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志如 单富博

中国传播学史中译著出版与传播学发展关系密切。以1978年郑北渭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翻译的华伦·艾吉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两篇论文为起始，传播学引进至今已有40年。但严格意义上，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公开出版以1984年新华出版社的施拉姆和波特的《传播学概论》为标志。自此，译著出版为具“舶来品”色彩的传播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与译著出版实践的蔚为壮观相比，对其研究却姗姗来迟。从已有成果的研究切入点来看，译著所承载的思想和内容等往往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如果没有译著或者书籍，思想就失去了重要的承载容器。因此译著层面的跨文化翻译、出版选择与取舍、阐释与传播等也同样重要。

这样的视角也受到了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媒介学思维的提示，即“媒介学的功能正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即在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联系”①；媒介学的迎角要连续提出三个问题：针对谁？在什么背后？通过什么途径？②整体上媒介学的主要意图是关注传递（transmission）而不是传播（communication），即一种观念和社会实践如何融合文本或技术配置形成互动、转化或者创新。陈卫星认为：“比如说‘书’是一种媒介，那么从媒介学的观点来看，就要同时包括文字、作者使用的语言、纸、编辑、印刷工艺和发行等，才能完整地呈现‘书’这种媒介。”③如果以完整案例而论，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史研究可被视为与媒介学有着不谋而合的类似见解：基于5000多封信件考查《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与传播如何与启蒙观念和运动交织和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