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和

一、文学“实感”本位

金理通过梳理“名教”的历史流变，重建语境，以章太炎、胡适、鲁迅、胡风等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他们的创作、学术和论争实践呈现“名教”批判之路上的艰辛抗争，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在具体论述中，立足于文学“实感”是金理的自觉选择。

金理认为文学的最大长处在于提供“实感”。“所谓实感，首先是指主体对‘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直接的、实在的‘经验’与‘感觉’，并且在文学中呈现这一‘经验’与‘感觉’。”实感“力图呈现出对于‘实际生活’中‘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真实、实在的‘影像’，必须通过感觉器官的‘反应及努力’。”也就是说，“实感”指向的是主体的一种能力”。“实感”的特征主要有：实感的“置身性”、实感指向“作为态度的文学”。

陈思和先生曾以三个定语概括阅读文学作品的途径：欢悦地、投入地和感性地阅读，其中感性地阅读就是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丢掉各种先验的政治教条、文学理论，而应依靠“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审美效果”，将自己的生命信息和主观愿望带入文学世界，从而和作家主体的心灵产生交流与碰撞。[1]也就是说，在文学的阅读中敢于“破名”，重视文学的“实感”，与生活呼应，通过主体的互动，从而达到审美体验和知识生产的目的。这也是金理所推崇的文学“实感”本位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解读具体文本，将作品与作家、审美与社会等内外信息呼应、结合起来。”

金理在《伤逝》的文本细读中很有心得。一般论者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归结于冲破旧家庭束缚的“五四”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缺乏进一步革命的勇气和能力，从而导致爱情的悲剧。[2]但金理从文学的“实感”出发，认为这种结论“着力于在历史条件的变迁中考较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集中于‘思想’而对获得‘思想’的主题关注不够”，认为“启蒙并不是由外在或‘众数’权威自外而内植入的绝对命令，它必须由先验的‘名’的形态转化为一种更为本源性的存在，启蒙就由这样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导源出来。”在大家耳熟能详、习焉不察的文学作品及研究定论上，金理做出大胆的突破。这不仅是研究者具有敏锐的学术嗅觉，更是采用了文学“实感”本位的研究方法。金理指出：“子君将涓生视为启蒙者，涓生通过从西方文学中获得的观念、价值征服了子君，”认为子君和涓生这种爱情实际上是具备文化与象征资本的启蒙者播撒现代性话语的过程，通过这种“名”的肤浅的传播从而攫取想象性的领导权。为了准确地论证自己的观点，金理还引用了胡适1920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材料：胡适批评当时某些大学生深受“名教”所害的肤浅形象，开口就是“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无政府主义”等“半生不熟的名词”。大家都知道，胡适是易卜生主义的鼓吹者。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胡适主持的《易卜生号》，并且他亲自翻译易卜生代表作《傀儡之家》，对“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青年女性以娜拉为人生偶像，为了爱情和自由，反抗家庭，离家出走。实际上，鲁迅反对这种人生态度和道路选择，他认为个人的经济基础和生计问题更为重要。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也就是说，胡适和鲁迅在“五四”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教师在课堂中讲述的常识。但是，金理通过文学的阅读“实感”，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并且以“破名”的理论统一起来，让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五四”学者、作家的批判精神。

金理善于在文本的细节中，历史褶皱的缝合处，考察文学的场域，捕捉时代的信息。如在以胡风为中心论述“破名”的历程时，金理显示出高昂的学术热情。从1933年的《辩证法与江湖决》开始，一直延续到1977年的《简述收获》，哪怕身陷囹圄，胡风一直与“崇名”“借名”的名教教徒做怒目金刚式的斗争。同时，胡风给绿原、鲁煤、顾征南、路翎等“七月派”作家予以创作及人生道路上的指导，鼓励年轻人参与到“破名”的文学中来。金理从具体的文学或文论作品出发，从庞杂的史料中梳理脉络，从而发现胡风“与攘臂争先地夺‘名’入怀，趾高气扬地持‘名’在手的‘航空战士’们抵死苦斗。”从各种复杂的材料中敏锐发现问题，梳理脉络；通过文学文本细读方法、立足文学“实感”本位进行文学史、思想史等综合考察，方能将印象体会落到实处。

二、文学史意识

《名教批判》的第二个特点主要表现为文学史意识。“文学史是研究者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整合”，“文学史只有成为个人的研究工作，表达个人对时代、历史和文学的真知灼见，以及展示研究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才有可能使这门学科体现出真正的自由精神，文学史才会有一个蓬勃的前景。”[3]这里的“时代、历史和文学”就是指文学研究中的总体意识，只有将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与时代背景综合起来研究才能体现这一学科的“真正的自由精神”。这也是“新文学整体观”的应有之义。金理深得导师的真传，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即总体文学史观和长时段视野的特点。

《名教批判》是建立在文学“实感”基础上的研究，但并没有局限于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闭门造车，而是同时涉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总体状况。对于金理而言，“文学史视野”不仅意味着单向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贯通，同时也是一个多向度、多维度的“史”的融合。现代“名教”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大隐病，与后发国家在特殊时代中的困境相纠缠。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就致力于将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综合研究，打破壁垒，跨界融合，使人们对某时段历史有总体理解。198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意识到运用总体意识来理解文学史的重要性。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下，很多学者对文学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如赵京华对中国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重新厘清中国现代文学与总体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4]

在研究方法上，金理也继承和发扬了导师的学术传统。陈思和先生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主要是将作家、作品置于时代变局的整体中发掘文本的意义。在《名教批判》中，金理以章太炎、鲁迅、胡风为主线考察“名教”的源流和危害，“力图在人的世界找那个把握历史的过程，或者说，通过历史的展开来丰富对人的理解。”金理自始至终对学术怀有崇高的热情，观察“面对现代中国新知识爆炸、名词满天的情形，一些读书人的反应、态度、体验，以至由此可见的人物性情，还有文学对此的参与。”这使得他的研究能兼顾到各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避免了狭隘的判断。

总体的文学史观主要关注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而长时段理论则着重此时与彼时的关系。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提出“时间三分法”，分别称之为“个人时间”“社会时间”与“地理时间”，与之相对应，则为短时段、中时段与长时段。为了超越“短时段”研究的狭隘与局限，布罗代尔强调与突出“长时段”，进而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水平。“长时段”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极大应用，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先生提出“新文学整体观”的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视野。

金理继承了前辈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表现出更为宏大的学术雄心。《名教批判》涵盖了从二十世纪初到当下的“长时段”，将“名教”这一概念置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考察，尤其是在近现代以来的宏阔历史视野中进行整体性、全局性、建设性思考。“通过‘名教’的历史流变梳理基本概念；通过对时人言论、报刊等出版物的考察，着重名教风行的语境；寻绎章太炎、胡适、鲁迅、胡风等人的言论、文学和实践（包括涉及的多次论争）来把握其对名教批判的持续关怀等。”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中，金理始终表现出对学术的虔诚和敬畏，小心翼翼地求证，避免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做空疏、高蹈的判断。

三、知识分子心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20世纪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和艰难历程，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绪起伏、精神流变相互影响，彼此映照。历代知识分子“置于自己的具体问题和生存困境”从事以文学实践或知识生产的方式，探析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层面。而这正是《名教批判》的重要特点之一。

陈思和先生经由贾植芳老先生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胡风、巴金等前辈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这种传统不是空洞、飘浮的概念，而是指知识分子在具体创作实践、学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比较固定的思想观念。这些知识分子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观照社会和未来。陈思和先生曾经勉励金理“做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精神领域的薪火传承”。[5]

如在研究“破名”的内涵过程中，金理从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将反抗现代“名教”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相互参证，从而揭示“名教”批判的内涵、意义和过程。“破名”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将外在的、凝固的真理和律令内在化的过程。如“五四”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同样存在于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当他需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明态度或阐发社会现象时，他毫不犹豫地秉持时代流行的历史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他研究文艺内部规律时，又往往会接通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新绪，从而获得崭新的世界意义。”在具体论述中，金理以胡风对厨川白村、弗洛伊德的接受来论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成长以及复杂形态。“胡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从社会任务、历史内容、人民要求、时代进步规律等客观存在的‘名’的角度，而是从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名教批判》总是在一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发现现代知识分子焦灼的身影和苦闷的灵魂。

不难看出，金理在论述知识分子精神史时，采取了文史互现法。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考证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以章太炎、鲁迅、胡风等人的学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主线，论述他们对“名教”的批判的持续关注，形成现代人文传统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则以文学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点、人物、论争等历史要素，与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相互参证，从而全面地把握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金理在论述“名教批判”的过程中，常常会“宕开一笔，将目光投向现实”，及时发现它在当下语境下的表现形态，并予以态度鲜明的批判。

四、知识中“逃离”

不妨把这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形象地称为“知识中‘逃离’”。

以上三点，我们不仅可以从《名教批判》容易发现，也可以从金理的学术实践活动容易总结。事实上陈建华、周立民、李德南、张勐等学者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特别是陈建华教授关于《名教批判》的相关论述让笔者受益良多。“实感”本位、文学史视野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观照，不仅仅是金理在《名教批判》中表现出的三个重要特点，更是陈思和先生在学科教育和学生培养的过程中总结出的良好经验。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前言中开篇就说，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分别对应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培养目标。金理攻读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的12年时间都在复旦大学度过，后来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他身上自然有着复旦的学术传统和教学实验成果的深深烙印。因此，换一个角度说，《名教批判》表现的这三个特点，不能说是金理独具的。这也是陈思和先生培养的学生、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培养的学生的共同特点。金理在《名教批判》的引言和“现代名教的界定”部分将这几个特点介绍得清清楚楚，并且一再说明《伤逝》研究心得。这种书写策略一方面有利于学术成果的理解和传播、避免误读；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这部学术著作的进一步深化。毕竟思想的火花需要碰撞，理论的创造需要“误读”。相信这也是十多年前金理在博士论文撰写时忐忑、释然、兴奋的心理使然。毕竟这是一部他“用力最勤、耗时最久、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书稿”。十多年过去了，金理已将《名教批判》的三个特点内化为自己的学术品质，内化为对“现代意识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深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导师的陈思和先生以旧文作为这部著作的序言，不愿再多说什么，金理在后记中也是惜墨如金。金理近20年的学术道路、学术实践和学术成就就是这部著作学术价值的最好阐释和合理延伸。

这种延伸就是当代意识的强化，即在“知识中‘逃离’”。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学术都存在一股复古的潮流：文学创作上不再热衷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追逐，而退回到中国现代（古代）小说传统，在本土资源中寻找新变；文学研究上不再追求理论上的创新，企求在史料整理中寻找突破。但是，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成就，学科研究暂时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突破。说到底，还是因为学界缺乏一种“逃离”的精神。可以说，金理在《名教批判》中最让人激动之处就是这种滚烫的“逃离”欲望和鲜明的当代意识，就是这种“现代意识和现实战斗精神”。金理目光如炬、嫉恶如仇。“在今天的社会与文化建设中，名教的阴霾并未散去，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血气丧失的符号操作屡见不鲜，那种丧失‘实感’而将自己打扮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的发言者一再粉墨登场。”同时，在当今学者如余英时、耿云志、胡明、尹权宇、郜元宝等人的论述中发现“名教批判”的持久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逃离”精神和当代意识使得他在之后的青春想象、青春形象研究以及“同代人”批评中如鱼得水，硕果累累。

张新颖在金理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指出，在20世纪以来的思想和文学中，“名教批判”的脉络不止章太炎、鲁迅、胡风这一脉，还有别的方向的批判。金理接受了这一修改建议，“不同思想背景的知识分子，对名教膨胀的危险其实都有所敏感，并依据自身语境和路径，为名教批判贡献了力量。这就需要再寻找一些与原先构成张力的讨论对象，所以我后来又写了一章胡适。”但是与之前几个章节的论述比较起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部分在论述上的“置身性”有待加强，特别是胡适与同代人的互动，文化场域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有待深入。

注释：

[1]陈思和：《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广东人民出版2018年版，第5-6页。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陈思和：《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封信》，《文艺争鸣》,1997年第3期。

[4]赵京华：《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读书》，2002年第6期。

[5]陈思和：《金理的印象》，《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