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烈

余 烈  1984年生于湖南。小说作品发表于《作家》《西湖》《芙蓉》《山花》等刊，有作品入选《中华文学选刊》。

有一个认识的姑娘要搬进一处地下室，在我单位附近。那时候，城里的地下室准许出租，成千上万手头拮据的年轻人都有蜗居地下的经历。我早就跨过了那个阶段，但是难保身边的年轻朋友还在过这样的日子。

过年前她打算搬家的时候把一箱子书寄存在我的住处。她来送书的那一天带来了一个柚子。我的房子小，通风不好，柚子浓烈刺鼻的香味一直留存到正月十五才渐渐散尽。媽的，显得我的房子很小一样。但总比住地下室强啊，而且就在单位后门。聊胜于无，胜过一切。

我说，“余小家你来就来，干吗还买柚子，我又不喜欢吃。”她扭捏地讪笑一声。

过完年她打电话给我说想要拿几本书出来看。

“怎么样，我告诉过你地下室生活很苦闷的。”我对着话筒幸灾乐祸，“我明天要出差，你要的书我让田军拿去给你。田军？就是你上回跟我一起喝酒见过的那个。嗯？猥琐？他长得猥琐那我能有什么办法！给你送几本书而已嘛！你也知道，他结了婚的。他人还是不错的。”

下午上班时间我去了一趟田军办公室，嘱咐他去余小家的地下室帮我跑一趟。

我出差三天，回来的当天晚上余小家就来敲我的门。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她提着雨伞进门的同时，裹进来一股冷飕飕的风。她平时爱笑，笑起来极其不注意形象地露出虎牙，脸盘也是圆滚滚的。那天照例圆滚滚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反而带点愁眉不展的意思。

“小何，那个田军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他来给我送书，本来聊得好好的，结果，结果！……”

余小家涨红了脸捶胸顿足说了好几个“结果”也没憋出个屁来。

“到底怎么了？不就是送几本书吗？”我给弄糊涂了。

“他本来跟我聊得好好的，结果聊到最后他说要跟我合作。”

这回我涨红了脸，“什么？那小子要跟你合作？咳咳，那什么，你知道‘合作什么意思吗？”

这本来是我们单位男人之间流行的东西。刚来单位的时候当然是要呼朋唤友结识圈子，我跟小汪同岁，跟田军是同乡，跟李胖子是同科。田军工作时间比我久，是老油条了，业绩也很突出，能力很强。很快我就跟他们打成一片。

关键是我们能聊到一块。男人在一起能聊什么？主要还是女人。

我是单身汉，时不时有女人来找我。这让一帮已婚男人很是羡慕。我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来找我的女人不少，但我还是保持黄金单身汉的地位，这样来找我的女人络绎不绝。他们几个时常在大院门口撞见我跟不同的女人坐在一桌吃早餐。这也不能怪我，谁让这附近就这么一家早餐店，煎饼摊子都见不着一个。被他们撞见就少不得盘东问西。

有一天，问题来了。头天晚上隔壁办公室的文主任打电话给我，知道我跟大学研究生导师关系热络，想帮她侄女谋一个考研面试的机会。我这人很好说话，说好第二天午饭一起商量一下她侄女的人生大事，谁知她下午临时有个会，午饭是不行了，但是人生大事不能耽误，她居然大清早不打一声招呼就甩着一身肥肉跑来大院门口找我。幸好这一天没有女同胞跟我一起吃早餐，就这样我跟平易近人的文主任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起了早餐。我们亲密的身影毫无意外地被田军等人瞧见了，等到午饭时间，这已经成了我们办公室的笑柄和其他人的下饭菜。

“小何，今天早上胃口不错，啊？”为首的田军脸上的褶子挤成了一朵菊花。这哥们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有点俗话意义上的猥琐，长得有点对不起女观众，脸型内凹，颧骨过宽，下巴还有点翘，活像个外星人。这妨碍了他的女人缘，因此只有结婚这一条路可以走。

“嘿嘿，那当然，跟文胖子坐在一个桌子上，只能拼命吃，还能干点什么？”

“你们就只是坐在一起吃早餐？还不快从实招来。”说出来他们几个自己都觉得可乐。当然谁都不会打文胖子的主意，但这不妨碍她成为大家的消遣。

“我们当然不是吃早餐那么简单啦，我们谈的都是大事，我们要合作搞一单大的！”

哈哈哈哈哈。他们几个笑得饭粒四处喷，几脸蠢相。

从那以后，“合作”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固定的代名词，一种错不了的隐喻，一道永远吃不腻的饭后点心。

有时候那几个已婚老男人和万年单身汉觍着脸刺探我的私生活以期满足他们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性欲：

“昨晚来找你的那个女的跟你合作了没？”

“没，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总不能天天跟人合作啊！”

有时候他们质疑我的单身状况：

“你有那么多女同学，找个固定的有什么难的？”

“都固定了，合作还有什么意思？”

“说的也是。”

或者田军带头痛说革命家史：

“你说说，跟这种女人有什么好合作的？嗯？”

“谁知道。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合作伙伴吗？”

“没有。”

“那不就凑合凑合得了。”

有时候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就像使用一针兴奋剂，尤其是在萎靡不振的冬天的清晨：

“你头发怎么像个刺猬，昨晚是不是合作了一单大的？”

被嘲笑的人不想示弱的话，就要用这个词反击回去：

“看你这样，昨晚梦里总算跟人合作了一回？”

文主任调走之后，又来一个女的接替她的位子。搞不清楚为什么隔壁办公室总有女同事女领导这样的存在，就像上学的时候隔壁班永远有一个漂亮女孩一样。这让我们陷入好一阵子慌乱，摸不清楚对方路数。文主任的那一套我们已经吃透了。她是个笑面虎，笑眯眯地就给你下个套。因此我们对她有一个“三不”政策——当她满脸堆笑主动找上门的时候，不主动、不接受、不妥协。但是这个新来的徐主任倒果真是半老徐娘有几分姿色。

“新来的徐娘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你去跟她合作一把，不就全知道了！”

“自找没趣，说不定上头几个都在预备跟她好好合作大干一场呢！”

当然谁也不会真去找徐娘。主任的合作对象必然也不会是我们这样的二等公民。但我们合作的话题就这样蔓延开去。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有合作的可能，什么事也都可以靠合作来解决。从理论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

虽说这事没什么明确的标准，但多少还是会延续一个人的固定口味。就算有一些共同出差的机会，我也选择不跟徐娘合作。徐娘虽美，毕竟半老，我还是宁愿一有机会就跟潇洒的单身女同胞们共进早餐。

余小家是一个例外。我一直没有跟她合作合作的想法。也许偶尔也会冒出这样的一丝念头，瞬息之间就灰飞烟灭。

我们认识时间不算短了，她的长相堪称平铺直叙，但偏巧身材又可以说得上波涛汹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谈得来。她既然也是单身，百无聊赖的时候比较多。我时常将她带进我的那个小圈子聚一聚，喝喝茶吃个火锅，高谈阔论瞎扯淡，打发漫漫长夜。田军就是在一次这样的聚会上跟她认识的。那时我们的话题围绕着《红楼梦》展开。可能因为席间有单身女性，我们几个人比平日更亢奋，谈论的尺度也十分大胆。余小家听着我们不着边际地胡扯，大部分时间都笑得双颊通红，虎牙简直收不回去。她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笑，动不动就笑，附和地笑、哈哈大笑、调侃地笑、爆笑、余音绕梁地笑、咯咯地笑、嗤嗤地笑……这多少显得一个女孩子有点没头脑，傻乎乎。

多年之后的我现在已经深深地检讨了当年我这些不正确的认识——能投入地笑、心无芥蒂地笑、单纯地笑、发自肺腑地笑、不假思索地笑，是多么珍贵的一种生存能力、自我涤荡的能力、清洗再循环的能力！可是当时的我欣赏不了。

我们俩机会很多，她很喜欢来我的住处借书看，屡屡用羡慕到发烫的目光巡视着我的几个书架。虽然我对她没那种心思，但这并不是不能成事的原因。这里面最奇怪的是余小家这个家伙，她动辄来找我借书、谈天，甚至到深夜也不走，但她的眼神单纯得让人一眼看出她真的只是想来借书。这才是关键性的阻碍。

天啊我真不知道世界上真有那么爱看书的女孩子，她那时顶多只能称作女孩子。她根本不了解合作的事。她也不了解我们这帮人之间的暗语。她只想来我这看书、借书，谈论书本和文章，说我们促膝而谈都不为过。但仅止于此。她通常会在关于余华、马原或马尔克斯的一场深谈之后满脸通红地满意而去。这看上去很像是得到了高潮满足的表现。但是，我发誓，一次也没有——我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一丁点明示暗示，告诉我可以干点什么。

但是这个下雨天，余小家跑来跟我投诉田军想跟她合作的事情还是让我有点吃惊。照理来说她是自由的，跟谁合作都与我无关。问题出在这个田军身上。

“你知道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她的臉唰地红了一下， “我一开始不知道，但是我发现他说合作一把的时候表情特别猥琐，而且说了好几次之后，手还搭到我肩膀上来了！”

我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家伙的的确确太猥琐了！“到底你们怎么说到合作这事上面的？不是给你送几本书吗？”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本来正好有很多东西要搬到地下室去。他来送书，我们聊了一会，然后他提出帮我搬东西。结果搬到地下室以后，他的手就搭到我肩膀上了。”

余小家说着说着又涨红了脸。

我说你也别装了，又不是没有交过男朋友，你还害羞个什么劲。

她激动地叫起来，“我是被吓一跳，本来就因为他是你的狐朋狗友我才跟他多聊了几句，谁知他居然会错意，以为我对他有意思？他长得未免也太丑了！”说到长相，她简直要跳起来。这时我顿悟，她来投诉的最关键原因是田军太丑。

“那他把手搭到你肩膀上，你怎么说的？”

“我就扭开了啊！碍于你的面子我没有臭骂他一顿，已经算不错了。”

“那你真是受委屈了，他平时不像这种人啊，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我看这家伙也是太饥渴了。”我只能连声抱歉。其实跟女人合作哪有那么难！田军这个不成器的也太给我丢人了，只需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摆到明面上来说！我心里也气急败坏。

“他最后问了我一句奇怪的话。”

“什么话？”

“他问我，你是不是跟小何合作过？”

“那你怎么说？”

“当然实话实说啊！没有不就是没有！”她瞪我一眼。

“是，是，那是自然。”我搓搓双手，不好意思地笑了。

“然后他接着问，那你以后会不会跟他合作？”

听到这里我一阵紧张。

“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气氛也正常了。我随口说，不知道，不一定。他说，那等你以后跟小何合作了一把，再考虑考虑跟我合作吧。我说好。”

这一年的正月之间的一个雨天，我跟余小家之间的对话像是一条形状奇怪的抛物线，非常突兀地进入了高潮并且戛然而止。我本以为这场对话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本以为谈话会以我们对田军的一致痛骂来结束。我起初漫不经心，甚至有点敷衍，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果田军不是长得那么猥琐，说不定余小家跟他还会有一次愉快的合作。但是结尾部分太出人意料了，跳出了普通的格局。我被他们两人拿来当成了谈判的筹码。

“喂，余小家，我没搞懂，你差点被一个猥琐的男人调戏，结果你们稀里糊涂地达成了一致协议，而且这个协议还跟我有关？”

余小家笑嘻嘻地说，是啊。

“也就是说你们俩搞不搞，取决于我们俩搞不搞，是不是这个意思？”

余小家说，是的。她的话音掷地有声，那毫不迟疑、想都不想的态度割裂了潮湿绵软的室内空气。她徒有圆润的样貌但实际上长着棱角，这骗不了人。

我的头突然没来由地痛起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谈话耗尽了我对一个下雨天本就不多的耐心。每逢下雨天，发霉的气味在雨中的空气里弥漫，附着在打湿的衣服鞋袜上侵入我所到之处，让我头疼郁结。我的听力遇雨则退，就像潮汐一样，在滴滴答答的天气里听到的所有声音都好像隔着一片大水，朦朦胧胧，起伏不定。这种状况随着年岁渐长愈加明显。

我们这座内陆城市的秋冬季节雨水绵延，因此我在春夏季节的状态更为活跃一些，对于湿漉漉的冬天，我明显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于是单位里上上下下都达成了一个默契，下雨天不能找小何办事——这还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其实也不是不能办事，是大家体谅我：一下雨，我就头疼，心悸，脑子犯浑，总出错。

我刚来的第一年在排版车间和校对部门轮岗，这是单位的惯例。这些岗位在我们这样的单位里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年轻人干得快，出错率也高;年长的动作慢，也不容易出错。我就更不用说了，下雨天我头疼，心悸，脑子犯浑，总出错。

所以下雨天我基本上不干活，呆坐在排版车间的角落里听着排版女工们一边熟练地敲键盘一边嬉笑怒骂，或者跟着田军一伙人到大院角落里去抽烟。电脑界面上，各个办公室编辑的头像在高高挂起的QQ联系人栏里此起彼伏地跳跃着，就像暴躁的青蛙得不到安抚。等雨停了，我的精神状态恢复了，再一个一个地去敲打那些青蛙的脑袋。一开始我惴惴不安，随时打算做出一番解释，但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人质问我、为此指责我，甚至没有人发现我旷工半天，或者一天;没有人非要在某个下雨天的下午三点拿到一份稿件的清样，也没有人非要在某个下雨天的会议上展示一份书稿校样——如果有，那就推迟会议。不管我什么时候上线，接下一份活计，电脑那一头的人总是无声无息地，有时候对方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如梦初醒的感觉，总的来说都是客客气气的。不言而喻，我的出错率在同批进入单位的年轻人中是最少的，不考虑出勤率的话……

后来，办公室主任看中了我，让我在整个单位的中枢部门——办公室，干了几年。你不会认错门，也不会走错路，尽管这栋大楼里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办公室如同蜂巢，但只有这间办公室门口慎重地挂着“办公室”的牌子，只有这间办公室有资格被称为“办公室”。这里是一个传统风味的“单位”里绩效、纸巾、流言、绯闻、福利、茶水、奖惩信息、工资条和笑声集中并流散的枢纽。“办公室”不承担任何技术职能，但她易如反掌地拿捏着其他部门的情绪。作为年轻人，对这样一个部门的感知是很朦胧的：涉世之初，我们既不了解一个单位如何运作，也没有手段解决周遭的实际问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我们更是跌跌撞撞的裸奔者——我就是在懵懂之中被借调到此地。

多年后办公室主任对我推心置腹，他当时看中的就是我这个“年轻人”不急不躁，也不爱出风头，正是坐办公室的上佳人选。诚然，我不仅不爱出风头，我甚至不爱露面。逢着下雨天，我就跟主任两个人在办公室煮煮茶，下下象棋。哪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呢，我头疼，心悸，脑子犯浑，总出错。几年过去，上上下下的同事们对我这个毛病已经了如指掌，万幸大家都很宽容，他们打着哈哈说，小何这个人啊，脑子是有点犯浑，还好办事不犯浑。

下雨天我很难集中精力运作我自己，这已经是老毛病，是我软弱又坚硬的时刻——我只能顾及我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一个雨天发作的老病号的感受。今天也是如此。余小家，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我的心里叹着气。在这个只需要一点点暗示就能自动运转的世界里，她是罕见的不操作暗示的人，什么话都要摊开来说得明明白白，她的脑子才能接收到正确信息。我出于老毛病的原因，已经过于疲劳了。太累了。我们使用暗语不是更节省能量吗？否则“合作”这样的暗语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省时省力而已。但这个雨夜，“合作”这个词已经被她的棱角割成了碎片，再也无法发挥原本的效能。

“喂，余小家，你来的时候带伞了吗？”

余小家从我简陋的客厅中简陋的沙发上弹起身——她偶尔也有十分敏銳的时候——抄起沙发边上的雨伞，面露尴尬地说，带了，带了……我回去了。

我送她到楼下，雨比先前还大了一些，淅淅沥沥变成了哗哗啦啦。其实她住得不算远，若在平常，我就会走路送她回去。但这一天的这个时刻，脑子已经被雨水搅成了盘古开天地之前的状态，在这大雨里我再多走一步，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后果不可知的事情。我冲着雨中亮灯的出租车招了招手。孰料接连五辆出租车的司机都跟我的想法相同，他们摇着脑袋，连说法都是如此一致：“这么近？走走就到了。”然后一踩油门，绝尘而去。第六辆出租车拯救了我，他的说法也并无不同，只是比前面五个人乐观一些：“这么近？走走……也行吧……就不打表……按起步价……”余小家钻进出租车以后，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住处昏睡了一天一夜，照例没有去上班。

事到如今已经过去将近十年，田军事件成了我跟余小家之间永不褪色的谈资，就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我只要说出田军两个字，她就会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余小家也深刻地了解了合作的延伸意义，而这意义正是我赋予的。从此我跟余小家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聊起合作的事。多年来她见证了我来来去去的合作伙伴，我有时候也劝她多找几个人合作一把。虽然鼓励一个女人这样做并不太符合世俗观念，但是实践出真知，这种事做得多，对男人的认识就多，本质上还是有好处的——我能帮她的只有这么多了。

多年来我跟田军依然称兄道弟，我们见面的时候依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跟谁合作，但是我心里明镜一般地清楚，田军之辈注定只能意淫，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天分。

当然他们俩达成的那个可笑的协议让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不高兴，虽然我对余小家没兴趣，但是凭什么你们规定我能搞还是不能搞？但是这不高兴也只有一点点，瞬息之间也就烟消云散。

发生变化的是一些原本就隐匿在暗处的事物。我跟余小家这十年来的关系好像走在天平的两端，平衡点就是搞和不搞的这个问题。只有远远离开这个平衡点，站在遥远的两端，我们才可以保持平等和内心的安宁。按照余小家的说法就是，根据那个协议，如果跟我合作了，她就必须要跟田军合作。但是她这辈子都不想跟田军合作。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既然她永远都不想跟田军合作，那么首先她就不能跟我合作。这个协议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此——好像跟我搞一次就等于默认了跟田军搞一次的合法性;好像跟我搞一次，田军就得到了余小家的入场券、参观证。我他妈究竟是怎么成为这个关键位置的关键人物的？但余小家说她每次一想到跟田军合作这件事就觉得恶心，我马上搞明白了一件事，我跟余小家是绝对不可能合作了。我们没机会了。田军彻底毁掉了这个若隐若现的机会。

那时我们经常彻夜深谈这件荒谬到好笑的事情， 似乎在弥补一种遗憾，一种意犹未尽。

我往往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田军他人还是不错的。”

余小家马上追一句，“他有什么不错的，那么猥琐！”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除了说他人不错，还能说什么？”

这件事的讨论到此就算完了。就像电影结束时出现演职员表才能赶走看客一样，听到这句话我们陡然意识到关于这件事的讨论结束了，翻篇了。

但这意犹未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有过不少合作伴侣，有的互相喜欢，有的只是排遣寂寞，有的是说不清楚的一时兴起，大部分都好聚好散，心照不宣，不留遗憾。但是凭什么对这么个憨憨傻傻不修边幅的胖丫头感觉复杂？说她不修边幅算是客气，人胖一点就应该懂得打扮自己，取长补短，她偏不，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倔强执拗。当然，男人亲近一个女人首要的是因为她漂亮，而会选择跟不漂亮的女人做朋友，那样的友谊能更长久一些……有好几次，这些自相矛盾的想法就这样在我脑海里颠三倒四、互为攻守，直至睡意来袭。

后来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后来我们各自结婚生子。但我必须承认始终有一件小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是那股浓烈的柚子味。某个晦暗的冬日，余小家在我的住处留下了一个香味浓烈的柚子，那味道十年来都难以尽散，而那第六辆出租车在这段回忆中则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多余角色。

责任编辑   李路平

实习编辑   祁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