘凤楼南面’等篇，则已逗入开成。至如‘疏种碧松过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兰蕊残枚含露泣，柳条长袂向风挥’等句，及‘前年曾见’一篇，则更入纤巧矣。”[25](P64)清代诗论家们对刘禹锡诗歌风格之多样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且个中观点往往代表着其自己的诗学主张。

三 刘禹锡的作品评点

(一)诗法评点

刘禹锡诗歌用事广为称道。吴乔《围炉诗话》评刘诗之用事：“用古能道意述事则有情。刘禹锡《送馆阁出尹河南者》云：‘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是用古述事者也。杨巨源《赠张将军》云：‘知爱鲁连归海上，肯令王翦在频阳？’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伦之‘陈琳草檄才犹在，王粲登楼兴不赊’，韩之‘才子旧称何水部，使君还继谢临川’，则浮泛无情，开弘、嘉门径。”[26](P555)此处述及梦得用事恰切，以古事言今事。“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为《同乐天送河南冯尹学士》颔联，上联将冯尹比作刘向，赞其博学；下联将自己比作孔融，将冯尹比作李膺，写有缘结识之幸。纪昀评《蜀先主庙》之用事：“句句精拔。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16](P1223)谓其用事自然，手法高妙。何义门从句法变化角度评《松滋渡望峽中》：“三、四流水对，五、六参差对，未尝犯四平头及板板四实句也。”[16](P100)认为此诗可称道处在于中二两联句法富于变化，无板滞之累，所论为切。

纪昀对于刘禹锡诗歌的点评最为精彩，极富诗家慧眼，不乏真知灼见。纪昀曾评唐人试帖，注重理论细节和艺术经验的阐发，同时还总结本朝诗歌的写作和诗学批评，因此其评点具有非凡的穿透力和出色的判断力。《瀛奎律髓刊误》是纪昀重要诗学评点成果，其中论刘禹锡诗的文字很值得一读。纪昀评刘禹锡名篇《金陵怀古》云：

叠用四地名，妙在安于前四句，如四峰相直矗，特有奇气。苦安于中二联，即重复碍格。五、六筋节，施于金陵尤宜，是龙盘虎踞，帝王之都。未《后庭》一曲，乃推江南亡国之由，申明托六。虚谷以为但寓悲怆，未尽其意。起四句似乎俨对，实则以三句“新草”，剔出四句“旧烟”，即从四句转出下半首。运法最密，毫无起承转合之痕。[16](P34)

此论明显体现了纪昀评诗全面细致的特色。纪昀主试科举，留意举业文字，撰《唐人试律说》《庚辰集》详论试帖诗写作的原则和技法，因其写作对象主要面向应试举子，故论试帖诗的理论技巧必全面且实用，这也影响到了他的诗歌评点。对刘禹锡这首《金陵怀古》，纪昀逐句解析，先言其前两句冶城、征虏亭、蔡洲、幕府四地写出金陵城之历史文化，接着说五六句描绘六朝古都的兴衰沧桑，尾联追溯六朝。疏通完诗意后，纪昀亦对其整体意脉章法进行解读，认为颔联前句承上，后句启下，全诗意脉一气贯穿，构思见匠心，但又自然呵成。

纪氏评诗亦喜发人所未发，有些点评要言不烦，非常精炼，寥寥数语即点明作品的要害和作者的本领。如评价《西塞山怀古》云：“第五句七字括过六朝，是为简练。第六句一笔折到西塞山，是为圆熟。”[16](P102)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以“简练圆熟”形容不可不谓精到，又点明此联一句囊括历史之久，一句摹写山河之貌，体现了律诗颈联转折之功。又如其评《经伏波神祠》云：“五六两句上下转阙，一句束住本题，一句开出议论。”[16](P1224)这首五言排律前六句写景，第七句开始写自身所思所感，第五句承上，第六句启下，《瀛奎律髓》评点中只有纪昀对之解读最为到位。再如其评《自江陵沿流道中》：“入手陡健。三四言闲适自如则有渔父，迅利来往则有商人，言外寓不闲居又不得志之感。结慨儒冠流落，即飞卿‘欲将书剑学从军’、昭谏‘拟脱儒冠从校尉’之意，而托之古意，而托之古迹，其辞较为蕴藉。”[16](P183)将此首七律之意脉结构及言外之意，阐述得清晰明了。

纪昀评刘禹锡诗，注重还原于历史语境进行解读。其评《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云：“此答思黯‘曾把文章谒后尘’句，而巽言以解其嫌也。不注本事，了不知为何语也。语虽涉应酬，而立言委婉之中，尚不甚折身份，是古人有斟酌处。”[16](P1504)此为刘禹锡和牛僧孺之作，“刘牛二人本为有着多年积怨的‘诗友’，二人唱和是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27](P107—113)。牛僧孺进士及第前，曾向刘禹锡行卷，但刘禹锡对其评价不高，而二十年后牛僧孺已是丞相之尊，刘禹锡却几经贬谪仕途坎坷，因此牛氏在《席上赠刘梦得》一诗中，自负位高权重，咳唾成珠，“曾把文章谒后尘”更是直接贬斥嘲讽刘氏，这才有了刘梦得这首和诗。诚如纪昀所论，梦得和作平和谦顺，却不卑不亢、以退为进，前两联写自己今日之潦倒及牛氏之显赫，后两联写牛僧孺屈尊与谈，言笑晏晏，并叙及等待牛氏入相后像浮沉一般罢黜自己，在委婉言辞中暗含着自己的铮铮铁骨、不屈不挠，在恭敬谦和的表达中彰显着梦得的刚毅人格。纪昀将此诗回归到历史语境中，他也指出方回“不注本事，了不知为何语也”之弊，这样的解读必然会让读者疑惑不解或误入歧途。

(二)指摘之论

纪昀学问广博，为学谨严，论诗气格与声调兼求，才情与学问并重，持论出入于神韵、格调、性灵之间，以酌中通达为根本态度。“其实就纪批总体而言，更多的是否定性的批评，指摘作品的缺陷。无论是多么受人尊崇的作家，或他自己欣赏的作家，都不假贷。而这些批评也更能显示纪昀论诗眼光的锐利。”[28](P98—107)。在《瀛奎律髓刊误》中，他对于刘禹锡诗歌的批评声音也犀利细腻，深切中的，以批评家的锐利眼光摭拾作论。

纪昀论刘禹锡诗极为细致，常从下字造语察其不切处。他评价《秋日送客至潜水驿》云：“‘草’似不得云‘畦’。或曰：‘畦留夷揭车。’虽皆草类，然诗不得如此牵引。”[16](P426)指出“草畦”为生造词，二字连用非妥，批评的当。评《送陆侍御归淮南使府五韵》云：“四句用字粗笨，七句呈字不妥，八句布字亦不贯。”[16](P1045)第四句“羊酪不嫌膻”确为俗语入诗，七八句“泰山呈腊雪，隋柳布新年”一句中的两个动词也确不伦不类，可见其读诗细致。论《赴苏州酬别乐天》一诗云：“二南风化四字无着，亦不切苏州，而不觉借用，以原是太守事尔。”[16](P185)其实此处将“二南风化”理解为泛指儒家教化遗泽处也未尝不可，只是纪氏以为既是酬赠之作，便应字字有所确指、典故落到实处，不可大而无当，这亦体现了其论诗以“切”为重要尺度。其评《八月十五夜玩月》云：“落语甚笨，未见妙绝。”[16](P917)此是针对方回云其“妙绝无敌”而提出反对，此作可见刘梦得襟怀高旷，诗情豪俊，但诚未见其“妙绝无敌”，构思立意均未见出彩处，结尾最无余味，纪昀之论甚恰。纪昀论《途中早发》云：“五句拙，六句俗，结入习径滑调，殊非佳作。虚谷好矫语高尚，故曲取尾句耳。”[16](P506)此首五律不算梦得佳作，颈朕“水流白烟起，日上彩霞生”遣词用意皆不见用心，尾联“隐士应高枕，无人问姓名”缺乏韵致仿佛说理，而方回却认为“自颔联以下无一句不佳，且是尾句不放过”[16](P506)，纪氏此论正体现了对方回论诗好矫语古淡的修正。

纪昀论诗立足于儒家诗论的传统话语，但绝非教条主义，而是在折衷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挥。纪昀之于《和乐天诮失婢榜者》评曰：“出手浅滑，更不及白诗。”[16](P277)此诗格调确实不高，“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调侃口气中带着轻浮佻达。评《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因和之》“亦非高格”[16](P285)。纪昀论诗以艺术标准为第一，虽主清真雅正，恪守古典传统，为儒家诗论代表，却并不迂腐，向不因儒家道德而贬抑佳作，此类作品全不见风骨气格，除了体现出刘禹锡性格中亦有轻狂风流一面，诗歌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刘禹锡七律《柳絮》，方回评曰“流丽可喜”，而纪昀则论曰：“格意近俗，亦以流丽之故。后代相沿，遂开卑靡之调，而咏物诗入尘劫矣。谢女有咏絮事，陶公漉酒巾与絮似远。”[16](P1176)咏物之作，巧言切状，得其形似自非佳作；但过于追求辞藻华丽，空洞无物，亦非佳作。刘禹锡这首咏柳絮之作，既未状物摹写，也未托物言志比兴寄托，只是堆砌骋词，纪评得当。纪昀评《巫山神女庙》一诗最见其学人性情，其评曰：

三四俗语，结亦平浅，五句“好夜”二字生造。冯氏赏六句，不可解，所谓不猥琐不尽兴耶？尾句太直，此种已是宋诗。设题下换宋人名字，不知如何唾骂耳。[16](P2236)

纪晓岚对于冯班论诗的品味水准很是质疑，于是发出了这番感叹，冯班对此诗之论为“只第六一句，余皆常调”，刘诗第六句“云雨归时带异香”，写神女襄王欢会后身有异香，确无精彩处，反而带有风尘味淫色气，格调不高，冯氏喜好晚唐诗作，盖以此诗有晚唐风味故喜之。读到纪昀“不猥琐不尽兴耶”之论，读者自会心一笑，觉其幽默之余不乏真率直接。纪昀学诗由李商隐入手，讲究字句的锤炼精严，故而对宋人的粗率生硬尤为反感，还认为刘诗末句已开宋人粗直滑俗之调。

纪昀论刘梦得诗，形式内容皆有所涉及，宏细处皆有所着墨，评论中又多从字句讲求格调，虽挑抉严苛，但多为的论。其褒贬出于学理，持论折衷通达，彰显了纪昀作为批评家的高超水平。

四 结论：刘禹锡接受史视野下的清代刘诗批评之价值

自宋代起，对于刘禹锡的各体诗歌创作就有所论及，认为刘梦得七言压倒五言，近体优于古体。如黄庭坚论刘诗云“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苏轼在其《归朝欢》中称赞梦得竹枝词“奔轶绝尘，不可追也”；刘克庄《后村诗话》中指出“刘梦得五七言律，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绝句尤工”。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推誉梦得七律。及至明代，杨慎、谢榛等人称誉梦得七绝，胡应麟、许学夷等人褒赞梦得七律。清代诗论家继承了前代论者的观点，王夫之、金圣叹、沈德潜、李重华等人论其七律，王夫之、徐增、李重华、翁方纲、等人论其七绝。对于前人鲜少评论的梦得古体诗和乐府诗，清代论家亦给予了关注，贺裳在其《载酒园诗话》中对详细论析了梦得古诗的诗法特征和艺术风貌。在对于刘禹锡各体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貌、诗法特征、文体意义的宏观论述以及各体作品的详细解读中，完成了刘禹锡近体诗的经典化。

对于刘禹锡诗歌的风格论也早有学者关注，白居易称其为“诗豪”；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称其为“瑰奇美丽”；宋代蔡绦认为“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宋代《杜工部草堂诗话》载“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杨慎认为刘诗“宛有六朝风致，尤可喜也”；胡应麟以为“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到了清代，“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在此背景下，对于刘禹锡诗歌风格的解读亦出现了唐宋之争。冯班、方贞观、方东树认为刘诗为唐诗风貌，而纪昀认为刘诗即有中唐风貌之作，亦有开启宋调之作，所论恰切。清代诗论家还分析了刘梦得的师承及其后世影响，并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评判其诗歌价值。

在对于刘禹锡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清代诗论家们不仅对于刘诗的章法句法、下字造语、用事脱化、意脉结构、风格体貌进行细致解读，而且对其创作心态、本事考证用工极深，金圣叹、王夫之、纪昀等人的解读都极为精彩，堪称评诗范本，在这个过程中，其名篇名作被进一步经典化。纪昀还以其锐利眼光对刘诗造语不切、结体平庸、格调不高处进行指摘，所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