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进武

21世纪以来，跨国界与跨文化的海外作家写作已成为现今文学创作的一大潮流。严歌苓、陈河、周励、叶周、虹影、薛海翔、张翎、袁劲梅、卢新华、李永平等华语作家书写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中国问题，显出了海外华语文学写作的新内核和新高度。旅美多年的章缘曾以华语作家身份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野，她在中美等地发表了多部小说和随笔作品，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联合报文学奖”等多种重要奖项。回到上海生活后，章缘经历了从旅美作家到中国台湾作家的写作身份转变，她的小说创作也进入全新的阶段。她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是‘更好的写作地’，只有‘最好的写作地’，那就是写作者当下的所在。”①从整体来说，她的小说专注于写“中国题材”，立足局外，展示了叙述中国经验的全球化视角。但她小说的字里行间透出的细腻、睿智与犀利，表明她确实属于当下文坛的写作高手。可以明显看到，章缘的小说创作正充实了新世纪华语文学的审美内涵和精神特质。

一、“如一尾鱼”在“水中沉静自得”

“她纵身入水，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手划脚踢，一忽儿就游到池中央。前行如箭，动作流畅从容，除了偶尔的一点泡沫和探出头来换气，她在水中沉静自得，如一尾鱼。”章缘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春日天涯》的首部短篇《更衣室的女人》便是以一个女人在社区健身俱乐部的泳池从容游泳开始的。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是，这样“如一尾鱼”在“水中沉静自得”的状态，既是《更衣室的女人》这部短篇小说的叙事起点，又是章缘这二十余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姿态。

说起“春日天涯”，大多数读者会很自然想到的是李商隐的诗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首《天涯》将旖旎的春光和羁旅的愁思相交织，表达了一种异乡人在天涯海角、踽踽独行的心境。恰是如此，章缘深切感受到这首“短短二十字”的绝句特别“贴合多年来在第二故乡写作的心情”。熟悉章缘的人都知道，她本名张惠媛，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台湾，旅美多年后到上海定居生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出版了2部长篇小说《疫》(2003年，2015年出版简体版《蚊疫：纽约华人的中年情事》，后简称《蚊疫》)和《旧爱》(2012)，以及短篇小说集《更衣室的女人》(1997)、《大水之夜》(1999)、《擦肩而过》(2005)、《越界》(2009)、《双人探戈》(2011)、《不伦》(2013)、《浮城纪》(2016)、《另一种生活》(2018)、《更衣室女人的告解》(2018)、《春日天涯》(2019)等多部。章缘自认，她的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越界书写”②。不可否认，“越界”的确是构成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概念。

既要保持“沉静自得”的从容优雅，又要面对融合和突变的“越界书写”，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仅反映了章缘在处理“越界”矛盾和冲突时的写作焦虑，而且还彰显了她小说的审美指向和文学意义。从写作时间来讲，《春日天涯》的首篇《更衣室的女人》写于1995年，末篇的《谢幕舞》完稿于2017年。若将另外18部短篇稍加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章缘小说创作的时间节点，如《舞者莎夏》(1995)、《大水之夜》(1997)、《妈妈爱你》(1999)、《回光》(2000)、《生鱼》(2002)、《媳妇儿》(2006)、《春日天涯》(2007)、《苦竹》(2008)、《如果有光》(2009)、《插队》(2009)、《最后的华尔兹》(2009)、《乒与乓》(2010)、《丹尼和朵丽丝》(2011)、《攀岩》(2013)、《回音壁》(2014)、《失物招领》(2015)、《善后》(2016)、《跟神仙借房子》(2017)等。正如章缘所自述的：“1990年我从台湾去了纽约，2004年到了北京，2005年又到了上海。”不难发现，在收录的20部短篇小说中，章缘自2005年长居于上海后创作的就有14部，占了小说集作品总数的70%之多。显然，这种“占了绝大多数”在上海写出的故事，无疑是“第二故乡”对作家文学生命滋养的结晶。

在自序《为湿最高花》中，章缘是这样看待自己写作版图的置换和变迁的：

长居过中国台湾、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我笔下的故事场景跳转于此三地，人物也往往是游子、候鸟和旅居者。在书写中我发现，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故事，常会引带出不同的叙述腔调和语言运用。写上海故事时自然会使用上海方言，而写美国人领养中国女婴的《失物招领》，浮现脑海的文句多是英文，我便尽可能保留英语的特色，并把美国中产阶级亲子关系的种种，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区隔开来。这种自由出入一种以上文化的能力、多元视角的观照，是在第二故乡书写者的优势。有趣的是，当我在大纽约区，住在郊区幽静的花园洋房时，常感题材匮乏。但是迁居中国大陆几年之后，距离让我更能看清全貌，混沌的世界突然结晶成像，我顺利写出了像《丹尼与朵丽丝》这样的移民故事。

这段文字的叙述，向读者传递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是如何“越界”的信息。之所以《春日天涯》中所收录的大多是2005年居住在上海后的作品，是因为“迁居大陆几年之后”，那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得以让她“更能看清全貌，混沌的世界突然结晶成像”。平心而论，作家的这段自述还是给读者留下不少疑惑：究竟是距离产生了美，还是距离拉近看得更深刻？当回读到自序的开头部分，章缘还有这样的表述：“最重要的是说彼此的同和异,如此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也更理解对方和身处的新世界。或许，这种努力融入当下环境和语境的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读到此处，我们会察觉，章缘所要表达的还是“越界”的惊喜感和获得感。这种“越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她得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台湾、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三地之间“跳转”，自如地书写那些“游子、候鸟和旅居者”等人的体验及其故事。二是跨越了约定俗成的身份或题材区隔，如此就不再会“常感题材匮乏”，而可用“不同的叙述腔调和语言运用”来书写“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故事”。三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越过了有形无形的文化界线。这样的跨越实质是跳出了囿于中国台湾人的视角或者外来者的眼光的写作路数，从而“自由出入一种以上文化的能力、多元视角的观照”。正是拥有了“在第二故乡书写者的优势”，章缘才如鱼得水般写得这样“沉静自得”。

显然，章缘的短篇小说集《春日天涯》很直观地体现了“越界”的书写特质。在叙事空间上，章缘所讲的故事描绘了台北、纽约、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的景观，撕开了大都市为人所忽视的空间和被遮蔽的场景。她小说的特别在于“糅合了上海台北纽约三座城市的情致与韵味，深入探索欲望的涌现和情感的流向”③。在叙事内容上，《春日天涯》揭示了都市生活特别是女性的情感与生活，展现了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褶皱。在精神内涵上，这部小说集展示了各色人群的喜怒哀乐，在生活细节中敏锐捕捉到当代人的孤独与无奈。在探寻了解读章缘小说的关键点后，“春日天涯”便很自然地在保留原有文学内涵的基础上显现了一种整体意蕴，并且指向了更富意味、更为广阔、更具深度的意义空间。

二、“拿破仑蛋糕”式的多层叙述

若根据时间顺序整体阅读章缘的短篇小说，我们会很容易找寻到她二十余年来小说创作的参照系。从首篇的《更衣室的女人》到末篇的《谢幕舞》，章缘对现代都市及其生活的高度关注清晰可辨。章缘曾坦言：“我像一块拿破仑蛋糕，一层台北、一层纽约、一层上海，叠加之下才有复杂的口感。”事实上，《春日天涯》无疑是章缘亲自制作的“拿破仑蛋糕”，这种“台北”“纽约”“上海”等层层叠加的书写方式，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层次感、复杂性和丰富度。然而，大都市的叠加只是最浅表的层次，她的“蛋糕”还有着更具特点的样式。

章缘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从书写现代都市到绘制文学地图。在《春日天涯》的封底，唐颖评价说：“章缘的文学地图宽广，从台北到纽约到上海，却又深入到城市的曲巷暗角。她的短篇构思精妙，文字优美，别具力量，无情扯开大都市折叠空间，展示被遮蔽的场景不同角色的人间悲喜，犀利辛辣，却又充满人文关怀。”尽管章缘是通过对台北、纽约、上海等大都市的观察开始小说叙事的，但她对这些都市的书写却又经历了从单纯描摹到版图建构的写作意识转变。1995年，短篇小说《更衣室的女人》发表，章缘得以在中国台湾和美国文坛崭露头角。这篇小说写的是妻子与丈夫在异乡生活后的误解和隔阂。小说结尾“初秋的夜风吹在汗湿的身上，透着难耐的寒意”，散发出曾经相遇的美好遭遇秋风后的阵阵凉意。这时分明听见的“泼啦一声水响”，很快在纽约荡漾开来。可以说，这应该是章缘在小说创作起步时所找到的发声位置，也是她故事讲述的最初角度。

从小说书写城市的角度来讲，一部分是发生在纽约的故事，如二十九岁的舞者莎夏在纽约下城已经住了七年(《舞者莎夏》)；穿戴整齐的老人在照进纽约绿地疗养院九楼九○七室的余晖中“回光返照”(《回光》)；查理和梅千里迢迢到美国的小镇开了一家中餐外卖店(《生鱼》)等。另一部分是写中国台湾的人和事，如有生活在台北的敏玉和周大民家的故事(《媳妇儿》)。实际上，大部分小说写的还是上海故事，如《苦竹》中的“她”生活在“上海闻名的涉外小区”，读着《上海文学》，讲着上海话；彼得汪回到了上海工作，“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插队》)；《最后的华尔兹》的开篇就是“梦忆大舞厅开在上海古北一个商业大楼九楼，全层统包，客人从电梯一出来，迎面就是墙上满贴的国际标准舞竞赛海报”；十九岁的姚睿从老家来到上海普陀区小姨家，听上海的故事，穿上海好牌子的气垫球鞋，寻找上海的工作机会(《跟神仙借房子》)。尽管这些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在上海的故事，但作家跳出了单一区域或城市的视角，从多重视域的纠葛之中呈现出城市的多元和人生的多样。从表面来看，讲述区域性和族群性的故事，是章缘小说的显著特质。但从深层来讲，愈是到晚近的作品，愈发明显表现出将纽约、台北或者上海作为写作背景和叙事场域，绘制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地图。

章缘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原乡体验到异乡书写，再到跨越原乡/异乡的二元对立思维、跨过文化和语言等界线的写作。章缘感慨自己“已经不在原乡”：

时间和空间是每个写作者笔下要处理的问题，更是在第二故乡写作者的自我诘问。嘶嘶流逝的时间，改变着写作者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你只能叙说对原乡的回忆，而异乡悄悄进入你，成为你的现在。至少，这是我的经历。(自序《为湿最高花》)

作家所说的“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实则是对台北和纽约的生活认知。其实，关于海外华语作家的创作，评论家似乎早有了形成共识的判断：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跨文化的体验、异域生活的感受与世界性的视野，使得他们拥有更为丰赡的文化土壤与别样的创作资源，他们的创作更加深广地囊括了原乡/异乡、文化身份/国籍认同、怀旧和离散等精神文化母题。在华语作家袁劲梅看来，“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国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回头一看，自己待惯了的池塘原来只是几个池塘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④。在这里，章缘所做的“改变着写作者”恰好如同那“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在跃出水面之后的再回头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问题”。

《生鱼》写的是一条中国生鱼引发了普通美国人、美国媒体和美国官方等惊异不安的故事。在查理和梅看来，这是他们家乡常见的“很好的鱼，非常之好，很补身体”。有了这条生鱼，他们儿子麦可的刀伤也可以“一寸一寸合拢来”了。但在吉米等美国人看来，这条怪鱼“真丑，头像蛇一样，嘴巴这么大，像要把我一口吃下去”。美国官方更是把这条生鱼视为“科学怪鱼”，还贴出通缉告示：“这怪鱼，这强盗，这天杀的异国侵略者。”原本是普通的中国生鱼却被妖魔化为“科学怪鱼”，甚至以它会毁灭美国生态为借口，对其赶尽杀绝。这条被认定凶猛的中国生鱼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缩影。《插队》则写的是一个名叫彼得汪的中国台湾人积极主动追求“同化”却被美国文化一再拒绝的故事。彼得汪生长于中国台湾，青年负笈美国，“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整整十年，黄金的十年，寂寞的十年”。之所以来到上海，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哪有上海好？”在这里，他不仅在职场上游刃有余，而且因是白面书生在情场上被上海美眉(美女)夸赞“卖相勿要太好噢！”不过，他这种所谓的西方文明涵养终因一次“排队论”事件而崩塌。《最后的华尔兹》中主人公杜丽丽钟情于华尔兹，得益于她年轻时在南台湾结识祁伯伯。美国、中国台湾和上海等构成了复调形式的叙事，在东西文化的“参差对照”中得以探求历史和思索人生。或许可以说，原乡意识犹在，异乡体验悄然融进生活。章缘用文字营造出了斑驳的万花筒，让读者既能通观多重文化的全景，又可以一窥隐藏细部，可触可感，引人深思。

章缘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从女性视角到多重视域的文化观照。章缘小说给不少评论家的印象是，她尤为擅长以女性角度来观照人生，善于写家长里短，“除了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特别是对人情世故与生命流转诡谲的幽微之处, 有着深刻的体悟”⑤。实际上，读到2015年出版的《蚊疫》，我们会发现章缘有意扩大了写作视域，从写女性拓展到写男女欲望。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浮城纪》的内容简介这样写道：“穿越三座喧嚣繁华的都市，遇上19个幽微的爱情瞬间，总有一种滋味能够打动你的内心。本书是作者章缘写给现代都市男女的爱情笔记，以女性的角度观照细火慢炖的人生，写出了都市男女那些隐藏于穿衣吃饭下、一触即发的躁动与不安。”实际上，章缘以自身特有的审美经验、文化视野和生存体验逐步打开了小说的结构视域，显示出了她经营场景和调度叙事的写作功力。如《最后的华尔兹》写的是台湾人在上海舞厅跳华尔兹；《乒与乓》讲台湾单身女性在上海学打乒乓球；《跟神仙借房子》写姚睿到上海给住在新式高楼的人家遛狗挣钱；《攀岩》是从“她”、俐俐等人的攀岩开始回忆往事；《回音壁》关注的是找寻丢失儿童的话题；《失物招领》写了中国弃婴在美国成长和生活的故事；《如果有光》聚焦了城市里的按摩师；等等。生活在继续，日子在流淌，这是生存的本真。章缘敏锐地观察了为上海人所忽视的跳舞、遛狗、打乒乓球、练书法、攀岩、按摩颈椎等微小的事情，并将她对上海和上海生活的理解融入小说中，展示了文化多元的现代城市和社会生活。

三、戴着脚镣起舞的都市女人们

2019年9月，深圳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公开征求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地铁可以设立女性优先车厢。这一规定一经发布，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争议。女性优先的提法看似关心和尊重女性，是否是在强化“女性弱者”？女性在当下社会、家庭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处境？这显然是难以回答的问题。颇有意味的是，通过章缘的小说集《春日天涯》，我们能一定程度窥见一些端倪。刘俊曾指出，华语作家严歌苓的“中国题材”小说“常常举‘重’(写人性、历史)若‘轻’(写女性、爱情)”，显示出了“一种与当代小说不同的气质”⑥。与此相反，章缘恰好轻写历史，重写女性，她的小说大多“都在书写女性的角色的命运。不论我去到哪里，这个主题都会跟着我，以不同的旋律变奏，并随着个人生命进入秋冬，展示不同风景的奥秘”。应该说，章缘在自序中所说的“奥秘”集中体现在戴着脚镣起舞的都市女性身上。从这一意义来讲，章缘的小说确实也显示出另一种“与当代小说不同的气质”。

不论是写纽约或台湾，还是写上海，章缘都尤为喜欢写女性舞者。在《舞者莎夏》中，女孩莎夏执着于跳舞，“她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在跳舞”。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以跳舞在美国生存，但事与愿违的是已是二十九岁的莎夏一直处于社会边缘。正如莎夏所相信的，“练舞时，这些水会化作汗，从身体源源流出来，是一种自我洁净的过程”。在《回光》中，赵老伯与老伴“两人探戈、伦巴配合神妙”，“金婚之日跟老伴起舞翩翩”。在大厅中央五彩灯球的旋转中，社交舞步、国标标准舞、探戈伦巴等，于舞池中比画亮技。对于赵老伯来说，跳舞是对去世老伴的一种等待，“是幸福”。《最后的华尔兹》中一生都在跳华尔兹的杜丽丽始终难忘三十年前教会她跳舞的祁伯伯。“彩灯旋转，朝四面八方投去彩色光束”，杜丽丽在这里跳起了“穿越时空的精神舞蹈”⑦。在《丹尼和朵丽丝》中，在北新泽西小镇长大的孩子，“男生一起打棒球、踢足球，女生一起打垒球和学跳舞，华裔家庭的孩子多了项课外活动：弹钢琴”。所以，华裔孩子大多能够娴熟地弹奏钢琴、跳芭蕾舞或踢腿翻滚表演武术。在《谢幕舞》中，妈妈爱跳舞，如吉路巴、扭扭舞等，而女儿婕儿从小学的是芭蕾。婕儿和蒂蒂两姐妹唯一同步的喜好是舞蹈，“不管是哪种舞蹈，她们的身体天生就协调，对节奏敏感，这都是拜妈妈之赐”。显而易见，《春日天涯》这部小说集的末篇名为“谢幕舞”，这何尝不是呼应和契合了作家用舞蹈来喻人生的写作意图？

读到章缘的《浮城纪》，汉学家夏志清夸赞她的小说“无懈可击，读来极为感人”。作家王鼎钧认为：“章缘是纽约华人文坛的青衣”，“文笔细腻，仍跌宕有势，想象力丰富，仍反映现实”。评论家王德威认为，“章缘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同情心，不为各种文学流派所局限”。读完《春日天涯》后，作家唐颖指出：“她擅长在琐碎庸常的人世间，捕捉瞬间的戏剧张力，故事中的人物仿佛与你咫尺之遥，他们的欢笑和眼泪慰藉着你的孤独和焦虑。”作家蒋晓云肯定：“章缘的作品看起来不费劲，读完以后有余韵，日后的某时某地还会让读者想起曾经看过这样一篇小说，讲了某人某事。”评论家苏炜则认为，章缘“寓家国情怀于儿女私情家务琐絮又以流水笔墨出之”，“但其大开大合处，却自辟山阴径道，丰润厚实，娟秀而挺拔”。

不难发现，章缘的小说得到了众多学者和作家的肯定与赞许，如“无懈可击”“文笔细腻”“观察力”“同情心”“戏剧张力”“余韵”“丰润厚实”“娟秀挺拔”，等等。不过，在这些赞许之词的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章缘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对当下女性的理解隔膜和种种误解，传达出现代人的情感障碍和焦虑孤独。在《更衣室的女人》中，一向羞怯的妻子变得喜欢出入健身俱乐部游泳，甚至在更衣室袒露自己的同时“开始学着辨识不同的肉体，如辨识不同的脸孔”。对于丈夫来说，他“不能接受妻赤裸裸站在他人面前的事实”。在彼此拉锯式的生活中，丈夫厌恶妻子身上的消毒水味道，而妻子不经意闻到并憎恶丈夫的口臭。在丈夫看来，夫妻之间本不可以有隐私。无法释然的误解演变了猜忌和攻击，这表明了细水长流的生活终究抵不过情感疏离和现实残酷。在《舞者莎夏》中，当舞评家在某大报的短评中提及莎夏，说她是“一个从亚洲来的女舞者”，她有种被认可的激动，说要庆祝；当她终获舞蹈比赛新人奖，告知朋友有好消息，所有朋友却认为是她怀孕了。在所有人眼中，已婚的莎夏最好的消息就是怀孕，几乎没有人理解和认同她对舞蹈的追求。恰如章缘所说的：“可是当她追梦的时候，她与现实中别人的关系就破裂了。”其实，《生鱼》也表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其中，父亲查理和儿子麦可对中国生鱼的不同态度也说明了两代移民之间的冲突。在《丹尼与朵丽丝》中，美国华裔单亲家庭长大的丹尼和朵丽丝也是在不同文化夹击中的牺牲者。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缺乏理解的亲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断裂等，都是章缘在细察生活和体悟情感后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章缘小说的细腻之处还在于善于捕捉人物的情绪，挖掘女性的情感流向和内心欲望。《媳妇儿》讲的是儿媳敏玉照顾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公公的故事。敏玉无意间发现公公把自己当成了黑白老照片上穿旗袍的年轻女人。尽管知晓公公把她当成自己四十年未见的“媳妇”了，但善良的敏玉对曾是老兵的公公给予了理解并悉心照料。在《妈妈爱你》中，升级为母亲的她辞掉了工作，全心在家带儿子小童。她想要抓住儿子的心，“要给他所有的爱，绝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当她叠声说着“妈妈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时，一个患得患失、精神困顿、自我缺席，将人生全部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春日天涯》中，尽管年轻女人默默承受着丈夫因车祸去世的哀伤，但她还是坚强地给予了四五岁的儿子最为完整的爱。《大水之夜》写了丈夫“他”、妻子“她”和何蜜三人在“大水之夜”的微妙情感关系。《苦竹》写到了人到中年后的夫妻情感，寻不回的激情，只剩下了肉体，“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善后》中因一场车祸，母亲不幸去世，妹妹友竹失去自主行动能力。经历给母亲和妹妹“善后”后，身为姐姐的友兰心中那些曾经的埋怨和不理解瞬息间烟消云散了。一句“来寻我呀，姐姐！你这个傻瓜……”，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见到了生活的创伤，情感的裂隙，人生的残酷。所有这一切，都是章缘在个人生活体验中所见所闻所想所思的记录。读来，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也能从中发现作家的睿智和洞见，还有她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矛盾：仅凭一部小说集很难判定一个作家小说创作的精妙处，但一个好作家又通常能以一部作品来彰显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短篇小说集《春日天涯》显现出了章缘作为“一个好作家”的潜力和实力。她也似乎永远处于“在路上”的向上姿态，正如小说《攀岩》中写的：“贴在这岩壁上，世界停止。如果不试图移动自己，世界真的就此停止，恐惧和孤单会把她完全吞没。她再努力再往上一点，需要一点推力。”在我看来，这种“再努力再往上一点”的“推力”大概就是她娴熟地将写作视点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域外和本土、自我和他者之间同时又超然其外，一定意义上打开了探寻全球化视域中多元文化的新领域和新维度。从当前的文学格局来看，拥有多重身份的章缘无疑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有的审美经验、文化视域和精神思考。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ZWC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青年作家群落研究”(2018SJA0513)和2018年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成果。

注释：

①章缘：《为湿最高花》，《春日天涯》，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②章缘：《越界书写：台湾留美作家在上海》，《文学报》2011年12月29日。

③见章缘《浮城纪》封面“内容简介”，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④袁劲梅：《忠臣逆子》，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⑤陈进武：《在现实与梦境中的精神突围——读章缘的〈梦回山沟里〉》，《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11期。

⑥刘俊：《海外华文小说：当代小说的补充、丰富和启发》，《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⑦李遇春：《穿越时空的精神舞蹈——评章缘的〈最后的华尔兹〉》，《文学教育》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