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海 陈 露

所谓“史传”，指史书中以写人叙事为主要内容和表现方式的纪传类文体，如本纪、世家、列传等。一般认为，此类文体，先秦虽已萌芽，但成熟、定型于司马迁之《史记》，此后两千年长盛不衰，成为史家著史的主要体式。与“史传”相对的概念是“文传”，即文人模仿史传而创作，独立完整，可单篇别行的传记，含自传、家传、假传、托传等。此外，一些不以“传”命名，但主于写人纪事的文体，如行状、墓志、碑、记、述等，亦为文传之旁衍。

在传统四部之学中，史传作为史书最核心也最有特色的内容，归入史部，不入文集，亦即不入文章畛域。这种传统，一直到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才被打破，但当时属空谷足音，鲜有响应。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晚清，总集收录史传蔚然成风，且史传在全书所占分量越来越重。这种变化，透露出明清史部与集部之间流动、融通之频繁、深入，具有丰富的文章学意蕴。

一、 《文选》确立的文章学传统及对传统的悖离

自西晋以来，四部分类法逐渐成立。史籍记载某家著述，一般将单篇文章汇为别集，归入集部，而成部著作则依其性质归入经、史、子三部，不再割裂以入别集。与此相应，人们对文章与学术著述的辨析越来越清晰、明确。文章写作“以能文为本”，多独立成篇，讲究藻彩和声韵。经、史、子著述中尽管也有不少富有文学性的作品，但其创作宗旨，与辞章迥别。故萧统编《文选》，不录周公、孔子等圣人制作的经书，不录老、庄、管、孟等“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2)的子书。至于史传，“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萧统3)，也不在收录之列。不过，史书中的论、赞、序等，或综缉辞采，或错比文华，饶富辞章之美，且本身已获独立的文体地位，故不妨入选。这种选录标准，旨在划清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体现了文学创作摆脱对学术著述的依附，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趋势和要求，确立了古代文集编纂的基本传统，并且大致划定了集部文章之学的范围和边界。自《文选》之后，历代著名的文章总集，如李昉《文苑英华》、楼昉《崇古文诀》、吕祖谦《古文关键》、姚铉《唐文粹》、苏天爵《元文类》等，虽立“传”体，但只录文传，不录史传。谢枋得《文章轨范》、章樵《古文苑》、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则未立传体，自然无缘史传。直至明清时期，汪定国《古文褒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①、梅曾亮《古文词略》等文章总集，依然坚持不录史传，足见《文选》传统的深远影响。

最早打破这种传统的，是真德秀《文章正宗》。此书正集20卷，收录先秦至唐末各体文章，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其中“叙事”类7卷，包含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经史著作中节录写人叙事之作6卷，以及行状、墓志等1卷。此书开总集录史传之先河。不过，其选文显然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物为中心，这从选文命题如“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叙晋楚城濮之战”“叙秦孝公变法”“叙秦焚书”“叙七国反”“叙霍光废昌邑”等可明显看出来。“叙某某事”成为此类文章命题的主要方式。真德秀在节选史传文时，所叙之事，并不关注事件的完整过程及前后联系，以至于一篇史传，可截出若干短文来，如从《史记·项羽本纪》中截录《叙项羽救巨鹿》《叙刘项会鸿门》等。这种剪截，能突出历史事件的精彩片段，但难以呈现完整、复杂的人物形象和历史进程，与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尚有较大距离。再加上其选文鲜明的理学宗旨和对“明理切用”的过度强调，除真德秀弟子汤汉《妙诀古今》外，《文章正宗》对于理学家外的文章选本，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从史书中截取纪传文的体例，很长时间内也鲜有回响。

总集录史传蔚为风气，一直要到明代中后期。吴讷《文章辨体》分体编次，其中“传”类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董仲舒传》《后汉书·黄宪传》3篇史传，数量不多，更多的是录文传。徐师曾《文体明辨》体例因袭《文章辨体》，而在文体分类和收录作品上踵事增华，多有拓展。如同立“传”体，而又分史传、家传、托传、假传四小类。其中“史传”录《史记》之《司马穰苴传》《平原君传》《苏秦传》等11篇，《汉书》之《倪宽传》1篇，《后汉书》之《王丹传》《黄宪传》2篇，数量较《文章辨体》有显著增加。此外，黄佐《六艺流别》、唐顺之《文编》、陈继儒《先秦两汉文脍》、杨绳武《古文鼻祖》、陈仁锡《古文汇编》、过瑛《绍闻堂精选古文觉斯定本》、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也都录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的传记，如果加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的叙事文，则总量更为可观。其中又以《文章辨体汇选》选史传数量最多。此书“史传”类收录作品45卷，文章来源遍及《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氏春秋》《魏略》《十六国春秋》《吴书》《晋书》《晋氏春秋》《新五代史》等。其中《史记》入选17卷，数量最多；其次《左传》，入选14卷；再次《汉书》，入选6卷；再次《后汉书》，3卷；再次《三国志》《新五代史》各2卷。这份榜单，在明清选本中较有代表性，其序次大致体现了《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著在文章学和选家心目中的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五代史》的大量入选，在其他选本中很少见到，应是受了茅坤《八大家文钞》的影响。《八大家文钞》录《庐陵文钞》32卷，又有《庐陵史钞》20卷，选文皆来自《新五代史》之本纪、列传。茅坤解释其原因曰：

或问余于欧阳公复有《史钞》，何也？欧公他文多本韩昌黎，而其序次国家之大，及谋臣战将得失处，余窃谓独得太史公之遗。其为《唐书》，则天子诏史官与宋庠辈共为分局视草，故仅得其志论十余首。而《五代史》则出于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纪及诸名臣战功处，往往点次如画，风神粲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680)

可见，在茅氏看来，八大家中，欧阳修最具史才，独得司马迁写人叙事之精髓。《新五代史》作为欧阳修独自修撰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其叙事成就，故编成《庐陵史钞》以入《八大家文钞》，从而彰显欧氏古文家而身兼史官的特殊地位。

入清之后，史传入集之风不衰。康熙御选、徐乾学等奉敕编注的《古文渊鉴》，大量选《左传》《国语》中的叙事文，但于《史记》《汉书》，则着重选序、赞、书志等，传记文较少，只有《伯夷列传》《孟子列传》寥寥数篇。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李光地《古文精藻》、过瑛《绍闻堂精选古文觉斯定本》、蔡世远《古文雅正》等，除选《左传》《国语》《战国策》外，《史记》《汉书》《后汉书》纪传的入选量，远比《古文渊鉴》多。直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古文四象》、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史传文分量都保持上升趋势。如《经史百家杂钞》26卷，分体编次，其“传志之属”录“前四史”传记3卷；“叙记之属”录《左传》《资治通鉴》纪事文2卷，合计史传文几占全书五分之一。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录《资治通鉴》文如《赤壁之战》《曹爽之难》《宇文泰北邙之战》《谢玄肥水破秦之战》《裴度李愬平蔡之役》等10余篇，这在其他选本中很难见到。又，续《古文辞类纂》28卷，录《史记》以降正史中的传记9卷，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如再加上经部《尚书》《左传》的叙事文，其分量更为可观。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总集编纂，《文选》传统虽仍顺着惯性在起作用，但其独尊地位遭遇了严重挑战。从经、史、子著作截取文章，史传文大量入选，已司空见惯。这不仅体现了总集编纂观念的改变，也是明清文学思潮嬗变、文章疆域扩展的产物。

二、 四部疆界的突破

《文选》确立的文集编纂传统，是四部分科日益明确、定型，集部辞章摆脱对经、史、子的依附而走向独立的产物。明清时期，虽然图书分类仍沿袭传统四分法，但在学术探讨上，渐有打破四部壁垒，讲求融会贯通的倾向。如宋濂、何良俊、王守仁、李贽、胡应麟等主张，古无经、史之别，“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王阳明445)？至章学诚高倡“六经皆史”，并以之作为贯穿自己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力图将至高无上的经学回归朴素的史学。这是对经学的一次解放，也对传统四部分类法产生了冲击。此外，又有“六经皆文”说。②章学诚主张，“古人之学，言道而文在其中”，“就文而论，文章之大，岂有过于经传者哉”(《章学诚遗书》665)？以经传为载道之文的典范。袁枚则明确倡导“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袁枚1529)，“文章始于六经”，“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袁枚1380)。他关注的不是六经的儒学义理，而是其文章属性和审美意义，认为六经之所以能载道、传道，是得力于文学特性、辞章之美，具有文章经典的垂范意义。如此看来，不是文学依附于经学，而是经学依附于文学。此说是对经学的又一次解放，并在后世得到热烈回应。如魏源称：“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记载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因此，六经都是“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魏源234)。这种融合经史百家的文学观念，体现了早期经术、政事、文章浑融一体的文化气象。至于史和文的关系，更是错综交织、难解难分。《左传》《史记》《汉书》等，皆史著而极尽辞章之美。故刘知几一方面强调文、史之别，反对文人修史，一方面又主张“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刘知几114)。林古度《廿一史文钞序》：“二十一史，流行于天地间久矣。读史者固欲稽其事，未尝不考其文。文之在正史也，犹星辰之丽天，云霞之布彩。”(林古度79)充分肯定二十一史的文学成就。又，姚苎田评《史记》之《信陵君列传》曰：

不知文者，尝谓无奇功伟烈，便不足垂之青简，照耀千秋。岂知文章予夺，都不关实事。此传以存赵起，抑秦终，然“窃符救赵”，本未交兵，即逐秦至关，亦只数言带叙，其余摹情写景，按之无一端实事，乃千载读之，无不神情飞舞，推为绝世伟人。文章有神，夫岂细故哉？(司马迁113)

认为史传所涉史实无关紧要，文章之妙，不妨避实就虚，颊上添毫，而传神写照，熠熠生辉，不必实有其事。这已完全摈弃史家立场和实录要求，而以纯文学眼光来衡裁史传。黄宗羲倡导“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黄宗羲，“论文管见”246)。以《史记》《晋书》等史传为例，认为叙事不必拘泥于史实，当追求传神和风韵，显然也是文章家的旨趣。除此之外，在写作技巧上，如起承转合、草蛇灰线、烘云托月、详略疏密等，史传和文章也相通相契。明清文话及《左传》《史记》《汉书》评点中关于这一类论述比比皆是。文、史疆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解构。

至于子书，与经、史一样，也是文章渊薮，也有布局谋篇、修辞声韵等审美追求，故也与集部文章之学息息相关。尤其是先秦诸子之文，深于《诗》教，长于比兴，乃文章艺术高峰，开后世无数法门。方苞称“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方苞614)，自是的论。恽敬申发此论，认为“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晁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恽敬13—1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清人多有以文集源于子书者，所谓“文集者，诸子衰而后起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85)，意谓专家之学衰落而沦为辞章，才导致文集的产生。为了克服辞章之士学术空疏、溺于藻彩、流于应酬的弊端，章学诚甚至倡导“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785)。尽管章氏学说在乾嘉学界甚为孤独，但这一主张，在戴震、汪中、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等的文集编纂中，却多有践行。这也透露出子学和集部文章间的不解之缘。

总之，在明清人看来，经、史、子、集皆文章，不必执着于此疆彼界，融通四部以求艺文之道，乃风气所趋。金圣叹以《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显然是表彰包括史书、子书在内的六种经典的文学才华，而无四部疆界横亘胸中。陈仁锡《奇赏斋古文》以选文的文献来源，即经史子集四部构架全书，在目录中明确标明“选经36卷”“选史48卷”“选子46卷”“选集106卷”。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甚至以书名揭橥兼综四部的选编原则。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指出，“是编于四部为总集，亦为别集，与经、史、子三部必分界限，然界限有定而无定”，“是经、史、子三部，阑入集部，在所不嫌”(严可均2)。可见，明清人编集、论文，不甚在意四部藩篱。事实上，四部之学，其初衷只是图书分类法，与后世学术分科相关而不相同，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学术风气丕变，会引起对某些图书性质的认识及文献归类的变化。如《春秋》本为国史，只因经圣人之手而被奉为“五经”之一。《孟子》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均入“子部儒家类”，直到南宋，随着心性之学的兴起，地位始重，升为经部。四部之间，原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各部所录图书，内容交叉、互渗者比比皆是，从而引起目录学归属上的种种争议。《文选》作为产生于骈文中心时代的总集，其编选标准，因与史学、文学摆脱经学附庸而走向独立的大势吻合，故能蔚为风气，形成传统。而经过唐宋古文运动的摧陷廓清，明清时期已是古文中心时代，在“文必秦汉”等复古思潮的激荡下，打破四部藩篱，融通经史子集，扩展和重塑文章经典，成为新的时代风气。如此看来，明清文章总集突破《文选》传统，大量收录史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总集的辨体功能

四部藩篱之打破，为总集选史传提供了可能性，但不意味着必然性。因为选家完全可能从史书中选录诗赋、论赞、章表、奏疏等辞章，而不录纪传文。明清史传入集，除了四部疆界淡化这种大的学术背景外，还有文章学自身的内在必然性。辨体功能，即其内在必然性之一。

文体辨析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序”中指出，历代总集的编纂宗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此即以收集保存文献为目的的总集，如《明文海》《全唐诗》之类；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永瑢等编1685)，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择优精选的选本类总集，如《文选》《唐文粹》《古文关键》之类。然而，明清时期有些总集的编纂目的，既非“网罗放佚”，也非“删汰繁芜”，而重在文体辨析，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六艺流别》《诗源辨体》等，仅从文集命名即可看出其辨体宗旨。这种宗旨，与《文选》类以择优汰劣为目的的总集，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有较大差异。③首先，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如果辨体意义不明显，则未必入选；反之，艺术成就不高，文学史影响不大，但在文体类型上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则不妨入选，所谓“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徐师曾78)。如《文体明辨》收录的盟、谥议、嘏辞、杂数诗、杂名诗、上梁文、道场疏之类作品，文学性不强，不但《文选》未录，一般的选本，也不会收。然而，就文体辨析言，既然社会生活需要这些文体，写作实践中有这类作品，哪怕所写皆“闾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徐师曾78)，也不能视而不见，而当“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永瑢等编1396)。换言之，在辨体类文章总集中，所收文体类目必须周全、详尽，如此才能适应“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辩当愈严”(徐师曾78)的文体发展趋势和辨体批评需要。循此原则，史传作为“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嬴是非之尤”(刘勰287)，在政治兴替、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起重大作用的文体，在古代文体谱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自然不应被排斥于总集之外。

其次，辨体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追源溯流，即考察文体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文章学传统中，有“文体原于五经”之说，即把后世各体文章追溯到五经。尽管这种方法有些绝对和牵强，但五经作为现存最早的典籍，的确包含了后世多种文体的萌芽。至于诰、命、谟、盟、誓、铭、诔、吊、书、论、诗、寓言等文体，在五经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已经成熟，也是文体学常识。正因如此，辨体类总集往往从先秦经、史、子著作中节录作品，以辨析文体的早期形态，而不像《文选》那样只录秦汉以后，文人创作的文体形态高度成熟的独立篇章。黄佐的《六艺流别》颇有代表性。此书卷首有黄在素(黄佐之子)题记，介绍编纂缘起曰：

家君讲学于粤洲草堂，进诸生而告之曰： 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尝观六艺之流，其别犹川，然其源于经则合之，尽其大而无余也。是故文弗周于万物则心为有外，精弗聚于一心则文为支离，必也。文之川流者别而条析之，观其会归，则德之敦化者浑浑乎其一，而六经皆在我矣。诸生其采诸。于是黎君惟敬、梁君公实辈受命而退，博采群书，会稽成编，凡二十卷，名之曰《六艺流别》云。(黄佐73)

可见，《六艺流别》的编纂宗旨，在于明文之本源而条析其流别，而一归于宗经。这是辨体批评的传统内容和基本原则。黄著的重大贡献在于，从文本于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的形式，把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别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形成六大文体系列。其中史传类文体，源于《春秋艺》，含纪、志、年表、世家、列传、行状、谱牒、符命、叙事等，其流别又有叙、记、述、录等。所录作品，遍及先秦、两汉各种典籍，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周礼》《大戴礼记》《竹书纪年》《汲冢书》《孔子家语》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三国志》等，当然也包括汉以后的文传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黄氏从先秦及秦汉典籍中大量节录作品，对于拓展文体学范围，考察史传早期发生时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也是以辨体为宗旨的总集。此书收录先秦至明末各体文章(不含诗赋)，类聚区分，合132类，其辨体之精严，甄录之广博，为历来总集所罕见。即以“传”类作品言，吴讷《文章辨体》不再细分，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为史传、家传、托传、假传四目。贺复征在前人的基础上，增至七类，分别为史传、私传、家传、自传、托传、寓传、假传，可见其分类后出转精，更为细致、全面。除史传外，后六种可概称文传。史传类录《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等直至《新五代史》中的人物传记31卷。而在《史记》之前，又录《左传》14卷，“为班、马之先鞭”(贺复征64)。其意谓史传虽至司马迁、班固才成熟定型，但《左传》中已有不少写人纪事的精彩篇章，是传体文的渊薮和雏形，故置于《史记》之前，以明其源流关系。而后世的文传，又是学习、借鉴史传的产物，故居于史传之后。《文章辨体汇选》以选文的形式，清晰呈现了这种发展演变轨迹，较好地践行了追源溯流的辨体原则。如果不选史传，则传体文发展缺少了成熟、定型期这最重要的一环，难以有效、完整地揭示这类文体的渊源流变，也就达不到理想的辨体效果。可见，总集的辨体功能，使史传在文体谱系中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四、 叙事文地位的提高

总集的辨体功能促进史传入集，如上所论。然而，明清时期还有不少文章总集，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渊鉴》《古文精藻》《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等，编纂宗旨并非辨析文体，而是择优汰劣，即文章选本常见的批评功能。这类总集收录史传，显然另有原因，是明清时期叙事文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

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悠久、深厚的抒情传统，文体的叙事功能及相关理论探讨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由史家、史著来承担的。《文选》不录史传，文人创作的单篇叙事文，也仅录碑文、行状等七篇，与全书七百多篇总量相比，可谓微不足道。《文心雕龙》虽立《史传》篇，但考虑到刘勰心目中“文”的驳杂性，甚至连谱、簿、录、方、术、占、式、律等也在讨论之列，则其立《史传》主要是考虑文体论的完备周全，而非对叙事文的特别关注。事实上，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时，以诗赋居首，彰显其重要性，而在探讨文术如《体性》《神思》《风骨》《融裁》《练字》等篇目中，无不以诗赋骈文作家和作品为例证，足见其文章观念其实与《文选》一样，聚焦于抒情言志的诗赋骈文，单行散体的叙事文是边缘化的。这正体现了六朝人对辞章抒情言志与史传叙事功能的自觉区分。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随着古文家创作的单篇叙事文的勃兴，文的叙事功能不断增强，文、史界限不再如六朝壁垒森严。如宋人不但重视文的叙事功能，甚至推崇杜甫“以韵语纪时事”，誉为“诗史”(杨慎868)，这是对传统文学抒情传统的重大突破。此后，文章学中的叙事理论逐渐丰富，叙事文地位日益提高。尤其自明代中期开始，随着文化下移，在科举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崛起的士绅和富民阶层，希望先人或本人的事迹能载诸笔端，显扬后世，纷纷乞请名公才人作私传、行状、墓志，④甚至“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唐顺之276)。而多数文人也乐于接受此类请托，正如李开先《何大复传》所述：“关中王渼陂、李崆峒、康对山、吕泾野、马谿田，河南何大复，同以文章命世，为人作传状、碑志，可因而耀今信后。”(李开先607)这种风气，直接促进了明代叙事文的繁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归有光等文集中，传状、碑志类作品皆连篇累牍，令人目不暇接。明清之际，此风益盛。据统计，钱谦益集中有传记文300多篇，黄宗羲169篇，朱彝尊118篇，全祖望212篇，王士禛152篇，方苞211篇。⑤此前韩柳欧苏，号称叙事文大家，而无过百篇者。明清文士，动辄上百甚至数百篇，充分显示了叙事文体在明清文章写作中的重要地位。

与创作实践的盛况相呼应，明清文论也对叙事文表现出特别的关注。李东阳《篁墩文集序》：“文之见于世者，惟经与史，经立道，史立事。”(李东阳666)郑驹认为，“世之为文者不过议论、叙事两端，而贵于识体”(郑真262)。曾异《序刘子巵草》：“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黄宗羲，《明文海》3186)或从文体功用出发，将文分为载道、纪事两类，载道之文本于经，纪事之文本于史；或从表现方式着眼，分为叙事、议论二体。无论从哪个角度分，叙事文都占了半数，俨然文章大宗，不再是六朝时期屈居一隅的边缘文体。清人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文类二分法。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邵长蘅725)张秉直称，“文章不过叙事与议论”，“叙事欲其详明”，“议论欲曲折以尽其情”(张秉直5088)，都可见一时风气。焦循《里堂家训》：“余谓学问之业，以属文为要。虽有尧舜之治，孔颜之教，非文不传。叙事之文，尤为重大。春秋楚汉之人，后世岂绝无之？得左史以为之传，便精采百倍。韩昌黎之于南霁云、何蕃，李习之之于高愍女，柳柳州之于段太尉，杜牧之之于燕将谭忠，孙可之之于何易于，采入史传，顿生光彩。”(焦循530)不论是圣君之治、圣贤之教，还是忠臣义士、贤能贞烈，无不借叙事传世生辉，否则只会湮没无闻。故焦循倡言“叙事之文，尤为重大”，地位尊于任何其他文体。

叙事文的地位既日趋尊崇，作为叙事文渊薮与大宗的史传，自然会得到关注，越来越多地进入文章选集。真德秀《文章正宗》曰：“叙事起于古史官。”(真德秀6)汪琬《跋王于一遗集》：“古文词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汪琬353)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遗书》612)都强调古文与叙事及史学的密切关系。叙事功能成为沟通文史的桥梁，是史传文学化、辞章化的枢纽。朱右认为，“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炳焉与三代同风，信可谓万世法则”，主要标志是《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接踵而出，故辑《史记》《汉书》《五代史记》成《三史钩玄》，“俾子弟日习而记忆之，庶为文学之助”，并反复强调“是编殆为作文者设尔”(朱右61)。又，凌约言称《六经》而下，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为“四巨公”，文章超绝，卓然大家：“《左传》如杨妃舞盘，回旋摇曳，光彩射人；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布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虽诸家机轴，变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绝技也。”(朱子蕃620)四大家中，史家居三，足见其地位之显要。故明清选家，多有录史传以为文章轨范，接引后学者，促进了史学经典的文学化和辞章化。

在史传的文学化进程中，由于《左传》《史记》产生于文史浑融不分的时代，作者的个性、情感、想象等文学天赋，在写人叙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最为明清批评家所钟爱。明清文论多奉“《左传》为文家叙事祖庭”(林纾122)。王筑夫曰：“千古叙事神品，左氏、史迁为绝调。昌黎得左氏之骨，庐陵得太史之神。故昌黎以精凿胜，庐陵以风度胜。”(魏禧510)韩愈、欧阳修为八大家中叙事文创作成就最高者，其文分别师法《左传》《史记》，而各得其胜。沈德潜评田同之《水碓》诗曰：“细写难状之情，正与琐屑处见笔力，此古文叙事手也。熟精《左》《史》者能之。”(沈德潜553)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方苞615)都指出《左传》《史记》因叙事艺术的杰出成就而成为文章经典。正因如此，明清文章选集中，史传文入选最多的是《史记》《左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选录、评点《左传》或《史记》的选本，如王源《左传评》、冯李骅《左绣》、刘献廷《左传快评》、王慎中《史记评钞》、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储欣《史记选》、高嵣《史汉合钞》、吴见思《史记论文》等。这些专门选本的涌现，进一步推动了《左传》《史记》在文章学中的经典化历程。《史记》之后，班固《汉书》“以矩矱胜，故其规画布置，如绳引，如斧剸，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腠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濯筋而洞髓者”(茅坤，“刻汉书评林序”651)，“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凌稚隆38)，在历代选家心目中也有较高地位。

五、 史传与八股研习

除了叙事文地位的提高，明清史传大量入集，还与研习举业密切相关。八股作为一种考试文体，体制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日益陈腐、程式日益僵化等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明正德、嘉靖以降，兴起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风气，代表人物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艾南英等。这种创作理念，一方面以古文载道功能淡化时文的世俗功利色彩，提高其文体品位；另一方面，引古文丰富活泼的艺术手法入经义中，为僵化的八股注入生机和活力，因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入清之后，李光地、韩菼、方苞等时文大家，皆奉正嘉作者为典范，继续倡导“以古文为时文”，推动了八股在清代的发展和繁荣。时文当根柢经史古文，渐成明清人的共识。朱珔说：“古文者，时文之命脉也，时文体裁必具古文风骨，始称擅场，前明惟归震川能以古文为时文，由其胎息本深，故施诸八比，迥踰流辈，文章正轨实在于斯。”(朱珔242)乾隆二十四年上谕曰：“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梁章钜148)可见，以古文为时文根柢、正轨乃至命脉，在清代已成为官方和主流的文章学观念。

古文对八股写作既如此重要，而在明清文体观念中，源于史传的叙事文又是古文大宗，则明清举子为了八股功业而关注史传，自是理所当然。被誉为“明文第一”和“以古文为时文”典范的归有光，其古文与时文创作，皆得力于《史记》，俨然龙门风范。归氏曾以五色笔批点《史记》，“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39)，不但习古文者奉为圭臬，攻举业者更是珍为秘宝，不轻以示人。艾南英论曰：“昔人摹仿史迁述事，但能见之古文词耳，今乃见之时文，此开辟来文章一变局也。”(周以清605)肯定归有光等学习太史公叙事艺术，以古文为时文，是推动八股发展的一大关捩。晚明倪元宽、金声等习举业而从《史记》《汉书》用功，金声甚至手抄《史记》，跪而读之，昼夜不辍，终为时文名家。清初八股巨擘韩菼自述学文经历曰：“菼自少为举子业，不从他师，侍先君子读书山中，日命钞录五经、《史记》、《汉书》、唐宋大家及弘永以来先正诸名家小品，俾专心课诵，凡近科坊刻，屏弗令见。”(韩菼119)亦以史传为举业根基。方苞奉《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认为古文义法俱在其中，义法明“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方苞613)。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史传与明清举业关系密切。而明清古文选本，如《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约选》《古文雅正》等，多有指导举业的动机，自然不能忽视史传文。储欣《史记选》卷首“例言”曰：

高、文、景诸本纪，例用编年。班史继之，成一代全书，为后来诸史之祖。兹选大旨在有裨举业，录文非录史也。《项羽纪》才情法度，种种卓绝，得先生拈出一字一句，莫非制艺准绳，故仍全载。(储欣560)

明确宣称《史记选》选编宗旨在于举业文章，关注点在文不在史。全书6卷26篇，含本纪2篇、世家5篇、列传19篇，全是写人叙事之文，没有一篇单录《史记》中的序、赞、辞命、议论等文体。又，高嵣编《史汉合钞》，宗旨也在“为时文蓄根底，制艺溯渊源，乃录文非录史也”(高嵣485)。所录文章，虽有序、赞，但以列传为主。可见，史传为举业根柢和渊薮，是明清许多选家的共识。

那么，以写人叙事为主的史传，何以成为八股的根柢和渊薮呢？这至少可从两个层面考量。首先，八股代圣贤立言，要真切揣摩圣贤语气，必须了解论所题涉的历史事实，方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如唐顺之《一匡天下》文，旨在阐发孔子赞美管仲匡正天下之意，而处处紧扣春秋史实。起讲论时危世乱，然非泛泛空谈，而是具体到桓公五年周、郑之战和庄公十年蔡、楚之战。中二股正面论“一匡天下”，则详述僖公四年的召陵之战和僖公九年的葵丘之盟。束二股又叙周郑交质、冯陵江汉二事，以反衬管仲的功业。全文虚实结合，夹叙夹议，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基础，端赖作者对春秋史实熟稔在胸，洞察入微。⑥可见，八股虽阐发经义，亦当精通史事。因为圣贤之道，并非抽象、玄虚的义理，而是来自对王朝盛衰、政教成败和百姓人伦日用的体察，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提炼出的经验教训。故明清人高倡“六经皆史”“道在事中”，反对离事言道，空谈义理。八股既要阐发圣贤之道，自当根柢经史，驱遣史实典故，“以史事为骨干，包罗万象，涵盖古今”(商衍鎏255)，方能说理透彻，坚确不疑。于是，史家纪传，尤其是记载孔孟等圣贤生活时代最重要的典籍如《左传》《史记》等，便为明清选家所特别关注。

其次，史传中的优秀之作，可在行文法度、结构布局、意境风格等方面为八股提供借鉴。茅坤爱司马迁、欧阳修文，每每心摹手追；曾编《史记钞》《唐宋八大家文钞》《庐陵史钞》，可见其生平用力处。四库馆臣评其文“喜跌宕激射”，尚有摹拟痕迹，“故施于制义则为别调独弹，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永瑢等编1592)。其意谓茅氏学《史记》《新五代史》之“跌宕激射”，就古文论，虽不如唐、归之自然浑成，但用于制义，则驰骋奔放，别开生面，足以破八股程式之僵化、板滞，故为时文大家。又方百川善学《史记》，悲喜无端，俯仰自得，于太史公多有会心。故其制义“气脉演逸灏溔，直接欧阳，而超轶之神，又若碧云卷舒，漫空无际”(梁章钜175)，深得司马迁、欧阳修史传之风神气脉。又，高嵣《史记钞杂说》：

是钞本为论文计。尝见储越渔《史记序》云：“其科段关锁，合离断续，草蛇灰线，宛转关生，可以定时文之结构也。其叙次剪裁，明肃简整，行若游龙，止如勒马，可以定时文之笔力也。其写照传神，须眉欲活，抑扬唱叹，余味曲包，可以增时文之声色态度也。”数语最得读《史记》法，每心爱之，兹录入，并以语凡读古文者，皆依此法，亦不独《史记》为然。(高嵣485)

可见，尽管作为古文的史传和作为时文的八股，在文体功用、形态上有较大差异，但在文法、文理、审美旨趣等方面，两者并非壁垒森严，格格不入，而是灵犀相通，异曲同工，即龚景瀚所谓“四书文与诗、古文辞本无二道，苟有所得，皆实学也”(龚景瀚522)。《史记》卓绝千古的艺术成就，不仅为古文最高典范，也在结构布局、序次剪裁、传神写照等方面，为八股写作提供了不二法门。故明正嘉以降直至清代的时文大家如茅坤、归有光、方苞等，多有沉潜《史记》揣摩文法的学习经历，创作上则运史传自由舒朗之气于时文中，使八股在遵守程式的同时，又能摆脱拘谨、枯燥、僵化之弊，具有古文的精神气脉、意境风骨。这种创作理念在明清科场蔚为风气，选家望风希旨，自然会在总集或选本中大量收录史传。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四部疆界之动摇，为史传入集扫除了学术分科障碍；总集辨体功能为史传在文章谱系中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文章学对叙事功能的关注、叙事文地位的提高及其艺术成就，促成了史传的辞章化和文学经典化；“以古文为时文”的科场风气，内化为广大士子研读史传的强大动力。诸多因素交互激荡，蔚为新风，使明清总集打破了《文选》确立的不录经、史、子著作的传统，大量收录史传，最大限度实现了史部与集部的沟通、史传与辞章的融合。在此进程中，不但《左传》《史记》《汉书》等著作不断文学经典化，这些著作中的许多篇章，也不断成为古文经典。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晋公子重耳之亡》《曹刿论战》《秦晋殽之战》，《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汉书》中的《霍光传》《苏武传》《陈汤传》《王莽传》《朱买臣传》等，都是经由反复入选明清总集，才成为写人叙事的名篇的。这些史传名篇，不断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经典宝库，对于近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注释[Notes]

①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跋类”序题曰：“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见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跋类’序题”，《古文辞类纂》卷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页。曾国藩批评其自称“不载史传”，却录《史记》《汉书》《新唐书》《五代史》中的序体文十三篇，又“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见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曾国藩全集》(上册)(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页。其实，姚鼐之语，仅就文体言，非就史料来源言。所谓“不载史传”，指不录史部写人叙事的传记，至于史书中的序跋、论赞、章表、奏疏等，则在选录范围中。这一点，从《文选》开始即已如此。曾氏误解了姚鼐的语意，故其批评貌似有理，实不得要领。

② 关于“六经皆文”观念的探讨，可参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文学遗产》5(2015)： 4—16。龚刚：“论钱钟书对‘六经皆史’‘六经皆文’说的继承发展”，《中华文史论丛》3(2014)： 255—81，396。

③ 关于明清总集的辨体功能，参吴承学：“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以《文章辨体》等三部总集为中心”，《文学遗产》6(2008)： 84—94。

④ 关于明人乞作私传、墓志等风气，参林锋：“明清时期的‘私人作传’之争”，《文学遗产》5(2018)： 135—44。

⑤ 参邱江宁等：“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苏州大学学报》3(2011)： 138—43。

⑥ 参刘尊举：“‘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形态及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6(2012)： 1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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