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骏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随着国家防控应急机制的启动，我国迅速打响了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抗击疫情的主题文艺创作，用各种艺术形式，创作出大量文艺新作，记录了抗击疫情的历程，礼赞了抗击疫情中涌现出的英雄，讴歌了打赢这场战争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显示出文艺工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及使命担当，体现出战“疫”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斗志激发的鼓动性，群体意志的凝聚性，深沉情感的宣泄性，滋润人心的艺术性等总体特征，为抗击疫情提供了精神支撑。但是，在大量具有思想性、艺术性、感染力的战“疫”文艺作品之外，也出现了些许苍白空洞、投机应付、游离于战“疫”主题的“自我表现”之作。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创作者背离了正确文艺观的指引。

文艺观，系指人们对文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不管他的自觉程度如何，不管他承认与否，实际上他总是要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支撑下来体验、认识、评价社会生活和表达个人情感与愿望的。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这种起指导、支撑作用的，即是以特定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和以哲学理论、文化理论为内容的文艺观。

战“疫”文艺创作中显现出的一些倾向，表明有必要加强正确的文艺观对战“疫”文艺创作的指导，尤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战“疫”文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文艺观的根本问题之一。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强调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要求文艺的发展、繁荣与人民相伴而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召唤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真切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创作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文艺精品力作。

由于文艺作品是人民社会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文艺创作又具有明显的“个体性”“主观性”特征，所以，创作者理应在对现实生活全面观照、深切体验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到“群体性”“客观性”“理性表达”与“个体性”“主观性”“感性认知”的有机结合。文艺创作中，感性与理性是相互交织、难以绝对分割的，“没有感性的理性”不深刻，“没有理性的感性”不感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激励文艺创作者走出个体的“小圈子”，融“小我”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大我”之中，以人民代言人的宽广心胸和社会视野，用创新性的文艺形式，为人民放歌，报人民之恩。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使文艺的审美性与社会功利性得到了辩证统一，启引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既要尊重艺术规律，发挥文艺的审美性特征，又要注重文艺作品的创作目的、社会作用、情感内容等所必然带有的社会功利倾向，不要以“纯审美”“纯艺术性”自诩，不要把技巧第一、形式至上、观赏优先等作为文艺创作的唯一追求。

在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中，党和政府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原则，部署落实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有力彰显了党和政府秉承的人民至上执政理念，彰显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重于泰山的价值理念。这也为创作者树立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启引文艺创作者在战“疫”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坚定人民立场，畅抒人民情怀。

在抗击疫情的这场人民战争中，众多文艺创作者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已经实证了他们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的自觉践行。许多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的战“疫”文艺作品，既将群体性的抗疫意志进行了个体性的体验；又将群体性的抗疫题材进行了个体化的艺术表达。其作品真实反映了抗击疫情中的民众心声，真切关注了抗击疫情中的民众命运，热情赞颂了抗击疫情中的奋斗精神，温情抚慰了疫情灾难带给民众的悲悯情感和心灵创伤，大力弘扬了因抗击疫情而激发出来的家国情怀，有力地引领了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非常时期的精神生活。

但是，也有的以抗击疫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由于创作者客观上很少有亲赴抗疫一线的经历和机会，主观上又没能真正跳出“小我”的圈子，沉溺于以“自我”为中心构筑的“朋友圈”中，在无限宽广的“信息天地”中，仅占有相对狭窄的“信源空间”，造成所能掌握的“信息资源”（文艺创作素材）的贫乏。加上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所获“信息资源”的判断不准确、不精细，对所知“信息资源”所涉及的事之场景缺乏深入的了解、人之情感缺乏深刻的体验，任凭个人的“感性”和想象，在文坛艺宛中“随心”而写，“随性”而作。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反映抗疫期间人情的真实和事象的本质，也不可能真正受到人民的欢迎。

二、战“疫”文艺创作主题的时代特征

战“疫”文艺与其时代性特征相关联。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反映时代内容、时代活力、时代精神、时代审美要求的。文艺家唯有以时代之子的高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始终与时代同行，把握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捕捉人民前进的准确信号，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其作品才能真正体现文艺的时代性特征。

体现文艺作品时代性特征的关键之举，是处理好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反映时代本质之间的关系。抗击疫情是世界当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战“疫”文艺作品，应当直接书写疫情的肆疟和人们对疫情的抗争，生动讲述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应当通过对抗击疫情所生发的文艺创作题材（如生与死、危险与安全、隔离与牵挂、团聚与分离等）的艺术表现，关注人类的生存境况，深思人类的生命状态；应当将抗疫主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联系起来，从国家发展层面升华作品的主题思想；应当直面灾难时期人的精神状态问题，赞扬逆向而行、风雨兼程、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等抗疫精神；应当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宏观视阈，对抗击疫情创作主题予以深度开掘，凸显战“疫”文艺作品的时代性特征。

可是某些文艺作品的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因抗击疫情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存境况、对人们生命状态问题的关注与深思；忽视非常时期各种强力抗击疫情举措对拯救人类生命、保障民族命运、促进国家发展的深远意义；忽视疫情所引发的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等宏观思考所产生的思想价值。有的创作者无意对这场病毒对全人类的挑战进行全面了解、深入认识、深刻体验，而刻意对抗击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事件、某些情绪、某些现象、某些方式等，作“效应放大”式处置，将个别扩展为一般，并否认经自己“艺术处理”以及赋予了自己“价值取向”。凡此现象，虽然在战“疫”文艺创作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在创作思想和文艺观问题上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应当引起重视、并予以引导。

树立抗击疫情是非常时期文艺创作主题的观念，就是要在多样性战“疫”文艺的题材中，明确创作题材选择的主要方向，“聚焦”（而不是“发散”）非常时期的文艺创作主题。一是向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主要任务聚焦。打赢抗击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是非常时期的主要任务。在战“疫”文艺作品中，对病毒肆虐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悲情、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给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等方面的描述，以及对某些抗疫不力行为的批评、对某些错误方式的批判、对某些偶发事件的评价等，都应紧紧围绕有利于万众一心、团结合作抗击病毒而展开。二是向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主体对象聚焦。人民群众是抗击疫情的主体，而这个主体的代表，是在抗击疫情非常时期的“逆行者”：身处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护人员、科技人员、医疗设施的建设者、医务后勤保障人员，维护抗击疫情非常时期社会安全稳定的公安干警、城市管理者，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下沉社区的党员干部，以及那些乐于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平凡劳动者。战“疫”文艺作品应向抗击疫情主体的代表性对象聚焦，记录、描述、表现他们的奋斗经历、奉献精神、敬业态度、仁者之心、大爱之情。三是向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主流意志聚焦。新冠病毒的肆虐，摧残着人的生命，威胁着人的健康，考验着人的意志。面对人类的突发灾难，是束手就擒、俯首认命？还是奋力一搏、求生谋胜？几个月来的抗疫历程展现出，众志成城战胜疫情，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是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主流意志。战“疫”文艺作品，应当责无旁贷地向这种主流意志聚焦，通过在作品中真实反映、深切表现主流意志，实现主流意志的凝聚，引发所有抗击疫情参与者的共鸣。四是向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群体情感聚焦。疫情灾难带来的群体性情感是多样的：因病痛、死亡造成的悲切、凄惨情愫，因隔离、封闭导致的牵挂、孤独情绪，被强力抗疫举措激发出的“人城一体、家国同运”的家国情怀，在面对巨大灾难时生发的“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情谊，受抗击疫情奋斗者们的事迹和精神感动产生的崇敬抗疫英雄的情感，等等。多样的情感交汇，构筑起抗击疫情非常时期人心向善、大情大爱的群体情感基调。战“疫”文艺作品，应当义不容辞地向群体情感聚焦，对悲切、凄惨的情愫给予抚慰；对牵挂、孤独情绪给予安抚；对“人城一体、家国同运”的家国情怀给予弘扬；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情谊给予礼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向所有参与抗击疫情战斗的人们示以最浓烈、最深情的人文关怀。

三、战“疫”文艺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

战“疫”文艺与其社会价值相关联。文艺作品的价值，本呈现于社会的、艺术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多重要素之中。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由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包含着文艺作品的功能、目的、意义、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应本着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社会的创作动机，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树立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思想认识，实现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达到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目的。

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能否实现，一方面取决于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取决于作品能否深刻体验、生动表现社会生活，能否准确地把握、艺术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能否推动社会进步，能否高扬核心价值观及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品取得的社会效果，取决于作品接受者能否领悟、认识到作品的思想内涵，能否意识到作品应有的教育、认识功能，能否接收到作品给人以启迪、给人以熏陶的作用。实质上，文艺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作品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战“疫”文艺作品的现实情况看，大多数战“疫”文艺作品基本实现了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创作者有好的创作动机，其作品也获得了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但也确实出现了有的作品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创作者声称具有良好的创作动机，而其作品受到了社会非议和批评。究其原因，主要是创作者所秉持的创作动机，与社会对其作品的评鉴标准“不合拍”。具体来讲，抗击疫情时期的某些文艺作品之所以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一是因为创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抗击疫情的大局“不合拍”。抗击疫情，拯救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健康，是非常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战“疫”文艺作品的创作主题。而某些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的文艺作品，却显现出对抗击疫情大局、对战“疫”文艺作品创作主题的游离。二是因为创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抗击疫情的大势“不合拍”。新冠病毒对整个人类的挑战，表明抗击疫情的大势是实现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地方、群体的团结合作、同舟共济，合力战胜人类的共同“敌人”。战“疫”文艺作品应当顺应抗击疫情的大势，为汇聚抗疫力量，凝聚抗疫共识，鼓舞抗疫斗志贡献心力。而某些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的文艺作品，却显现出对抗击疫情大势的偏离。三是因为创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抗击疫情的大情“不合拍”。新冠病毒的肆虐，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承担着共同的任务，凝聚着共同的认识，宣泄着共同的情感。这样的境况，要求战“疫”文艺作品的创作者，秉持人类的大情大爱情怀，向病毒肆虐下的人们传递最深情的人文关怀。而有的创作者却有意无意地轻视、忽视这种要求，执意以个人主观意志和欲望为本，渲染个人随机性的情感和即时性的观念，显现出对主题的疏离。

个人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创作自由的权利与承担的社会责任、履行职业义务与时代赋予的使命等，往往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要求文艺创作者正确处理创作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实现创作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四、战“疫”文艺与精准运用艺术表达方式

文艺创作是一种需要发挥文艺家个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创作者往往通过精益求精的艺术创新意识，追求在艺术形式、语言、手法、技巧、风格、流派以及艺术思想等方面的标新立异，运用各种艺术表达方式，展现文艺作品独创性的艺术价值。战“疫”文艺作品创作者应依据抗击疫情的主题、人民和社会的需求、大众的审美情趣，尽可能精准地进行艺术表达，以提高战“疫”文艺作品的质量，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创作者却为搏眼球，以极不严肃的调侃、搞笑、媚俗方式，对待抗击疫情这个严肃主题；有的创作者，则以“自我表现”的心态，以空洞、苍白的“表现语言”，乃至虚情假意来“反映、表现”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总体战”，其作品当然不具备足够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当前，关于战“疫”文艺创作中有些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的争论，比较集中体现在运用歌颂还是暴露的艺术表达方式上。其实，歌颂与暴露，只是多种文艺表达方式中的一对范畴，两者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艺术表达功能和产生的艺术效果不同，但在文艺创作实践中，表达方式的选择，终究是由创作者依据创作主题，对创作素材作出选择和价值判断后决定的。当歌颂的就歌颂，当暴露的就暴露，是创作者的使命担当；该歌颂的不歌颂，该暴露的不暴露，则是创作者职责的失落。以战“疫”文艺作品为例，对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迎着风险“逆向而行”的医护人员，对迎难而上克艰攻关的科研人员，对与时间赛跑抢建医疗设施的建设者，对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公安干警和城市管理维护人员，对无数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共度时艰的平凡劳动者，甚至包括为这场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提供精神支撑、给予人文关怀的文艺工作者，难道不应满腔热情地予以歌颂吗？而对在抗击疫情斗争中曾出现的应对失当、抗疫举措不力、贻误战机、推责甩“锅”，甚至在疫情面前回避、逃离等问题，难道不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暴露吗？

关于在艺术表达方式上是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凸显了两种值得思辨并需要加以引导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有的创作者不敢或不愿直面现实矛盾，或把以正面宣传为主变成了只写好人好事，或把反映时代本质变成了回避矛盾冲突的“莺歌燕舞”，导致了作品真实感和思想力度的减弱。另一种倾向是，有的创作者不承认时代本质和生活主流的存在，或是为了揭露而揭露，热衷于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负面因素；或是把个体的困难和不幸渲染成对整个时代的失望，实际上抹杀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背离了文艺作品作为时代号角的功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运用何种艺术表达方式，而在于运用的精准度。艺术表达方式的运用，适度则得，过度则失。在歌颂或暴露的表达方式上“行走偏锋”，只歌颂不暴露，恐有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之嫌；只暴露不歌颂，恐会带来放大问题、抹黑现实的后果。这两种艺术表达方式均背离了文艺创作必须真实地反映、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由于在对现实社会生活所提供的艺术创作素材选择、判断上的失真，导致了在艺术创作中表达方式运用的失度。所以，倡导树立精准运用艺术表达方式的意识，其精义在于：要将艺术创作的崇善、求美，牢固地建立在唯真、求是的基础之上。

艺术表达方式运用得是否精准，一般应由作品接受者来评鉴。一般情况下，作品的接受者往往通过作品接受对象的多寡和流传面的宽窄来评鉴作品艺术表达方式的雅或俗；通过对作品艺术构思、表现手法技巧的判断来评鉴作品表达方式的高或低；通过分析作品对历史文化成果的掌握、继承、借鉴程度来评鉴作品艺术表达方式的文或野；通过对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来评鉴作品艺术表达方式的真或假；通过作品蕴含的思想内容、道德意识、社会价值观念来评鉴作品艺术表达方式的善或恶；通过感受作品给接受者带来的特殊精神愉悦（即“美感”）来评鉴作品的美或丑。艺术表达方式与艺术评鉴范畴，就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鉴于运用什么样的艺术表达方式，是经创作者对创作素材选择、判断后决定的，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往往能通过其作品承载、显现的艺术表达方式，观察、判断、评鉴该作品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基本立场和秉持的文艺观。这表明，艺术表达方式不单单是由创作者自由决定的文艺创作技法问题。创作者应当在创作过程的始终，坚持通过精准的艺术表达方式，体现自己的信仰、立场、情怀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