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下午，我从老家江西九江出发乘坐高铁前往武汉。在我再三请求下，乘务长才允许我在武汉下车，“九省通衢”的武汉站空荡荡，曾经热闹的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连出站口都没有工作人员检票，只有一台冷冰冰的大型测温仪。

来武汉之前，单位就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单位开具的采访文书，充足的防护物资，相关保险等，由于武汉公共交通全部暂停，首汽集团还为我们提供了采访保障车。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一个星期，外界对武汉的态度就是害怕、恐慌，我也不例外，来之前踌躇满志，下车后，看见“武汉站”三个字，当场就腿软了。

我从事记者行业已经有5年了，作为一名记者，这可能是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发生重大事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是评判媒体行业的重要标准。这次新冠疫情暴发，主编说要派记者去前线报道，我立刻报名了。

如今，我在武汉已近2个月，时间过得很快，这段时间我参与报道的稿件共24篇，还包括一些视频、图片。报道方向从早期的病人、医生、医院到社区生活问题，再到滞留人员的撤离问题，不少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一、只要你去了现场，问到足够多的人，就一定有所获

来武汉之前，我担心过会不会采访有困难。也经常有年轻的记者和新闻专业的同学问我这个问题，到了武汉之后，我发现，只要你去到了现场，问到了足够多的人，不会有采访困难的问题。

我最早去的现场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存放捐赠物资的武汉国博中心，我来之前这里已经是舆论漩涡中心，很多人质疑为什么有这么多物资捐赠过来，医院仍处于物资紧缺的状态。

我到了之后，把现场能抓到的人都问了一遍，包括志愿者、物流公司的员工、货车司机、过来捐赠物资的人、来领取物资的医生等，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了我的问题。

之后，2月3日下午，我又去了正在准备交付的火神山医院，去之前很多人告诉我，那边封路了进不去。事实上确实封路了，车开不进去，但可以步行进入，进去之后，工人们也愿意回答问题，我甚至还直接进到了病房里。

2月3日晚上，我收到消息称已经开始往火神山医院转运病人，一些媒体开始直播病人转运情况。为了能够证实这个消息，我又赶去火神山现场，现场有很多特警维护秩序，部分工人已经停工，站在高处观望等待，其中一栋进度最快的病房正在加紧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

我的司机问我，既然有媒体在直播，呆在酒店里看直播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过来？我说，记者必须要第一时间亲自去现场确认，而不是等其他媒体的报道。直到当晚12点，火神山也没有收治病人，救护车折返，特警撤离，工人们开始交班，现场陷入短暂的安静。有时候，大家会质疑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其实新闻很难做到完全真实，但作为记者，应该尽最大可能接近真实。

当然，突破采访也可以有一些小技巧。在2月初的时候，防护物资特别紧缺，我找渠道买了一些口罩，一份送给了火神山的工人，另外两份分别送给了两个一线医生。

▲ 本文作者（右一）在武汉国博中心外采访来领取物资的医生。

▲ 本文作者（左一）在火神山医院建筑工地采访前来参与建设的工人。

送口罩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是用口罩换采访，只是想将物资送给有需要的人，但是之后他们主动找我提供了很多核心的素材。还有一次，我去百步亭社区采访，这里在封城前举办了万家宴，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来了两次，第二次来的时候，武汉已经开始封锁小区，居民出不来，我也进不去。我坐在小区外面打开了微信“附近的人”，成功联系到多位百步亭的居民，他们也给我提供了不少信息。

虽然疫情期间很多地方都是封闭式管理，但是只要你去现场，就一定能找到新的素材，去了现场也可能没有人理你，但是不去，就一定没人理你。

二、共情与平衡

在重大事件报道，尤其是这类灾难性事件中，漩涡中的普通人，是最能获得关注的报道主题之一。我也采访了很多这样的人，最典型的是生病了就医困难的病人，还有生活困难的群众和那些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生活轨迹的人们。

采访一个人，他给你讲述他的经历，或是悲惨，或是愤怒，或是无奈，这些情绪很能打动人，报道出来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他自己也可以写出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记者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采访到事件相关的人，而不是只听一个人说的。

有一天半夜12点，一个志愿者告诉我，有方舱出来的病人被送到环境很差的地方集中隔离，出院病人情绪很不稳定，和警察起了冲突。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病人？我赶到现场之后，被警察拦住，说因为里面是刚出方舱的病人，并不能保证安全，不允许进入。警察虽然阻拦我进去，但是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说，确实是因为武汉的隔离资源太紧张了，这里是一个旧厂房改造的隔离点，志愿者们已经加班加点地创造出最好的条件了，都铺了电热毯，还提前打开怕他们着凉。还有出院病人看到现场环境之后，指着鼻子辱骂他们。

“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条件了。”警察很无奈地问我。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问题，就想报道出来，但是很多问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应该如何解决？

让我情绪最激动的一次采访是在方舱医院门口，2月6日，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确诊轻症病人，我赶到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门口。那天武汉下了雨，我在方舱医院门口遇到一个男生，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雨里，一开始还以为他是病人家属，来送东西的。上去问他才得知他是当天凌晨被送到方舱医院的病人，上午接到通知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就出来了，但是现在想再回去，就进不去了。

他看起来身体状况很正常，没有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他也说自己没有发烧，但是CT显示肺部有感染，也没有核酸阳性。为什么他在没有核酸阳性结果的情况下，就被强制送到收治确诊病人的方舱医院？为什么他与方舱医护人员报备过出去做核酸检测，返回时却被拦在门外？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有答案，第一个疑问得到了一些医生的解答，医生提到核酸检测的结果准确率不高，不能完全依赖核酸，主要还是以CT检测结果为主。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解释，当时方舱医院刚刚开始启动，一些工作流程还未完善。我问这位患者，能不能联系社区或者求助110，他说，“没关系，我再等等可能就进去了，大家都很忙，不想占用资源。”他最后在雨里站了2个多小时，才重新进了方舱。我不敢离他太近，短暂的采访后我就离开了，相比他的平静，我仿佛才是那个受到阻拦的病人，又生气又委屈。但是很快，这些令人揪心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他很快就出院了，在方舱里也生活得很好，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非常尽职尽责。

三、亲历才真实

还有一次是去武汉白沙洲市场采访，发现蔬菜、鸡蛋的批发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居民社区团购的物价涨得很厉害。

我之所以会关心物价问题，是因为一位因为疫情没有收入的居民告诉我，“没染上疫情病死，快要被饿死了。”这句话太震撼了，相关问题被我报道出来后，引起了武汉市场监管局的重视，陆续出台了很多利民政策，包括10元爱心菜等。

报道发出来之后的第二天，我和司机一起组织了一次给他所在小区的团购，我们两个人采购了200斤活鱼，每个居民要的种类和斤两都不一样，我们要一单单的记录、分装、做标记。那天还下了雨，为了减少聚集，我在群里叫号，但是现场还是有点混乱。我们两个人整整忙了6个小时，还不包括前期组织、整理信息。亲自体验过才知道，组织团购有多累，我们坐在电脑前，指责物价太高，确实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记得很早以前看的一本新闻写作的书上提到，你坐在办公室里和对方聊他的经历，不如亲眼看着他做；你亲眼看着他做，不如你跟着一起做。

不过我还是坚持认为，那些加价2倍、3倍做社区团购的，不应该。

武汉封城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滞留在武汉的人员。其中一对小夫妻在武汉流浪了好几天，我们是在外面闲逛的时候偶遇的，他们的故事也被我报道了出来。之后有一天，有志愿者说，有几个流浪汉住在地下通道，他们被泼水驱逐。我赶到现场后，见到了两个流浪人员，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发现他们说的话前后有点矛盾，我又去问了此前采访过他们的记者，发现说的内容又不一样。这件事我并没有报道出来，因为我不能保证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此前也帮另一位流浪人员找了警察，警察的态度很好，都在积极帮助解决问题。

在重大事件中，新闻报道的目的是还原事件真相、推动问题解决，不仅仅是渲染情感，获得大量关注度。

我在武汉50余天，武汉从冬天到了春天，樱花开了很美，疫情也已经得到了控制，复工复产也已经确定时间。经常有人关心我，说在一线报道很辛苦，其实并没有，相比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救援队、基层工作人员、病人和病人家属们，以及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武汉居民们，我们一点也不辛苦。

前几天，我报道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工人们滞留的问题，一位工人在报道发出之后，给我发消息说，“谢谢你，让我知道还有人在关心我们。”我很感动，新闻报道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传递真实，也能治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