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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及文化认同

2020-11-17郭怡文

黑龙江史志 2020年12期
关键词:民族融合政权汉族

郭怡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0)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局势动荡,人口流动频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各民族之间不断的矛盾与冲突、发展与融合。各民族打破了血缘聚居的隔阂,民族杂居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最终由民族融合走向文化认同。

一、魏晋时期汉族政权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政策

东汉时期,已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生活,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些内迁民族采取的政策是安抚与镇压。对主动依附的民族如南匈奴,汉王朝主要采取安抚政策;而对于被汉王朝击败被迫迁徙到内地的民族,东汉统治者采取的政策则是强制这些民族迁移到别地,分而治之,使他们无力反抗汉王朝。至曹魏时,随着更多的少数民族内迁,统治者也开始更加重视对他们的管理。如曹操通常便是强制他们迁移到汉地,或是设置西域校尉。

西晋时,统治者对内迁民族的政策与曹魏时期大致相同,但态度更为强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匈奴右贤王刘宣曾愤慨“晋为无道,奴隶御我”[2]。此后民族武装反抗也时有发生,面对这样复杂的民族关系,西晋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是“徙戎”,即将内迁民族迁徙到更为偏远的地区,与汉族分居而治。

西晋时期关于“徙戎”统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江统的《徙戎论》中。《徙戎论》开篇即言:“……《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3]江统认为语言、货币和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体现了华夷有别。随后江统提出对待戎狄应“待之有备,御之有常”。他认为戎狄自周王室衰微进入中原以来,便对中原呈威胁之势,而光武帝年间“徙其余种于关中,与华人杂处”的做法使“五胡”得以休养生息,曹操迁戎狄至秦川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所以江统提出真正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徙戎。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出“戎晋不杂”,认为将内迁民族迁出塞外“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4]。所以西晋末年,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政策便是将内迁民族迁往边境。如西晋侍御史郭钦将胡人迁出塞外后,另遣汉人实边,“…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5]。

徙戎分居的政策直接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社会动荡。这种将少数民族“蛮夷”化的偏激主张本身便不具备可行性。首先,《徙戎论》对于少数民族的看法是落后的偏见,孔子曾言:“虽之夷狄,不可弃也”[6],可见江统并未真正理解《春秋》大义;其次,将已经内迁的民族强制迁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做法,已经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内迁人民难以倒退回游牧生活,且一旦迁徙,势必会造成关中缺乏劳动力,这也是汉族地主不愿看到的。所以这种做法无法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矛盾,反而导致民族关系更为紧张,统治者无力牵制各民族,各族趁机发难,爆发了“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灭亡。

二、南北朝时期内迁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征服政策

西晋灭亡后,大规模的民族内迁和民族矛盾激化,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野心显现,举着反晋、恢复匈奴旧业旗帜,各民族部落首领并没有真正发展生产,反而开始了对汉族人民的征服。这种征服不仅仅是反抗民族压迫,更多的是带有掠夺性。十六国的刘聪进攻洛阳时,“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7]。后赵的石虎更是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百姓生活困苦,积尸原野,“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8]“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9]。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汉族百姓前往汉人张轨所建的前凉避难,形成了“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0]的场面。然而除了向周边流亡避难的百姓外,留在中原地带的汉族百姓还要继续受残暴统治的压迫。公元349 年石虎死后,后赵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汉人冉闵的手中,冉闵展开了报复性压迫,民族关系更为紧张,造成“诸夏纷乱,无复农者”。紧接着在周边民族激烈的反抗后,冉魏被前燕所灭。正是由于冉魏对于民族矛盾的偏激处理,加深了民族矛盾,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最终导致其建国三年便迅速灭亡。

公元370 年前秦灭前燕后统一了北方,苻坚看到了民族压迫的弊端,对汉族开始实行团结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汉人和少数民族没有区别,有才德便可做官,甚至在前秦实行汉族官制。“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11]。前秦的“羁縻”政策虽然有一定成效,但由于当时前秦发展的不成熟以及严重的民族隔阂,民族团结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前秦最终在淝水之战后崩溃瓦解。前秦灭亡之后,进入了北魏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南北进入了100 多年的对峙期。北方各民族在经过了漫长的民族对抗,数百年的杂居之后,民族关系走向融合,进入了对立中有融合,融合中又有矛盾的复杂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

(一)北魏的民族融合状况

北魏时期,重新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各民族杂居的局面稳定下来。内迁民族与汉族长期一起生活,接触到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加上人口的众多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原有的部落制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管理,此时的民族关系与前期相比就更为复杂,民族融合已不可避免。相同的生活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民族矛盾往往是文化的差异大于血缘的差异。”随着各民族在中原生活时日渐久,鲜卑族逐渐接受了一些汉族的文化和思想,甚至模仿汉族形成了“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2]的汉化局面。 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缩小,使民族情感矛盾与文化融合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民族融合的现象。

事实上,早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天兴元年(398 年),拓跋珪破后燕都城之时便自谓黄帝之后,并以“皇帝”自称,参照汉人官制与服饰,“命朝野皆束发加帽”[13]“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北魏开始封建化。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更是大量任用汉人地主,保护封建土地经济。文化上以道教为国教,接受“太平真君皇帝”的称号,封建化速度加快。

至孝文帝时期,随着北魏领土的扩张和人口增多,带有游牧色彩的畜牧业已无法适应百姓的生活。并且由于宗主督护制和九品混通制对百姓的压迫,人民起义比比皆是,北魏原有的政治制度已不能满足统治的需求。再加上此时各民族之间已有一百多年的磨合,在这种局面下,孝文帝决定实行汉化改革。鲜卑汉化的基础,首先是变更土地分配和赋税方式。485 年北魏实行均田制和户调制,次年又下令实行三长制,各族人民从部落制变成国家的编户,摆脱了宗主督护制的各族人民有了统一的政治基础,依人口为标准授田的方式对各民族而言也相对平等。因此,经济、政治生活的一致性,使汉族与内迁民族有了共同的利益关系,相同阶级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开始模糊。

最重要的一点是,孝文帝确立了门阀制度,并在鲜卑内部推行。实行与汉人相同的门阀制度,一方面减少了鲜卑人对汉族士族的偏见,另一方面各阶层固定传承的制度使各民族有了共同的阶级利益。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少数民族和汉族合流的方向已成定局。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以律令形式肯定了民族融合,使游牧民族的鲜卑开始向封建农业生产靠拢,各民族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生活,大大缓解了北方的民族矛盾,加速了民族融合。

(二)民族冲突中蕴含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民族合作的纽带。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者共同的文化认同。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的正统之争,从文化的角度看,正是蕴含着各民族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感。

北魏统一北方后,南北方政权都相对稳定,在持续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中,关于政权的正统性问题便成为南北争执的焦点。如南朝的《南齐书》中曾用“魏虏”“索头”称呼北魏少数民族,认为南朝才是传承正统文化的礼仪之邦,“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14]。与《南齐书》的观点相悖,北朝所著《魏书》则记载“魏所受汉传国玺”[15],认为北魏所处的北方中原,是真正的正统发源地。此外,《魏书》中收录的《岛夷列传》更是将南朝的宋、齐、梁三朝称为“岛夷”,从而鄙夷南朝政权的伪。从南北政权互相斥责对方为伪政权,极力证明自身政权正统性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南北政权对于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共同的认同感,换言之,也就是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是十分强烈的。

从北朝内迁民族的角度而言,西晋时的匈奴人刘渊想做中原的帝王,便打起“尊汉”的旗号收买人心,自称汉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6];前秦苻坚准备进攻东晋时,其弟苻融进谏认为身为“胡人”,即使建立了国家仍应尊重江东的“天之所相”“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17]都能说明此时内迁民族对于汉文化的认同感。从文化上来说,北朝法制参考汉制,并且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18],大力兴办儒学,时常对华夏圣人进行祭祀活动,可见内迁民族对汉传统文化的重视与认同。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北朝占据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中原,也是北朝认为自己才是文化正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汉人而言,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虽处于内迁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冉闵称帝之后曾言:“吾属故晋人也”[19],认为应当将晋朝天子还都洛阳;南朝的汉族人民一直想要收复失去的中原故土,多次进攻中原都取得了关中百姓的支持,“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20],而侨置郡县的存在足证南方统治者对于中原旧地的念念不忘。此外,南方政权斥责北朝为非正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缘,北方内迁民族与传统封建王朝不属同一民族,没有共同的血缘是南方斥责北方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北朝统治者对此有另一种说法:“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21],其认为本民族也是炎黄子孙。而这种解释也更强有力地佐证了内迁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认同感。

总而言之,从北方内迁民族的角度而言,不论是实行汉化改革,还是因地处华夏文明发源地的自豪感,都体现出内迁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向往。于南方汉族而言,对中原故地的念念不忘,以及以正统政权自居的态度,也表明了汉族对华夏文化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这些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迁民族与汉族之间,在互争正统的冲突背后,蕴含着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总的来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各民族从分散而居到民族聚居,从冲突到融合是国家进步发展的必然历程。无论是内迁民族对于汉族的压迫政策,还是汉族对内迁民族的抵制,都是畸形的民族观念。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任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民族分裂都是倒退,最终都会走向灭亡。民族关系和谐友好,民族文化相互认同是每个历史阶段共同的追求。只有各民族友好团结,才能使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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