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谦

破体为文是宋代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宋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均是其重要表现，学界对此研究颇详。其实，看似隔膜较大的小说与词体之间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关联。吴世昌较早指出周邦彦名作《瑞龙吟》(章台路)“颇似现代短篇小说”(27)。一些学者曾对宋词与小说的关系作过个案研究，但他们多论及“远传统”的唐前小说，对与宋词时间更近的唐人小说则缺乏应有的关注。①事实上，唐人小说对宋词的影响颇大，笔者据《全宋词》统计，从唐人小说中取材的宋词至少有800首以上，以词人论，吴文英、贺铸、苏轼、辛弃疾、刘克庄、周邦彦等位居前列。就引入的唐人小说次数而言，排名靠前的有： 《传奇·裴航》《莺莺传》《枕中记》《南部烟花录》《南柯太守传》《传书燕》《柳氏传》《霍小玉传》《李牟吹笛记》《周秦行纪》《梅妃传》《李娃传》。②大致来说，由于受小令体制所限③和宋初词坛沉寂，唐人小说入词至北宋中期才成为一种常见且重要的文学现象；又因主题接近，唐人爱情题材小说和宋代婉约词成为二者融摄借资的主体。本文拟对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意义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以期加深对诗词与小说互动相关文学现象和规律的认识。

一、 宋词文本与唐人小说之关联

就文本构成而言，宋词涉及并涵盖词调、词题、词序和正文四部分，这四个部分均存在借鉴和取材于唐人小说的现象。

首先是某些词调源自唐人小说。早期的词调名多是因事而生，与词的内容联系密切。“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黄昇32)唐宋词中也存在因唐人小说而得名的词调，如《一斛珠》源自晚唐曹邺《梅妃传》。据传唐玄宗在花萼楼命使者将一斛珍珠秘密地赐给梅妃，结果梅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始此也。”(李时人1761)《凌波神》则源自中唐卢肇的轶事小说《逸史》： 开元初，唐明皇昼寝，梦见凌波池中洞晓钧天之乐的龙女，“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与琵琶习而翻之”(李昉3421)。《鸳鸯语》源自裴铏《传奇·元柳二公》： 唐元和年间，元彻、柳实于海岛遇女仙南溟夫人，赠以玉壶，并题诗，有“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句，二人扣壶，遂闻鸳鸯语，有求必应。④《翠羽吟》取用柳宗元《龙城录》赵师雄罗浮梦仙事(后引)。《解语花》源自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737)《章台柳》源于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翃临别寄赠柳氏之诗句：“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李时人767)在宋代，尽管词调的点题功能下降，但由于这些词调具有符号意义，我们同样能捕捉到它传达的信息及包含的叙事因素。

宋词中词题取自唐人小说的现象主要以“转踏”⑤形式出现，词调多用《调笑令》。龙榆生早就指出，调笑词“联章以成‘转踏’，藉以演唱故事”(201)。现存此类作品大都演唱几个不相连贯但性质相同的故事，如秦观有《调笑令》十首，分咏王昭君、乐昌公主、崔徽、无双、灼灼、盼盼、莺莺、采莲、阿溪、张倩娘十位美人的故事，出自唐人小说的有孟棨《本事诗》、薛调《无双传》、元稹《莺莺传》、南卓《烟中怨解》以及陈玄祐《离魂记》。这些词多以小说名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题目，如秦观《调笑令·离魂记》：“心素，与谁语？始信别离情最苦。兰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随君归去。异时携手重来处，梦觉春风庭户。”(《全宋词》601)类似的还有北宋词人毛滂的《调笑·莺莺》。

唐人小说影响宋词文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词序取用唐人小说。这类词序有较完整的情节，写得趣味横生，如苏轼《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序中云：

昔谢自然欲过海求师蓬莱，至海中，或谓自然：“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乃还，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论》七篇、《枢》一篇。年百余，将终，谓弟子曰：“吾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今为东海青童君所召。”乃蝉蜕而去。⑥

唐代果州南充(今属四川)女道士谢自然升仙事迹唐人多有记录，以韩愈《谢自然诗》最著名。但谢自然师事司马承祯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唐沈汾《续仙传》。对比苏词序言和这部仙传小说，无论是语汇还是情节，二者均颇为相似，苏词序言取材于此，确凿无疑。⑦

宋词正文部分对唐人小说取用最明显、最常见的是语典和事典。宋代词人颇爱化用唐人小说中穿插的诗句，往往采取截取字面、增减词语，甚至袭用成句的方法将其移植入词。如晏殊《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为谁消瘦减容光”(《全宋词》112)、贺铸《群玉轩·群玉轩中迹已陈》“风月夜，怜取眼前人”(《全宋词》644)、苏轼《定风波·感旧》“不信归来但自看。怕见。为郎憔悴却羞郎”(《全宋词》372)均是对《莺莺传》中崔、张互赠情诗相关诗句的化用。《南部烟花录》载隋代宫中秘事，其中诗句也多为词人化用，如贺铸《点绛唇》首句“见面无多，坐来百媚生馀态”(《全宋词》668)与隋炀帝赠张丽华诗“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李时人2293)；周邦彦《望江南·咏妓》“歌席上，无赖是横波”(《全宋词》793)与隋炀帝诗句“个人无赖是横波”(李时人2292)，以及辛弃疾《蝶恋花·送人行》“意态憨生元自好。学画鸦儿，旧日遍他巧”(《全宋词》2456)与虞世南嘲司花女诗句“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李时人2291)。

宋词中取用唐人小说之诗句，并非一味简单照搬，袭用原意，也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对其进行改造。如苏轼《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下阕：

花尽后，叶飞时。雨凄凄。若为情绪，更问新官，向旧官啼。(《全宋词》398)

熙宁七年(1074年)，杭州知州陈襄(字述古)罢任，新任知州杨绘(字元素)正在赴杭途中。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借当前萧瑟凄凉之秋景，烘托送旧迎新时的难堪之情。结句“若为情绪，更问新官，向旧官啼”典出孟棨《本事诗·乐昌公主》所载南朝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其中乐昌公主诗云：“此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李时人2274)“新官”即后夫杨素，“旧官”即前夫徐德言，词中分别指杨绘和陈襄，将自己比成在新夫与旧夫之间为难的乐昌公主。这里虽运用了破镜重圆的典故，却以游戏笔墨方式对此作了质的改造，使原来的离愁别绪变得滑稽风趣，不但词意豁然开朗，更使人不禁莞尔。

宋人也将唐人小说所载诗句作意义上的改变，或反用诗意入词。如贺铸《鸳鸯语》(京江抵)“奈玉壶、难扣鸳鸯语”(《全宋词》643)反用裴铏《传奇·元柳二公》南溟夫人诗句“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李时人2150)。晁补之《江城子·赠次膺叔家娉娉》“章台休咏旧青青。惹离情，恨难平”(《全宋词》741)则反用《柳氏传》中韩翃的诗句。

词中运用事典可以使词句凝炼，产生含蓄、委婉又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刘永济说：“盖用事乃文家修辞之技，修辞之要，刘彦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八字尽之矣。[……]用事者，取古人往事与作者所欲言者切合之处，以为比附，而此欲言者，或不欲明言，或不敢明言，得此切合之处比附言之，则欲言者已可使人领略，不但精切，而且婉约，能以少字表多意，能以简语达深情。”(131)典事与今事往往具有相似性。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614)词中用事的目的也是以古证今，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比如，宋代词人为表达梦中达贵、梦醒成空的重要主题，常常引用作为唐代梦幻小说双璧的《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之“邯郸梦”“黄粱梦”“南柯梦”“槐安国”等典故。如晁补之屡遭贬谪回到家乡后，作有十四阕“东皋寓居”词，其中《过涧歇》云：

归去。奈故人、尚作青眼相期，未许明时归去。放怀处。买得东皋数亩，静爱园林趣。任过客、剥啄相呼昼扃户。 堪笑儿童事业，华颠向谁语。草堂人悄，圆荷过微雨。都付邯郸，一枕清风，好梦初觉，砌下槐影方停午。(《全宋词》714)

晁补之对陶潜膜拜有加，《宋史·晁补之传》载“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脱脱13112)。该词开头便打出陶式“归去”口号，与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蕴含的情感相类。但与渊明、东坡不同的是，晁氏“静爱园林趣”的同时，内心尚存遗憾，故词结处引《枕中记》卢生梦中美好经历为典。晁氏后期宦游词《水龙吟·水晶宫绕千家》“黄粱未熟，红旌已远，南柯旧事”(《全宋词》712)则表现出对世事无常的无可奈何。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如陆游《洞庭春色·壮岁文章》“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全宋词》2059)，辛弃疾《鹧鸪天·睡起即事》“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全宋词》2507)，刘克庄《念奴娇·五和》“丹汞灰飞，黄粱炊熟，跳出槐宫里”(《全宋词》3324)，这些事典源自唐人小说，经过历史沉淀后，在宋词中已成为特定文化形态的价值符号和具有表情达意功能的故事代码。

二、 以唐人小说之人物和情节入词

唐人小说“叙述婉转，文辞华艳”⑧的特点引起了宋代词人较为广泛的关注，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唐人小说的某些要素植入词体之中。

这种关注首先体现为宋代词人在创作中选取唐人小说的主要人物入词。宋词中取用唐代小说人物姓名者颇多，尤其是咏花词。自古花与美人常作互喻，除以女子外貌比喻花之娇艳外，加入佳人的情态和闺思也是咏花词中的常见做法。宋人沈义父《乐府指迷》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词话丛编》281)梅在百花中最受宋人青睐，宋词中咏梅之作甚众。⑨清人李调元《雨村词话》云：“各家梅花词不下千阕，然皆互用梅花故事缀成。”(《词话丛编》1403)吴文英《解语花·梅花》便是一例：

门横皱碧，路入苍烟，春近江南岸。暮寒如翦。临溪影、一一半斜清浅。飞霙弄晚。荡千里、暗香平远。端正看，琼树三枝，总似兰昌见。 酥莹云容夜暖。伴兰翘清瘦，箫凤柔婉。冷云荒翠，幽栖久、无语暗申春怨。东风半面。料准拟、何郎词卷。欢未阑、烟雨青黄，宜昼阴庭馆。(《全宋词》3654)

词调《解语花》源于《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赞杨贵妃语(见前文)。词中除引用王安石及林逋诗句、梁元帝与徐妃半面妆事、何逊扬州赋梅事四处熟典外，还用了裴铏《传奇·薛昭传》： 元和末，平陆尉薛昭因罪被贬，申天师化为山叟，赠予仙药一粒，薛昭服食后遁去，入兰昌宫，遇仙女张云容、刘兰翘、萧凤台，相处甚洽。薛昭作诗：“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李时人2182)吴氏不仅将三枝梅花幻化为三位仙女，以仙女之姿态来摹写梅之特征，而且把薛昭诗句摘录入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云容又是杨玉环的侍儿，与词调之意协和勾通。这首词构思巧妙，用典浑化无迹，兼顾写景、抒情与叙事，以人喻花，将梅花的形态婉曲写出，可谓宋代咏梅词之佳作。

沈义父又云：“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词话丛编》281)美人姓名不出现，而是暗含于词中，此类咏花词当以史达祖《留春令·金林檎咏》为代表：

秀肌丰靥，韵多香足，绿匀红注。翦取东风入金盘，断不买、临邛赋。 宫锦机中春富裕。劝玉环休妒。等得明朝酒消时，是闲澹、雍容处。(《全宋词》3004)

金林檎是深受宋代贵族喜爱的名贵花卉，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云：“金林檎，以花为贵，此种绍兴间有，南京得接头，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丰腴艳美，百种皆在下风。”(449)词中暗用曹邺《梅妃传》中失宠的梅妃仿效陈阿娇请司马相如代作《长门赋》之事，希望以百金买托诗赋来打动唐玄宗，然而，杨贵妃为阻止梅妃再次受宠而处处设防、百般进谗。从小说结尾玄宗所题梅妃画像诗句“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李时人1761)来看，梅妃天真烂漫、雍容淡雅的仪态才是玄宗心中永远的牵挂。史氏将两位美女比拟为两种颇受时人欢迎的花卉，并糅之于小说，将从宫中接成的“此种”金林檎所具有的高雅华贵品格形象地呈现出来。

当然，宋代咏花词更多的用例则是词中点出唐代小说人名。如辛弃疾《生查子·重叶梅》“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以梅妃(江采苹)代指重叶梅(《全宋词》2550)，吴文英《琐窗寒·玉兰》“绀缕堆云，清腮润玉，汜人初见”用沈亚之《湘中怨解》主人公水神“汜人”喻兰花(《全宋词》3645)，杨泽民《玉烛新·梨花》“墙头月下，似旧日莺莺相候”以崔莺莺在热恋中的美人形象，写梨花在月光下香艳动人(《全宋词》3817)，李处全《菩萨蛮·菊花》“四时皆有司花女，杪秋犹见花如许”则用佚名《南部烟花录》中司花女袁宝儿的美貌来形容菊花之娇艳(《全宋词》2240)。唐人小说中这些美人及其经历的事迹，形成了词人咏花之譬喻。

人物是一篇作品的核心，它既是情感抒发的主体和对象，也是事件的执行者。唐人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女主人公成为宋代词人夸饰和描写恋情对象、身旁佳人的重要载体。词人笔下的美人形象通常承载着男性心中理想女性的典型，而宋词书写爱情故事时往往缺乏明确、具名的女主角，唐人小说中大量存在的美艳女子及浪漫情事恰好成为词人们的绝佳选择。这为宋词创作增加了许多鲜活而具体的人物形象，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力。

宋词对唐人小说的取材还表现为以唐人小说之情节入词。宋人往往截取唐人小说中最精彩的情节和典型的生活片段移植词中。如白行简《李娃传》叙述天宝年间常州刺史之子荥阳生赴长安应举，其间访友过平康里，见绝色女子立于门旁，于是有了佯装坠鞭以引她注意之经典情节：“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李时人772)这一情节及其蕴含的离别伤感之情贯穿蔡伸《虞美人》：“红尘匹马长安道，人与花俱老。缓垂鞭袖过平康，散尽高阳、零落少年场。 朱弦重理相思调，无奈知音少。十年如梦尽堪伤，乐事如今、回首做凄凉。”(《全宋词》1314)宋词中诈遗马鞭的用例很多，暗指年少时的艳遇和情事。如高观国《生查子》(芙蓉羞粉香)“谁传侧帽情，想解遗鞭意”(《全宋词》3026—3027)，辛弃疾《惜分飞·春思》“翡翠楼前芳草路，宝马坠鞭曾驻”(《全宋词》2463)。

秦观《南歌子》则以元稹《莺莺传》之经典情节建构全词：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全宋词》603)

作者在蔡州时曾眷恋歌妓陶心儿，临别之时，作词为赠。该词取用《莺莺传》中崔、张交合后依依不舍，张生犹疑梦寐的情节： 一夕，红娘敛衾携枕，促成崔、张并枕重衾而去，“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耶？’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李时人810)。小说中这一情节与秦观词所绘情状如出一辙，尤其是天亮后留在男子臂上襟间的盈盈泪珠、点点粉痕，渐渐成为词人心中女子深情无限的标志。宋词中对此多有援引，如欧阳修《蝶恋花》起首“几度兰房听禁漏。臂上残妆，印得香盈袖”(《全宋词》190)，苏轼《浣溪沙·春情》“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全宋词》408)，秦观《临江仙·髻子偎人娇不整》“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全宋词》603)，吴文英《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过重午》“自香消红臂，旧情都别”(《全宋词》3649)均化用张、崔幽会事，抒写对昔日情侣的追怀之思。

《霍小玉传》写李益初诣小玉，入门时有鹦鹉惊语下帘之情节：“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李时人897)这一情节也被词人采用，如贺铸《减字浣溪沙》“鹦鹉惊人促下帘。碧纱如雾隔香奁”(《全宋词》689)，周邦彦《荔枝香近·照水残红零乱》“何日迎门，小槛朱笼报鹦鹉”(《全宋词》769)。小说接着便是对二人初见之描绘：“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李时人898)“琼枝玉树”喻人之风采美艳，多用来追忆与佳人的相识： 如柳永《尉迟杯·宠佳丽》“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全宋词》27)，秦观《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琼枝玉树频相见。只恨离人远”(《全宋词》601)，周邦彦《拜星月·夜色催更》“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暖日明霞光烂”(《全宋词》790)。

此外，一首词也可由数个小说情节连缀而成，如苏轼《蝶恋花·佳人》：

一颗樱桃樊素口。不爱黄金，只爱人长久。学画鸦儿犹未就。眉尖已作伤春皱。 扑蝶西园随伴走。花落花开，渐解相思瘦。破镜重圆人在否。章台折尽青青柳。(《全宋词》387)

该词写一个佳人的情感故事，连用了《本事诗·情感》白居易歌妓樊素事、《南部烟花录》袁宝儿事、《本事诗·乐昌公主》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事、《柳氏传》韩翃与柳氏事等相关小说情节铺叙而成。全词文辞精绝，叙述宛转，犹如一篇微型的唐人小说。此外，柳永《尉迟杯·宠佳丽》、袁去华《宴清都·暮雨消烦暑》、刘辰翁《八声甘州·甚花间儿女笑盈盈》、吴文英《满江红·结束萧仙》、周密《木兰花慢·平湖秋月》等均由数篇唐人小说的经典情节综合而成。

三、 隐括唐人小说为词

隐括是宋词的重要创作方式，宋代隐括词广被当今学者关注，但他们均认为宋词的隐括“是将其他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⑩而宋词中隐括小说尚未见学界论及。事实上，宋代存在隐括唐人小说为词的现象。

裴铏《传奇·裴航》描述了秀才裴航在蓝桥与仙女云英相识并成为夫妻的事迹。中唐长庆年间，裴航落第漫游鄂湘，与国色天香的樊夫人同舟，航以诗诱导之：“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不料夫人冷淡理会。后又献珍果，终得夫人召见，屏帏内，只见夫人“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但云已有夫婿，留一诗而去：“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莫能洞达诗旨。后经蓝桥，因渴求浆，云英捧琼液为饮，航见其色美而求婚，此时有一老妪云：“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李时人2166—170)航于虢州买玉杵臼后抵蓝桥，又在玉兔帮助下捣药百日，二人终成眷侣并得道成仙。南宋杨泽民《倒犯·蓝桥》将其隐括入词：

画舫、并仙舟远窥，黛眉新扫。芳容衬缟。佳人在、翠帘深窈。逡巡遽赠诗语，因询屏帏悄。道自有、蓝桥美质诚堪表。倩纤纤、捧芳醥。 琴剑度关，望玉京人，迢迢天样窎。下马叩靖宇，见仙女、云英小。算冠绝、人间好。饮刀圭、神丹同得道。感向日，夫人指示相垂照。寿齐天后老。(《全宋词》3817)

词将男主人公裴航隐含其中，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地点、情节均移植入词，并将小说中的诗句裁剪后作为词言，可谓这一故事的词体化。无独有偶，王之望《好事近》“彩舰载娉婷，宛在玉楼琼宇。人欲御风仙去，觉衣裳飘举。 玉京咫尺是蓝桥，一见已心许。梦解汉皋珠佩，但茫茫烟浦”(《全宋词》1730)也隐括此小说。

无名氏《倾杯序》则隐括晚唐罗隐小说《中元传》：

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尝随旧游江渚。偶尔停舟寓目，遥望江祠，依依陌上闲步。恭诣殿砌，稽首瞻仰，返回归路。遇老叟，坐于矶石，貌纯古。因语□，子非王勃是致，生惊询之，片饷方悟。子有清才，幸对滕王高阁，可作当年词赋。汝但上舟，休虑。迢迢仗清风去。到筵中、下笔华丽，如神助。 会俊侣。面如玉。大夫久坐觉生怒。报云： 落霞并飞孤鹜，秋水长天，一色澄素。阎公竦然，复坐华筵，次诗引序。道鸣鸾佩玉，锵锵罢歌舞。 栋云飞过南浦。暮帘卷向西山雨。闲云潭影，淡淡悠悠，物换星移，几度寒暑。阁中帝子，悄悄垂名，在于何处。算长江、俨然自东去。(《全宋词》4650)

宋人陈元规《岁时广记·记滕阁》引罗隐《中元传》后，接着云“后之人又作《倾杯序》”(649)，并尽录该词。全词共三叠，207字，依照故事顺序隐括《中元传》。其隐括特点有： 其一，语言袭用。如第一叠后半部分与小说中“勃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归路遇老叟，年高貌古，骨秀神清，坐于矶上”(李时人1965)几乎相同，仅词序和断句调换而已。其二，诗文改易。主要是对王勃诗文进行改动，但语意不变。如“落霞并飞孤鹜，秋水长天，一色澄素”与《滕王阁序》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231)，从“道鸣鸾佩玉”至结尾则明显是对王勃《滕王阁》诗的完整隱括。其三，删减情节。词人重点描写“中元水府君”以清风助王勃翌日抵达南昌和速写《滕王阁序》两个情节，而删去阎公为婿吴子章安排写序事，命人逐一口报王勃写序进程则以“大夫久坐生怒”带过。王勃赋诗后的子章惭退、拜谢府君、长芦焚钱、罗隐作诗等情节均未入词。

宋词中甚至出现了词调、词序和正文取材于同一唐人小说的案例。如蒋捷《翠羽吟》来源于柳宗元《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条所载罗浮梅花仙子故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41)

蒋词词序云：“响林王君本示予越调小梅花引，俾以飞仙步虚之意为其辞。余谓泛泛言仙，似乎寡味，越调之曲与梅花宜，罗浮梅花，真仙事也。演而成章，名翠羽吟。”(《全宋词》4360)《翠羽吟》为蒋捷自度曲，《全宋词》中仅见此首。词云：“绀露浓。映素空。楼观峭玲珑。粉冻霁英，冷光摇荡古青松。半规黄昏淡月，梅气山影溟濛。有丽人、步依修竹，萧然态若游龙。 绡袂微皱水溶溶。仙茎清瀣，净洗斜红。劝我浮香桂酒，环佩暗解，声飞芳霭中。弄春弱柳垂丝，慢按翠舞娇童。醉不知何处，惊剪剪、凄紧霜风。梦醒寻痕访踪。但留残星挂穹。梅花未老，翠羽双吟，一片晓峰。”(《全宋词》4360)词写作者艳遇仙女，与之同饮，酒醒后发现仅有两只翠鸟啾啾鸣叫。包含上引小说的大致情节，可谓简化版的词体小说。隐括此篇小说的还有张元幹《十月桃·年华催晚》下阕——“有多情多病文园。向雪后寻春，醉里凭阑。独步群芳，此花风度天然。罗浮淡妆素质，呼翠凤、飞舞斓斑。参横月落，留恨醒来，满地香残”(《全宋词》1424)，黎廷瑞《秦楼月·梅花十阕》其二——“罗浮暮，青松林下相逢处。相逢处。缟衣素袂，沉吟无语。 行云飞入瑶台路。梦回飘渺香风度。香风度。参横月落，几声翠羽”(《全宋词》4288)。

如果说一首词难以承载和重现唐人小说曲折详尽的故事情节，那么宋词中的联章体则为唐人小说的词化提供了更加适宜的文本体式。联章体词往往由若干首词演述一部唐人小说，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词体篇幅短小、拙于叙事的先天不足。宋人曾布就以联章体形式将沈亚之《冯燕传》所载故事采入《水调歌头》组词。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载：

《冯燕传》见之《丽情集》，唐贾耽守太原时事也。元祐中，曾文肃帅并门，感叹其义风，自制《水调歌头》以亚大曲。(王明清39)

《丽情集》是北宋张君房辑纂的小说集，专收男女风月故事。其中的《冯燕传》为中唐沈亚之据当时传闻所写，其主要情节为： 唐贞元年间，魏州人冯燕因犯下命案逃至滑州，任职贾耽军中，后与滑将张婴妻勾搭成奸。某日于张家苟且之际，遇醉酒的张婴还家，慌乱间遗头巾于枕畔，因示意妇人取之，妇竟递佩刀，冯燕接过刀后没有砍向张婴，而是杀妇而逃。酒醒后的张婴被当作真凶，问以死罪。待斩张婴时，冯燕忽现身自首。后贾耽愿辞官以赎冯燕之死，德宗也以赦免滑州死囚来褒奖冯燕义举。曾文肃即曾巩之弟曾布，其《水调歌头》七阕接续不断地完整演述了这一故事。经由曾词，冯燕故事“至今乐府歌咏，流入管弦声”(《水调歌头》其七)。该组词依小说情节发展有序建构，袭用之迹甚明，如《冯燕传》义杀淫妇的经典情节和《水调歌头》其四：

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蹐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巾而去。(李时人853)

一夕还家醉，开户起相迎。为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潜形。情深无隐。欲郎乘间起佳兵。 授青萍。茫然抚叹，不忍欺心。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熟视花钿不足，刚肠终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挥霜刃。窗间粉颈断瑶琼。(《全宋词》345)

比对二者，词中虽然略去了转匿扇后、巾堕枕下等叙事环节，将“佩刀”美化为宝剑，增加了冯燕杀妇前内心活动的描述和情感抒发，但“熟视”时的心理转折作为小说的核心情节，词中照搬取用，这对塑造冯燕为义惩淫、替天行道的义士形象至关重要。曾词取材小说之处尚有很多，如其一“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毬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与小说开头“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专为击毬斗鸡戏”，其七“闻斯事，频叹赏，封章归印。请赎冯燕罪，日边紫泥封诏，阖境赦深刑”与小说末尾“贾公以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皆免”(李时人853—54)。

北宋赵令畤的联章词《蝶恋花》序中说，将《莺莺传》“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全宋词》633)，由此敷衍而成的十二首词也属此类。联章词将若干篇幅短小的词连缀起来，加以编排，能够比较直接地体现出一定的叙事过程，比较适合隐括小说。

四、 宋代以唐人小说入词的原因与意义

为什么宋代文人要将唐人小说相关元素写入词中呢？就外部环境来说，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为小说文本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宋初编撰的类书《太平广记》以及《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多种小说选本，为宋人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唐代小说文本。“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135)的唐人小说深受他们喜爱，赵令畤《蝶恋花》词序中提及《莺莺传》时就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全宋词》633)阅读小说成为文人休闲之乐趣，出现了“卧则读小说”(欧阳修24)的社会风尚。同时，宋代文坛“破体”习气的盛行为宋词取材唐人小说提供了强劲动力。小说和词体在文体功能设置上是内在契合的，二者均具有通俗化和娱乐性，其目的都是满足当时市民大众和文人士子的精神需要与审美追求。唐人小说作意好奇，引人入胜，尤其是其中的爱情和梦幻题材迎合了词人和市民大众世俗化的审美理想，将人们喜闻乐见的小说融摄入词，无疑增强了词的趣味性、虚构血脉和浪漫气质，容易为都市生活中的听众或读者接受，有利于词的传播，因此，以唐人小说入词成为宋代词人的主动追求和写作习尚。

就文学内部演进规律而言，它是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延续。中国文学创作富有叙事传统，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叙事歌行异军突起，且多与传奇相辅而行，即诗歌与小说同写某一故事的文学现象大量出现。在这类现象中，大多是小说诞生后，文人又用诗歌形式表现这一故事，如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李娃行》、沈亚之《冯燕传》和司空图《冯燕歌》、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和李肇《南柯太守传赞》、裴铏《传奇·杜秋娘》与杜牧《杜秋娘诗》等均是诗为咏赞小说而作，这种值得重视的文学演进动向可视为唐代小说对诗歌显著的影响。此外，中晚唐诗歌中也存在少量歌咏、采用本朝小说的现象。词体传承于诗，并与诗共时发展，交互影响。词在取材用事上，延续了中晚唐诗歌这一传统，对唐人小说所载之事，多有运用。但唐五代词以小令为主，篇幅短小，难以叙事，因此，其中援引唐人小说的现象鲜见。宋初词人承袭唐五代词之余绪，且词作数量不多，词中用典涉及唐人小说者，亦颇为稀少。北宋前期，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作取材唐人小说的方式主要是点化引用其中诗句。以唐人小说入词的现象直到苏轼、贺铸、周邦彦等人手中才蔚为大观，继而成为南宋词坛较为流行的创作习气。

宋词与唐人小说展开的跨文体交融不仅促进了彼此的改变，而且孕育了金元时期讲唱文学的雏形，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接下来我们分而述之。

以唐人小说入词增强了词体的叙事性和故事性。以抒情为主的词，通常被认为缺少叙事要素，古人有“词用事最难”(《词话丛编》261)、“事繁而词不能叙”(《词话丛编》4050)的说法。其实，词为了更好地表现和抒发情感，“事”的渗透往往不可或缺。词中纪事不能像小说甚至叙事诗那样，要求有对事件过程的完整讲述，而是有选择地截取事件片段，通过片段反映整体，形成以点带面的叙事效果。这些事件片段渐渐形成一种意象符号进入词体。杨义曾说：“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267)当一个意象隐喻某事时，它便具有了叙事的意味，不妨称之为事象。在词人叙事过程中，事象通过暗示或象征容易使人联想相关的整个故事，因此，宋词中的事象，能够通过小说来强化词的叙事性。词中之情缘事而生，当词人的遭遇与唐人小说描绘的事件相类时，会引起词人的同感共鸣，于是浓缩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转化成意境叙事或意象叙事，将自我经验嵌入词中。如词人表达对情爱回忆或期待时拈出的“章台柳”这一事象，不仅能将词意集中呈现，也带出了其中的故事性。“在篇幅有限的词中，词人如果能利用意境和意象实现潜在或显在的叙事，无疑会增加词的故事容量。”(张海鸥159)也就是说，词中的事象只能再现某个简单的场景或经典情节，但正因为它们不能完整叙事，反倒能触发读者想象，这也可以说是对词时空上的延展，扩充了词的容量。小说中的某一地点或场景由于与重要情节关联也常会形成代替此故事的语码被运用。如《莺莺传》之“西厢”和《传奇·裴航》之“蓝桥”，词人利用崔、张的西厢之约，追忆一段过往情缘；当词人遇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情事时，“梦入蓝桥”这一梦中佳人再现的文学母题便成为他们对爱情的寄托和补偿。词人借助唐人小说所构建的事象，将其与佳人，尤其是歌妓交往的经历加以书写，将“本事”艺术化地挟裹其中，在抒解自己感伤、遗憾等负面情绪的同时，也带有几分炫耀的性质。而这种带有自传性的风流艳事以及借镜唐人小说的雅化叙事无疑增强了词的故事性，加速了词作的广泛传播。

同时，以唐人小说入词也促进了唐人小说的传播和经典化进程。唐人小说“作意好奇”的创作理念和言情猎艳的审美心理，使其与时代相近、同为“小道”的宋词之间呈现出相资为用、彼此借镜的共生关系。唐代小说跨越文体界限移植入词体内部，最明显的表现是隐括词，而隐括词的初衷，是为了合乐以歌。隐括小说入词也主要是为了赋予小说音乐性和抒情性，将小说故事情节用歌唱的方式重新演绎。赵令畤《商调·蝶恋花》组词在序言中便明确说明其目的在于“被之以音律”“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全宋词》633)。隐括词可以借助说唱的方式促进唐代小说的传播。另外，宋词取材唐代小说具有选择性。小说篇目、情节、人物和场景的筛选、植入及安排往往反映出词人的经典意识，可视为唐代小说的词体重写。如果我们把宋词中取材于小说的相关篇目集中起来，大致可以管窥宋人心目中唐代小说的经典作品和核心情节。如《传奇·裴航》“蓝桥遇仙”、《莺莺传》“待月西厢”、《柳氏传》“章台问柳”、《南柯太守记》“南柯一梦”、《枕中记》“黄粱梦”、《李娃传》“诈坠马鞭”等，这些经常被宋词取用的小说对象绝大多数在今天仍被视为杰作和经典情节。由此可知，宋词创作中的这一现象在唐人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有例外，如今被奉为唐代小说经典的《柳毅传》《任氏传》《虬髯客传》就极少被宋人采撷入词。

宋词融摄唐人小说，以歌唱来叙事，对后世戏曲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以唐人小说入词往往通过说唱演绎故事情节，这种叙述方式被此后兴起的诸宫调和杂剧等戏剧文体吸取。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193)诸宫调原为泽州地方说唱艺术，后由当地艺人孔三传传入京城而流行开来。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27)“诸宫调古传”当是多种宫调的曲子讲唱和敷演唐传奇故事。诸宫调讲唱的材料多由现成的小说而来，如《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就与赵令畤将《莺莺传》改编成说唱表演艺术，以及所采取的词与唐传奇本事相对照的独特方式有密切联系。赵氏词取材《莺莺传》的过程中，对崔莺莺形象的提升和塑造，对“待月西厢”情节的重视和强化，对小说主题尤物说、善补过说的摈弃和纠正等，均对《西厢记诸宫调》的命名和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它是西厢故事由唐传奇到金代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一道重要津梁。清人毛奇龄云：“赵德麟令畤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人间词话》35)王国维曾言：“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述《会真记》事，凡十阕，并置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阕起，一阕结之。视后世戏曲之格律，几于具体而微。”(《王国维全集》622)吴梅亦云：“传奇之名，虽昉于金源，顾宋赵德麟《蝶恋花》词，以七言韵语，加之微之原文，而按节弹唱，则已启传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于元耳。”(48)清人无名氏《曲谈》也认为曾布《水调歌头》组词叙事完整，体制宏大，可以歌唱，略具散曲中之套曲雏形，“虽用词调，而其字数韵数，均与词不合，又有平仄通押之处，实已开元曲之先声”(2)。掺入唐人小说元素的宋词具有相对完整的叙事链，这对杂剧通过歌舞来讲演故事有一定影响。正如汪辟疆所说：“唐人小说本事，既已盛传。始则演为长篇记事之诗歌，继则演为分段之鼓辞大曲，如宋人赵德麟、曾布所撰是也，终则演为元明后之传奇杂剧。”可以说，戏曲演唱兼顾事、情是小说与词体融合会通的结果。从“唐人小说→宋词→元曲”的发展脉络来考察词体在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为我们厘清不同时代文体演变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无论是体制上的转移，还是经典主题的一脉相承，由诸宫调和杂剧这两种文体来观察宋代以唐人小说入词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都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

综之，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唐人小说入词的文学创作现象是宋代不同文体间相互影响的典型例证，是两宋文坛“破体”风尚的鲜明体现。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兴盛对宋词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词拙于叙事的文体缺陷，加强和丰富了词体的叙事功能与故事性，在拓展唐人小说传播渠道的同时，对戏曲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Notes]

① 崔海正：“东坡词与小说”，《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济南： 齐鲁书社，1999年)，第333—44页；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1—85页；张海鸥、郭幸妮：“稼轩词与《世说新语》”，《词学》16(2006)： 87—98等。这些研究成果甚少涉及唐人小说。

②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 《全宋词》(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另，宋词取用李、杨之事者最多，约140余首，但不易判断源于《长恨歌》《长恨歌传》及其他相关轶事。

③ 宋词引入唐人小说时使用较多的词调依次是《念奴娇》《满江红》《水调歌头》《浣溪沙》《减字木兰花》《水龙吟》《蝶恋花》《贺新郎》《鹧鸪天》《临江仙》等，这些词调大部分属于中调和长调。

④ 裴铏《传奇》，李时人编校： 《全唐五代小说》(北京： 中华书局，2014年)，第2148—151页。该词调在《全宋词》仅见贺铸《鸳鸯语·七娘子》，其中有“奈玉壶、难扣鸳鸯语”句。

⑤ “转踏”北宋中期始流行，是一种以歌舞演述故事的艺术形式。王国维云：“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谓之转踏，亦谓之缠达。北宋之转踏，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其曲调唯《调笑》一调用之最多。”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9—40页。

⑥ 《全宋词》(第357页)所录该词无序，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第556—57页，均据《苏长公二妙集》、毛晋汲古阁本《东坡词》补入，宋人傅干《注坡词》序文在前半阕注内，上冠“杨元素《本事曲集》载公自序云”十二字。

⑦ 关于谢自然求师司马承祯事，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六曾据二人之生卒时间相差四十三年而明确指出其虚妄。或因此，明《道藏》本《续仙传·司马承祯》将“谢自然”改为“焦静真”。《道藏》本《续仙传·谢自然》仍有求师司马事，但文简略，与苏序异，见《道藏》第五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上海： 上海书店；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2页、第83页。又《太平广记》卷六六《谢自然》引《集仙录》无师司马氏事及苏词引语(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第408—13页。而编于宋仁宗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年—1029年)的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所载《续仙传》无《谢自然传》，由此可确证苏词序言之源为《云笈七签》本《续仙传·司马承祯》。

⑧ 鲁迅：“唐之传奇文”，《中国小说史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⑨ 《全宋词》共收咏梅词1120多首，参见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上)”，《阴山学刊》1(200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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