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 茂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唐浩明是一个有着自警意识和历史担当的作家。从《曾国藩》《张之洞》到《杨度》，他有强烈的心灵冲动，试图恢复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目，以文化先锋的胆识和魄力积极承担历史的责任，体现了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精神。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兼顾历史性与艺术性、严谨性与可读性，他敬畏历史，对书中的历史人物充满温情和人文关怀，他的辛勤努力不仅给湖湘文化及其湖湘精神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得他的创作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回归和民族文化的自觉等方面都超出一般学者书写和小说创作的价值。

一、 修复历史与重塑文化

唐浩明是一个具有文化骑士精神的作家，作为一名以古籍为主的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跨界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历史小说作家，他的身上有一种“湖南蛮人”的文化担当，敢于承担历史责任。面对着丰厚的历史和浩瀚的时间，他以极致精细的工匠精神和考古学家的严谨，数十年如一日，辛劳地耕耘其中，发现、打磨、萃取，并自得其乐。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大潮中，他秉持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警和个性觉醒，以独特的小说艺术形式将历史和历史人物从堆满灰垢的故纸书中推到大众面前。与其说他是在创作小说，毋宁说他是在修复历史、复兴文化。

如果说，《曾国藩》还让人们狭隘地以为他是作为一个湖南人在为曾国藩“平反昭雪”的话，那么，之后的《张之洞》则让人们看到他思想的宏大与精神的高贵。当然，也有人说他写的是历史学意义的官场小说，但是《杨度》的横空出世异常鲜明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反省和文化传承才是作者的根本所在。即便是小说《曾国藩》，只要我们细细品读，之后也会发现，他书写的绝非仅仅是官场，而是家与国、族与民以及文人和文化。曾国藩、张之洞和杨度是他聚焦和书写的主体，也是他的思想媒介和精神坐标。

侵略、战争、“文革”、天灾、人祸，整个20世纪前四分之三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史和政治生活的动荡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灾难史和苦难史。刀锋割断了古老的文化脐带，文化母体破碎一地，后人则选择闭目或遗忘。而唐浩明则以学者的良知和作家的勇气，用小说创作的个性化语言，复活和再创造湮没于历史灰尘中的“灰色”人物，更复活了这些人物所信奉与践行的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核心的士人精神。他让我们走进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命和生活，呼吸历史的空气，触摸文明的肌理，感受思想的激荡。他试图寻找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拾起湖湘文化的碎片，勾连我们生生不息的中华血脉。他的作品洋溢着思想之美,高蹈着精神情怀，包容着天人合一的价值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种种奇迹。他的创作在几十年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读者，也影响了大批的作家和学者，他的先知先觉正慢慢形成共识。

从艺术审美上，他重塑了历史和文化，也重塑了历史小说。小说从来没有像在他那里一样温文尔雅、器宇不凡和波澜壮阔，历史也从来没有像在他那里一样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和熠熠生辉。他的努力和诉求正成为主流文学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正义力量。在追求湖湘文化的灵魂时，他发现了传统道德与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并将这种冲突真实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其作品的震撼力、思想性、普遍意义和语言的丰富机智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小说，赋予了历史小说新的场域、纹理、血脉、精神、气质和生命，而从他的作品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来讲，他对传统价值的回归和民族文化的自觉等方面都超出一般学者书写和小说创作的价值。

二、 从“遇见”到“发现”

“故纸堆中三十年，拉近古人与今人。”这是人们对唐浩明辛勤耕耘的由衷赞美。人生有多少三十年？要在故纸堆中忍受寂寞孤苦，抖落历史的尘埃，还原一个人的真容，谈何容易！但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也许正在于孤独中守望着一炷烛光，潜入历史深处，与心仪的过往者“对话”，并与之成为穿越时空的知己。而这样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其实是有不少的，比如布罗茨基对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诸君的深情回望。1919年，茨维塔耶娃写下了“一百年以后，亲爱的，您是否还能认出我，在旧世纪的群星中，总也不肯坠落的那一颗，那时候,您是否还能分辨出我的光泽，然后呼唤我越过银河系，飞临您的星座”。当布罗茨基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深情地追溯俄罗斯的诸君时，那些过往者应该会感到欣慰。这是血脉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历史的传承，也是写作者责任的传承。

曾文正公并非纯粹的文学家，他的声望和影响更多来自他的政治生命和军事才能。但是，在我看来，唐浩明之于曾文正公与布罗茨基之于俄罗斯的诸君来说本质应该是一样的。与其说唐浩明“碰到”曾国藩是唐浩明的幸运，不如说曾国藩“遇见”唐浩明是曾国藩的幸运。通过持续不断的开掘、整理和“发现”，唐浩明用如椽之笔塑造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不同于教科书里记录的曾国藩，从历史遮蔽处中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深刻自身矛盾斗争的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为母亲千里奔丧，痛哭流涕，守护灵前，让人动容，这是“大孝”的曾国藩；国家危难，毅然奔赴前线，在困难重重之下，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组织湘军，迎难而进，这是“大忠”的曾国藩；对康福乐善好施，仗义相助，对荆七伯乐识马，知人善用，这是“礼智信”的曾国藩；在长毛手下倍感羞辱，宁死不屈也要保留气节，这是“侠义”的曾国藩；治军严谨，按时作息，讲究规则，时刻反省，这是“自警”的曾国藩……可以说，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唐浩明的小说文本中获得另一种意义的解读：守丧期间，曾国藩用“孝”的借口与皇帝“讨价还价”，他用“忠”的盾牌保全自己；当被长毛捕获觉得失了面子时，演苦肉戏想去“撞柱”却没真撞，用自己的生命底线去试探对方的仁慈底线，从而见出其“虚伪”和“狡诈”的一面；知人善用的背后又有很高超的御人之术，湘军崛起之路上，他彰显的大智慧实际上也是权术的胜利，湘军崛起的过程既有时代大潮的客观背景，也有他为蹬青云、名垂青史之内在欲望的主观努力；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他解散湘军体现出淡泊名利、不作非分之想的同时，也是因为担心自己权倾朝野遭人嫉恨，怕一不小心落得个兔死狗烹而展开的自警与自保……总之，一千个读者可能会有一千个曾国藩。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跟随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等，他见证过那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与苦难际遇，聆听过他们的声音，触摸过他们的精神，所以有了后来的故事。但是，唐浩明和曾国藩素未谋面，前者仅仅因为整理后者的资料，阅读后者的文字，感觉到这个人被严重误读了，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冲动。唐浩明要为曾国藩讨个公道，或者还历史以真相，也许这就是唐浩明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原动力吧。

从1986年到1992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唐浩明“白天编全集，晚上写小说，工作时间做曾氏文字的责任编辑，业余时间做曾氏文学形象的创造者。就这样，120万字的《曾国藩》写了出来”。笔者大致计算了一下：整整六年间，唐浩明平均每天差不多要编辑文字7000字、创作600字，日复一日地用脑，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是一般人难以承受得了的。尤其难以承受的是，唐浩明在创作的时候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如何评价曾国藩的问题等。据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很佩服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更是以曾国藩自命，用以说明自己的正统，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太平军一流。也正因为此，为了反对蒋介石，从延安时期开始，有人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全盘否定曾国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洪(秀全)贬曾(国藩)的状况一直未变。

1980年代后，尽管学界有人主张实事求是，重评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但一直未为主流话语所接受。换句话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曾国藩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历史人物，聚焦这样的一个人物，对他进行“拨乱反正”，是有较大风险的。在此背景下，唐浩明称自己的写作是“戴着镣铐在跳舞”，既要服从“镣铐”式的条条框框，又要争取“跳舞”式的书写自由，这样的创作状况带来的心灵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疲惫”比体力和智力上的付出所带来的无形压力更大，更遑论创作的激情和愉悦了。特别是唐浩明有着清醒的意识，认为那些公认的非常规范的、正统的、纯粹又纯粹的历史小说是没有人去读的，因此，唐浩明必须突破，从表现手法到人物评价都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唐浩明敬畏历史，希望自己的创作站在文化和人文的立场上，给历史人物以温情，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唐浩明十分推崇姚雪垠先生，坦承《李自成》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认为这些历史小说大师十分尊重历史的本真状态，既有史家的品德与胆识，又有艺术家的眼光与良知。可是，姚雪垠先生写好《李自成》第二卷两年后也没法出版，后来还是请毛主席出面批示这第二卷才得以出版。

幸运的是，《曾国藩》这部皇皇巨著分为三册，以《血祭》《野焚》《黑雨》为名，于1990年、1991年、1992年相继推出。唐浩明以自己的学识和勇气，承担了历史的责任，第一个以正面文学形象表现了复杂多变的曾国藩，使冷清蒙尘、严人律己的曾国藩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有学者甚至认为《曾国藩》很可能与《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

三、 断裂的传统与西化的先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解冻，大地回春，改革开放的中国让国人重新放眼世界，重新审视自我。伴随着政治风潮的起起伏伏，各种文艺思潮兴起，思想启蒙浪潮席卷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这种激荡的文学思潮一直持续并影响了整个90年代的文学，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精神品质。

今天，回首那个时代，当时的许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人的主体性上来，文学创作开始关注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对文化的反思和探索成为一些作家的审美诉求。尽管每个创作者的经历不一样，所走的道路也许不同，关注的主体对象也不一律，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都把目光锁定在“历史”，这里的“历史”是广义的“历史”，即过往的一切。纵观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展现作者的真实体验和感受，或者是对过往历史进行追溯和重构。作品中的人物名称可能是杜撰，地点可能是杜撰，故事也可能是杜撰，但是，其整体结构、逻辑性、合理性必然会符合历史背景决定的事实，这样的文本才能“成立”和“合法”，才能具有梁启超所说的“诗歌的正义”，它要求创作者“对笔下那段历史时空的方方面面都要有实实在在的了解”。《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是这样的，《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是这样的，《红高粱》《废都》《芙蓉镇》也是这样的。它们都是作者基于所处时代的现代性而对历史进行的发掘与再造。

显然，《曾国藩》也在上述经典之列。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上，唐浩明所进行的文学，都具有文化先锋(更多的是思想或精神上而不仅仅是艺术手法上)的意味，是现代性的史诗书写。唐浩明以一种独特的身份和视角参与到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和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与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主体一起，引领了9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潮流。

“文革”十年在文化领域制造了两个断裂：一个是中国与世界的断裂，一个是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前者关乎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断裂了，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后者关乎中国文化的传承，断裂了，影响中国自身的传统血脉和精神气质。这两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呼唤和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现代性也成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之一，创作主体通过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语境方向来探寻和审视本民族生生不息的优秀基因。从曾国藩到杨度，再到张之洞，唐浩明一直致力于从现代性的角度连接起文化母体的脐带，宣扬传统文化之美。

首先，在内容上唐浩明写的是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他用的方式是类似传统的“章回体”模式——至少目录的编排形式是这样的，他的语言也带有深厚的古文风韵，文白相杂，据说是为了与所写时代的语境相吻合。

其次，在思想上，唐浩明毫不掩饰对曾国藩的喜爱与敬仰，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之处。唐浩明特别推崇曾国藩的自律，即克己，也就是修身。曾国藩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十分在意，他立下日课，严守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等“自律十二条”，他还作《立志箴》《居敬箴》《主敬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这种严于律己的品质委实值得今人学习。当下社会灯红酒绿，人心浮躁，物质越丰富，精神越贫瘠，权力越大，诱惑越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孔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更不用说曾国藩的自醒、自警和自律意识了。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一种短视，是文化断裂所造成的一种价值错乱。

作为曾国藩的“发现者”(至少是“发掘者”)和历史人物的塑造者，近朱者赤，唐浩明身体力行，有意无意成了曾氏的“转世者”，即唐浩明写曾国藩，也争做当代的“曾国藩”。唐浩明儒雅、内敛、从容、大气，生活中，唐浩明是十分节俭的人，他坚持用传统修身，以诗书养性，具有很高的品格和情操。所有这一切，都是唐浩明为人处世的修为所致，这种修为，既有经年累月写作《曾国藩》所自发形成的一些因素，更有传统优秀文化长期的浸淫和润化的结果。

四、 探寻中国发展的精神脉络

今天的中国，是求新求变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发展之路需要所有中国人来思考与参与，这其中知识分子尤其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同时，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的竞争和发展越来越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化的责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唐浩明对此有着深刻的意识，在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探索与表现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在变革之中的挣扎、追求与作为，在彷徨与迷茫之中试图指出未来发展之路的精神脉络。

唐浩明自己曾说：“我曾经在十五六年的时间里沉浸在历史时空中，既是在创作历史小说，更是在了解研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希望能走进他们的心灵。”又说：“晚清的士人与他们的先辈相比，经历了更多的冲突与苦难，也有着更多的迷茫与探求，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士人即将从他们中间诞生。从整体来说，他们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时代责任。我认为写好他们的命运，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应有一定的昭示意义。”

我想，这是唐浩明的作品对当今社会最大的贡献。曾国藩是一位高度担当家国责任的名臣，严格恪守传统文化的真义，说到底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度则是一位名士，世间曾国藩不常有，杨度却有很多。可以说，杨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代表，真诚、纯洁、勇敢，才华横溢，敢于求新，了解世间疾苦，立志求变，一生坎坷，命运不济，为了国家和民族，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做了一些后人认为是蠢事但在当时被他认为是“正义”之大事。杨度的悲剧，可以视为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路的一个缩影。张之洞则是介于曾国藩与杨度之间的名臣，有才气，有勇气，有霸气，更有能力，他所言的“中体西学”，在今天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对上，他是国家的栋梁，要向天子和国家尽忠；对下，他是一方“诸侯”，他要向地方社会和百姓负责。唐浩明曾多次指出，他写的不仅是名臣，更是士人。

应该说，曾国藩、张之洞和杨度几乎囊括了传统概念上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谱系，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完整形象，勾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统一世界。唐浩明书写历史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可以表述为对传统人文理想的重构或再造，以及中国人精神特质的诠释。唐浩明的历史小说，用宏大的笔触和巨细的雕琢，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勾勒出一幅中国传统社会的浮世绘。曾国藩、张之洞和杨度串联起的是从皇帝、太后、大臣，到地方官吏、百姓、士兵等在内的传统中国架构和几千年不变的农耕文化所制造的中国人特质。

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挖出了封建文化的劣根性。比如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故步自封，利欲熏心；比如人治思想的种种弊端，官本位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等等。笔者特别喜欢书中涉及的关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的书写。比如太平天国攻打长沙之时，守城将领居然搬出城隍庙的菩萨，以及洪秀全言必称天父庇佑等，这是农耕社会遗传下来的愚昧和未开化；比如封建体制内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并没有摆脱皇权这个核心，这是他们集体的历史局限性，起义胜利后，他们成了另一个“皇权集团”。这一点，唐浩明在小说中有过充分的阐释，如“忽然，一道严厉冷酷的命令传过来：‘全体原地跪下，不得走动，低头看地，不准仰视，违者斩首！’十万百姓颤颤抖抖地遵命跪下来，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膝前的那块小黑土。年长体弱的后悔不该来，但已迟了，来了就不能走，‘违者斩首’”，这是皇权意识对普通百姓强暴的典型。

笔者尤其欣赏唐浩明对湘军或者湘勇精神世界的描写，曾国藩是精明的，他深刻地抓住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特质：“钱”和“活命”。湘勇愿意卖命打仗正是因为有钱发，这些钱比他们种地要来得快、来得多，这样他们的妻儿老小就可以更好地活着，为此，他们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这极其深刻地描绘出中国农民的精神性格。联想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农民工运动，无数的农民背井离乡，一年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家人一面，他们无怨无悔，因为，这比他们在地里劳作可以赚到的钱更多，家人的生活也就可以更好一点。

可以说，唐浩明成功地雕刻了各个阶层中国人的精神群像，以及中国社会的性格肌理，笔者甚至认为，与高扬和承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诉求相比，这样的精神群像更是您认真书写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唐浩明在创作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他已经有过这一方面的深邃思考，即努力把个人的书写从历史小说的创作带入更深层次的剖析和更广阔的视域中，从而实现历史意义的现场生成，大大拓展小说本身的文本空间和社会学价值。

五、 小说的逻辑与作者的观念

熟读历史文献，充分占有资料，认真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甚至人物的思想，微笑的细节，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引用、加工、打磨，再佐以唐浩明擅长的艺术手法和叙事传统，布置故事的架构、脉络和发展，从而再现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繁复的世界。这是唐浩明对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提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有高度的严谨性和严肃性，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比如有些故事背景是对史料的简要整理，如“长沙激战，城隍菩萨守南门”的开始第一段，整体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来龙去脉；有些是对历史文献的合理引用，特别是一些公文和告示；更多的则是将史料事件和时代背景融合进入故事中，进行合理的加工，结合人物基本性格，通过语言、行为和思想等细节性和具体化的创作，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就跃然纸上。例如，唐浩明对曾国藩在岳阳楼上的心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反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干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业！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檐角生草，暗淡无光，人客稀少，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短短的一段文字，刻画出主人公的内心痛苦：热血犹在，物是人非，英雄报国，无路无门。这种苍凉和悲壮令人震撼。

又如将湖南人吃辣椒的习惯用在曾国藩的身上：“小家伙出去后不久，便端来两碗饭，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几只青辣椒，说：‘老先生，饭我弄来两碗，菜却实在找不到。听说湖南人爱吃辣椒，我特地从菜园子里摘了这些，给你们下饭。’曾国藩看着这些连把都未去掉的青辣椒，哭笑不得。”通过幽默的方式，体现了湖南人的特质，而生活化的语言也让曾国藩更加真实。

再如对洪秀全称王之后的描写：“自进入天王宫后，东王、北王又相继送来十二名美女，全是江南娇娃。天王大喜，都封为王娘。自此天天锦衣玉食，夜夜洞房花烛，耳中笙歌如天上仙乐，眼前姬舞似杨柳曳枝。天王对这种生活已十分满足了，他脚步再也不迈出天王宫一步，怕刺客暗杀；昔日铁马金戈的岁月，已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了。”这样的描写，是暗喻，更是彰显，让人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必然失败的可悲命运。

虽然曾国藩、张之洞和杨度本身都有各自的不足，但是，他们在整体上都体现出湖湘文化的精髓，形成了湖湘文化近现代人物的脊梁，实现了湖湘文化的复兴和传承。写作的过程中，唐浩明通过曾国藩、杨度和张之洞这三根主线，用故事串起有名或者无名的近现代湖南人的集体群像，包括左宗棠等名臣，齐白石等文化大师，还有更多的像康福、唐鉴等名气较小或者历史上根本没有留名的人物，塑造了一幅“惟楚有才，文人雅士，名流清仕，卓尔不群，于斯为盛”的宏伟画卷。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湖湘文化曾有一段时间是相当沉寂的，而随着唐浩明的小说的广为传播，湖湘文化再次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形成热潮，可以说湖湘文化的再领风骚，唐浩明功不可没。

阅读唐浩明的小说，笔者也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基于小说故事的发展，很多人物或者情节的设置，似乎不是十分必要，加上之后也没有形成应有的逻辑性和贯穿性，使叙事显得突兀、臃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整体性和流畅性。比如，《曾国藩》第一章第四节“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完全没有必要把康家在前朝的故事搬到小说中来，因为，如果要突出“围棋子”的不同凡响，像一个命运隐喻的话，那么，这“围棋子”的意象就应该贯穿于故事中，成为一种神秘的象征。但实际上，唐浩明用考古般的努力发现的只是康家的身世显赫，这个细节没有从文化上形成张力，反而使叙事显得拖沓、生硬。也许，唐浩明想把众多湖湘名士的“光荣史”一一道尽，即便是一枚有点沧桑的“围棋子”也不放过，从而塑造出“湖湘风流、遍地英雄”的景象。与此相对应，非湖湘人士，往往充当了“陪衬角色”，比如太平天国，比如李鸿章，比如慈禧等，阅读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要为传统正名，为湖湘文化正名！

任何一种创作，如果存在诠释理念嫌疑(或所谓主题先行)的话，那么，这种创作就容易在艺术品质上大打折扣或落下败笔。更何况，湖湘文化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龚曙光就认为，湖湘文化是一个反技术文化，是一个乱世文化，不是一个治世文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湖湘文化教人不讲规矩，而是破坏规矩；湖湘文化教人不去遵从技术，而是怎么用政治去替代技术。

六、 艺术的立场与书写的正义

唐浩明对小说主人公的塑造竭尽全力，浓墨重彩，还原了历史的真实，甚至在情感上尽可能“保护”人物的高大完整，不去苛求历史人物的种种缺陷。作者曾在很多场合说过，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圣人，他很少去批评他，即便有人批评，他也会自觉进行辩护。

比如，曾国藩回家奔丧，在母亲棺材前，有这样的描写：“今天，儿子特意回来看母亲了，母亲却已不能睁开双眼，看一看做了大官的儿子。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狠心，竟不能让老母再延长三四个月的寿命？！”“一刹那间，曾国藩似乎觉得位列卿贰的尊贵、京城九室的繁华，都如尘土灰烟一般，一钱不值，人生天地间，唯有这骨肉之间的至亲至爱，才真正永远值得珍惜。”显然，唐浩明直接参与进去，似乎他也在哭，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曾国藩的情感。但是，作者对其他人物，比如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李鸿章等就失去了这种情感色彩，因而，笔者觉得作者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有着价值预判或者情感投射的不对等性。

换句话说，唐浩明带着对书中人物强烈的感情色彩来写作，是失之偏颇，甚至会伤害到作品的生命。不妨以洪秀全为例，在阅读过程中，笔者感觉到，唐浩明笔触的锋芒似乎对准了洪秀全，要对历史上的洪秀全发难。首先，唐浩明在能力上、领导才能上否定了洪秀全，比如“杨秀清和洪秀全不同。他的心灵深处，从来就没有天父天兄的位置。他不相信真的有什么天父天兄，也不相信洪秀全是天父天兄的次子，自己是天父的四子这一类无稽之谈。他参加拜上帝会，信仰天父上帝，只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他也知道，诸王中，除冯云山以外，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也和自己差不多，都明白神道设教的作用。不过，他也从不点破。杨秀清表面上显得比天王的信仰还要虔诚，以至于天父对他的宠爱，似乎超过了天王。他几次装扮成天父下凡的附身，居然使天王完全相信。想到这里，他不禁冷笑起来”。又比如，“洪秀全心里不大高兴，慢慢地说：‘北征已经决定由林凤祥、李开芳带一万人马，阵营已不弱了。当年我们在金田起义时，才不过几千人。有天父天兄的庇佑，不用我亲自出马也会胜利的’”。唐浩明甚至对杨秀清等人都有一定的“赞颂情怀”，赞颂他们的反思能力和顾全大局的能力，而洪秀全则是一个盲从于上帝说的迷信的庸才。其次，唐浩明在人格上也否定了洪秀全，书中特地写到洪秀全科举上的失败所带来的愤怒：“一提起考试，天王就有一股冲天怨气，有时这种怒气发作起来，他恨不得杀尽天下考官。偶尔夜半静思，他想起自己为何扯旗造反，走上与大清王朝做对这条路，说到底就是因为考场上屡屡受挫的缘故吧！”又说：“倘若那时府试、乡试、会试节节顺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天王了。即使做了万民之主的天王，洪秀全一旦想起那些伤心失意的往事，心里仍然会浮起一种因为被人瞧不起而产生的悲哀。”还有：“‘今日成功了，六人共坐江山的誓言可以不必兑现，但开科取士，则非实行不可！’天王在心里狠狠地说。”

从上述描述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洪秀全没有在那个“传统体制”内平步青云，于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报复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闹剧”或者“悲剧”。这样一个昏庸无能的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与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曾国藩对阵，其失败的结局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笔者认为，洪秀全作为一场农民起义的最高领导者、拜上帝教的发起者，杨秀清等人的“绝对核心”，肯定有其独特才能和人格魅力的，否则，他也降服不了野心勃勃的杨秀清等一干强人。同时，洪秀全对上帝的理解绝非仅仅是迷信，他发动农民运动的初衷也绝非仅仅是对科考的不满，其深层原因无须我们来讨论。诚然，太平天国后期内部是有斗争，洪秀全还杀掉了杨秀清，因此，唐浩明通过洪秀全第一人称的心理描写，将太平天国设定为一个在“传统体制”内没能发达的“愤青”对“传统体制”进行报复的一场行动，这样的观点，作为个人的一种认识，无可厚非。

但是，唐浩明把他放到对整个历史事件的解读当中，这样做是否妥当？书中的这类描写，将唐浩明的倾向进一步表达为：作者不仅完全否定洪秀全，更完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太平天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洪秀全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甚至其才能也并不高，能力也并不强，性格上有种种缺陷，等等，但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源毕竟不在于上帝的有无，洪秀全的悲剧也毕竟不是一个“愤青”所能概括得了的。小说中，洪秀全是曾国藩的对立面，唐浩明要树立曾国藩的高大形象，其实也无须矮化甚至是丑化洪秀全。相反，洪秀全越是老奸巨猾，越是精于算计、难以对付，岂不越能衬托出曾国藩的足智多谋，越能映衬出他的勇于担当和舍我其谁吗？

有评论家指出：唐浩明书写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他是传统文化下的一个圣人，又是封建思想下的杀人恶徒。但是，笔者的阅读感受是：曾国藩的一切都具有合法性，而太平天国运动完全失去正义性。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在此，唐浩明似乎缺失了当代的视角，或者说现代性的视角。虽然作者的书写具有相对的客观性，但切入角度似乎还不够现代，当下的书写应该以现代来解读传统，在方法上可能没必要一定追求现代性，但在历史观上应该具有现代性视野。如果仅仅以“传统体制”的目光来解读历史，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和作品应有的现代性。

比如，曾国藩对着太平天国的告示“……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大骂“胡说八道”；对着“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也大骂“这些天诛地灭的贼长毛！”再比如，“罗大纲拍着桌子喝道：‘你的老娘死了，你晓得悲痛。你知不知道，天下多少人的父母妻儿，死在你们这班贪官污吏之手？！’‘本部堂为官十余年，未曾害死过别人的父母妻儿。’曾国藩分辨。”“‘曾妖头，’罗大纲继续他的审问，‘不管你本人害未害人，我来问你，全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灾荒，不由你们这班人负责，老百姓找谁去！’曾国藩不敢再称‘本部堂’，也便不再分辨了。他心里自我安慰：不回话是对的，一个堂堂二品大员，岂能跟造反逆贼对答！”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唐浩明是以曾国藩的视角进行写作的，这正是“传统体制”的视角，是官本位的思维，是权术和手段的正统表达，甚至曾国藩后来纵容曾国荃杀降、屠城在这种“传统体制”内也有其合理性。相反，在这种“传统体制”内，太平天国运动完全丧失了其合法性。

如果以同一种现代性视角，来对待太平天国的书写，就应该对其来龙去脉有一个客观的描述，即便没有客观的描述，也不应该让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正义性淹没在传统体制的思维中，这种单向度的传播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读。而以曾国藩的视角进行书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唐浩明由于太过偏爱曾国藩而没有警惕到对该人物保持应有的“冷”的距离，抽离出个人情感，使之更加客观真实。

比如“他(曾国藩)和南五舅谈年景，知道荷叶塘种田人这些年来日子过得艰难，田里出产不多……南五舅还偷偷告诉国藩，荷叶塘还有人希望长毛成事，好改朝换代，新天子大赦天下，过几天好日子。这些都使国藩大为吃惊”，这里虽然是南五舅“说”的内容，却是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出发称呼“太平天国”为“长毛”，出现作者和曾国藩的价值判断重叠，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容易引导读者产生认识上的误读，以及价值判断的偏离。

七、 警醒意识与知识分子的内心冲动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李自成》是对唐浩明的创作启迪最大的一部书，这种启迪首先表现在作者对历史小说写作的严肃态度和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其次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唐浩明说他读《李自成》，感觉一切都顺理成章，真实可信，明知有不少虚构，但觉察不出来，“在没有任何障碍的状态中，被不知不觉地引入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唐浩明认为“历史小说的语言应该文白相杂、雅俗兼备，才较为得体。写上层，写士人，宜用较为文雅的语言。这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也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历史氛围”。显然，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就是用这种文白相杂的语言写的，也的确营造了很好的历史氛围。

但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氛围由于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场合出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称呼的转变或作者对人物称谓的变化而使得小说产生一种突然而来的陌生感或阅读上的不适感，使原本“不知不觉地引入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情感立刻游离出来，甚至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惊悚”或不真实感。由于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外国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都直呼其名，比如“安娜”，比如“保尔”，读者对此不会产生任何的陌生感或不适感。但是，与安娜·卡列尼娜、保尔·柯察金等外国作品中出现的主人公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先辈/长辈(特别是大人物)的称谓很少直呼其名，中国作家在其作品的叙事中也很少对所塑造的主人公直呼其名。除非故事中的人物相互之间十分熟悉，是朋友或者家人等才会舍去姓氏，直呼其名。也就是说，这种称谓既有前提条件，又有情感归属。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称谓，不仅见出人物之间的性格特点，也彰显作者对人物的好恶倾向。唐浩明的小说，大部分的时候都用的是人物全名，是客观的、冷静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只称呼名，而不带姓氏，比如“国荃”“国葆”“国蕙”，甚至还有“达开”，更甚至还有“秀全”出现的，等等，这究竟代表了作者怎样的情感表达？每一处称谓的不同是否有其特殊用意还是任意为之？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情感投射是否暗示了作者自觉地参与了对历史的追溯，抑或这只是作者行文时的一种习惯，甚至是说没有在意前后文的统一而形成的某种疏忽？不知别人在阅读时有没有这种感受？

关于《曾国藩》的畅销，唐浩明坦承要归功于中国官场文化的实用性，曾国藩作为中国官场中一个较为完美的成功者，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不少人买这本书，是试图从中学到一些如何做官的技巧。但饶有意味的是，唐浩明在很多次采访中强调，他要写的是士，而非官；对于有评论家把唐浩明的创作归于官场文学，他也颇不以为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唐浩明的创作意图和读者感受(包括评论家的判断)之间出现了错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位？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未必是赞扬，而更应该是批判；可能未必是让读者学习到了什么，而更应该是引起了读者什么样的思考。笔者在阅读当中，深深体会到，对于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作者要赞扬什么，必有所指；但对于要批判的东西，却感觉有些模糊。这可能与作者创作时的政治气候或时代背景有关。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在于不少国人对于士和官的概念混淆。传统中，我们讲的是士官文化，这是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留下的产物：学而优则仕。这里的“仕”与“士”不是同一：士未必是官，但官一定是士，且士一定想为官才可为士，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蒙宠皇恩”。

在唐浩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浓重的“安身立命”“平步青云”的思维，例如：“当年郭子仪缰绳那天，他的祖父也是梦见了一条大蟒蛇金门，日后郭子仪果然成了大富大贵的将帅。今夜蟒蛇精进了我们曾家的门，伢崽子又恰好此时生下。我们曾氏门第或许从此儿身上要发达了。你们一定要好生抚养他。”又比如：“到了外婆家，母亲将这段险情一说，大家都说母亲讲得有道理，并恭贺她今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诰封。”等等，小说中还有许多言必称“天下”的地方，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但是，传统的“天下观”则是值得商榷的。

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在托尔斯泰看来，知识分子意味着自由、独立、人格的完整，这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属性。所以，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是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如卢梭、伏尔泰等人，也不会直接参与政治，甚至马克思也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在文学领域同样如此，一旦参与政治，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必然受到政治属性的约束。

那么，透过《曾国藩》等作品，我们应当反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属性是什么？官的精神属性又是什么？当代知识分子阅读唐浩明的小说，大多都是在学习——学习官场文化的钩心斗角，而非思考——思考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更遑论批判——批判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对人性的扼杀，当读人们津津乐道于曾国藩的“狡诈”与“狠毒”而漠视于曾国藩的隐忍与自律时，这种“尴尬”难道不悖于作者的创作初衷吗？唐浩明虽然无法控制读者有选择性地汲取作品的养分，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是否可以给予这样的读者一种警示，至少是某种忠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