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世界各国在新冠肺炎全球传播不同阶段的涉华舆情，以及外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变化，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对外传播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转化为发挥中国世界影响力的契机，将极大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陡然而至，中国首当其冲，全球疫情蔓延。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疫情无国界，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防控疫情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引导舆情是疫情防控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一、各国舆情总体态势

按照疫情发展的态势，新冠肺炎舆情的全球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疫情暴发期（1月20日至1月31日）、中国疫情高发期（2月1日至2月25日）、国外疫情高发期（2月25日至预计6月）、全球疫情消退期。

就2020年1月1日至3月12日的世界各国舆情来看，多国主流媒体在显著位置设置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专题，高度关注疫情变化，其疫情报道的总体特征是：报道量从少到多；报道重心从中国到本国；报道方式从一般事实报道到多种报道方式并进，事实与观点齐发。多国涉华疫情报道呈现出：既有正面报道，也有中性报道，同时还有不少负面或歪曲性报道；从早期聚焦全球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能下降的担忧，转向对本国公共卫生机构面临挑战和公众跨国流动风险的关注。面对肆虐的疫情，既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更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行动。

外媒最关注的涉华疫情报道主题是中国的防控措施，多数国家媒体越来越发现中国的疫情应对值得学习。德国之声电台播出该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的文章《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3月5日），提出：“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中国这么多的抗疫经验……我们自己也不妨想一想，中国采用的哪些措施也可以被欧洲所采用”。《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称：对新冠病毒的意大利式封国可能也是澳大利亚的选择》（3月10日），澳医学协会西澳分会主席安德鲁·米勒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中国政府限制人员流动的做法也被各国媒体反复提及，多数国家对于中国举措产生的良好效果表示认可。3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Giovanni Rezza的话说：“毫无疑问，中国能够有效地抗击疫情，而我们无法控制最初的疫情，因为我们的限制比中国的宽松”。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中国找到了一种治疗方法（血浆疗法）并在7天内建了另一家医院》（2月14日），展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外媒主动报道了中国政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国政府积极沟通共同抗击疫情，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帮助疫情防控，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情况。意大利安莎社报道了中意两国外长表示相互理解、携手抗疫。阿联酋通讯社评论《人类的家园》（2月1日）一文，4次提到（意为“人类命运的统一/人类命运的一致”），指出希望中国与其共同抗击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沙特《中东报》报道《两个病毒之间的中国》（3月5日）指出，“因为世界是一个小村庄，每个人都需要中国”。澳大利亚《信使邮报》也刊发文章《世界必须联合起来一致抗疫》（3月6日），表达了对疫情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强烈需求。3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援助多国抗击疫情，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称塞尔维亚领导人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在宣布紧急状态的电视讲话中说，“欧洲的同舟共济并不存在，那不过是表面上的童话。我相信习近平，他是我的兄弟和朋友，我相信中国的帮助。”

由全球化催生的风险社会，迫使人们结合为新的“共同体”，以应对风险的袭击。人类终将在风险的全球威胁下走向一体，中国政府应抓住契机，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化为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机。

同时，美、英、德、澳等国家的部分媒体，抱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刻板印象，通过话语暗示策略，刻意将中国抗疫报道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批评挂钩，煽动种族主义歧视，如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观点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还有些媒体将本国民众的恐惧心理与排华和“黄祸论”勾联，妖魔化中国，如德国《明镜》周刊2020年第6期封面图片为一名身穿防护服、戴着面具的男子，配以标题《新冠病毒——中国制造》（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直接用“中国病毒”字眼来指代新冠病毒。一些媒体对中国取得的防控实绩，言语之间流露出望尘莫及、不情不愿之感，如3月10日澳大利亚人报刊发报道《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称：对新冠病毒的意大利式封国也可能是澳大利亚的选择》，虽然承认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是将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称之为“意大利式封国”。还有些媒体也批评中国政府早期对疫情反应迟缓，揣测中国政府瞒报感染病例，认为中国的疫情发展数据不可信，使得全球对流行趋势的预测变得困难，如2月24日《纽约时报》刊发《为什么新冠疫情始于中国？》，称两个本质上很“中国”的文化行为（“堵住揭发者的嘴”和吃野生动物以“进补”）推动了当下COVID-19疫情的暴发。

二、外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总的来看，伴随着疫情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从“东方强人”“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的变化。

疫情暴发初期——“东方强人”：多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科学家及时发布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在武汉高速建设两所收治医院，彰显了信息开放透明、及时应对疫情的“东方强人”形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公共关系策略，通过公开大量信息来显示出控制局面的更大决心——而不是试图让一个爆炸性问题消失。澳大利亚病毒学专家Mackay教授则认为，中国人“做对了一切”（《澳大利亚人报》，1月16日）。

中国疫情高发期——“东亚病夫”：国内恐慌波及海外，西方主流媒体大量出现对中国“封城”举措和舆情调控政策的负面报道和严厉批评，污蔑中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东亚病夫”，使疫情报道政治化。2月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观点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明镜》周刊2020年第6期封面图片题为《新冠病毒——中国制造》，都直接用“中国病毒”这样的字眼来指代新冠病毒。BBC在《肺炎疫情如何令中国“崛起大国”的光环黯然失色》一文中，梳理了中国疫情高发期，多国出现的恐华、辱华行为：1月底，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出现一则请愿书，题为“请禁止中国人入境”，不到一个星期，请愿书获得超过53万人联署；在美国，有华裔因戴口罩而受到滋扰甚至殴打；在澳大利亚，一些华人孩童被同学称“携带病毒”受到欺凌；在德国，有医生拒绝给中国病人看病。基于长期的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偏见，由西方主流媒体发布的包含种族歧视、辱华之嫌的报道，力图把中国推到世界的对立面。

全球疫情高发期——“负责任的大国”：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中国国内疫情已渐消退，中国抗疫举措的成效显现，国际舆论认可中国抗疫成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的行动是对个别国家挑衅和污名化中国的响亮回答”。全球多家媒体及时报道了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援助行动。3月10日，《澳大利亚人报》刊发报道《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称：对新冠病毒的意大利式封国可能也是澳大利亚的选择》，澳医学协会西澳分会主席安德鲁·米勒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3月20日，《纽约时报》刊文《中国援助多国抗击疫情，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称“从日本到伊拉克、西班牙到秘鲁，中国以捐赠或派送医护专家的方式，向各国提供或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通过援助突击，中国试图改变专制的疫情孵化器形象，换以在危急关头担负责任的世界强国形象”。虽然话语之间意识形态偏见依然，但是也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大国风范。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全球疫情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3 月19日习近平主席第二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指出：“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对外传播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转化为发挥中国世界影响力的契机，将极大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1.通过外交渠道和媒体传播主动设置议题，全面介绍支援全球抗疫的中国行动。及时传播中国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中国政府发布的援助全球抗疫的五大举措，以及派出医疗队紧急驰援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的中国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共同体”的担当。

2.善用平台媒体及时推送中国支持各国抗疫的信息，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具有“全球、全媒、全民”的三全特征。中国要针对这一特征，发挥平台媒体传播范围广的优势，借力推特、脸书、Youtube、微信等，传播疫情动态、回应公众疑惑，积极塑造领导型国家的媒体形象。

3.坚决阻断国内社交媒体呼应国外媒体偏见的传播渠道，防范虚假信息、杜绝借题发挥。一方面通过算法推荐和智能技术甄别筛选虚假信息，谨防掉入西方国家从“阴谋论”出发制造的虚假新闻陷阱；另一方面要组织召集医疗卫生和健康传播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虚假信息防范小组，借力专业人士快速甄别虚假信息，进行虚假信息防控；调用腾讯微信等信息发布平台原有的“谣言粉碎机”“洗稿投诉合议小组”等机构，有效防范新谣言。

4.舆论领袖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审慎发声，不夸大不歪曲中国抗疫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事关每个人生存发展的紧要关头，政府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鼓励舆论中的多元声音，主动打破舆论的“极化”现象。

5.邀请专家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维度阐明“围堵中国”、与中国“脱钩”的危险后果，精准回应国外媒体的种族主义歧视和“黄祸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短时间内由于风险的急剧增长会使世界各国收缩其范围，中国理解世界各国的防控需求；长时段中世界各国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应对全球化风险。

由全球化催生的风险社会，迫使人们结合为新的“共同体”，以应对风险的袭击。人类终将在风险的全球威胁下走向一体，中国政府应抓住契机，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化为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