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芳

摘要：张爱玲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其在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姿态各异，在这些男性形象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的劣根性，虚伪、自私自利、游戏人生。同时，张爱玲还无情地嘲讽和否定了传统男性的权威性和主体性地位，将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彻底消解，由此反映了张爱玲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基于此，分析张爱玲小说中对男性的书写，并具体论述张爱玲小说中对男性形象的分类。

关键词：男性形象;张爱玲;精神残障;猥琐;自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2-0121-03

引言

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是启蒙先驱们的根本意愿，而女性的觉醒作为个人觉醒的副产品也悄然临世。张爱玲作为一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女性，她成长在男权文化家庭里，因此，她经济不独立，同时也没有独立的价值体系，但是她又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因此，她更深刻地认识到女性的人生悲剧，所以在她的小说里总是在诉说一些发生在旧式家庭里的琐碎的婚恋小故事，塑造出众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并将她们真实的生存困境深刻地揭示出来。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为了突出女性主体地位这一主题，她笔下的男性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坚强、勇敢、刚毅的形象，都是虚伪、自私、猥琐的形象，他们大多是身体残缺或精神残损，或是在权威家庭中缺席，或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劣势状态。尽管她在书写男性形象方面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目的并不是为表达个人哀怨。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下，大都市中的人难免会异化变质，为了生存，不惜出卖了尊严、人格、灵魂，甚至出卖亲情。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否定与消解了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这样的男性无法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而也反映出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非常强烈。

一、张爱玲小说中对男性的书写

對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最为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频繁战乱，旧体制瓦解，未建新秩序，人们在混乱的时局中生存较为艰难，这就严重影响了人的思想。人性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时必然会变质，将人性的恶充分地凸显出来。男性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成了家庭支撑，同时他们要承受很大压力。在社会压力面前，男性的承受能力减弱，由此也使他们的主体地位被动摇，但是这一事实又是他们不愿面对的，所以心理出现了变形和扭曲。

张爱玲站在社会现实和人性的高度，真实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中的男性，展露了男权社会中丑陋的男性面貌，他们自私、腐朽、阴郁。他们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正直形象，也无法承担家庭责任和时代所赋予的重任，狂热地追求金钱与情欲，将其丑陋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开始不择手段，抛弃人格和尊严，甚至出卖亲情。如：《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为了自己能加官晋级，双手奉出自己如花的女儿;《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为成就其“好人”的名声与地位，不惜将真爱丢弃;《花凋》中的郑先生不肯花冤枉钱为女儿看病，宁愿其病死。这几个人物都是通过经济来掌控女性的命运，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推向了悲剧深渊。此外，在作品《连环套》中，雅赫雅在霓喜无法满足其肉欲时，将她和自己的亲生骨肉狠心抛弃;而《金锁记》中个性鲜活的七巧被姜家的男人们变成了可怕的恶魔等。在这些典型的男性形象身上，张爱玲丑化书写了他们的精神人格，从而揭露了他们的灵魂畸形、猥琐，通过对男性的贬抑来阉割男性的权威。

张爱玲在书写像《怨女》中的姚二爷、《金锁记》中的姜二爷等一群身体残疾的男性形象时，直接通过矮化其身体使传统的男性形象彻底被颠覆，男性主体地位被削弱，由此凸显出创作主题——女性主体意识。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角色、地位、性情等几个方面对比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主要运用的书写策略就是两性参差对照，通过大量的对比丑化了男性，并将他们置放于小说的文本边缘，男性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被削弱，突出其在失去男性权威的环境中所裸露的丑陋与畸形，最终彻底颠覆男权社会中的男性霸权，同时达到了突出女性主体意识的目的。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分类

1.一无所能、精神残障、神行猥琐的男性

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能发现有死亡气息充斥其中，在逐渐走向死亡的国度。在肮脏、阴沉的死亡国度里，有这样一群旧文化背景下的遗老遗少存在：他们不仅精神残障、形体残缺、昏庸儒弱，还一无所能、靠祖宗遗产吃饭，这类男性形象也是张爱玲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最乐于塑造的。这些男人们在旧社会“垂死挣扎”，身体残疾的同时，还吃喝嫖赌一应俱全。他们喜欢用女人的钱，从来不靠自己养活自己。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就是个“哄钱用的一等好手”;《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就是一个无耻之徒，为了骗取钱财挥霍，不惜用虚伪的爱情去哄骗极度缺乏情欲而被黄金枷锁捆绑的嫂子。除此之外，《多少恨》中的虞先生，《创世纪》中的匡霆谷也都是典型的此类人物。

2.专制家庭挤压下的病态男性

张爱玲的小说里有这样一种男性：他们生活在新时代，接受的教育是新式教育。但是因专制家庭对他们进行挤压，使他们在心理上变得弱小甚至是病态的，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就是《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虽然是二十上下的人，但是眼角眉梢却带有“老态”，再加上为人怪僻、猥琐，他的父亲还将对他生母的憎恨迁怒到他身上，他的后母又待他非常鄙薄。聂传庆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肉体和精神，父亲将他的耳朵打聋了，还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导致了他变态的性格和病态的心理，整日做“白日梦”。聂传庆因自身的病态而总是沉默寡言、懦弱又敏感，在父母、同学面前感觉渺小、自卑，这是他的病态人格、病态心理直接导致他的变态心理。言丹珠同学是真正关心他的，但是他却对她充满了嫉妒和怀疑，嫉妒她开朗、活泼，嫉妒她的健康，嫉妒她有很多朋友，就像是“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便使他觉得冷的彻骨酸心”。他对于别人给予的关怀不但不领情，还怀恨在心，嫉妒的增加，便成了恨。他幻想可以支配她，将她当作是报复的希望，可以对她进行种种绝密的精神虐待。他为了报复，甚至将爱情当作手段，在爱的过程中对她言行相欺，还不断地打击别人。

张爱玲在指责这类男性的同时，也夹杂着些许的同情，通过塑造这类男性形象使她的小说更加丰富。如：在她的作品《金锁记》中，姜长白受到母亲曹七巧的压制，导致了人生没有自我，也毫无生存希望。因此，造就了这样一群受大家族的排斥和小家庭的挤压下的人，只能在生存的夹缝中才能获得喘息的机会。张爱玲将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并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男性崇高、伟岸的形象彻底消解，对其进行层层剥蚀，具有批判色彩和嘲讽意味。

3.新派男性或新派与旧派兼杂的男性

这些男性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都有一份非常体面的上流社会的工作，并且总在“好人”与“真人”的两面人格中游走。他们一方面为了成为他人眼中的“好人”，对社会规则是亦步亦趋地遵守着;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懦弱虚伪的“真人”进行内心的极力隐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塑造的范柳原是以风流自持的，他是英国长大的广东生意人，他新派，十足的西化洋化，33岁还玩世不恭。他精明而工于心计，游戏于情感与女人之间，得心应手，能左右逢源。在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似乎能代表一种“新”的趋向。他将自己陈旧的灵魂包裹在他的洋装里，张爱玲看透了一切，她也洞悉了这些新派人物的内心深处笼罩着一片荒凉。在他们颓废的生活方式下有着脆弱的感情和生命隐藏其中，还有不安和恐慌。

范柳原是个自私、颓败的男子，他不愿负家庭的责任。虽然他和白流苏很要好，但从未打算和她结婚。他一边对流苏说着“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的承诺，一边与萨黑夷妮整日厮混着。结婚是虔诚的，但是范柳原并不虔诚。他需要娼妓，需要女友，只是不需要妻子，因为范柳原永远是个公子哥。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見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倾城”就这样成全了白流苏，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名正言顺地做了范柳原的妻，也算是一段平凡的尘世姻缘终得圆满了。

相对范柳原来说，那些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显得更为务实。表面上看，他们事业成有、成熟稳健，有男人魅力。在明媒正娶“白玫瑰”后，又在背地里不动声色地招惹“红玫瑰”。他们不会因为红玫瑰而去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他们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该如何保全自己。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们都是很无情的，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及时行乐”，男人们玩着爱情游戏，甚至将婚姻视为装饰，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所以，在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长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所以他内心深处有恐惧感，他对这样糜烂的生活充满了鄙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琪要了葛薇龙，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高级调情”的需要。从这些男性身上，可以发现张爱玲笔下写的多是些无爱婚姻，男人有的是花心与假心，妄想将婚姻当作枷锁去锁住爱情是不现实的，婚姻不是爱能成就的，有爱的婚姻带来的只有痛苦，最终只能是毁了自己。

4.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

这一男性形象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他不承认民国，所以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他有一颗孩子心，但又知道醇酒、鸦片和妇人。当郑先生们不再信奉传统文化体系，并且对新兴现代文明的冲击也无法接受时，便不可避免地诞生了一群彻底的弃儿，其精神世界脆弱得不堪一击。他们为了寻求解脱，逐渐在烟雾升腾中迷失了自己。郑先生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将女儿们的婚姻当作是财富来源。郑先生看到川嫦，便看到金龟婿的希望，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一笔交易。川嫦对于父亲是心存幻想的，但是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了，尽管如此却还能调笑：“不怪章云藩要看中一个胖些的，他看病人实在看腻了！”郑先生是一个走惯了风月场的人，他也知道川嫦内心的煎熬，但他已经无法忍受女儿浪费家里的钱财，还不如在她走上黄泉路的时候，轻轻地一推，能让她早点离开。“他们得了一笔钱之后，小小的修饰了川嫦的墓”。像郑先生这样为时代所碾压，为社会所抛弃，最终自我抛弃的“旧男性”着实让人脊背生寒。

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生活在旧社会体系濒临崩溃时期，他们早就丧失了以往的光环，又懦弱又无能。《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父亲躲藏到鸦片烟的阴影里，只能靠吞云吐雾来麻醉肉体从而得到满足;《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纨绔子弟乔其乔整日游手好闲、混迹情场等都是这一类人物。他们感觉到社会地位的变更所产生的落差，又无法得到社会性欲望的满足，也无法在群体中得到自足。他们极力张扬自身的动物性，通过玩弄妓女来发泄性欲，或者是通过吞云吐雾来寻求一些安慰，而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沉沦。他们始终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边对家财肆意的挥霍，一边又贪吝金钱，对金钱有着极强的占有欲。他们的目的是以最大限度来满足其物欲和肉欲的动物性需求，体现了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膨胀和外在社会性的猥琐昏庸。这些旧男性在经济日益窘迫以及社会地位崩溃的现实背后，思想意识彻底幻灭。几千年来，男性思想经过儒家思想的一次又一次洗涤和改造，成功地构筑了一个以男性为核心地位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价值观的体系。然而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冲刷下，这个体系是岌岌可危的，这时就使这一群人赖以支撑的思想支柱也轰然倒塌。

5.生活在香港、上海的外国男性

我们也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中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一般在广东、香港、上海等地生活，大多数都是英国人、俄国人、印度人，有少数外国人不明国籍。他们虽然很早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生活的时问很长，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对于这类人来说，他们多是欲望与冒险交杂的性格，他们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在自我认同与文化认同感方面，他们既不是本国人，也不是外国人。该外国群体的代表男性有：《创世纪》中聪明狡猾的老板格林白;《桂花蒸——阿小悲秋》里不清楚国籍，“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的放浪吝啬的哥儿达等。

结束语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塑造的男性形象都展现出了各自的丑恶嘴脸，小说也不再将男权作为中心视角。男性的光辉形象在张爱玲的文字调侃中被彻底剥去，男性退隐到次要地位，用她的笔触来唤醒更多人的女权意识和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