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把评论当成一家媒体的旗帜和灵魂，看一家媒体的品质、调性和价值观，往往从评论可以看出。但勿庸置疑，这个媒体灵魂在新媒体冲击下似乎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传统媒体受冲击，首先受冲击的是传统的新闻文体；而传统新闻文体中受冲击的，首先是评论这种文体。因为新闻、通讯、调查报道、特稿之类的写作是需要机构背景、团队配合、专业门槛和合法资质的，比如新闻的采写受到采访资质和发布平台的约束，而评论则没有这种进入门槛的保护。

新媒体时代的特征是“人人都有麦克风”，也就是人人都可以评论，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家。从论坛、博客、微博再到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每一个“后浪媒介”登台亮相的标志，就是成就了一批身上打着平台标签的评论写手。如论坛成就了和菜头、魔鬼教宫等，博客成就了韩寒，公号成就了六神磊磊、呦呦鹿鸣等。评论绕过传统媒介体制获得了野蛮生长空间，对过去主流媒体精英专有的传统评论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当下自媒体内容变现，新媒体闯荡江湖地位，传统媒体人转型创业，基本都是选择评论作为突破口，当传统评论员还在编辑部里讨论理性、平衡、客观、真相时，新媒体上各种立场鲜明的观点早已爆炸了，各种大号、“大V”、大嘴、大炮、营销号早就抢好了各自站位收割了一波流量。评论成为全民表达文体，还有传统评论的位置吗？一些“情绪压倒理性”的观点取向蚕食着传统评论的温暖区、舒适区，主流媒体评论在这种语境中如何突围？这是本文所想求解的问题。

一、传统主流评论的新媒体困境

作为身在媒体转型风浪中的评论人，从一些看得见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传统主流媒体评论受到的冲击。

现象一：主流媒体评论在社交媒介上形成刷屏效应的越来越少，“出圈”而受到媒体圈外普遍关注的越来越少。比如常州小学生作文课后坠亡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刷屏的是如《袁老师这作文改的什么玩意》《辱骂记者的商贩、给袁老师点赞的家长，这一届的“正能量”真可怕》等自媒体评论，没有看到传统媒体相关评论受到关注。从近期鲍某某性侵养女案、钟美美模仿老师引起的争议、仝卓高考舞弊事件、中北大学学生坠亡事件，等等，都没有看到传统媒体评论在社交媒体形成热点或被谈论。

现象二：当下很少能有传统媒体评论员像过去那样成为“舆论达人”，社交媒体“大V”正在挑战过去媒体精英的地位。主流媒体评论催生名评论员，是传统媒体时代评论作为媒体旗帜的一个自然结果，能数出一堆名字：人民日报成就了马立诚、卢新宁，经济日报成就了詹国枢，中国青年报成就了米博华、陈小川，环球时报成就了胡锡进，这些人都在传统平台通过评论而成为当年舆论场的风云人物，平台与评论员互相成就。而当下传统平台评论员的影响力似乎很少能出媒体圈，人们提起名评论员，更多想起的是一些社交媒体“大V”，传统评论员也遇到了出圈困境。

这些现象背后一个深刻原因是媒介环境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的信息茧房和极化环境，使受众的观点审美出现了巨大变化，从传统的“理性中立客观”变成了“相似想法的回音室”。这种变化可以从“理性中立客观”被缩略为“理中客”并贬义化的过程看出来。真相的重要性常常被诚意所取代，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1]——观点从过去的“一言九鼎的精英判断”，变成今天的“只是一种阐释角度”“谁也并不比谁更高明”。

传统评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其媒体使命相对应的“理性中立客观”，没有哪家传统媒体不以这种价值作为自身评论的金规则，没有哪个传统评论员不将此作为自身从业的“策略仪式”和观点正当性基础，构思每一篇评论时候脑子里可能都会游荡着“要理性、要中立、要客观”的幽灵。但这种传统的精英姿态在新媒体时代受到了嘲讽，就像英国人在脱欧中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一样，新媒体时代拥有了麦克风的网民带着十足的嘲讽说：“我们已经受够了传统评论员的理性、中立和客观了”。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最大的冲击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回音室的信息秩序。过去传统媒体和评论所适应的那套认知价值遭遇到挑战，人们以往熟知并承诺遵从的“从事实证据推出结论”或“结论服从于事实”的逻辑规则被一些工人转变为“让事实证据服从于既定的结论”，“事实胜于雄辩”的原则被“雄辩胜于事实”所挑衅[2]，传统主流评论被媒介革命拖到了一个自己不擅长、受众被各种信息茧房分割成不同情绪人群的传播语境中，不得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观点场中与狼共舞，面对流量逻辑和10万+野蛮丛林的竞争挑战。

专业精神退场，商业主义统合[3]，这是新闻学界中人对新闻业悲观的描述，赢得专业共同体中诸多人士的认同。舆论场中深度生存、以评论为业的自媒体人都知道，理性、中立、客观之类被评论前辈视作职业圭臬的规范，在当下舆论场中是一种不讨巧、无法变现、不会有流量的“写作负担”。倒是这句“反客观”的信条成为很多脸上写着变现欲望的自媒体评论人的从业圣经：如果你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做自媒体，那么你只会收获以下争吵不休的评论以及同时鄙视，但是你如果用两个对立的观点做两个自媒体，那么你就会收获两个百万级大号和无数打赏。

基于这种极化传播的新媒体语境，一些自媒体“大V”甚至玩起了这样的操作，开多个号迎合不同群体的观点需求，用对立的观点“喂养”不同人群。比如同一件事，一个号发极端支持的观点，另一个号发极端反对的观点，收割两种流量。同一个人，一个号作横眉怒对的愤青状，一个号作热泪盈眶的同情状，通吃两边打赏。理性、中立、客观的声音在这种流量逻辑中被边缘化和淹没，传统主流评论有时与受众“失联”。

时下受到追捧的自媒体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情绪饱满，有极强的节奏带动力，二是敢下断言，满足了茧房受众的偏执共鸣需求，典型如《法律制裁凶手，谁来制裁人性》。这两点传统主流评论都做不到，严格的机构把关程序一方面会过滤掉浓重的个人情绪，另一方面会克制断言，不能让论点超过论据所允许的限度，不能让评论判断跑在既有事实的前面。仅仅这两方面，似乎就使传统主流评论失去了流量竞争的优势。

二、坚守权威性和作为公共表达的人民立场：传统评论的突围之道

怎么办？传统主流评论与自媒体评论相比失去流量优势，是不是就没人看了？传统评论是不是要转型成当下新媒体自媒体评论的样子，才有未来？传统评论是不是要把“传统”当包袱一样甩掉，才能赢得读者？绝非如此。越是在这种流量冲击下，传统主流媒体越需要保持专业精神和价值定力，发掘主流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捍卫评论作为一种公共表达的公共性，超越流量主义的幻象，在舆论场的价值引领中发挥压舱石和定海神针的作用。

流量是什么？流量是新媒体制造出来的一种关于数字的欲望结构，它表现为文章左下角不断滚动的阅读量，传递了一种“很多人在看”“看的人越来越多”“被人在看”“听到了回音”的迅速变现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视角看，流量是一种让人迷入性“看”的景观[4]，这种景观在媒体人心中传递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拥有流量的作品都是好的，好作品才会呈现出高流量。被流量施了魔法后就会认为，新闻和评论的存在不再由自身的信息和观点价值决定，而是由流量景观所定格的那个阅读量数字所决定。转型时代的媒体人很容易因为对流量的迷入，而丧失对新闻本真价值的自信。流量景观制造着欲望，欲望决定着生产，形成一个失去反思而内卷的闭环。

我的一个学生前年回乡过年时写了一篇反映其老家环境污染的调查性评论，后来发在一家主流媒体上，被多家媒体转载，在老家县城引起很大反响，反映的问题也迅速得到解决——这个学生后来对我说，没想到文章发表在主流媒体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虽然这篇评论同步在社交媒体上没有多少阅读量，也没有在朋友圈刷屏，好像没人关注，但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对她说，这就是不能以社交媒体流量作新闻和评论评判标准的原因，流量只是几家大的社交平台制造的一种标准，传统媒体有其自身到达受众、流量景观无法计量的渠道。一篇文章的传播和影响有很多渠道，流量只是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其实它还在以很多看不见的方式发生着影响。一篇评论发在自媒体平台，它只会在自媒体的那个圈子传播。而一篇评论如果发在传统媒体平台，它会在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平台和圈子中传播，影响力远超流量数字可见。

社交媒体是一个被割裂的圈层，在自己的圈层里形成一种流量可见的影响力，形成一种放大自己声音的回音室。流量景观是新媒体凸显自身传播优势而制造出的一种价值观，传统主流评论应该有自身的价值定力，不要在自身不擅长的方面去争取本不属于自己的观众，不要在社交平台营造的流量竞争中迷失评论的公共价值。传统主流评论的突围，很大程度上不是改变自己让自己去适应流量逻辑，恰恰相反，应该突“流量”之围，在流量逆行中去捍卫评论作为公共表达的人民立场。

（一）在声音互相抵消的相对主义氛围中凝聚评论的共识价值

对于新媒体时代最经典的描述之一，来自戴维·温伯格，他在《知识的边界》中的一段描述常被引用：“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5]确实如此，无论是高管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还是引发巨大舆论撕裂的汤兰兰案，都能看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信息让人们无从判断。

比如去年的江苏丰县女教师绝笔信事件，一个女教师在绝笔信中字字含泪，声称“这封信发出时，我和丈夫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教育局官员指名道姓，称：“这个世界的恶，你们占了一半”，信中讲述了女儿疑因被伤害失去左眼后一个母亲维权遭遇的噩梦。在公众一边倒地将矛头指向丰县有关负责人时，当地教育局信访室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面对镜头时痛哭，反问记者：“你们了解真相吗？作为一个基层信访工作者，我付出了我的热情、耐心，我对她劝说了很多次，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她最后如此待我，给我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来维权，我的名声谁来维护啊！”

在积极发声中引领舆论，在事实框架中去讨论，推动事件在法律框架中解决，这就是主流媒体评论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

在社交媒体上，出于本能的同情，人们总是容易相信流泪的一方，倾向站在痛哭的弱者那一边。一个人痛哭，人们很容易形成倾向。可现在问题变得复杂，另一方也哭了，面对镜头痛哭流涕，来自不同方向、立场对立的两个哭声，都带着强烈的受害者情绪，让人们看到了这件事的复杂——流量逻辑的驱动下，社会媒体评论热衷于“两边下注”，分别消费两边的眼泪。或者是在女教师发出绝笔信痛哭时站在女教师一边声讨官方，或者等着收割“新闻反转”的流量红利，在信访办负责人面对镜头痛哭时站在官方一边，把矛头指向“女教师说谎”，在这种方向相反的观点抵消中，公众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罗生门”困惑，失去是非判断的标准。

反转是当下常见的舆论现象，其实不是事实本身有多大反转，而是迫不及待的站队判断扭曲了事实呈现的规律，制造了反转的幻象。评论，不是这一方先说几句就依据这方声音评论一下，另一方说了后再依据另一方的声音评论一下，这时候尤其需要传统主流评论的“理性、中立、客观”，超越或站在女教师一边、或站在信访办一边的极化情绪，不被某一方带节奏，而是挖掘可证实、可证伪的事实，依据可靠的事实做出判断，使问题朝着可沟通、可化解的方向发展。

评论要成为一种构序解惑的文体，需要以作为共识的事实和逻辑基础去评论，这样才能产生消除困惑、一锤定音的判断力度。否则，只会产生“本来对这事就不了解，看了你的评论后更不了解”的反转抵消感，从而传递和加剧混乱与困惑。

（二）以公共事件中及时的评论在场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

研究社交媒体的学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论坛互动规律：当博主讨论国内报纸已经报道的话题时，互动就好比一个安全阀，但当这些博主讨论主流媒体所忽略的话题时，互动就好比一个高压锅[6]——我们在热点事件的网络讨论中也能鲜明地感受到这个规则的存在，比如“被顶替上大学”这样的案件，如果这个话题主流媒体已报道并发出追问的评论，那么网民的讨论框架将是建设性的，把官方当成一起捍卫高考公平的“我们”力量；但如果这件事是网民曝出，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和评论，那么讨论将成为爆发式、破坏性的情绪发泄，并把官方当成跟顶替者站在一起、破坏高考公平的腐败力量。

在我们的媒介语境中，主流媒体的评论不仅仅代表着一种媒介观点，还附加着一种政府的符号身份，当某个主流媒体发表了对某件事的看法，公众会感受到：这件事已经引起主流媒体的重视，政府也在关注，政府有自己的态度。在这种阐释框架下，主流媒体的评论可以让一个话题脱敏，可以成为社会减压阀，可以提升主流媒体和政府的公信。

比如2019年6月的王某某猥亵幼女案，主流媒体在排除遮丑干扰、推进这一事件进入常态报道流程方面，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评论贡献，让公众看到了主流媒体评论的权威、担当、专业以及在这类事件中不可替代的议题脱敏作用。光明日报评论针砭问题，直指“案件信息披露只能公开透明”，随后其他几大央媒接力开火，用词罕见尖锐，人民日报评论三问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追问背后有无病态利益链，新华社批评称“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他有多少资产，决不手软”，央视新闻谈到了定罪问题，经济日报随后则连续七问，酣畅淋漓，让人拍案。

可能有人会觉得央媒这些观点并无什么新意，只是表明一种鲜明态度。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态度，那种情境下，主流媒体评论的态度价值、身份价值比观点价值重要多了。这时候，相对于央媒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央媒说话了，央媒表态了，央媒在集体关注和表态。这种立场和身份传递的信号是，举国都在关注，这事儿谁也遮掩不了，必须公开透明。这种表态，既是凝聚舆论的力量，传递一种不可改变的风向，给公众以“央媒”在关注的信心，也是一种脱敏——央媒都关注和评论了，有什么好“敏感”的？

评论的这种强势发声，对推动事件的进程，引领舆论的理性讨论，传递官方的权威声音，都很有助益。可以看到，几大央媒的评论虽然用词尖锐，但判断都很谨慎，用的都是法言法语，都是基于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源，不渲染，无炒作，没有添油加醋的情绪，也没有超出既有事实去无限联想与暗示。这就是主流媒体评论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在积极发声中引领舆论在事实框架中去讨论，推动事件在法律框架中解决。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越缺席，官方越容易陷入“说什么都不信”的塔西陀陷阱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而央媒的强势发声，是一种及时的补缺，在突发事件中凝聚受众信任，避免舆论在沉默中的失控发酵和耗散政府公信。

对于主流媒体的评论，慢一拍不要紧，关键是要让公众有“在场感”，这样才能在议题设置中形成主流舆论合力和建设性公共讨论。此次抗疫评论中，半月谈和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很引人注目，系列评论在舆论场上引领了不少有价值的议题，比如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信息透明的鼓励、违法防控的批评，等等。但相比主流媒体的地位、掌握的影响力资源和公众的期待，主流媒体评论引领力还需要提升。相比之下，诸多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议题是自媒体评论引爆的，比如批评粗暴防控的《有些人开始自我膨胀了》，通过防控人员砸麻将桌引爆对违法防控的批评，在社交媒体形成爆炸式传播，阅读量上千万。还有《他们下山来摘桃子了》引起公众对“领导拿补助远超抗疫一线医生”问题的关注，引发了主流媒体的新闻跟进并对地方形成舆论监督压力。

评论在选题范式上正经历一场从主流媒体到社交媒体的权力转移，也即从原先的“主流媒体报道-评论跟进-形成大众讨论的议题”范式，到当下的“社交媒体讨论-自媒体评论-主流媒体关注”范式。比如《他们下山来摘桃子了》的话题扩散路径，就是“领导补助高于一线医生”的截图先在社交媒体传播，自媒体迅速跟进评论形成几何级数的二级传播，话题爆炸后形成主流媒体追逐的新闻点。而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评论往往掌握着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典型如南方都市报当年《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的评论，引起了对孙志刚之死的关注，最终终结了收容遣送制。

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合力推进公共事件的进程，也是好事，但如果总让公众有“不在场感”和“滞后感”，在评论议题上缺乏引领力，就会损失公信力和话语权。

（三）打破社交媒体选题盲区，让用户跳出茧房

熟悉社交媒体的人可能都知道一句著名的调侃：北上广白领一个月焦虑四次，一次一个10万+——这句话反讽的是社交媒体评论选题的视野局限，基本上都被大城市白领的焦虑所垄断。一方面，朋友圈中大城市白领是主流和强势人群，他们所关注的话题更容易被设置为议题；另一方面，焦虑更容易引发情绪传染和带起节奏，所以贩卖焦虑成为社交媒体中一种创造流量的评论母题。

回忆一下在我们朋友圈刷过的那些10万+：保温杯、油腻、鄙视链、区块链、逃离北上广、佛系、假装生活、90后开始秃了，或者是伪问题，或者是无病呻吟，或者是撒娇，或者是富贵病。在这种北上广白领被过度表达的语境中，就拿食品安全来说，同样是食品不卫生不安全的问题，如果曝光的是北上广白领常吃的火锅有问题，肯定会是大新闻。常喝的星巴克有一点儿小问题，必然会刷屏式传播。但如果是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火烧、馒头出了问题，就不会引发多大的关注，虽然吃火烧的人一点儿也不少。

这是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评论无法超越的局限：商业性高于公共性。自媒体需要靠流量变现，不得不以流量为中心。自媒体本质上也是一种商业机器，天然带着商业基因，而不是媒体使命，所以无法苛求他们站到公共立场去思考问题。这正是传统主流评论需要坚守的，捍卫评论的公共性，跳出某个狭窄的圈子视角，打捞沉默的声音，关注那些可能不会有流量的人群，不把受众当待割的流量“韭菜”，将公共价值和公共关怀置于其他之上。

2016年，南方暴雨导致严重洪灾，好几个省市都严重受灾。从网络和社交媒体看，湖北武汉和湖南长沙受灾好像非常严重，因为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中出现的字眼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很多地方被淹，公交在路中像在海上航行，学生推着船去上课，城市标志性建筑被水淹的照片极具冲击力。——社交媒体呈现的灾难图景是这样，可受灾最严重的其实不是武汉和长沙，不是湖南湖北，而是安徽，安徽成为那一次洪涝灾害报道的新闻盲区。

安徽成为新闻盲区，是因为安徽受灾的多是小县城和广大农村地区，而非社交媒体用户集中的中心大城市。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盯住大城市似乎更能出新闻，大城市的问题更能成为热点——所以“紧盯大城市”已经成为媒体“做新闻”和“构建新闻网”[7]的一种惯例，可如果能超越那种热点效应而看救灾规律，其实小县城的排水问题比大城市还严重（因为投入很少），更严重的是农村。大城市市民在网上更活跃，善于借助社交媒体发声，让自己关注的问题成为媒体议题，让“逢雨必涝”的城市下水道问题上头条，而问题更严重的欠发达地区因为缺乏媒体探照灯的聚焦而成为盲区。

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评论：不要让安徽成为救灾的新闻盲区——即使我努力想跳出被社交媒体和网络热搜所锚定的框架，其实还是有很多局限。洪灾之后，有一次到南方某地出差，接我的是当地媒体一个跑三农领域的记者，聊起南方洪灾带来的损失。我说，电视看到的场面太可怕了，那么多车被水淹了，损失太大了。那个记者说：“曹老师，你从城市来，关注的只是城市，看到的只是城市人的损失，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农民损失也一样严重，家塌了，田淹了，家禽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没有保险。”可这些，都没有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因为媒体记者都是城市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身份框架自省：任何一种范式都是一个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亮，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的。

人们太习惯屁股决定脑袋了，这提醒我们写评论时一定要有“用脑袋质疑屁股”的批判性思维，让评论能够跳脱被社交圈子固化的利益茧房，守住“不仅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是关心众人的命运，并且相信它最终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关”这种使评论能赢得尊重的公共关怀。

（四）以新闻建设性弥合舆论场的分裂

这几年国内外新闻学界对于新闻建设性谈得比较多，如“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手段，和书籍、音乐、舞蹈、绘画等一样，既有传递信息、传授知识、启迪智力、满足视听等作用，同时也嵌入了价值元素，或引导人们真善美，或诱导人们假丑恶。新闻因具有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建设性属性。”[8]再如《新闻的良知》中的两句话：“所有报纸都信奉烧掉一座大桥的新闻比建设一座大桥的新闻重要。”“在某次市政厅会议上，一个大声辱骂的人比一个安静提出重要问题的人更有机会上电视。”[9]——新闻建设性，就是让我们在“烧掉一座大桥”和“一个大声辱骂的人”之外，也去关注“建设一座大桥”和“那个安静提出重要问题的人”。

新闻如此，评论也需要这样的建设性。我欣赏的评论建设性，不是弱化批评和回避负面，不是对黑暗闭上眼睛而一味去唱赞歌，更不是扭曲真相而营造虚假的正能量，而是要在情绪宣泄之外保持对真问题的关注、共识的尊重和平等沟通的善意。不是非苛求评论员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而是一种承认分歧、接受不同从而去面对真问题的积极建设心态。某年，河南省剧协主席、豫剧二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李树建的一句话引起社会关注。李树建说：“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在一片质疑中，“以泪洗面”走红网络，成为网民和评论群嘲的对象。无疑，此时嘲讽“以泪洗面”既能赢得喝采，又能拉动流量。在众多嘲讽中，《新京报》一篇评论独树一帜，以其建设性姿态赢得了尊重，题目叫《谁来擦去剧团团长脸上的泪水》。这篇评论超越了浅表层面对“以泪洗面”的语词关注，而看到了背后的真问题，文章写道：

很少有人会相信李树建真的会天天“以泪洗面”，不过，去掉其中夸饰的成分，这种激动和泪水背后，倒是“极度忧伤悲痛”地反映了一些传统戏曲从业者窘迫的生存困境。李树建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做过22 年的团长，以前的工资水平很低，在六七年前，团里全年人均工资才5320元，作为团长，他“经常像个乞丐一样出去找企业拉赞助”。在“以泪洗面”事件的背后，或许更值得继续追问：谁能让传统的戏曲从业者不再因接受救济而“激动”，谁来擦去剧团团长脸上的泪水？

这就属于我欣赏的评论建设性，在喧闹的伪问题之外安静地关注到背后的真问题，不是在对“以泪洗面”的群嘲中“毁掉一个人”，而是尝试面对“传统艺术在今天的困境”这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评论最后说：如果仍然寄托在体制的身上，靠政府救济才能存在下去的剧团，也难以创作出真正令大众认可的优秀作品。莎士比亚只会在剧院中和演出市场中诞生，而不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对于这一点，相信包括被批评者都能接受，引起的是沟通而不是对抗和撕裂，这就是评论建设性。在茧房割裂中，尤其需要这种致力沟通的积极评论。

当自媒体和营销号脸上写满流量欲望，舆论场充斥着流量荷尔蒙时，让传统主流评论去作流量的逆行者，是不容易的事，需要一种超越眼前商业价值的变现而看到媒体公共责任的专业关怀。想起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的那个关于“裸体和吉他”的隐喻：

“如果你想吸引受众，可以到街角表演脱衣舞，脱到一丝不挂。在短时间内，或许你会吸引一群看客。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持续观看？如何避免观众转移注意力？还有另一种方法，假设回到同一个街角表演吉他。第一天听的人很少，但是第二天可能会多些。这取决于你的吉他弹奏水平，如果曲目丰富多样、引人入胜，观众很可能会与日俱增。如果你弹得好，就用不着去费劲地保持观众数量，总有新观众被不断吸引进来，替代那些听厌了的老观众。”[10]

让粉丝尖叫的观点裸奔，还是让观众静静地坐下来听你安静地弹一曲值得回味的吉他？这是传统主流评论需要做的选择题。

【注释】

[1]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4）:5-13+126.

[2]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J].探索与争鸣,2017（04）:24-26.

[3]李艳红,陈鹏.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J].国际新闻界,2016,38（09）:135-153.

[4]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01）:5-17.

[5]戴维·温伯格（胡泳、高美译）知识的边界[M].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4年12月版

[6]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董晨宇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7]（美）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等译）[M].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8]李仁虎,文建.论新闻建设性的理论基础及价值追求[J].中国记者.2020年1期:24-28

[9]弗林特.报纸的良知[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10]（美）科瓦齐、（美）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M].（刘海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日,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