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华 黄金萍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沙师范学院]

历史小说作为融合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特有文体类型，因其独特的思想追求与古典的审美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自从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出版以来，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既出现了以姚雪垠、唐浩明、凌力、二月河、刘斯奋、熊召政、孙皓晖等为代表的优秀历史小说家，也诞生了以《李自成》《曾国藩》《少年天子》《雍正皇帝》《张居正》《大秦帝国》等为代表的经典历史小说。这些经典作品视野开阔，思想厚重，人物丰满，成为当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独特存在。这其中，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家三部曲——《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无疑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唐浩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敬畏历史的求真态度、立足全球化的文化自信以及开放包容的创作视野，对于今天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仍有着无可替代的启迪意义。

一、 敬畏历史真实，纠正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戏说历史的倾向

“敬畏历史，感悟智慧”是唐浩明一以贯之的创作核心线索，其中“敬畏历史”是其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感悟智慧”则是其小说创作的目的。这里所说的“敬畏历史”，在唐浩明自己看来，包括了“历史小说”概念本身的两方面应有之义：一是要尊重“历史真实”，要有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写作态度严肃，尊重史实材料；二是要遵循“小说自由”，意即要有小说家的敏锐眼光和艺术才华，在不违背大方向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大胆想象，合理虚构，尤其要掘进人物内心深处，准确捕捉与生动描绘历史生命最细微处的颤动①。下面本文将具体阐述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在尊重历史真实方面，唐浩明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作为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名家，唐浩明跟刘斯奋、凌力、熊召政等人一样，对历史真实都有着发自内心的主动追求。事实上，新时期大多数历史小说家都非常重视历史真实性的自觉追求，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向历史小说创作者身份的转变。作为学者型作家，这些作家在创作之前，都做了长时间的史料收集和探究，如凌力本身便是清史研究所的专家，刘斯奋更是致力于晚明史爬梳求索多年。

与上述学者型历史小说家相比，唐浩明在历史真实的追求方面也是近乎苛刻，自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岳麓书社工作以来，他专注晚清历史研究前后长达二十余年。而他为完成三部历史小说的写作，也前后花费十五年的功夫。对于唐浩明提倡的对于历史要“心存敬畏”的主张，学者胡明表示深深的认同，同时也做了一定的补充与阐发，他认为，历史真实是历史小说创作首先必须坚守的一道生命线，“我们要拥抱历史首先要敬畏历史”②。创作历史小说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同时还要有科学的历史哲学与历史逻辑。

应该说，对于历史真实的自觉追求，是唐浩明“晚清三部曲”一贯的写作风格。不过仔细阅读三部小说，认真分析唐浩明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创作感言，我们还是不难找寻到唐浩明在不同阶段的作品对于历史真实表现的不同程度。如果说唐浩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创作《曾国藩》时，这种历史真实追求还处于未成体系的探索阶段，那么在90年代中期创作《旷代逸才·杨度》时，这种历史真实的追求又有了新的变化，而90年代后期直到新世纪初创作《张之洞》时，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追求已经上升到了来自写作主体内心的真正自觉。下面，我们就结合三部作品的创作历程来具体考察一下这种“历史求真”过程的某些变化。

早在1993年，唐浩明谈及创作《曾国藩》的写作动机时曾提到，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编撰《曾国藩全集》时内心始终有一大困惑。他在整理曾国藩留下的曾氏档案典籍时，发现一种巨大的反差：当代的历史学家更多地将曾国藩定位为“汉奸、卖国贼和刽子手”，贴上了反动地主阶级文人的标签，而与他同时的人以及后世不少名人又都盛赞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立完人”。这是为什么呢？为解开这个内心的谜团，唐浩明一头扎入了晚清历史的钻研之中。也就是依靠了这种求真务实的功夫，唐浩明对于曾国藩的真实情况，已经有了自己的全新的真切认识。

唐浩明认为，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过去的误解必须加以消除。“因为曾国藩这个人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信仰又是那样的坚定，为之付出的心血又是那样的多，因而他的悲剧色彩也就愈加显得浓重。”③正是从这一源自历史材料本身得出的历史观出发，唐浩明创作历史小说就自觉舍弃了其他作家惯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一切以历史人物本真生命体验为中心，坚持以传统文化与传统知识分子命运关系为线索，从而将曾国藩等晚清士人都还原成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有生命的个体的人。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真实而感染力极强的历史小说《曾国藩》。

同样，在创作《旷代逸才·杨度》时，唐浩明在真实还原历史人物方面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对于杨度，唐浩明始终抓住了一点，那就是这位处于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湖南士子，尽管身前身后都遭受了诸多不公正的对待，既背负着“帝制余孽”的骂名和“帝制祸首”的罪名，又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骂为汉奸，但其拳拳报国志向却是始终未改，救国救民的理想也始终不见动摇。因此，作者能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真切地还原了一位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

而在第三部历史小说《张之洞》创作上，唐浩明对历史真实的态度更为谨严，写作速度更加缓慢。在该小说由期刊到书本的修改订正过程中，作者删去了不少晚清稗史和民间流传下来的风流韵事，而将大量书信奏章合理地插入字里行间，这使得文本的真实性更强。这一切无不都体现唐浩明对于历史求真态度的近乎严苛的追求。

当《张之洞》出版后，学界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该小说太拘泥史实的问题，并建议其在修改阶段向二月河的大众化创作风格靠拢，迎合读者与市场化。但唐浩明不为所动，坚守历史真实这一创作底线不妥协。唐浩明的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2001年在历史小说《张之洞》面世时，据传媒报道，是唐浩明的最后一部历史小说，因为他写得太辛苦了。就我亲眼目睹的情况也是如此，从《曾国藩》到《杨度》再到《张之洞》，唐浩明也由年轻俊逸而到了‘不知明镜里，何日添秋霜’的年纪，十五年光阴就这样倏忽而逝。”④笔者也认为，不管后来者对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的文学史地位做怎样的评价，就历史真实追求与写作态度而言，唐浩明的创作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一股钦佩之情也会在我们内心油然升起。可以说，在以唐浩明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小说家身上，这种敬畏历史真实的背后其实包含了深切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当代作家自觉的文化担当精神，也表现出了对于五千年中华历史文明的文化自信态度。这一切都是新世纪历史小说创作最为宝贵的经验，值得好好记取。

也正是这种严谨务实的求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带来的蔑视历史真实的种种流弊。众所周知，新历史小说往往以颠覆权威、戏谑崇高、解构真实、戏说英雄等为其创作旨归，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其特点在于将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以小历史叙事取代宏大历史叙事，将欲望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写作历史的方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其根本的危险在于，过分沉迷于解构历史真实，势必会将历史事实化为虚幻，历史真实因此而被连根拔起，历史书写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而无法自救，长此以往，中华五千年文明将无所归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终将会失去其应有的光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高举敬畏历史、坚守真实、崇尚传统的大旗，以严谨务实的求真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皇皇巨著“晚清历史三部曲”，有力纠正了新历史小说误读历史、戏说真实的误区，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立足全球化背景，增强了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与晚明题材、盛唐题材以及春秋诸子题材相比，晚清题材在当代历史小说中似乎一直不是创作的主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距离的接近，导致小说家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处理上游移不定，创作上难以施展拳脚，总显得有些拘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敏感性的存在，作品多化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文学演绎，缺乏应有的超越姿态与高远境界，也缺乏必要的人性深度与哲理深度。比如，冯骥才的《义和拳》就重在展现中国民众与西方洋人的民族矛盾对立，却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层次问题缺少必要的反思；凌力的《星星草》同样重在表现捻军与洋人的对抗冲突，政治视角单一直白；鲍昌的《庚子风云》重点表现了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与清朝政权的对立冲突问题，同样只是一些历史政治大事件的简单记述；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角度有所创新，但写作重心依然是中外民族矛盾与对立，凸显江浙地区民众“反洋教平洋人”的抗暴斗争，缺乏包容心态和冷静客观的视野。

相比之下，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一个重大的突破就在于创作视野更为宏阔，对西方世界的考量保持了更为开放也更为包容的姿态：一方面，小说对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局面的全面书写与整体把握可谓高屋建瓴，相较那些吹捧康乾盛世、嘉庆中兴的历史小说，唐浩明的晚清历史小说无疑在思想认识层面高了一个层次；另一方面，作者自觉引入了“西方他者”视角作为参照，成功摆脱了过去的民族国家话语二元对立话语模式，而代之以徐图自强、中体西用的全新视野，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全球视野”。

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是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宗旨。全球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冲击，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异背后当然也有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性。至于晚清中国全球化对于今天中国全球化的启迪意义，唐浩明有着自己的认识：“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都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年代。其时内忧外患，危难重重，他们本身也深具影响力，都在深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且试图改变这命运。……我选择的历史背景和我们现在的历史背景也有某些相近——‘洋务运动’本身也是试图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其中心目的是富国强民，与当今的改革开放也有类似之处。”⑤

众所周知，晚清(1840—1911)是清朝统治的晚期，既见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目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晚清中国在各种外力的裹挟下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化让古老的中国既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当此之时，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相继推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中国学习西方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阶段，同时中西文化真正正面对撞，其中有太多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汲取，有太多的精神创伤事件与文化交流案例需要文学形式来加以复现与反思。而唐浩明之所以执着于重释近代历史、反思文化传统，就是因为意识到了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今天社会的借鉴意义。

唐浩明的三部小说显然都是以民族/国家为故事背景，以文化护卫与文化突围为叙事主线，作品中始终“涌动着一股屈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但作者显然又不满足于这种外在爱国主义表征方式，而是巧妙地将笔下人物的爱国情怀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紧密结合起来展现，三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比如《张之洞》中就紧密围绕“中体西用”展开故事情节，张之洞从文化决定论出发的，牢牢坚持将“西”严格限定在一个“用”的维度，作者借张之洞的学生之口说道：“‘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原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而在《旷代逸才·杨度》中，杨度留学日本时，女弟子千惠子也是始终仰慕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深深折服于杨度诗词歌赋中所包含的文化优越感与文化自信心。

三、 促进思想解放，改变了历史小说题材单一化的格局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我们今天回顾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旦离开了较为宽容的政治环境和自由包容的社会环境，要想写出真正体现作家主体艺术个性的历史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短篇历史小说创作热，到80年代初的农民起义题材创作热，再到90年代前后的文化历史小说热，皆是如此。以唐浩明为例，他在回忆起自己1984年由接受编辑《曾国藩全集》再到1986年拿起笔写作小说《曾国藩》的艰辛历程时，不由得感叹改革开放潮流对于史学界与文艺界的巨大引导作用。也正是因为受到《曾国藩全集》顺利出版与发行的鼓励，唐浩明才下定决心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历史小说。由此可见，社会思想解放程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与此同时，“英雄亦可造时势”，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总是能引领一个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带来该类题材历史小说的普遍繁荣。以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为例，当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与第二卷在1977年出版时，迅速引发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小说创作热，凌力的《星星草》、杨书案的《九月菊》、顾汶光的《天国恨》、李晴的《天国兴亡录》等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同样，在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出版之后，一大批改革题材的历史小说也相继出现，周熙的《一百零三天》、凌力的《少年天子》、颜廷瑞的《汴京风骚》等皆是如此。

而在文化历史小说创作方面，唐浩明的《曾国藩》无疑是开风气之先。毕竟，在《曾国藩》出版之前，已经有不少作品描写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如《天国恨》《星星草》《天国兴亡录》等等，这些小说的观照视角都是阶级斗争以及民族矛盾。如顾汶光的历史小说《大渡魂》，该书扉页就明确指出是“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和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清朝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之间的斗争等为副线”。而在石达开就义之后，顾汶光在小说结尾借老人之口喊出：“水中的英魂，你瞑目吧！如今，孙中山先生完成了天王未尽之志，天国和你们的血海深仇已经昭雪，看吧！这就是当年陷你们于死地的仇人之头。我们将张遂谋的首级保留至今，正为了告慰你在天之灵啊！”这种“光明”尾巴的阶级矛盾处理方式与现实政治意图都是那个时代共有的写作模式。

相形之下，唐浩明在创作《曾国藩》的过程中，尽管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思潮已经有大的松动，文坛风气也已有所转向，但近代题材创作仍然存在一定的禁忌。毕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义和团、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题材的处理上，政治正确性无疑是重要的标准，义和团是纯粹的爱国主义反帝运动，太平天国是正义的农民起义运动，曾国藩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对势力刽子手，李鸿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的“罪魁祸首”，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要光明正大地进入80年代后期历史小说家的法眼，必须经过无数道难关，比如正统的主流话语对于这类题材写作上的种种限定，比如学界对于这类历史人物的巨大分歧，比如广大读者对于这类题材的反感排斥……一言以蔽之，唐浩明敢写曾国藩，就跟其他历史小说家敢歌颂隋炀帝，敢赞美王莽，敢同情李鸿章一样陷入了“历史反面人物”题材的雷区，其中的挑战与难度可想而知。

在今天看来，这部历史小说当时如果把洪秀全当成正面英雄人物，把曾国藩当成反面人物来写，套用敌方与我方、好人与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无产阶级与反动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等绝对化对立的创作成规，无论是从出版审查上还是从读者接受上，都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该小说第一部于1990年写成之后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申报出版选题时，曾多次被刷下来。倒是唐浩明委托家人在台湾联系的出版商在出版流程上简化了很多，出书时间比大陆还早了三个月。

到1992年，历史小说《曾国藩》三部曲终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全部出齐，广大读者对于作品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唐浩明的预期，新华书店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排队买此书的热闹场面，该书短短五年时间就重印了十几次，销量最后达到了一百多万册，重现了1963年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发行时的万人空巷场面。其中尽管也有不少人就小说美化曾国藩的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所处时代毕竟已是社会包容度更大的20世纪90年代，这些批评声音很快被肯定褒奖的洪流所淹没，毕竟在更多的读者看来，这是当代历史小说领域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自觉疏远了文坛惯有的历史人物解读方式，特别注重还原历史人物在特定时代的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局限性，这正如吴秀明所说：“唐浩明这三部作品首先在历史层面上打破过去陈旧僵化的道德认知标准而另辟蹊径，努力对长期被‘误解’的守旧或反面人物，达成体谅和理解的‘同情’。”⑥这种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也使得唐浩明历史小说超越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层面解读方式，而代之以文化的、人性的解读方式。对这一写法的价值与意义，张炯先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唐浩明的晚清题材历史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现代生活的启示和豁达大度的历史胸怀，客观地面对过去的历史和曾国藩这一类历史人物，作出公正而真实的反映和评价”⑦。

也正是在《曾国藩》之后，一大批旨在“翻案”的历史小说纷纷出现，从秦始皇到隋炀帝，从唐明皇到雍正皇帝，从陈廷敬到李鸿章，过去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面人物”纷纷抖落身上的历史尘埃，以饱满立体的真实形象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从此，历史小说彻底走出了阶级斗争模式一枝独秀的单一局面，各类题材纷纷面世，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坛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

注释：

①唐浩明：《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7页。

②胡明：《历史·历史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③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④崔述炜：《我与名人没有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⑤唐浩明：《打开尘封〈张之洞〉》，《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12日。

⑥吴秀明：《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⑦张炯：《张炯文存》第6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