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堂

内容提要：罗宗强先生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创始人，富有诗人气质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在学术研究中既追求历史还原，又重视人生体验和情感分析，注重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古人的人生选择，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学术性格。

一

凡是见过先生面的人，没有一个不为先生独特的性格气质所折服。当然，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几分。今人说“相由心生”，古人则谈“气象”，应该是一种综合的判断，不仅仅是脱俗和书卷气，还有人生阅历和对人情世事的看法，难以言说，但顾眄之间“目击而道存”。

作为亲炙者，我对先生的“气象”印象最深的时刻，是1998年在北京天坛医院，傅璇琮先生去医院探望，两位大学者在病房里会晤，寒暄几句之后，罗先生靠在床头，傅先生坐在床前，促膝而谈。两人谈论的都是学术问题，没有家长里短，语气真挚、坦诚，没有丝毫的“客气”。记得傅先生谈的是他为什么要主编一套文学编年史，如何展开来做，罗先生一边专注地倾听，一边插一些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带着比较重的南方口音，傅先生谈问题平静、客观，罗先生则更加关心古人的感受和思想倾向。聆听两位老人的谈话，我只觉得光明满室，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从此之后，我知道大学者是怎样从容对谈的。事隔二十多年，现在虽已记不清详细内容，但当时的场景却仍然鲜活。此后我也注意观察学者们的神情气度，发现平和深邃如先生者实在罕见。

先生去世后，学界有许多悼挽之作，高度评价了他的人品和学问。黄天骥先生的追忆文章《一日心期千劫在》谈到他面对媒体采访时说：

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罗宗强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研究，最具体系性和创新性。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超越了前人。①黄天骥：《一日心期千劫在——和罗宗强教授相处二三事》，见澎湃新闻网上海书评栏目，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333356，2020年5月11日。

蒋寅先生所撰挽联云：

草创士人心态论，垂师范之仪型，罗英才而化育，一代宗师瞻北斗；

发凡文学思想史，示词林以矩矱，致道业于弘强，九州月旦瞩南开。

一位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赵鑫，读过先生的书，但没有见过先生的面，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撰写挽联道：

忧患生涯，百年未满，先生竟别离，忍使德音随逝水；

性情文字，万古长存，末学何惆怅，空凭遗著想高山。

这样的评价虽带着感情，但没有丝毫的溢美成分。

葛晓音先生在《追念罗宗强先生》里语淡情长地说：

宏文十卷日当中，沾溉学林道不穷。谁谓先生乘鹤去，人间犹自仰清风。

“宏文十卷”指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的《罗宗强文集》（精装本十册，简装本十一册）。这套书是先生学术著作的最终汇集。就数量而言，许多孜孜矻矻、终生治学的学者若有一两本专著拿得出手已然不易，而罗先生“宏文十卷”，当然令人叹服；就质量而言，有一些学者非常高产，著述规模庞大，但是否每一部都写得认真，则另当别论。罗先生的著作，每一种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无一不是高质量的学术精品。

“日当中”是说罗先生的学术生命如日中天。“沾溉学林”，谓先生的影响不在大众。大众喜欢轻松愉快，而先生学问深邃，并不有趣。虽然也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但需通过影响到的其他学者而发生。先生从来没有期待过产生广泛的大众影响。他一再强调专门的学术研究是少数人的事，“研究成果需要通过教育和各种传媒传播开来”②罗宗强：《文化传播三层次》，《天津日报》2014年6月25日，第15版。，他并非不重视大众的教育、大众传媒的影响，但作为研究者，他并未介入这一领域。

如果把学术比喻为金字塔，先生是塔尖上的学者。在《庄子》课上先生曾讲到《应帝王》中的一则寓言：列子被神巫季咸的相术所惑，他的老师壶子向神巫季咸展示“地文”“天壤”，然后“示之以太冲莫胜”“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致使神巫季咸从沾沾自喜到“自失而走”。先生讲得很陶醉，逸兴遄飞，与他平时严肃的神情迥然不同。我所认识的罗先生就是壶子，而不是神巫季咸。那时张毅老师把罗先生比作“太极张真人”，可能与先生喜爱《庄子》且有一段时间研究道教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借以形容他虚怀若谷而又博大深邃的学者气象。

“道不穷”和“人间仰清风”，则指罗先生的精神品格。“道不穷”言外之意是“君子固穷”。陈洪先生悼念罗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本色书生谁堪比》，他说：

称宗强先生“本色书生”，似乎不够高大上。但在我辈心中，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不慕浮华，远离名利，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先生的楷模，虽不能至，但高标在前，终如浩浩天宇中的斗辰。①陈洪：《本色书生谁堪比》，见南开大学新闻网，http://news.nankai.edu.cn/ywsd/system/2020/05/01/030038995.shtml，2020年5月1日。

这也决定了罗先生的学术品格。如果要问，先生的社会身份以哪一种为最高？回答是除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外，竟然别无可说。现在有些学校评二级教授，要求必须兼任国家级学会的会长，罗先生却连这样的会长也不曾担任一个。至于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之类，更是一概没有。

二

“书生本色”还与先生特有的诗人气质有关。认真读过先生著作的人，大都对此深有体会。郭英德先生《罗宗强先生印象点滴》说：

我很喜欢读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明代文学思想史》，也喜欢读他的《因缘集》《晚学集》中的篇章，因为它们不仅展现出丰富的知识和精深的学问，而且在字里行间充溢着睿敏的智慧，流荡着诚挚的情感。读着读着，我不禁突发奇想：宗强先生能成为一位有学问、有思想、有情怀的学者，这应该归因于他不善处世、“谋生无术”的品性，更应该归因于他淡泊的志趣、静谧的心灵、深挚的情感吧？②郭英德：《罗宗强先生印象点滴》，见“京师文会”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2日。

按我的理解，“诗人气质”就是有一颗能感、善感之心，就是面对历史和现实，会产生与一般人不一样的深挚的感动。我们读先生谈论阮籍、嵇康，谈陶渊明、杜甫，论盛唐诗、晚唐诗，无不可见先生对真情的动容。对于人生的变与不变，先生常有敏锐的感慨，不妨随手举一两个例子。如他在分析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时说：

青春年华固将衰谢，而花开花落却无尽时，“穷途人自哭，春至鸟还歌”。这种向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的情思，就把对于人生无常的感慨冲淡成为一缕淡淡的感伤，一声轻轻叹息，于感伤中仿佛带着微笑，于叹息中仿佛隐藏喜悦，感伤中透露的并非迟暮之感，而是青春的气息。加之音调流畅，词语清新，因之给人的是一种略带伤感情绪的明丽纯美的感受。③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一方面是未知和永恒，一方面是美好和无常，闻一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说刘希夷“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他的论断主要还是在哲学的层面。而罗先生解析了诗中情感的细腻的层次，把名言之外的细腻体验、人生态度揭示出来了。闻一多先生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世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①闻一多：《唐诗杂论》，朱自清等编辑《闻一多全集》（三），开明书店，1948年，第20～21页。李泽厚先生则认为：“其实，这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②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再看罗先生在《唐诗小史》里的分析：

这纯为对于人生的美好感受与哲理思索中产生的对生命短促的悼惜的淡淡感伤，由这感伤而又生发了月长圆、人长聚的强烈向往，由这向往才产生了对相思离别的怅惘。感伤与怅惘的情思，有如滟滟万里的月色波光，流注在一个个或一人或一处的离别与相思的境界里。最后又是发为哲理的思索：在如此明丽纯美的春江花月夜，几人踏月归来，把相思离别的感伤与怅惘散落在江边树上。③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把诗人由错愕而感伤、而向往、而怅惘，最终化为哲理的情思的层次剖析得细致而明晰。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感情型的人”，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础。先生还强调说：“文学本身离不开感情，作者因为感情而兴发，读者因为作品而感动。编写文学史的人如果不动感情，那么他对于文学现象如何评价呢？他对于作家作品如何取舍呢？如果真做到不受感动而能有所选择，编写出来文学史，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呢？”④罗宗强、曾繁田：《追求历史的真实，倾注文学的情感》，《儒风大家》2016年第1期。

很多朋友都爱看先生写的后记，因为后记不再谈深奥的学问，而先生的文字独有一种诗性的美，能以只言片语传达出无穷的人生感慨。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中说：

记得有一次，正在大树下接受批斗，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下意识的抬头一看，阳光在绿叶上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生的欢乐与生的向往猛然震撼着我，虽然随着一声凌厉的“低头”和背上重重的一枪托，但是我仍然觉到生的甘泉的滋润。人生不易，但是人生毕竟值得眷恋。⑤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后记中说：

一天劳累之后，坐在窗前，外面是寒夜的萧瑟的白杨，不知为什么，故乡的那一条静静的榕江就又来到眼前。往事如梦又如烟，留下的只有这无尽的温馨与眷念。⑥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478页。

先生的诗人气质，正是集中体现为对人生的诚挚的热爱和眷恋！

在日常生活中，先生对美好的事物也往往极尽赞美，他对印象深刻的美景、美食，喜欢用“非常漂亮”“壮观极了”“鲜美无比”这样的字眼，讲的时候总是很动情。先生谈李白的诗用“雄而秀”这个词，形容美好的山水也喜欢用这个词，我以为这是他的审美理想。在先生的山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想的表现。先生喜读武侠小说，尤其喜欢古龙。先生喜爱昆曲，品茶有极高的品位，可惜我对这些都一窍不通，未能聆听先生的高论。听繁星师弟说，先生还爱好摄影，冒雨去拍荷花和雨中垂柳，兴致高得像个孩子。

先生以读书治学为乐，却绝不是一个只知读书治学的古板的人。对于春花秋月、风物山川，先生的爱比我们更深挚。因为挚爱人生，爱大自然，爱美，所以先生对世界怀着诚挚的情感，在艺术和审美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同时，先生又不愿与名利周旋，不能容忍虚伪，对世间恶的一面充满了厌恶。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勋初先生的追忆文章《此情永忆》说：

宗强兄的艺术修养之佳，在我们一辈人中很少见。……还爱好书法，他送我的书中，好多是用毛笔题写的。他还喜欢作诗，新体诗、旧体诗都喜爱，对于新诗作者海子等人，曾有专题论文发表。由此看来，他的艺术修养很全面，鉴赏与创作兼善。从我们偏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修养，这样的水平，很少见，因此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如此出色，即与其涵养的丰富深厚有关。①周勋初：《此情永忆》，《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2日，第13版。

诚然如此。作为后学，我还深切体会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先生极为苛严的“自我管理”。人莫不好逸恶劳、拈轻怕重，而先生独取其劳与重，皓首穷年，勤勤恳恳，舍弃了对山川风物、戏曲书画的愉悦性欣赏，埋头读一些并不有趣的故纸，这在我看来需要坚忍的自我约束力。一般而言，多才多艺之士常才华横溢而“跨界”，甚至以所跨之界另为谋生之具，学者可以为诗人，可以为鉴赏家，可以为书画家，以此炫惑世人。而先生却极为“本分”，严守着自己的文学思想史领地，写完唐五代写魏晋南北朝，写完魏晋南北朝写明代，往往一写就是十多年。

三

先生所著三部文学思想史，时代跨越千年，对于其间的政局变更、学术沿革、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详细状况，都必须进行细致、系统的研读，而对文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又必须尽可能清晰明快。陈允吉、卢强两位先生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说：

自始至终都力求从宏观的视野去观察和阐明文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变化的真实过程，作者总是运用联系的眼光，或是从历史继承的角度，或是从社会及精神心理的横向影响的角度探讨具体问题，这样就使读者对文学思想的发展比较易于获得较全面、深刻的认识。但作者的宏观阐述又是建立在非常细密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在涉及到每一个较重要的文学思想时，常常是发掘大量材料进行细致充分的比较研究，因此结论往往切实可信。②陈允吉、卢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的新收获——评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其他两种文学思想史也莫不如此。在许多个案研究的环节，先生还会超越该领域沉潜一生的专家。1997年，我曾随张毅老师去北京参加张燕瑾、吕薇芬两位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编写会议，会上吴云先生便提出，“在20世纪的陶渊明研究领域，逯钦立先生之后，贡献最大的是罗宗强”。

蒋寅先生曾把20世纪的学人分为四代。第一代里的佼佼者“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但多数人“在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中随机性地积累资料，水到渠成地形成著作”，有些人甚至终生述而不作。第二代学人“生长于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五十年代进大学读书，多数人没有家学背景，靠高等教育打下知识基础”，著述意识比较强，但大都“成果零散而带有跳跃性，不易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且主要成就在古籍整理和生平考据方面。①蒋寅：《四代人的学术境遇》，《学术的年轮》，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23～237页。按这种说法，程千帆先生是第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而罗宗强先生在第二代学人中则显得很另类，虽然他运用资料会“竭泽而渔”，却不曾以文献和考据为目的。他曾经说：

我应该算是一个感情型的人，我这种性格做不了考据。但是研究文学史追求“历史还原”，必须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如果还没有看完大量原著，还没有梳理大量资料，我是不敢动笔的。对那些重要的文学事件、文学观念，我尽力把来龙去脉理清楚。②罗宗强、曾繁田：《追求历史的真实，倾注文学的情感》，《儒风大家》2016年第1期。

深于情，而以“历史还原”约束之；力求“历史还原”，又以纯挚的情感评量之，这是罗先生治学的主要特点。蒋寅认为“只有第三代学者才深入到文学史运动过程的内部，把历史方法贯彻到艺术表现史的事实描述中”，而罗先生恰恰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程千帆先生比罗先生年长十八岁，有《致罗宗强》书信六通，他在谈到《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时说：

居尝窃念文学批评史之研究方法，今日似已入穷途，即有从理论与理论之间架设空中桥梁，居然自成框架与体系，而其来源自创作之变化、在文化背景之差别，则弃置不一探索，诚可惜可叹也。先生之书，诚所谓独辟蹊径，扫空凡俗者。（1986年12月）

言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时，他说：

尊著精妙，多有昔儒今彦屐齿未及之境。如此著书，不特有益于今人，且有恩于古人也。（1991年7月4日）

又谓：

前得新书，念诵经旬，发聋振聩，钦佩何极，比想佳善，为道为学日进也。（1991年9月29日）

至1997年，程先生八十五岁高龄，自称“耳聋目瞀，左足复不良于行，终日枯坐，几同废人”，收到罗先生寄赠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后，他回信说：

承赐新书……睹诸故知为道为学突飞猛晋，愧叹无已。白内障剧，读书困难，然诵尊著后记，深感老友体道之功有进，致可喜也。③以上所引程千帆先生书信见《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2～404页。

由这几封书札，可以大概了解程千帆先生对罗宗强先生的推重。

四

闻知罗先生去世，98岁高龄的刘世南先生用古文形式写了《我为神州惜此才》一文，开头说：

余于吾国古今学林人杰，服膺者不胜偻指，而最仰止者，得五人焉，曰：顾炎武、汪中、鲁迅、钱锺书、罗宗强。此五君者，皆有思想之学人也。

“古今学林人杰”的评价高度，一时间恐怕难于得到世人普遍认可，但认为罗先生是“有思想之学人”，则无争议。文中还说：

宗强先生用以搘拄淑世之志，如顾炎武、鲁迅之堂堂之阵，而于汪中、钱锺书之文采，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清辞妙句，杼轴其怀，丽藻彬彬，曲尽其妙。中国文学思想史之内涵，既包容顾、鲁之职志，又曲尽汪、钱之文心。相得益彰，允为观止。①刘世南：《我为神州惜此才：悼罗宗强先生》，《南方周末》2020年5月14日，第C24版。

谓罗先生兼备顾炎武、鲁迅那样的淑世情怀和汪中、钱锺书那样的文采、文心，也颇有道理。罗先生是有思想的学者，这是举世公认的。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挽罗先生联云：

青灯黄卷两庚子，把书生意气渐磨消，留一泓澄静新文苑；

白发红颜十帙书，将家国情怀且暗寄，教几辈后学贵诗心。

窃以为此联可为先生传神。说一个人有思想，除了指他的淑世精神、家国情怀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所指，比如刘世南先生文中强调的“五四”精神、民主与自由的意识等。一般来说，思想家需要以清醒的态度审视主流认识，罗先生第一本专著《李杜论略》的写作初衷，是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激发，意在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求真求实本身即包含着鲜明的思想倾向。

在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思想性更多体现为对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包括古人面对不同的政治境遇，如何对待政权，如何面对政治的腐败和强权的约束，在皇权高压下还有多少精神自由的空间，如何实现自我意愿与外在约束的平衡，等等。《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写到嵇康的清峻激烈、皇甫谧的和光同尘，写到阮籍终身的苦闷、陶渊明暂时的超脱，也写到王衍等人高风绝尘的外表下掩藏的虚伪和矫饰。《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写谏臣们勇于赴难的决绝的意志，他们的出发点虽是维护大一统封建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真挚情感和人格力量却动人心魄；放弃科举、远离政权的吴中文人快意自适，投身到世俗生活中，到晚明时期有些人则由重情走向纵欲，等等。

在论述这些人的人生选择时，先生并未简单评价他们是对还是错，而是分析每个人做出此种选择的前因后果，分析个体选择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具有怎样的特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此彰显不同选择的利弊和意义。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先生往往会深有感触，尤其是《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常常用“我人”如何如何，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肯定，对假、恶、丑的厌恶。历史与现实是分不开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士人心态研究，其归结点仍在“人生何为”这个永恒的话题上。

以上是我对宗强先生为人为学的一点粗浅认识。先生尚矣！小子虽多承先生提命，然实在无力透视先生学术品格之全貌，仅能管窥蠡测，是为“侧记”。唐人白行简有诗云：“曲终情不尽，千古仰知音。”（《夫子鼓琴得其人》）先生虽已驾鹤仙游，其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则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