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民间文艺的生存样态亦受到现代化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电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日新月异，网络以惊人的速度覆盖全球，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与自主性，民间文艺的生存境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联姻”，搭载其上的网络杂志、手机视频、触摸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迅速崛起，并呈现着不断扩张的新格局。[1]王如君：《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人民日报》2008年8月29日，第6版。在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转化为系列的模拟信号，通过多种媒介进行传播，呈现出融视觉、听觉、触觉等综合性文化元素为一体的丰富样态。不同媒介带来的民间文艺的传承与传播形态的演进，使人们不断重返民间文艺的发生现场，在“情绪的同步化”中主动寻求与媒介“合作”，强化民间文艺的“民间性”，形成民间文艺的交互式叙事中特有的修辞策略，更充分地发挥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中的认同和传承作用。

一、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的丰富样态

“技术使人的一种感官延伸时，随着新技术的内化，文化的新型转换也迅速发生。”[2][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加]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从口头、文字、印刷阶段到数字媒介，现代传播打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突破时空界限，民间文艺也在融媒体语境下发生着内涵和外延的延伸。作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性元素”[1]万建中：《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基于民间文艺认识误区的反思》，《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第19页。，民间文艺正在逐渐被承认是“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甚至是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2]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第7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保护、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政府、学界、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4]侯仰军、林继富：《2018年民间文艺：彰显独特魅力关注日常生活》，《文艺报》2019年2月18日，第4版。民间文艺与新媒介的碰撞与融合为我们提供了多重维度的文化景观，民间文艺的传承与传播亦从“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如在“二十四节气”传承发展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以博客、微博、微信、网络论坛、视频播放网站等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北京龙泉寺动漫中心推出的《贤二水墨动画之二十四节气》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讲述了小和尚贤二的奇妙又平常的修行生活；中国气象报社联合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在抖音上发起的“唱二十四节气”话题挑战活动；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5]一个搭载弹幕系统的视频播放网站，主打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的视频生产分享模式。（简称B站）的某音乐制作团队创作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歌曲。[6]比如在2019年6月6日（芒种）这一天发布的歌曲《芒种》，仅在B站上的播放量就达到了1269万次（数据为2020年4月19日论文撰写时在B站所统计的BV1L4411f7N1视频播放总量）。

融媒体语境之下的媒介形态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存续其中的民间文艺的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场域及审美表征均有所转变。不同群体、地域、行业、年龄的人们在与民间文艺的相遇中，感觉和想象着“遥远的过去”，产生过共鸣的某种审美体验被触发，内心最深处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记忆被唤醒，“人的感觉——一切媒介均是其延伸……人的感觉也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7][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0页。。

民间文艺的传播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为民间文艺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渠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依靠融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力量，民间艺术形式的传播媒介通过影像、图片、声音等诸多方式，表达逐渐呈现多样化态势。如2019年“双十一”期间，某电商平台与多家电商联合，共同开设了手艺直播频道，将不同行业的数百万从业者，包括街头传统糕点的制作师傅，蛋雕、泥人等民间艺人推上直播。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纪录片也在蓬勃发展，如《华阴老腔》《陕北民歌》《泉州南音》《秦腔》《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千年土陶》等，它们在传统与现代、多样与同质、个人与群体的张力中，传递出价值对话的深层意义。除此之外，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民间叙事的影像化实践也体现了融媒体语境之中人们对于民间文艺的审美体验与独特感知，如充分利用中国的水墨、剪纸、色彩等中国传统美学元素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

“所谓‘民间’，顾名思义即‘民之间’，表达的似乎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又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它只是一种文化空间，表达的是文化地域概念。”[1]毛巧晖、刘颖、陈勤建：《20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的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1页。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带有某种“双重性”，将其固着于传统的、旧日的既定场域之中，谈“新”色变，认为借助新媒介形式展现出来的民间文艺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现场”的观赏与感受，这实则是一种“以精英理论为中心”[2]陈奇佳：《拯救民间文艺》，《人民日报》2003年8月12日，第14版。的标准，忽视了民间文艺的流动性与日常性。作为“诉诸听觉、视觉的最为活泼的生动的品类，民间文艺是民众抒发真情实感、排遣内心压抑的娱乐方式”[3]段恺：《从边缘到中心：延安文艺的民间文化资源重塑》，《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4页。。在传播技术的推动下，民间文艺的传播场域得以拓展，“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4][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重复的美感经历凝结为牢固的群体归属意识，催生了大量基于地缘、业缘及趣味取向的知识社区和网络社群：如中国文艺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等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个人制作的短视频或个人开设的直播频道；微信朋友圈中对于相关内容的转发与推荐等。场域作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g figuration)”[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存在着独特的运作逻辑与必然性。民间文艺传播场域的拓展使其原本承载的仪式意义也经由媒介重新得以构拟，以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清明节为例，伴随着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更加频繁的人群流动，原本的村落、社区、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空间公共性逐渐消解，个人从他们所处的地方性“情境”中抽离。而微信通过虚拟祭奠，重构了民间信仰的仪式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传统民俗仪式得以传承与表达。[6]毛巧晖：《微信时代清明节仪式空间与民间叙事的重构》，《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

在当前民间文艺复杂、多元、共享的传播场域中，传统美学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民间文艺在演述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情感空间。融媒体语境下的民间文艺源自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沉淀，既是精致的、高雅的，同时也是普通的、日常的。如“北京稻香村”微信公众平台上推送的诸如“白露甘薯饼”“秋分芋饼”“寒露螃蟹酥”“霜降兔肉”等美食，商家由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逐渐转向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一些以民间文艺为主题的文创商品也受到人们的喜爱，以书签、日记本、绘本及各种工艺品等形式呈现；再如在“喜马拉雅”等音频分享平台中，相声、评书、大鼓等民间曲艺经由声音得以“在场”，营造出一种“画外音”式的特殊叙事，带来了迥异于以往的审美感受。

融媒体改变了民间文艺的“时间性”，“重返现场”的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播媒介的多元与流动建构了民间文艺传播场域之多样性；民间文艺开始具有当代话语表述的意义，在表层生活形态与深层文化意蕴的交融重叠中，审美表征呈现出复杂性。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场域、审美表征的多元、复杂凝铸了当下民间文艺样态的丰富多样性。

二、民间文艺的多维建构

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借助媒介话语，民间文艺不再是“遥远的过去”，同时人们作为创造者、修订者、传播者见证自己“作为作者的存在”。民间文艺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生活中被表演、被讲述，其整体性和当下性受到重视。“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间的民谣、民歌、平话、弹词、鼓词、地方戏脚本、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谚语、谜语、年画、门神、剪纸、花样、玩具等等”[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第3版。重新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被当作“曾经受到压制和扭曲而急待被发现和解放的文化资源”抑或“建设新文化惟一可靠的基础或资源”[2]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在媒介传播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境下，民间文艺的“演述”被凸显，即突出“故事的演述过程”，“讲故事的人”也不再是面容模糊、文字记录的姓名或者在屏幕中栖身的声音或影像，“听故事的人”亦不再是失去作者权利的、纯粹的接收者。

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或直播平台上出现了大量民间艺人，他们将自己的手工艺作品及制作过程搬上网络，对于他们来说，民间文艺的表演并不是一成不变、固定的交流实践，而呈现为一种“生成”和“互动”的模式。抖音上的某民间艺人，借鉴动画片《冰河世纪》里的小松鼠斯科莱特憨态可掬的形象创作的草编作品，在抖音上的点赞量高达20万。他说，“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带着我上山，采一些棕榈叶，编一些小蚂蚱、小蛇给我玩，那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3]邓立峰：《让非遗更加立体地活在当下》，《中国艺术报》2020年4月20日，第1版。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关于草编的节目，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学习编织技巧的记忆被触发，于是开始研究草编，一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正是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1][德]扬 ·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146页。，人们才能在特定的传播场域中展现对“原初”民间文艺的回忆与想象。在那些被重复的事件、过程、行动和实践中包含着某种模式化的表达传统(expressive tradition)与对当下生存境况的深沉关怀，构建基于“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同一性和民族身份认同”[2]黄景春：《民族记忆构建的民间文学方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44页。，确保记忆的连续性与持久性。

作为民间文艺的传播主体，人们不再是“历史抉择的偶然承受者”，而是主动在生活实践中运用民间文艺。在表演中，他们尽可能复制过去，以展示传统的权威；同时，表演者也会超越“权威”，在自己的表演与过去的传统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民间文艺的日常实践成为可能。“作为一种互动的结果，表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观众的协作参与……通过唤起和满足观众对于形式的期待(formal expectations)——也就是将观众‘导入正轨’——以及激起共鸣，从而具有‘打动’观众的力量”[3][美]鲍曼著：《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如由中央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合作推出的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进驻B站，发起“为国宝打call”“国宝全方位应援”“国宝手工”等互动活动；再如河北“昌黎三歌”通过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的录制和播放，获得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4]王志勇、刘艳丽：《昌黎“三轮齐驱”激发文化活力》，《秦皇岛日报》2010年2月22日，第B01版。人们通过互动形成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从而获得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和情感能量。[5][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互动仪式链》，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

为了使“网络空间成为凝聚共识的新空间”[6]李雪昆、吴娇：《融媒体时代电视文艺节目如何创新电视人要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8月21日，第6版。，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历史使命，近年来，视频和直播平台加大对民间文艺的流量支持。随着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引起关注，民间文艺亦受到关注，因为“‘非遗’的底层支撑物，就是‘口头文化’”[7]朝戈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学理到实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84页。。2019年4月，抖音短视频平台启动了“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快手也在当年发布了“快手非遗带头人计划”，以此支持民间文艺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中旬，抖音上“非遗合伙人”话题下的短视频播放量达到16.6亿。[8]邓立峰：《让非遗更加立体地活在当下》，《中国艺术报》2020年4月20日，第1版。因此，除了民间文艺自身的“生活性”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它具有的实践目的。就如某民间艺人表达的那样“我像很多非遗传承人一样，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着喜欢的事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非遗更加立体地活在当下。”[1]邓立峰：《让非遗更加立体地活在当下》，《中国艺术报》2020年4月20日，第1版。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如同“在一个强加的起伏的地形中流动、往返、漫溢和分流”，“使用的背景”(contexts of use)的转换将表演行为置于与情境的关系之中，[2][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3-95页。从而反映出表演者以及听众对民间文艺的“最初形式”的追求。如抖音平台推出的“国乐show计划”“粉墨新声”“谁说京剧不抖音”“国韵潮声”等涉及民族音乐戏曲类的话题，以大众化与趣味化的形式呈现民族音乐。2019年8月，抖音还与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同推出“我的家乡有民歌”活动，对苗族民歌、侗族大歌、川江号子、南音等民歌样式进行宣传。截至2019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抖音上共有102万个国家级非遗民歌短视频，产生了37亿次播放，获得1.24亿点赞。[3]《抖音线上非遗音乐会跨界融合 粤剧〈帝女花〉唱出R&B》，2020年4月10日，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4/3089516.html。抖音平台上热门话题的设置带来的高度关注和情感共享极大程度地带动受众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从而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共同信念等精神意识。再如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围绕着文化、情感、政治三条线索进行“结构式线性”剪辑，选取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惊蛰、谷雨、夏至、大暑、秋分、寒露、霜降、大雪、冬至十个节气，按照“景—村—人”的结构顺序进行剪辑，来展现每个节气及其所发生的事件，涉及留守与外出务工问题、代际关系问题、基层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这些当代话语的引入，勾勒出民间文艺重返“现场”的轨迹，在此维度上去回忆、讲述和建构民间文艺，为未来和过去提供了当下的坐标。

在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在一次次重复中被叙述，通过空间的转换和修辞，人们在特定的传播场域里发挥自身“主动性”“主体性”与“创造性”。而在传播空间、社会价值、话语表达等多重维度的建构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对民间文艺精神内核的承继和对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三、民间文艺的全球化视野

全球化影响了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而媒介则是传达不同群体同处一个共同体的内在经验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并且它还体现并维持了全球化社区的包容性与共同感。在融媒体语境中，民间文艺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它通过重构历史记忆的方式切入文化认同的实践逻辑，以完整性、真实性、情感性勾画出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传统是一种流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新旧的文化因素更替是持续的历史过程。”[4]刘魁立、萧放、张勃、刘晓峰、周星：《传统节日与当代社会》，《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第5页。如博物馆作为地方性知识表达、传播的重要空间，通过影音图文的媒介宣传，推动了文化的客观化和商品化，并将其转化为公共展演，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共享交际活动的范围”。[1]毛巧晖：《文学想象与地域民俗认同的构拟——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国红学文化之乡”构筑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4页。再如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一带元宵节特殊风俗活动“敛巧饭”，这一习俗蕴含了早期的太阳崇拜、鸟信仰、女性“乞巧”、春耕仪式以及敬老等文化元素；在“遗产化”过程中，“敛巧饭”习俗无论从时间程序、敛取食材过程以及参与人员的安排都纳入了现代秩序，突破了文化认同的传统时空限制，传统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2]周星：《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123页。与现代社会秩序得以契合，现代民俗节庆的包容性进一步增强。[3]毛巧晖：《遗产化与民俗节日之转型：基于“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的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70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与载体，民间文艺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尊重自然、顺应天时、崇宗敬祖、孝老敬亲、睦邻友群等。全球性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以往空间与地域的概念，融媒体语境下媒介话语的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等使民间文艺在“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组成的呈现渗透性的“象征性边界”[5][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中重新组合并塑造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其核心在于人类在历史的演进中所形成的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源自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理解的升华。”[6]曹顺庆、芦思宏：《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4期，第132页。如“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7]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引自《中国习观》，中国网http://guoqing.china.com.cn/xijinping/2018-09/12/content_63390580.htm。，激活了“丝绸之路”，赋予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丝绸之路”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融合最生动的符号化象征。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流动的民间文艺，如蚕马神话、黄帝和嫘祖等人文始祖传说以及丝绸技艺等，随着传播场域、传播方式以及传播主体的变迁发生了极大变化，经由重构逐步形成了文化共同体的“记忆”。如原来主要流传于湖北宜昌和远安、四川盐亭和新津、河南新郑、山西夏县和阳城、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地的嫘祖神话[8]刘守华：《蚕神信仰与嫘祖传说》，《寻根》1996年第1期，第45-46页。，其“人文始祖”的文化母题在融媒体语境下被强调和建构，近年来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结合嫘祖传说、信仰场域、信仰仪式建构起新的文化景观，如嫘祖文化广场、嫘祖神像，大型音乐情景歌舞史诗《嫘祖颂》等。[1]毛巧晖：《民间传说与文化景观的叙事互构——以嫘祖传说为中心》，《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再如2009年“妈祖信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融媒体语境下“妈祖信俗”的传承与传播更为注重营造“现场感”，2014年4月11日，来自海峡两岸近千家妈祖宫庙的三千多名信众齐聚湄洲岛祖庙的顺济殿，共同见证一尊由海峡两岸共同建造的全球最大的黄金妈祖像开光大典。[2]吉峰、张恩普：《妈祖文化如何传播与营造“媒介奇观”》，《传媒》2015年第12期。除此之外，妈祖文化知识竞赛、楹联创作比赛、征文活动的举办；相关题材电视剧、电影如《妈祖》《海之传说——妈祖》拍摄；文学作品如《天妃娘妈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海神家族》的创作；Q版妈祖的衍生文创产品等，这些都是妈祖文化探求新价值的方式。“一带一路”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和发扬光大，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的紧密关系，提升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力。[3]刘永强：《“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5期。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4]罗惠敏：《全球化理论综述》，《社会》2004年第3期。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革新“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5][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页。因而，寻求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成为人们通过“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自2006年起，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6]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发〔2005〕42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26.htm。，以“日”带“月”，以“月”带“年”，通过文化再生产的传播机制，传承与传播以民风、民俗、民歌、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间文艺，进而塑造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的文化认同。如2006年中央电视台在“文化遗产日”全力打造的多点直播节目，其后由央视科教频道与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等部门联合制作推出的“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电视直播活动，聚焦我国优秀文化的继承和保护。

“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位因素”。[7]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艺通过媒介话语重新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8]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通过传播形式对“完整连贯之记忆的稳定框架”的建构，传播场域对“仪式和习惯”的强调，传播主体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追求，民间文艺“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建构并维系了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随着时空认知的转型与象征性边界的形成，人们面临着多元文化价值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流动与变迁，人们需要重新定义民间文艺的内涵与外延，建构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民间文艺话语体系；需要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使民间文艺“接上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反映时代生活、回答时代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的意义与价值，让民间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2]《让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加鲜明——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