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治国理政重要工具和引导舆论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面对在复杂舆情中打好疫情防控舆论战的严峻考验。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在突发事件中，最易看出在推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与既定目标又有多大差距。与此相应，新闻媒体在新冠肺炎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才最能体现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是否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新冠肺炎暴发以来，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面对疫情，积极有效作为、履行职责使命、体现角色担当，凝聚起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同时，正如疫情应对暴露了治理上的短板，突发疫情也集中暴露了媒体宣传报道在理念、方式、手段尤其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等方面的不足，有必要以抗击疫情报道为契机，深入总结、研究规律、完善机制，进一步提升应对能力和水平，实现传播能力现代化，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国家治理现化化。

一、突发事件集中体现媒体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统治、管理有很大区别。统治、管理的主体是单一单向的、支配性的，主要是国家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发号施令。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多向的、互动性的，包括政府、社会和个人，涉及公私多个层面，根据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通过上下互动、协商合作处理公共事务，本质上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下，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简单地说，所谓国家治理，就是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利益格局更加多元、民意诉求更加多样情况下，更为科学更加高效地处理公共事务，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无疑就是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尤其是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顺畅信息沟通、促进相互信任、增强良性互动、引导大众参与和优化公共政策。在媒体日常宣传报道中，主要体现为宣传阐释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人民群众愿望呼声、弘扬主流价值观、对社会热点进行舆论引导、实施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

新闻媒体这些促进社会沟通与整体协调的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新冠肺炎这种传染性强、病情危重、致病机理不明、最易引发恐慌、亟须多方协作参与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酷似2003年的非典，但对人们心理的冲击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新冠肺炎与非典，本身与苏丹红食品添加剂、三聚氰胺奶粉、双汇火腿瘦肉精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有所不同，影响面更大、造成的社会恐慌更严重。

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虽然对人体健康有很大损害，但致病原因明确、只涉及部分群体、无大规模蔓延危险。而新冠肺炎与非典，病因不明晰、蔓延势头猛、后果不可测，全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处于不明威胁之中，比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或者可以说比大规模战争以外的所有突发性事件，都令人恐惧。

新冠肺炎疫情又比非典影响更大。非典疫情暴发的2003年，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尚处于2G时代，互联网还没有大规模普及，除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与书信往来，私下里人们主要通过相互打电话、传呼机留言、手机发短信和邮件等简单通讯方式传播信息，能够到网上论坛进行信息传播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自媒体的概念，主流新闻媒体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信息传播和话语权优势。时至非典暴发17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已进入人人皆媒体的移动互联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一经引爆，舆论场信息传播主渠道俨然已是新兴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天下，人们纷纷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头条、知乎等传播各类真假信息，表达复杂观点情绪，形成众声喧哗的“舆情广场”，舆情热点叠加扩散，对党和政府应对疫情形成巨大压力，对主流新闻媒体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也构成了严峻挑战。

然而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体尤其主流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在国家治理当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有效作为，主流媒体在防控和抗击疫情中作用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社会恐慌不可避免。人们最希望第一时间得到与疫情防控相关信息，时效性弥足珍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比，即使传播速度胜过报刊的广播电视，也远远不及新媒体的零时差、即时性，必须通过传播理念转变尤其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补齐短板。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尤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就包含现代治理技术的应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化化的重要体现。对传统媒体而言，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就必须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现代化。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各主流新闻媒体早已嬗变进化为多形态、多平台、多渠道的新型主流媒体，无论传播方式还是传播渠道，都已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纵观这次防控和抗击疫情宣传报道，各主流媒体坚持守正创新，在弘扬以往专业、权威等优势基础上，网上网下一体、国内国际联动、大事小事兼顾，实现了全媒体传播，展现了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现化化的大趋势，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作用。

（一）宣传阐释中央决策部署，统一目标行动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一大显著优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良性互动模式下进行。尤其在新冠肺炎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根本保证。因此，报道宣传、解读阐释好中央相关决策部署，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有利于明确目标、稳定人心、统一行动。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农历正月初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媒体，都及时进行充分全面报道。《人民日报》1月26日一版大篇幅刊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发表评论《宁可十防九空，也要切断传染源》，人民网发布人民网评《疫情之下，生命重于泰山》等，解读阐释中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两微两端”各类新媒体，在第一时间推送相关消息和评论。疫情爆发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多项重大决策部署，全国新闻媒体都从不同角度予以充分报道、全面解读、深入阐释，形成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浓厚舆论氛围。

（二）充分提供疫情防控信息，回应公众关切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是科学决策、资源统筹、工作协调的前提基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们更加关注新闻媒体尤其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息。

疫情防控最紧要关头，正是春节期间，但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强化采编、开足马力，及时向武汉抗疫前线派出大批记者，确保优质高效生产出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新闻内容，既体现权威性专业性，也注重可读性服务性。

新华社1月25日就成立了武汉前方报道指挥部，2月3日又增派力量、从北京驰援一线。截至2月底，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播发各类报道近5000条，单篇最高总采用达4127家。新华社还围绕社会公众的关切点，及时联系权威部门，通过有预见性的议题设置，以全媒体形式及时回应公众不同阶段关切的与疫情相关的问题。如反映农村一线疫情防控的《农村战“疫”如何攻坚？》、专访医学专家回应疫情防控焦点的《关键时期的关键之举》等，都受到高度关注，后者配发的抖音短视频总浏量过亿。

新闻发布是重要的现代治理手段和政治传播机制。这次疫情防控，各级政府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公布疫情信息，成为体现治理现代化一大亮点，也成为新闻媒体运用全媒体手段、每日直播并挖掘相关信息服务公众的重要方式，零时差传递权威声音，第一时间满足公众需求。

（三）报道先进经验感人事迹，鼓励公众参与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确保推进国家治理现化化有良好舆论环境所必须。

疫情是危机和灾难，难免给一些人带来应激反应、心理焦虑、精神沮丧，媒体大力报道宣传各地积极防控疫情的好经验好做法、医务人员等“逆行”迎战疫情的感人事迹，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场景，唱响防控主旋律、弘扬抗疫正能量。

2月15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民周刊》微信公众号推出原创报道《快递小哥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人》，报道快递小哥汪勇在最困难的时候冒险奔波在武汉大街小巷，从组建志愿者车队，到采购物资和供餐，为医护人员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报道迅速被全国诸多主流媒体转载，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长达3分钟的新闻特写《聚拢温暖守护英雄》，汪勇成为疫情下普通民众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象征，感动了海内外无数人。

中国青年报新媒体《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网友：王炸来了，中国必胜》，报道中国医学教育四家“百年老店”所谓“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疫情期间驰援武汉，齐鲁与华西医疗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各报家门、互相加油，视频场景让许多人泪目，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四）实事求是开展舆论监督，推动政策优化

舆论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也是优化公共政策的有效途径。尤其在疫情变化快、防控工作紧、社会关注度高的特殊时期，舆论监督方式最直接、效果最显著。

疫情防控期间，新闻媒体在做好正面宣传的同时，注重发现问题，督促整改。2月9日武汉市在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进行“应收尽收”过程中，武昌区部分街道社区，衔接无序、组织混乱，导致一车重症病人在深夜寒风中被来回折腾好几个小时，到了医院也没人理会，许多老年患者只能在医院停车场等待。

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这一情况以后，第一时间上报，引起中央指导组高度重视，约谈相关市区领导，要求认真整改，向患者挨个道歉。

在疫情防控初期，一些地方发生类似云南某地违法征用口罩、湖北某街道违规分配和领取疫情防控捐赠生活物资等违法违规行为，新闻媒体或及时予以曝光、或跟进开展舆论监督，纠正和规范疫情防控中的不当行为，让人们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增强了媒体公信力，实际上也大大增强了党和政府公信力，让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坚强决心和有力举措，看到了上上下下勠力同心共抗疫情的希望和信心。

（五）强化热点引导辟除谣言，凝聚社会共识

舆论引导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舆论引导也是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一大难点，难就难在疫情突发、热点叠加，疫情防控涉及面广、矛盾容易激化，有时不经意的“茶杯里的水花”就可能演变为舆情风暴。疫情防控期间，新闻媒体普遍强化了舆论引导针对性、预见性，努力使引导更有力更有效。

人民系各媒体发挥评论理论优势，先后推出《大理征用事件：防疫阻击战，绝不能“各自为战”》《抗击疫情，没有“灾难经济学”》等评论，《用好战胜疫情的科学利器》《充分发挥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等重头理论文章，帮助人们科学认识疫情、客观理性防控、增强必胜信心。

新华社围绕统计数据存疑、医疗物资匮乏、百姓求医困境等热点问题，深入调研，及时发布真实情况和问题困难，促进了抗疫工作，也得到公众的信任与理解。

央视《新闻1+1》等栏目，每天都针对热点问题，推出对专家的专访，并通过微博等平台征集问题，由专家进行解答。

疫情期间辟除谣言，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许多新闻媒体运用互联网信息海量、链接便捷优势，设立专门的辟谣平台，对各类疫情谣言进行汇总、“一网打尽”。除了疫情初期个别谣言有泛滥趋势，总体而言，这次疫情防控，新闻媒体对谣言的阻击可谓及时高效。

（六）对外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不可能不受国际环境影响，尤其疫情防控，更不可能独善其身。

为国内战胜疫情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媒体的作用十分重要。疫情期间，各主流媒体统筹国内国际，主动对外发声，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道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海外华人华侨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援助，报道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1月21日以来，平均每天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境外电视频道，采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疫情防控新闻。

新华社中英文报道同步，连续播发系列稿件，境外媒体广泛采用，依托一线报道团队推出的英文Vlog栏目“Wuhan Today”，平均每集在推特、脸谱等平台阅读量超400万。

人民日报针对国外少数人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攻击，刊发《意识形态偏见也是病毒》等评论，给以有力批驳。

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多国确诊病例却在攀升情况下，国内有些人对有些国家消极防疫的行为颇有微词，甚至对国外疫情升级幸灾乐祸。新闻媒体及时加以引导，如3月1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刊发有关“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的评论，指出全球命运相连，这是人类的灾难，要摒弃种种偏见分歧、政治心结和意识形态铁幕，形成全球性的联防联控，共渡难关。

三、抓住契机，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防控和抗击疫情报道的大考，考出了新闻媒体的角色担当，同时媒体在疫情宣传报道中，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机制”的明确要求相比，更存在很大差距。防控和抗击疫情宣传报道，也是一个重要契机，新闻媒体可以藉此总结经验、改进不足，从国家治理层面，可以进一步创新完善新闻宣传体制机制，不断提升舆论引导工作水平。

（一）“有备而战”，健全重大舆论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舆情热点不断；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黑天鹅”“灰犀牛”突发事件层出不穷。

比如近年来仅公共卫生领域，类似新冠肺炎的突发性、高传染疫情就有2009年H1N1流感、2014年脊髓灰质炎、2014年西非埃博拉、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2015到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等。2019年以来国内国际各类突发事件的密集程度，更让人印象深刻。

新闻媒体必须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首先应完善舆情分析研判和预警机制。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之初，媒体没有及时发出“人传人”警讯，固然与政府部门的失误有关，但媒体本身对突发事件缺乏足够警惕和研判预警机制，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做到事前“有备无患”、事中“有备而战”，才能识于未发、快速反应、有效引导。

（二）“有情有义”，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

正面宣传是媒体“主业”，但要做好做到位，实现新闻性、思想性、贴近性有机统一，绝非易事，对新闻工作者政治水平与专业能力有很高要求。

从这次疫情宣传报道看，仍存在不少套路化、程式化现象，新闻没有温度、评论流于说教。相反有些自媒体特别是身处疫区的自媒体人的信息传播与观点表达，吸引了更多受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闻媒体一直没能完全做到心中有受众，带着感情去报道、去解读、去宣传，在关乎生死的重大灾难面前，缺乏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有的地方媒体报道与言论饱受诟病，也是在民情民意把握上出了问题。

另外，疫情报道有较强专业性，在民众神经紧绷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哄抢药品、物资等“次生灾害”。因此采访报道一方面要提升专业水平，培养更多“专家型记者”，另一方面更要恪守新闻规范，比对不同信源、听取更多专家意见，使正面宣传做到准确、专业、权威、适度。

（三）“有理有据”，完善舆论监督制度

新闻媒体要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必须做好舆论监督。但在日常报道中，有些媒体担心做舆论监督是自找麻烦，从而自缚手脚。由于这方面业务生疏，不少主流媒体记者已失去对真相、对问题创根问底的习惯与能力。在亟需舆论监督促进防控工作完善之际，反而非主流媒体显示出勇气和锐度。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媒体做好舆论监督，是重要职责和义务，对社会“免疫系统”不可或缺，是国家治理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应确立做好舆论监督是尽职、做不好舆论监督是失职的理念，不断完善舆论监督制度。

舆论监督要做到有理有据，不管是日常监督还是疫情防控这种突发事件情况下的监督，都要着重围绕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群众关切、现阶段有条件解决的突出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探究真相与问题所在，做到事实准确、以理服人，着眼促进问题解决，切实推动实际工作。

（四）“有声有色”，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无论是国家经济建设现化化，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互联网、全媒体迅猛发展，已经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带来了全方位冲击与变革。目前，媒体融合已经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在疫情防控报道中，新闻媒体普遍运用短视频、微博、微信、客户端等进行全媒体传播，畅通了疫情信息传播渠道，提升了政府回应效率。但全媒体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总体而言还比较初级和单调，小视频、长直播、“两微一端”等也成了新的固化模式，关键是没有摆脱大众传媒单向传播思维，互动性差、自说自话内容比较多。

尤其没有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寻找数据和现象背后的规律。比如很多媒体刊播每日疫情动态，多数是简单的加减数字呈现，很少为受众解读数字变化背后的含义与趋势，看了感觉不解渴。因此，全媒体传播还应进一步丰富内容，优化高质量内容产出机制，满足受众多样化需求。

（五）“有胆有识”，形成内宣外宣协同联动机制

我国发展日益融入世界，越来越多媒体人，感受到内宣外宣的相互影响。

比如疫情期间，一些境外势力和人员不断诋毁、攻击抹黑我国的防控努力，就对舆论引导形成很大的干扰与压力。然而仍有一些媒体对内宣报道的国际影响缺乏足够敏感，如在报道国际支持、境外输入病例、对国外防疫做法的评价等等，表述不客观、拿捏不准确，尤其一些新媒体，用词夸张甚至借机炒作，往往授人口实，或使国外受众产生很差的观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给我国防控乃至外交工作造成不必要的被动。

身处全球化传播时代的新闻媒体，必须树立内宣外宣一体理念，注重构建内宣外宣协同联动机制。针对攻击抹黑，既要有胆量勇气、又善于用对内宣传同样适宜的事实，进行回击反制，着力提高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既让国内受众爱看爱听受感动，也能让境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让宣传报道在国内国际都产生正面影响，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疫情防控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新闻媒体不但将经受住这次重大战疫报道的洗礼考验，更将通过查找不足、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工作机制，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