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明

内容提要：西伯利亚形象出现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民族心理意义上，西伯利亚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从历史逻辑和文化发展两方面来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主要呈现为“死亡之国”“原初天堂”和“成人礼空间”三种形象。其形象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模式，蕴含了寻求终极幸福、进入“生活富足、友爱团结的完美国度”的理想和苦难成圣的民族心理。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研究对于建构俄罗斯的民族文化镜像和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伯利亚形象出现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民族心理意义上，西伯利亚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随着中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对于西伯利亚的文化认知显得尤为迫切。俄罗斯文学的西伯利亚形象中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常量，揭示其内涵对于建构俄罗斯的民族文化镜像和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17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中就出现了描写外乌拉尔的作品。从此，西伯利亚作为被沙俄帝国征服的异域空间，成为俄罗斯帝国建构其文化镜像的一个充满诸多可能的对象。从历史逻辑及文化发展两方面来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主要呈现为“死亡之国”“原初天堂”和“成人礼空间”三种形象。

一 死亡之国

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西伯利亚最为常见的修饰词汇为：“寒冷，暗无天日的旷野”“遥远的国度”“遥远的西伯利亚诸国”和“放逐与忘却的国度”等。十二月党派诗人雷列耶夫（Рылеев К.Ф.）在作品《纳塔利亚·多尔戈鲁柯娃》中描写了公爵夫人陪同丈夫共同赴难，前往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故事。西伯利亚在该部作品中被公爵夫人描述成“荒无人烟”“阴森恐怖”“空旷辽远”的国度。在涅克拉索夫的《世间三国》中，西伯利亚甚至没有活人的迹象：“那里没有活着的居民，有的都是死者。无论是沿岸前行，还是沿各岛前行，映入眼帘的，除了十字架，还是十字架。”①Некрасов Н.А.Три страны свет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15 томах.Том 9.Книга I.Л.:Наука,1984.c.363.以上针对西伯利亚的种种描述，都指向一个共同形象——“死亡之国”。

西伯利亚作为死亡之国的形象，主要体现在地缘和社会政治两个维度，在现实和虚构的意义上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极限空间。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西伯利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是其自然特性的体现。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暴风雪肆虐，其北部在寸草不生的冻土带上。气候的严酷，衍生了西伯利亚作为死亡空间的语义。雷列耶夫在其描写西伯利亚征服者叶尔马克的诗作《叶尔马克之死》中，把西伯利亚描写成了阴森可怕的黑暗国度和有着巨大吞噬功能的无法攻克之地。诗人通过对暴风雨和额尔齐斯河的描写，来强化西伯利亚自然气候的破坏性和不可征服性：

暴风雨嘶吼，雨声喧嚣，

黑暗中闪电雪亮，

雷声不停地轰响，

密林中狂风怒号。②Рылеев К.Ф.Думы.М.:Наука,1975.c.58.

额尔齐斯河在陡峭的岸间喧腾，

卷起重重白浪，

将哥萨克的船只推向岸边，

在咆哮声中碎成粉末。③Там же.c.59.

在斯拉夫神话诗学中，暴风雨是一种人类无法驾驭的极具破坏性的自然力的体现、一种自然界威力的体现。诗作中暴风雨的肆虐，预示着叶尔马克无可挽回的悲剧性结局：他终归未能征服西伯利亚，与自己的将士们一起殒命于严酷的北方。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西伯利亚位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在俄罗斯政府那里，这里长时间以来都被称为“我们的墨西哥和秘鲁”或者“东印度”，被视为意外得到的一块殖民地。尽管1819 年斯佩兰斯基（Сперанский М.М.）误把西伯利亚当成了印度，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西伯利亚依然是世界的尽头，“口袋的底部”。在涅克拉索夫的两部曲《俄罗斯妇女》中，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了冥界的代名词。两位公爵夫人向西伯利亚进发时，不是沿水平方向运动，而是沿纵深方向运动，是进入到另一个国度——冥界，前去救夫的女主人公为了能下到那里，要变身为天使。西伯利亚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他者，是远离中心的边缘，而且还是愚昧落后的象征。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剧作《西伯利亚的萨满》中，萨满骗人骗己，西伯利亚的信仰和俗常与首都形成鲜明对比，被斥为异端的落后的“他者”，在开明的帝国空间内根本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伯利亚又具有类似“地狱”的恐怖色彩，是惩罚罪犯的现实空间。在谈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时，阿扎陀夫斯基（Азадовский М.）强调：“西伯利亚主要被视为严寒可怖的国度、放逐和流放的黑暗之地。”①Азадовский М.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ы в Сибири.Иркутск:Иркут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изд-во,1947.c.185.洛特曼（Лотман Ю.М.）也曾指出，为防止俄罗斯帝国遥远的边疆走向自治，为了让边疆有人定居，沙皇政府把西伯利亚地区用作改造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惩罚”殖民地。西伯利亚是“作为流放之地进入文学情节和俄罗斯文化的口头神话的”。②Лотман Ю.М.Декабрист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бытов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торик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под ред.В.Г.Базанова,В.Э.Вацуро.Л.:Наука,1975.c.40.这两种说法恰恰指出了西伯利亚作为死亡空间的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其社会政治维度。

西伯利亚形象作为流放地这一社会政治语义，可以追溯到17 世纪阿瓦库姆的《阿瓦库姆行传》。在该部作品中，西伯利亚被描写成招致苦难的流放之地，《流放西伯利亚》被列为单独一章。在该章中，文本首先用“三千俄里”来凸显西伯利亚的遥远和边缘性，之后通过对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描写来强调其凶险。他们夏天辗转于勒拿河、叶尼塞河、通古斯河等水路，时时刻刻命悬一线。比如，在进入通古斯河之前，暴风雨肆虐，他与家人九死一生：“我们乘坐的平底木船几乎被暴风雨打沉：在河中央船里灌满了水，船帆已是千疮百孔，只有甲板还在水上，其余的都沉到了水下。妻子勉强把孩子们拖上甲板。我举目向天，呼喊着‘上帝，救救我们吧！’”③Аввакум.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и другие 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c.70.而陆上的行程同样危险重重：那里群山高耸，石崖林立，密林无以通行。

18 世纪拉季舍夫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中所描写的西伯利亚，也是作为流放地这样一个与“罗斯”相对立的特殊空间。西伯利亚作为惩罚之地，也出现在19 世纪很多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之中。在果戈理的一系列作品中，西伯利亚流放的恫吓随处可见。比如，在《涅瓦大街》中，西伯利亚是对手臆想中适用于席勒的惩罚之地。在《死魂灵》第二部残存的手稿中，主人公乞乞科夫也是被遣往西伯利亚。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流放西伯利亚等同于死亡。肯南（Кеннан Д.）在《西伯利亚与流放》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流放犯在欧亚界碑与故乡作别的悲情画面：“一些人痛苦得难以自持，一些人则安慰哭泣者，另一些则双膝跪地，脸紧贴故土，还有一些人，扑到冰冷的界碑朝向欧洲的一面，似乎在吻别欧洲所象征的一切。”④Кеннан Д.Сибирь и ссылка.Т.1.СПб.：Русско-Балтийски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центр БЛИЦ,1999.c.110.雅德林采夫（Ядринцев Н.М.）在《西伯利亚的文学遗产：艺术和政治作品，回忆录》中描写了苦役犯想象中的西伯利亚：“这个国度的人们在地下穿行，在冰封的矿井里劳动，生活在永远的黑暗之中。另一些人把那里想象成茫茫雪原，认为那里有些地方生活着野人，笼罩着无尽的极地黑夜。还有的人坚持认为，这个国度没有太阳，另一些人则想象着，这里是流放者的城市或者矿井。”①Ядринцев Н.М.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Сибири.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Т.4.Новосибирск：Зап.-Сиб.кн.из-во,1979.c.68-69.

二 原初天堂——白水国

与“死亡之国”形象相反，西伯利亚在俄罗斯文学中还具有乌托邦色彩，呈现为“原初天堂”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内涵，从18 世纪到19 世纪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

在18 世纪的颂诗中，西伯利亚被描述为“富庶、自由之地”。这一观念在罗蒙诺索夫的《1749 年献给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登基大典的颂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笔下西伯利亚成了遍地黄金、动物种类繁多、森林无边、大河奔流的富庶之地。在冯维辛的《纨袴少年》中这一观念则更进了一步，出现了针对西伯利亚空间的道德评价因素。作品中的人物斯塔罗杜姆在谈及西伯利亚时，一再强调其特殊性：“那里挣钱不昧良心，不用耍什么手腕，不坑害国家；那里从土地里赚钱。这片土地比人还公正，不懂得偏袒，只要人们诚实劳动，它就会慷慨赠与。”②Фонвизин Д.И.Недоросль:комедия в пяти действиях.М.:Просвещение,1987.c.30有学者则把冯维辛笔下的富有公平之地称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别具特色的白水国（Беловодье）”。③Гудкова Е.Ф.Хронотоп Сибири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XIX вв.http://guuu7.narod.ru/HS.htm(01.02.2020).白水国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自由国度，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同样为民间乌托邦的基杰日城（Китеж-град）交织在一起，在那里，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赋税，没有任何压迫和暴力，没有国家政权和军队，人们唯一遵循的原则是自古以来对于宗教的虔诚。

到19 世纪，刊登在俄国大型杂志的一些旅行特写强化了西伯利亚的这一理想化形象。如《俄罗斯导报》上署名佐洛吉洛夫（Золотилов К.）的一篇自传体札记写道：“有一种主张认为，西伯利亚尽管是一个寒冷的国度，但是它富足，是我们的黄金国，在那里幸福和财富在等待着勇敢的探索者。受这一颇具诱惑力的观点的驱使，我飞往那里寻找幸福，为了第一次尝试，我在对包括西伯利亚的生活、不得不去打交道的人们和命中注定要去的那家金矿企业在内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以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到了那家公司。”④Золотилов К.Сибирская тайга//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63.№1.c.313.旅行家们在把这里称为等待人们去勇敢探索的黄金国的同时，还关注到了西伯利亚的一种特殊性，即这里人们的组合式生活方式。第一次文学考察的参与者，作家和民族学家马克西莫夫（Максимов С.В.）在参观西伯利亚矿井和监狱、熟悉囚犯和苦役犯的日常生活之后，在差异的表象背后看到了“各种社会生活境况下的人的一致性”，对西伯利亚苦役居民的组合式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一系列特写后来结集出版，即《在东方，1860—1861年阿穆尔之行。旅途札记和回忆》。该作品后来成为了谢德林、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作品的文学史料之一。冈察洛夫在1854 年完成从远东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俄国的海上旅行时，曾经强调西伯利亚人之间所特有的平等意识，认为这儿的显著特征是没有老爷的庄园，没有农奴制，这里是西伯利亚的罗斯。⑤Дамешек Л.М.,Ремнев А.В.Сибирь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М.:Новое лит.обозрение,2007.c.26.西伯利亚这种民族的特殊性不仅为当时的旅行家所关注，而且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将西伯利亚美化为俄罗斯未来希望之乡的主要原因。他们为免于农奴制压迫、习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西伯利亚人所深深吸引，对未来的西伯利亚寄予厚望，宣称：“西伯利亚必将取代如今的俄国，这里会产生没有杂质的俄罗斯的民族性，共和国的统治将会成为主流。”①Сватиков С.Г.Россия и Сибирь (К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ичества в XIX в.).Прага:Издание общества сибиряков в ЧСР,1930.c.27.

无论是白水国、黄金国，还是俄罗斯的未来希望之乡，这些关于西伯利亚的理想化形象都反映了俄罗斯人特定的民族心理。该形象中浸淫着乌托邦精神，表达了俄罗斯人民追求终极幸福，寻觅“人间天堂”的理想和对于进入“生活富足、友爱团结的完美国度”的热望，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聚合性生存这一最高存在价值的追索。

三 成人礼空间

在一些重要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西伯利亚形象的语义产生了复杂的融合：死亡之地和非建设性的社会空间被解释为考验的空间、成人礼仪式空间、上帝所钟情的实现复活的临时死亡之地。当代学者丘帕（Тюпа В.И.）曾经指出：“西伯利亚地处边疆，并呈现为极限生死边缘状态，地缘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巧妙融合使其神话化。西伯利亚的神话化开辟了个人全新复活和变革生存问题的可能性。”②ТюпаВ.И.МифологемаСибири:квопросуо сибирском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Сибирский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2002.№1.c.28.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М.）认为成人礼仪式是英雄神话中最重要、最典型的过渡性仪式，旨在使已臻于性成熟的少年脱离母亲和姊妹，脱离未领受“加入式”的妇女和儿童集团，并使之转入成年狩猎男子集团，从而享受婚姻之权等。③［俄］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254 页。而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考验。关乎考验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受考验者要经历象征性的暂时性死亡和与精灵的交往，之后以异态复活或重生。二是主人公必须在冥界、天界或者恶灵、魔怪等所栖息的境遇接受考验。但是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成人礼”是泛指有罪者的精神复活。

西伯利亚作为成人礼空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作为被流放者完成精神成人礼的灵魂复活之地，二是作为自愿奔赴而来、完成精神成人礼的灵魂复活之地。第一层语义，可以追溯到阿瓦库姆的《阿瓦库姆行传》。在该部作品中，阿瓦库姆的流放始终与西伯利亚环境的凶险和肉体上的折磨相伴。西伯利亚环境的凶险，突出了其作为考验空间的这一语义功能。阿瓦库姆面临苦难时脑际出现的先知和使徒们劝诫他安心接受上帝惩罚，只有接受苦难才可以真正走向上帝的声音，就印证了这一点：“儿子，不可小视上帝的惩罚，要带着感激之心接受这一惩罚。上帝爱谁，才会惩罚谁。上帝惩罚每一个人，也会宽恕每一个人。上帝会施与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考验。当人承受苦难的时候，他在祈祷和思想中转向上帝，开始接近上帝。那些不接受苦难的人，不是真正的上帝之子。”④Аввакум.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и другие 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c.72.阿瓦库姆和家人的苦难与西伯利亚时空的成人礼功能语义紧密相关，于他而言，这就是“基督教的成人礼”。也恰恰是西伯利亚的极寒和苦难，坚定了阿瓦库姆捍卫自己信仰的决心，彰显了其信仰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到19 世纪后半叶，作家们笔下的西伯利亚逐渐完成了由“他者”到“自我”的身份转变，以自愿奔赴而至、完成精神成人礼的复活之地的形象进入到帝国知识分子的交际空间。该层语义在19 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精神的成人礼不仅发生在玛丝洛娃身上，更主要的是发生在贵族老爷聂赫留朵夫身上。聂赫留朵夫深感自己身上的罪性，自愿追随玛丝洛娃奔赴西伯利亚，洗涤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罪过，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承受苦难，获得救赎，实现精神上的复活。

西伯利亚的这一重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宇宙中同样有迹可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并无过错但被判罚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奔赴西伯利亚。在《罪与罚》中，不仅是深感自身神性缺失、主动自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赴西伯利亚服苦役，连深爱他的索尼娅也追随他而去，甚至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也计划五年之后迁居西伯利亚。在这部作品中，西伯利亚成为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救赎之所。其中最为鲜明之处在于：《罪与罚》的尾声赋予了西伯利亚空间以基督教的象征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监狱的时间，呈现为线性。对俄罗斯东正教信徒来说，每年为期7 周的大斋节是“洗涤肉体与灵魂”的神圣节日，大斋期第二周是人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时候。作品中恰恰是在大斋节的第二周，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反思自己的痛苦，似乎对发生在他身上的重大改变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作品中西伯利亚作为亚伯拉罕时代的“应许之地”的幻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参透人类历史的开端强化了作品的启示录主题，象征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新生的开始。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西伯利亚形象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常量，这些文化常量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方面。恰恰是在该形象体系的文化常量中，俄罗斯民族的聚合性生存理想、苦难成圣的民族心理得以彰显。这些文化常量在与其他文化常量进行内容丰富的创造性对话的过程中，发挥着文化历史定位器的功能。在以后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过程中，西伯利亚形象中的这些文化常量将会不断地被诠释，从而获得新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