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主流媒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也是信息逻辑与社会逻辑共同作用下的舆论引导者、价值凝聚者。凝聚共识、构建认同是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实现的话语指向。转型语境中，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话语的阐释能力以及引导能力面临着新挑战，基于此，依托制度调适、提升话语权力，加快媒体融合、提升话语能力，增强话语效力、优化社会治理则成为提升其引导力的合理路径。

在当前的转型语境中，作为一种表达观点的新闻体裁，新闻评论的重要性持续增强。一方面，在媒体融合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伴随新闻话语表达形态边界的渐趋模糊，新闻评论融入多媒体的传播环境，与其他新闻形态渐次融合，成为新媒体内容呈现的重要形态。另一方面，伴随媒介技术对个体言论表达的不断赋权与赋能，以及公众依托社交媒体进行观点与诉求表达，导致新闻评论在新闻表达、价值传递、引导舆论中作用日益凸显。

转型语境中主流媒体的新闻评论无论是在文本的呈现形态、价值的聚合方式还是传播的方式与渠道，都随之不断变化，这也引发了当前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引导力困境。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效提升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引导力，成为新闻评论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议题。

一、转型语境引发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困境

中国社会的转型语境不仅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也包括媒介技术所引发的媒体话语权力格局的变化。这一语境下，新闻评论的话语主体更加多元，这一方面壮大了新闻评论的阵营，另一方面也同时削弱了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话语权力、能力及效力。

1.技术转型重构新闻评论话语权力

一是新闻评论话语权力多元。这是从“行政赋权”到“技术驱动”引发的必然结果。在传统语境中，新闻媒体更多呈现为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媒体人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评论话语权的行使，带有浓厚的行政赋权色彩。“新闻评论”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是上级意志的表达与传递，相对于其他新闻体裁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特别是“社论”这种高规格的新闻评论，不仅被解读为媒体态度的表达，更被视为其主管、主办单位的态度。但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技术权力不断上升，新闻评论面临着从“权力的媒介”向“媒介的权力”转型，与之相对应，新闻舆论引导力开始从“行政赋权”“话语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商业媒体平台借助经济及与技术的双重优势不断强化自身平台建设，话语能力持续增强。在经济上，商业平台通过补贴等多种方式刺激用户内容生产，让内容创业在商业资本的驱使下一度成为资本的新风口。在技术上，商业平台依托技术力量，满足了“用户”对评论表达的需求。这不仅带来信息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形成了新的话语能力聚集方式，成为公众获取新闻、表达观点的新兴渠道。这些活动都使得传统媒体在公众日常新闻获取中占比大幅降低，这最终导致传统媒体通过获取“公众信任”形成话语权力的能力日渐削弱。

话语权力主体多元导致社会舆论场日益复杂。伴随媒介技术对传统编辑终审权的突破，社会公众基于评论表达形成舆论热点。在社会权力的运行过程中，由行政权力导致的“政治问责”与媒体舆论导致的“公众问责”交织并行，致使在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新闻评论的作用及地位不断提高。但是，这种新的舆论生态并非都是健康而积极的。一些恶意迎合公众趣味的互联网“大V”言论的负面影响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发挥好舆论引导功能，不只是一种“应然”，而是应成为一种“必须”。

二是新闻评论话语能力不断被重构。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的“受力”对象是受众。在传统的主流媒体话语能力构建中，尊重受众、研究受众、突出受众，并以“受众导向”选择不同的信息呈现形态和传递方式，是主流媒体话语能力建设的核心路径。比如，基于读者对象以及话语内容的重要程度而将新闻评论分为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评论等多种表现形式；基于载体的变化，出现了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等多种形式；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时评”的数量显著增多。这些传统媒体新闻评论呈现形式的变化，客观上都提升了其引导能力。

对商业平台的过分依赖还会导致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表达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媒体融合，而是仅仅将新媒体平台作为分发渠道而存在，受众依旧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自建客户端有利于强化话语的自主权，强化话语输出。

“新媒体”新闻评论将对受众的“重视”提升为由受众“主导”。一方面，依托新兴媒介技术，新媒体提供了新闻评论发表与传播的平台，允许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不断优化的评论平台产品设计，提升了用户的“评论表达”体验。另一方面，技术强化了新闻评论与用户之间的“连接”与“抵达”。在评论话语的传播中，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分发与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送相互融合，不断增强评论内容与用户之间的联结。相对于新媒体新闻评论话语能力的增强，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传播范围却出现了萎缩，其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大。在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传统纸媒基于影响力提升的目的和广告经营的需要，实现了从“邮发”到“自办发行”的变革，通过覆盖面的扩大以及“抵达”的强化，一度增强了新闻评论与用户之间的连接。但是，在新技术冲击之下，传统媒体经营能力不断降低，发行量大为缩减，不少纸媒回到“邮发”的传统发行模式。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发行量的降低并不仅仅意味着读者的收缩、广告价格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这会导致传统主流媒体新闻评论难以实现用户有效抵达，引导力的实现与“认同”的构建自然也就难以谈起。

2.社会深度转型增大舆论引导难度

一是社会的分层与利益多元。当前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提升的诉求来源于多重转型而带来的新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砥砺奋进的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被视为“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嬗变”[1]。而伴随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了不同地区、行业发展逐渐失衡，社会呈现出分层状态。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叠加，并以各种方式高密度、多频次呈现，不同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诉求亦复杂多变，此前业已形成并取得广泛共识的用以维系社会稳定的价值体系遭遇挑战，社会价值日益多元，社会舆论燃点逐渐降低，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舆论引导与价值凝聚方式亟需优化。

在当前的舆论场中，对于“渠道”“技术”的过分强调使得互联网中的评论话语表达呈现出浅表化趋势，导致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评论引导力面临“有流量、无导向”的危险。但是，在以算法为分发驱动的传播语境中，新闻评论内容质量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是价值传递诉求新方式。随着社会变革，人们的生活场景发生变化，“社区”取代“单位”成为公众生活的主要物理空间。这一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也包括信息的传递、舆论的引导以及价值的聚合。特别是互联网“原住民”已经习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递、话语表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自我与社会的认同，此前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方式日渐式微。价值离散、文化多元、引导乏力等现状都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价值传递与舆论引导方式，以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形成上下齐心的改革合力，实现国家意志与个人意识的有效统一。但在现实中，以认同构建为指向的传统媒体在感染力、吸引力等方面存在欠缺，这也影响了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话语效力的产生与实现。

三是对外传播面临新局面。社会深度转型的外部环境表现为中国开始深嵌于全球化进程中，开始“从亚洲文明中心走向世界大国”。[2]外部“开放”与内部“改革”一起，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伴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体系中活跃的一员。虽然中国的对外传播以展现立体多彩的中国为诉求，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与价值输出并未改变。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西方的意识形态不断通过新兴媒介以制造舆论的方式加强了对中国大众关于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的传播。这些都导致中国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基于认同诉求的引导力实现的难度增加。

二、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的提升路径

新闻舆论工作关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提升的诉求来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效力的实现在于围绕这场深度转型所进行的“言语行为”。本质上，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提升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认同”诉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的提升，既是适应外部媒介技术变化的丰富话语表达，提高其引导与构建“认同”的话语能力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1.依托制度调适，提升话语权力

一是强化“赋能”思维，优化政治赋权。新闻评论经由政治赋权，增强引导力、强化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促进“认同”的形成，这既是其自身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使命的必然要求。但是，权力优势所带来的“身份背景”，并不完全代表着评论话语的效力优势。作为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评论话语权力的现代化实现则表现为实现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把权力优势转化为效力优势，这集中体现为在引导力的实现过程中从“赋权”到“赋能”的传媒治理方式转型。在对新闻评论话语表达的管理中，尽可能地减少“命题作文”，甚至直接对其话语表达进行过多干预，而是将着力点变为对主流媒体竞争机制、体制的制定与保障，不断在政策上打破行政壁垒、区域壁垒及行业壁垒，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驱动的现代管理机制与体制，进行媒体融合新模式的建设，使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载体具有更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应成为管理部门提高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的必要举措，从而完成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但是，“赋能”思维绝不是让主流媒体放弃现实的政治权力。恰恰相反，对主流媒体而言，“政治赋权”是其在重大事件的引导中增强信息信度的重要保障，“赋能”思维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转换话语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提升。

二是依托主流价值，引导平台权力。首先，自建平台，掌握话语自主权。主流媒体新闻评论依托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主流媒体借助商业平台增加主流价值和主流话语传播广度、速度的同时，也会存在被商业平台驯化的风险。除此之外，对商业平台的过分依赖还会导致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表达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媒体融合，而是仅仅将新媒体平台作为分发渠道而存在，受众依旧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自建客户端有利于强化话语的自主权，强化话语输出。其次，发挥政治优势，增强用户黏性。“主流媒体”之所以称得上“主流”的前提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能够产生强大的“引导力”，否则其新闻评论的话语表达就会有陷入“自说自话”境地的危险。新闻评论原生平台建设有利于增强主流媒体平台与受众之间的黏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主流媒体政治优势的重视是当前引导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主流媒体的政治优势使其能够依托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天然联系和密切关系，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基于增强服务的诉求将智慧城市等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结合，如此则既可以实现信息化政府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增加用户黏性，提高主流媒体的“发行量”，增强主流话语的“抵达”，又可以基于客户端和新媒体平台对用户数据进行搜集，依托大数据对公众的兴趣所在及舆论热点进行有效评估，从而依托话语与技术的双重赋权来增强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引导力。

三是基于转型语境，治理舆论噪音。首先，从敏感到敏锐，寻求路径创新。“敏锐”和“敏感”一字之别，但相差千里。“敏锐”是理性的，指的是对新闻事件引发舆情的洞察和果断而恰当的处理，目的是寻求“认同”、实现“共赢”。而“敏感”则是感性的，并有着“过度”的意味。比如对热点事件、突发事件中言论尺度的把握上，与传统媒体的“敏锐”不同，“敏感”所导致的“锯箭思维”在处理公众言论表达中，具有不同的口径与尺度，而如果没有对公众情绪的准确判断与对之进行适当引导，而是单一粗暴地采用删帖、屏蔽关键词等技术手段进行言论的规制，则不仅不会减弱“不和谐”观点的声调，反而会因为对言论的过分干预而进一步引发与刺激公众产生更大的逆反情绪，并导致进一步的价值撕裂，影响“认同”的实现。这种过分“敏感”的言论应对行为，导致原本存在沟通的可能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其次，从显性到隐形，实现权力掌控的范式转换。虽然技术无意识，但对技术的使用却是有意识的行为。互联网空间中公众意见表达所形成的对抗性新闻评论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社会的应激反应，这些网络新闻评论会在虚拟空间被无限放大，并对现实权力产生影响。但这也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或个人可以出于经济、政治等不同目的，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以网络评论等形式，制造公众恐慌。近年来，此类事件时有发生。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多种手段，对新闻评论所引发的舆论偏向进行矫正，减少舆论噪音对新闻媒体话语效力的消解，这既是传媒治理的职责，更是增强主流媒体引导力的应有之意。但这一过程也日益隐性，面对经由技术权力所导致主流媒体引导力的异化，一方面对技术的规范要与对人的规范同步，而另一方面对技术平台的话语引导，则要减少采用“关停”等易于引发对抗性话语和行为的方式，而是通过更为多元的管理方式，推动这些新兴平台的新闻评论保持正向度的话语指向。

2.加快媒体融合，提升话语能力

在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中，新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信息呈现方式，同时也带来价值引领方式的变化。如果将传统媒体的式微简单理解为信息呈现方式所带来的威胁，无疑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种思维必然会将受众理解为喜欢猎奇、追求热闹的简单群体。而事实上，恰好相反。受众不会去关注新闻媒体以何种方式来呈现信息，以何种传播途径来进行评论表达，而是只关注媒体呈现了何种信息、发出了何种声音、传递了何种信号，以及是否符合他们的内心期待。这是受众在新传播环境中地位被不断提高后，新闻评论话语表达所面临的新局面。

一是强化内容建设，提高评论质量。在当前的舆论场中，对于“渠道”“技术”的过分强调使得互联网中的评论话语表达呈现出浅表化趋势，导致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评论引导力面临“有流量、无导向”的危险。但是，在以算法为分发驱动的传播语境中，新闻评论内容质量的重要性被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新媒体的舆论环境中，网络消除了地域限制，使得同一事件、不同主体发出的新闻评论处于同台竞技的状态，特别是在“今日头条”等内容聚合平台中，只有那些优秀的新闻评论才能赢得读者的关注，实现引导力，而那些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观点表达、雷同化的评论话语，都已经难以吸引受众的注意，更难以实现引导力的增长。同时，虽然当前新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能力依旧在呈现出缓慢增强的发展态势，但是在头部效应极为明显的客户端竞争中，以下载量与装机量来获取用户、提高引导力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闻媒体的内容质量，特别是新闻评论的质量已经成为新媒体之间引导力竞争的核心因素。

二是创新表达方式，增强叙事能力。首先，在形态上，发展融媒体评论。融媒体新闻评论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短视频用户增长极为迅速，相对于2019年6月发布的第44次互联网发展报告，短视频用户增长了1.25亿人，上升了10.7%。这表明，移动化、视频化已经成为网民接收信息的主要形式。新闻评论也将不再是单一载体和呈现形态的舆论产品。伴随网络传输速度的快速增长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交流手段将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短视频与中长视频将成为5G时代人机传播内容最主要的表达方式”。[3]这也是主流媒体重夺麦克风，抢占舆论场的必由路径。其次，在语态上，采取情理共融的表达策略。从“宣传”到“舆论”的思维转变意味着在评论的话语表达上要改变单向的话语表达方式，趋向情感模式的话语表达。特别是伴随着“移动优先”的媒体融合，新闻评论语言的年轻化、口语化成为趋势，大量的网络词汇涌入日常的话语交流。庄重如《新闻联播》，在其新媒体衍生栏目“主播说联播”也使用“老铁们”等网络词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把关人缺位的新闻评论表达环境中，事实为情绪淹没、理性为焦虑替代，以致新闻评论演变为语言暴力的浅层次表达，而不断降低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话语权威。

三是尊重平台差异，形成话语合力。首先，在表达中形成“大主题”与“多形态”的结合。“大主题”是以“认同”为目标的新闻评论话语指向。而“多形态”则指在多元的传播环境中，通过社论、评论员文章等多种形态以及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多种渠道形成合力，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及其接受习惯，通过多种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种评论形式，选择多种角度、多种呈现方式，做到“微传播”的大聚合，不断形成主流价值的传播合力。这也同时意味着，虽然不同媒体在市场化运营的过程中相互独立，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但对整个国家的话语体系、传媒架构及意识形态而言，则是协同作战，彼此作用，同为一体。特别是在新闻评论引导力的构建中，更是要形成整体的新闻媒体引导力合力。其次，嫁接商业平台，形成评论矩阵。虽然商业平台存在着影响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话语权力的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商业平台的疏离。现代化的舆论治理体系与传播体系的建立，就在于引导合力的形成。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向网而生”并非单纯对网络的依赖，而是呈现出主流媒体平台与商业平台相融的局面。无论是央视推出的“V观”系列短视频，还是人民日报推出的系列媒体融合产品，都不是完全基于自建平台而进行的传播，而是依托商业平台的分发力量，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和价值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实现主流舆论与新型平台的传播力嫁接。

3.增强话语效力，优化社会治理

言语行为理论由奥斯汀提出，其核心观点是言语的表达实际上是在做事，而话语效力则是一种言后行为。作为一种“言后行为”，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提升的诉求是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机制”，发挥“舆论引导”“团结鼓劲”的作用，为其提供“深厚支撑”。[4]

一是直面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伯特兰·罗素在其《权力论》中讨论“支配舆论的权力”时认为，“宣传只有与被宣传者所关心的某件事和谐一致，才能成功”。[5]在当前的社会深度转型中，利益的深度调整引发舆论空间中热点多、大事多、分歧也多，与此相伴随的是价值离散所产生的认同撕裂也就越大。但同时，技术赋权所导致的舆论杂音甚至是噪音经由不同的传播途径被不断放大，则会形成不同的话语导向。如果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评论不去直面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而仅仅是从技巧上优化其呈现形态，不仅难以取得实际的认同效果，更难以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深度转型中，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话语效力的发挥，首先就要直面改革中所呈现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形成准确的判断，并对此进行合理的引导话语表达，以积极的价值信号传递来不断凝聚共识。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攻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吃肉”与“啃骨头”的问题，“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6]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应对这些社会改革中所显现出的深层次问题，并进行恰当的舆论引导，这不仅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也对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引导力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

技术赋能让舆论进入到快速传播阶段，“首因效应”与“定义霸权”紧密相连，导致新闻评论进入到速度、角度和深度的竞争时代。在“喧哗”的评论表达中，如果不及时对敏感、热点问题进行正面回应，一旦迎合公众情绪的话语得到传播，不仅会给舆论的负面发展留出空间，造成巨大的舆论损伤，也会因损害力的增强，而增大了修复的难度，再想去化解危机，“以正视听”，难度会呈指数增加。

二是提高反应速度，消解“定义霸权”。依托新闻评论参与社会治理，还因为在新媒体的环境中，网络评论表达的传播速度快、交互便捷，能够有效发挥其社会治理的功能。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主流媒体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审慎发表意见，甚至是在有关部门的集中研判之下，统一、有序地进行表达观点。但新媒体传播环境中，传统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定义权被网络技术消解。技术赋能让舆论进入到快速传播阶段，“首因效应”与“定义霸权”紧密相连，导致新闻评论进入到速度、角度和深度的竞争时代。在“喧哗”的评论表达中，如果不及时对敏感、热点问题进行正面回应，一旦迎合公众情绪的话语得到传播，不仅会给舆论的负面发展留出空间，造成巨大的舆论损伤，也会因损害力的增强，而增大了修复的难度，再想去化解危机，“以正视听”，难度会呈指数增加。因此，在新闻评论的引导力建设中，话语权力的重要表现就是抢夺定义权。

反应速度的提高意味着新闻评论的表达由“事后定调”变为“事中引导”。在日渐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对事件的回应、阐释、定义与引导，不仅是强化重大事件中主流媒体新闻评论话语权力的必要路径，也是实现话语效力的有力保障。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其新闻评论的作用就是在新闻事件发生后，依托自身对新闻事件有完整而准确的判断，积极、主动、快速而专业地发声，以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消解定义霸权”也包括及时回应事件，安定人心，表明态度。

三是提升表达信度，增强话语权威。主流媒体依托新闻评论“立言”的前提是自身具有“信度”。在某种意义上，主流媒体的“主流”来源于受众的信任。党和国家提出了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设的要求，这“四力”中，引导力是目的、传播力是基础、影响力是表征，而公信力则是前提。如果缺乏“公信力”，则即使实现了评论话语的广泛传播，也难以产生真正的话语效力，甚至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破坏力并造成价值撕裂。伴随社会的深度转型及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新闻评论话语纷繁变化，但公众对于媒体“可信度”的核心诉求却始终如一。在此背景下，新闻媒体的可信度成为公众关心的核心话题。这意味着对于主流媒体强化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对“平台”的认知要进一步拓展。不仅新闻媒体的物质“平台”是平台，主流媒体的“信用平台”更是产生话语效力、实现引导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主流媒体的“主流”是一种信誉的承载体。而这种信誉却不仅仅是媒体本身的信度，也包含行政赋权所带来的公信力。但是，伴随技术对传统新闻媒体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突破，近年来新闻媒体因其自身的新闻采访行为而陷入舆论危机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新旧媒体作为论辩双方在网络平台上就“事实”“真相”“规则”“伦理”等问题进行论争的过程中，往往被“论争”的新闻事件本身最后陷入到了“面目不清”的境地，这不仅给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带来损伤，更会影响公众对主流媒体本身的认同，而极大地损害了其新闻评论表达过程中的引导效力。因此，提升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表达信度，不仅要在评论话语表达中依托自身的背景增强其权威性，更要在话语的表达中，依托信度，注重形成媒体的品牌，不断增强新闻评论的辨识度，在话语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此外，对转型语境中的当下中国而言，提升主流媒体引导力最为核心的诉求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体系。新闻传播过程与意识形态的柔性输入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研究甚至将其视为新闻殖民的主要途径，认为“所谓新闻殖民，也即新闻文化殖民，就是西方列强国家与势力常常将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及其新闻制度、原则、伦理与理念，追随整体文化殖民一并移植到海外殖民地以帮助殖民者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7]新闻评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及教育则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紧密结合中国的转型语境，随时而变、富有创新性，伴随受众、载体以及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注释】

[1]李舒.转型期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及其实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4）

[2][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1）.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6.

[5][英]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权力论[M].东方出版社,1988.

[6]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N].人民日报,2014-2-9.

[7]朱清河.文化殖民反思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构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