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贵山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发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是中国当代文艺家的历史使命。

一

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反映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典型。从文艺复兴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封建宗法制贵族社会向共和制市民社会过渡的伟大历史变革。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具有那个时代标志性意义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评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热情地讴歌：“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262页。。欧洲各国的文学大师都争先塑造出一批批灿如群星般的向腐杇没落的贵族阶级发起冲击的市民阶级英雄群像，书写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谱系。

俄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之一，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而且践行他的“应当如此的生活”的美学理念，创作出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作为主人公的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先进人物形象。拉赫美托夫集中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精神特性，为了锻炼革命意志，生活清苦，渴望自由，宣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拉赫美托夫作为“新人”形象，道德高尚，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富有献身精神。他从事革命活动，反对农奴制，改变人民的命运，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职业革命家”典型。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塑造了以唐璜为代表的“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具有叛逆性格；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作为一系列个人主义反叛者的形象烙刻着拜伦的气质和个性的印记。这些反叛者倡导人类公平，同情人民，蔑视专制，反抗罪恶社会。同时又傲世独立，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目标，表现出彷徨和苦闷。拜伦的反抗是个人理想主义的反抗，由于孤军奋战，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使拜伦式个人英雄主义始于“叛逆性”，终于“悲剧性”。有人将拜伦比喻为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安泰”，一旦离开大地母亲，必然失去巨大的力量，陷入孤独、悲怆和绝望之中。“拜伦式英雄”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雨果一生主张共和，为社会进步战斗不息，以身殒命。人们感戴他的业绩，竟有200万人为他送葬。先进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身体力行地抒发自己的信仰，通过塑造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他的代表作品有《悲惨世界》《九三年》和《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主要人物都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道主义者。小说围绕苦刑犯冉·阿让的个人经历，融入了整个法国时代变迁的历史。《悲惨世界》从人道主义视阈表现了劳苦大众的挣扎和苦斗，揭示了主人公人性的善良和命运的坎坷，对黑暗的社会进行诉讼和抗争。《九三年》表现颠覆和捍卫法兰西共和国的生死搏斗的故事。革命军围剿叛军进行搜索时，发现了饥饿中的农妇和她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被叛军掠走，放在一座旧的城堡里作为人质。在革命军即将攻进城碉时，敌人点燃了引线，大火腾空，处于危险中的三个孩子急呼救命。本来可以逃掉的叛军首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毅然返身，扑救孩子，被束手就擒。革命军领袖郭文感念叛军首领的人道主义举动，决然放走了他，安然承受革命法庭的审判。郭文被处以绞刑。为了三个孩子，叛军首脑营救不惜命，革命军领袖临死也从容。小说的主题指明，他们都是人道主义的英雄。雨果主张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巴黎圣母院》同样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小说围绕大街上的舞蹈家、吉卜赛姑娘埃斯梅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巴黎圣母院敲钟人卡西莫多，道貌岸然、内心阴毒、好色成性的副主教克罗和宫廷弓箭队队长菲比斯展开纠葛。副主教看见吉卜赛姑娘长得美丽动人，舞姿优美酣畅，令其义子卡西莫多据为己有，被宫廷队长解救。敲钟人承受鞭笞之刑。他被捆绑在耻辱柱上，烈日下忍受干渴难耐之痛。善良的吉卜赛姑娘不计前嫌，以恩报仇，端起水罐，喂他水喝。卡西莫多感动不已，深深地爱上了她。然而这位美丽的姑娘却犯了一个迷恋形式审美主义的错误，她对仪表英俊、风流倜傥的年轻队长一见钟情，而实际上队长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轻浮浪子。美女抵抗邪暴，丑男护卫美女，最终殒情而死。美女和丑男都是人道主义的平民英雄。小说打破了以往古典主义的桎梏，被誉为浪漫主义的里程碑。

德国的伟大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青年时代作为法国革命思想的号角和“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曾受到卢梭、斯宾诺莎的影响，创作上受到荷马与莎士比亚的启迪。他用60年的时间创作了《浮士德》。这部作品表现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寻的历程，展示了德意志的民族气节，歌颂了浮士德永不满足，排除万难，超越自我，不断奋进，为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而英勇献身的浮士德精神。这种宝贵的浮士德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永不满足，自强不息，具有“泰初有为”的实践品格。他与魔鬼有约:停顿一下，即下地狱。浮士德只能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我，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宏伟气魄。马克思非常称赞浮士德这个艺术典型。浮士德精神永放光辉，照耀着人们前进的道路。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满怀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创作了《自由颂》，而且借助希腊神话，完成了巨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圣火，他是一个福神。作者通过讴歌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为新兴市民阶级提供思想动力。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了天火而冒犯了最高的天神宙斯。这位暴怒的天神，派人用铁链把普罗米修斯绑缚悬吊在高加索山陡峭的悬崖上，还在他的胸脯上钉上一颗金刚石的钉子。宙斯还派一只神鹰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普罗米修斯坚韧地承受着为造福人类而带来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普罗米修斯为了关爱人类而宁愿牺牲自己，驱散世界的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他是人类的缔造者和护法神。马克思十分敬佩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幸福而忍受痛苦的牺牲精神，赞美“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德]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序言”，第8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清醒地感悟到，历史大变革时代，必然产生反映和推动历史大变革的文学。这个时代的文学家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灵验地捕捉和体验历史时代发展的律动，是时代哺育和造就了他们。他们以当时具有进步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为底色的启蒙主义思想，为新兴市民阶级取代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文化营养和精神动力。这些具有变革精神和实践品格的作家艺术家附丽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战士的风采。他们以多姿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具有创新意识、先进思想和伦理道德情操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不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职业革命家形象，还是拜伦所钟爱的拜伦式的英雄形象，还是雨果塑造的各种人道主义的先进人物，还是歌德宣扬的浮士德精神，还是雪莱讴歌的普罗米修斯精神，都打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印记，焕发出那个时代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光辉。如何响应、参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19世纪的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和作品提供了可资效仿的范例，值得当代中国作家参照和借鉴。

二

塑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在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是人为地拔高英雄人物，制造“假大空”和“高大全”的精神偶像，实际上借助艺术形象，进行造神运动；一是贬抑、消解和颠覆英雄人物，甚至污辱、漫骂和抵毁英雄人物，掀起“非英雄化”“去英雄化”和“污英雄化”的浊浪。有人竟然宣称当代世界已经进入“无英雄时代”。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绝不能以曾经出现过神化英雄和英雄神化的现象为理由，反对、抵制和贬抑塑造典型人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反映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精品力作却非常稀少，与推助新时代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需要很不相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段时期内，“天下为公”的理念强调得不够，私有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助长了利己主义的社会心理，人们变得更加务实。由于国家还不富裕，不可能给大众提供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还较为窘迫和艰难。他们为了追求和谋取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辛勤地忙碌奔波着。他们吃力地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他们的精神世界与英雄主义渐行渐远。一些社会底层大众的英雄潜质、基因、情愫被压抑着，尚未被释放出来。讳谈“英雄”的现象是存在的。新时代的伟业在呼唤、在感召，作家创作英雄人物的激情仍然没有凸显出来。这种心理状态应当得到根本改变。为了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这种“无英雄化”“去英雄化”“非英雄化”和“污英雄化”的有害的论调必须终结，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但充分肯定关键人物作为历史航船的掌舵手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关键性的统领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也是不畏强暴的英雄民族。华夏大地上的太空群星灿烂：有的是启明星，有的是北斗星。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是“大写的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他们是开天辟地的人，他们是翻天覆地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必须有英雄。英雄人物是“人民心”和“民族魂”；是先驱者和变革者；是创新者和引路人；是先进思想和核心价值的载体和授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人民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先进人物、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的精神世界和创意实践，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意义。中华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平庸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忽视培育人民的英雄基因、潜质和情愫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精神的矮化，中华民族风骨的软化，乃至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退化。“非英雄化”“去英雄化”“污英雄化”可能会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抛弃文化自信，解除思想武装，助长奴颜媚骨，怂恿市侩气息，不利于培根铸魂，塑造阳刚、伟岸、血性、壮美和崇高的人性品质和人格力量。只有树立铜墙铁壁式的英雄群体雕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为了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塑造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可以是伟大的，也可以是平凡的；可以是崇高的，也可以是淳朴的；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尤其应当强调塑造英雄人物、先进模范人物和新人形象。典型人物也应当是多姿多彩的，作家艺术家应当着力塑造人民中的英雄。这种平民式的英雄可信可敬、可亲可爱、能接受、能学仿。这样的典型人物接地气，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不像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那样，离开大地母亲，失去生命力。这是普通的英雄典型。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于平凡中见伟大；伟大寓于平凡之中，并通过平凡表现出来。当代中国文艺创作需要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这样的人杰才俊。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疫精神，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事件迸发出来的崇高的精神力量，鼓舞和激励着人们的心魄。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形象，像钱学森那样伟大的爱国者和天才的科学家形象，像焦裕禄那样无私奉献的干部形象，像王进喜那样敬业苦干被称为“铁人”的工人形象，都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从理论上说，艺术美应当高于生活美，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表明有的生活美高于艺术美。笔者每年从《感动中国》节目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都为之动容，思绪万千、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笔者似乎有一种感觉，相对而言，我们文坛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美，真的很少能比得上《感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美。这些生动深沉的事实表明，现实生活是蕴涵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的宝藏，有待文艺家去发掘和表现。

我们主张塑造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英雄形象，并不拒绝描写超群出众的理想化人物。古代经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正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千古奇人。“借东风”把诸葛亮描绘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草船借箭”和“空城记”的神奇故事并非诸葛亮所为。根据史家考证，“草船借箭”本是吴军所为，“空城记”实为曹军所为。小说作者运用“移花接木”之法，掠人之美、借光生辉，给诸葛亮的头上戴上神光圈，加以神化和美化。对这种过于夸张的书写，鲁迅先生是持有异议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三国演义》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鲁迅的话是对的。人物刻画应当适度，流于极端，不能取信，溢美而失真。但读者大众由于对诸葛亮的倾心钟爱，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诸葛亮这个经典形象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杰出人物。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敬业精神和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高尚情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的精神偶像。诸葛亮被神化，却能得到赞赏。小说阅读史上，并不多见，这只是一个例外。

当代中国正在从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奋发进取、无私奉献的英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作家创作出如《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但从总体上说，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反映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创作和作品并不丰富。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理应响应时代的召唤，肩负起历史使命，塑造出富有时代感的英雄典型。

三

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弘扬历史精神，有助于推动历史变革，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推动历史变革，首先需要表现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如何改变现实生活环境。因为只有改变环境，才能弘扬历史精神，推动历史变革，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靠人的社会实践，不断创造新环境取代旧环境的持续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旧环境的改变和新环境的诞生，都意味着人的新的解放，意味着给人带来新的福祉。新环境取代旧环境，把人拥上一个新的历史平台。马克思、恩格斯提倡培育和造就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依靠这种新人的实践力量改变社会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把是否能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环境视为区分“旧人”和“新人”的重要标志。只要“安于旧环境”，他们“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不再是‘旧人’”[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依靠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和新人的实践力量才能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环境。文学创作和作品主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弘扬历史精神，实现社会功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文艺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使人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同上。。只有依靠这种具有实践力量的人去改变旧环境，才能创造新世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这些掌握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人的主体正是新时代中国的创业者、建设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我们注意到一些农业题材的作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为改造农村旧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改革是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重点依然是土地问题，如何发掘和利用土地资源，转换并增值为农民的财富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农业题材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农业改革的带头人，正是能够通过实践变革，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生活的创业者、建设者和新人形象。他们动员和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把沙漠变成绿洲，把荒山秃山变成金山银山，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把没有生气的田野变成了充满希望的田野。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设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塑造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提升人的文化思想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表现人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应当表现健全进取、奋发有为的人文精神。历代著名的人文思想家，都极其推崇人的崇高地位。中国古代先哲称人是“天、地、人”三杰中的一杰，是天、地、人整体结构中的一种存在。老子主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是宇宙中的四杰之一。中国古代的《易》中论证了人文具有“化成天下”的伟大作用。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圣人的经典作品阐述了开启心智、催人奋进的哲理。如《易传》中宣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昭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秉持“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信条；《孟子》展示了这样的人生理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并表达了通过自我修养，实现伟大抱负的途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达到人生之大目标；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生境界；张载立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宏伟志向。这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文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史记》中《报任安书》对中国古代杰出的仁人志士进行了热切深沉的讴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这些先哲的醒世警言，都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临危不惧、自强不息，为追求真理、正义、信仰而奋发进取的人文精神。

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和大转折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掀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产生一批批划时代的伟大典型。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科技的落后，国力衰微，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中国科学家们的领军人物硬是不信邪、不怕鬼，顶着巨大的凶险和压力，弘扬科学精神，攀登科学高峰。他们是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他们用科学精神支撑着中国人的天空和共和国的大厦。为了取得先进的尖端的科技成果，他们心无旁骛、锐意创新，耐得住清贫和冷寂，表现出强烈的忠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这之中，“两弹一星”精神强有力地助推了我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发展，是表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文精神的典型范例。

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些反映科技战线的影视作品，通过塑造天才的科学家群像所体现出来的“两弹一星”精神，昭示出崇高的人文精神和尖端的科学精神。这些作品展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奋斗历程，礼赞了科技战线取得的开创性的赫赫实绩，塑造了一批批灿若群星般的科学家们的英雄群像。他们在没有外援、没有借鉴、没有足够科技资料和雄厚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不畏艰险，攻关克难，勇攀高峰，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使我国的航天技术接近、达到或超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占领了科学技术高地，扬国威、壮军胆，结束了中国人民被屈辱的历史，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蘑菇云的升起，像科学家们为人民燃放的礼花，绽开得绚丽动人。这些作品把科学家们身上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使人们感受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是人的科学精神，体现人文精神的崇高风范。用这种崇高的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人和所凸显出来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标志。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杰出的科学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这些作品塑造的人民科学家的典型形象，用他们研发和创造的大国利器，使中华民族挺起了坚韧的脊梁，抬起了高傲的头。这些令人敬佩的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精神，“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力所屈，不为名利所移”，坚守一个科学家的纯正的心。为人民的伟业牺牲自己、英勇献身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实质上都是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焕发着“普罗米修斯情结”，实质上都是当代的中国化的普罗米修斯。这些怀有“普罗米修斯情结”的人物为祖国点燃圣火，造福人民。当今人类社会，仍然需要普罗米修斯，仍然需要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造福而英勇牺牲和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

四

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发扬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关键在队伍，取决于作家艺术家能否坚定理想信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发扬历史精神，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求作家艺术家当好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创作主体，必须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促进社会转型的创新变革意识。面对时代变迁和历史变革，作家艺术家都面临一个历史选择问题。先进的作家艺术家总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为社会进步鼓与呼。恩格斯主张艺术理想应当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7-558页。“较大的思想深度”是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然后加以艺术呈现。我们当代中国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应当是向现代化前进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给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提供的历史机遇，赋予他们光荣的时代使命。当好历史的书记官，必须选择正确的历史观。一是要反对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注意到，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对革命史怀有异见的人，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浪。他们否定公认的革命史实，毫无节制地揭露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和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伤害了人们热爱英雄的真挚情感。这种书写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甚至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种通过“去革命化”“非英雄化”，达到“虚历史化”的胡编乱写，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淖之中。二是要防止和克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观。作家艺术家理应尽可能精准地把握中国的国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富并不充裕，人均财富指数过低。国民素质有待大幅提高。广大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伟业相当艰巨。全国力倡俭朴之风，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加强吏治，铲除腐败，抑制两极分化；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努力追赶。选择恰当适度的发展速度，但切莫随意超越历史，杜绝浮夸和骄纵，不当头、不称霸、不炫耀。全党全民牢记“揠苗助长”的故事，吸取“大跃进”沉痛的历史教训。三是要抵制滞后的历史观。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必须实施“三农”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进程确实给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文学家从生态视域和道德层面赞赏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和谐，迷恋宗法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对工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示不满。有的作家对农民的古老传统的生存方式非常熟悉，对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出质疑。他们迷恋昨天的梦幻，对过时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概加以美化和诗化，否定农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性。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社会生活的和谐、清新、闲适和美妙往往掩盖了贫困、落后、愚昧和专制的另一面。长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形态或许遗留给人们一些美好的回忆，如家庭伦理范围内的温暖和亲情，工业化前期大自然的清纯和净美，生态学意义上的明媚和绿色。但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制，已经逐渐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此类作品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

塑造典型人物和新人形象，发扬人文精神，提升人的文化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作家艺术家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文艺工作者可以逐步实现的人生的高尚目标。塑造新人形象，首先需要作家艺术家具有英雄的潜质、基因和情愫。创作主体应当熟悉和热爱新人，立志做新人。一是要克服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超稳定的历史结构和思想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积淀，铸成因袭的重负，压抑着大众的神经，阻碍人民的创造精神。有的士人宣扬出世，退隐田园，对人间事物不屑一问。他们清高脱俗、超拔豪迈，富有浓郁的自恋情结。当代中国作家中，有的作品以归隐姿态体现出世的人生。他们面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袖手旁观。他们充当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局外人和观潮派。他们恪守“不敢为天下先”的古训，清虚无为、坐享其成，几乎完全失去了历史职责和担当意识。二是要告别世俗庸常主义。从理论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为涌现出新时代的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师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热切地期待涌现出深刻闪光的史诗般的杰出作品。文艺工作者要弘扬创新意识、变革意识、建设意识，发掘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所承载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范，热情歌颂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和社会进步，以及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新变。作家艺术家应当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和社会进步思潮的领军人物。他们应当拒绝庸常，破除陈规陋习，抛弃习以为常、不求进取的风俗习惯，抵制人文惰性，焕发人文精神。作家艺术家应当力免世俗主义。我们主张作家艺术家不妨免一点“俗”，不要混同为一般的普通百姓。他们应当是有教养、有操守、有追求、有信仰的人。作家艺术家至少要尽可能地让自己先进一点、纯洁一点、高尚一点。只有创作主体学做新人，表现新人，才能有助于培育一代新人。只有通过创作和作品提升人民群众的创新变革精神、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才能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是要反对拜金主义。作家不是商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家艺术家面对着各种诱惑。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强化和泛化，诱发利益主宰、思想贫血、金钱和欲望的流动。喧嚣、浮躁、浅薄化、空心化、形式化、游艺化越演越烈。艺与利的关系更加突出，为金钱而艺术和为使命责任而艺术的矛盾更加尖锐。应当防止把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蜕变为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商品交易。为了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正当地追求文化利益是需要的，但也要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腐蚀和污染。应当推崇文艺的纯洁性和高雅性，不要因为攫取文化资本而忽视艺术质量。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要尊重艺术规律，强调审美属性，抵制商品交换原则的滥用。明智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意识到金钱和利益的两面性。这里存在着一个“艺”“利”“义”的关系问题。艺不可能不考虑利，但又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见利忘义，把艺术活动视为吸金敛财的手段，使艺术的创作和表演沦为一种特殊的买卖。

塑造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问题，关涉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宗旨、性质、价值和功能。只有塑造英雄典型和新人形象，才能唱响主旋律，歌颂真善美，提升正能量，促进新时代文艺的大繁荣和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